中华农耕文明的核心是儒、道、佛融合一体,以儒教为主的伦理观。它经过家族关系的自发演化,以礼乐的形态衍发于西周的封建时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城乡二元结构的伦理观萌芽于此初现。商鞅变法发展了管子的耕战论,秦政权借以将农民与土地紧密连属,建成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定型;汉承秦制,益以儒家纲常伦理系统,构成分散的农民与中央集权大帝国的伦理支柱,城乡二元结构趋于完善而巩固。儒家伦理观经隋唐的儒、道、佛的互相融合渗透有所光大,但对城乡二元结构无所触动。宋以后,由道学而理学,儒家伦理日趋僵化。儒家伦理观引导我国走过艰难、光辉的道路,但随着世界进入工业时代,与海洋、工商文明相比,传统的农耕伦理观相形见绌。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三次败绩,进一步揭露了儒教伦理的不足恃。我国历代政权在保护城市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巩固了农村的落后,城乡之间形成历史性鸿沟。目前统筹兼顾的城镇发展计划,显现城乡差别走向消除的曙光。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彻底破除之时,应为我国新的伦理观萌发之日。我国传统农业伦理中富含普世价值的优秀基因,将投身历史的熔炉重新锻造,与其他文明的伦理系统相融合,蜕变孕育全新的中华伦理观,对人类发展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