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出口、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现在，这一模式已经开始呈现衰微态势。国内工资的上涨，正侵蚀着中国作为低附加值制造业国家的成本优势。固定资产投资能源消耗量过大，对环境造成污染，并将财富高度集中。想要保持国家经济继续增长、并且保证其公民具有足够的幸福感，中国的领导人需要转变中国的发展模式，减少其对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依靠，转而依靠国内消费和更高端的技术创新并以此作为支撑。
　　消费和创新相互关联，并且都有益于中国国内正在成长壮大的中产阶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需要政府减少对于国有部门的支持，而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
　　在过去的十年里，每当出现经济方面的问题时，政府会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解决这些问题，而未在政治上做出更多的调整。这一做法在2008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发挥到了极致。政府在两年的时间内投入4万亿元人民币 （5860亿美元），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能够得以持续运转。
　　这些用于刺激经济的资金，百分之八十以上（4680亿美元） 都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和建筑工程。中央政府为部分项目发行了政府债券以提供资金，并要求国有银行为其余项目的相关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给予支持。地方政府官员对此备感兴奋，因为他们能够决定哪些项目能够上马、以及哪些公司能够获得政府的合同。大多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项目都承包给了同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关系密切的国有企业。在全中国范围内，大量的资金运转于政府官员、银行家和颇有门路的国有企业这些精英群体之间。
　　现在，中国的领导人需要通过允许银行根据项目的盈利能力、而不是政治关系选择项目并发放贷款，从而将资金支出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转移到私营部门的创新活动中去。只有通过这一途径，中国才能在价值链体系中继续向上游攀升，成为全球创新大国。然而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地方政府官员和地方国有企业领导人会极力阻碍任何以牺牲其利益的改革，他们是中国非常有权力的利益集团。
　　正如美国国会代表一样，中国的省级官员在参加中央政府的经济问题决策时，会将其自身利益问题摆上桌面。
　　在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阶段，邓小平在地方经济的方面给地方政府下放了更多权力，藉此赢得了支持。而下一时期的改革则需要取消部分业已下放的经济权力。如果想成功地实现经济的再度平衡，就应取消地方选择获取资金的公司和派发大规模基建工程项目单子的权力，由商业银行将资金分配给最具盈利潜质的项目和技术，无论其身在何地、也不管其具有何种背景。
　　中国已经在把资金投向战略新兴产业，但是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新兴行业带上发展的轨道。
　　例如，在绿色能源领域，中国已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风能和太阳能领域中去，不过中国领导人真正希望的是发展自主技术，并增加其在国内市场的销量，但情况并不是很理想。虽然资金用于清洁能源的研发，然而资金却是通过各种渠道分配出去，分配给有背景和门路的企业，而不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司。许多私营企业无法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而正是私营企业更有可能孕育出中国所需的新鲜理念。
　　中国在国内购置、安装这些清洁能源产品方面也显现出了滞后的态势，这一问题在太阳能行业尤为突出。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将其生产的百分之九十的产品销往海外，而这些出口产品正为关税问题所困扰。中国太阳能产品制造商希望中央政府能够提高国内市场上的太阳能能源消费量，从而在加大内销的同时，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这是因为，中国的电力领域仍被国有企业所主导。这些企业更倾向于沿用其所拥有的煤炭基础设施，而不愿意投资于太阳能等新兴技术。
　　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的能源领域捆绑于煤炭能源上，并使得中国的清洁能源经济无法摆脱“依赖出口、忽视内销”这一陈旧模式的束缚。那么，总体而言，中国陷入了这样一种情形：中央政府试图将中国经济推向新的方向，但现实中，各种力量又制约了中央政府的体制转型的能力。
　　整体看来，似乎每次中央政府推出的新理念都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如果新上任的中共领导人找不到新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有可能会急速放缓，这将会在经济方面，以及在更广泛的中国政治体制方面都产生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