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主权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权力，它具有对内最高、对外独立双重属性。国家主权思想则是指是人们对国家主权的系统化、理论化认识。国家主权思想最早是在西欧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而产生、发展，并随着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向世界其他地区流布传播。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萌芽，在洋务运动期间有了初步发展，戊戌维新时期得到高扬和传播，最终在辛亥革命前10年走向成熟！
　　关键词：民族国家；国家主权；主权意识；主权思想；人民主权
　　国家主权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权力，它具有国内最高和对外独立双重属性。就对内属性来说，主权基本和统治权同义，它“决定个人对国家与政府关系的重要问题”；主权的对外属性则主要是由国际法来调整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意味着国家的自主或独立”。而国家主权思想就是指人们对国家主权较为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国家主权作为近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最早是在西欧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而产生的。一般认为，十六世纪法国学者让·布丹（Jean Bodin）在其代表作《国家论六卷书》中最早提出了国家主权的国内最高这一属性。之后荷兰著名法学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又在其《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又提出国家主权对外独立、平等的思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和近代西欧国际关系体系的创立，同时也意味着国家主权思想正式在欧洲确立自己的地位。国家主权思想后经霍布斯、洛克、康德、黑格尔和卢梭等人不断发展而走向成熟，成为西方近代国际法的理论基础，并成为近代西方国际关系的基石。随着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这一思想也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流播布传播。
　　一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封建国家，在东亚建立起了以华夷之辨和宗藩体制为基础的“天朝”秩序。鸦片战争的爆发是东西方两个不同世界体系的撞击，战争的性质是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战争的结果却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的胜利。鸦片战争改變了中国固有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宗藩体制开始逐渐被“条约体制”取代，从此中国开始一步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同时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的艰难历程，创建现代性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成为近代爱国主义的崭新内容和崇高目标。美国著名的中国学专家列文森曾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指中国逐步从一个普世的封建王朝转变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是一核心动因。众所周知，土地、人民和主权是民族国家的三要素，而其中主权更被视作民族国家的灵魂。
　　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萌生在中国迈入近代历史门槛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当时，林则徐担任钦差大臣，在广东禁烟期间，为了解“夷情”，他专门派人到澳门，搜求并翻译“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报纸），密为印出，为制定“制驭准备之方”提供参考。对当时的禁烟、备战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人编译《四洲志》，以了解外国历史地理概况；并委托袁德辉和美国医生伯驾将将瑞士法学家滑达尔（瓦特尔）所著《各国律例》中有关战争、封锁、禁私等方面的内容译为中文，以相关条文为依据，维护国家的正当权益，驳斥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并依此成功处理了“林维喜案”。不可否认，林则徐对国际法的认识还很片面，并伴有浓郁的“天朝”意识，比如，他曾对英国商务代表义律所呈禀帖中出现“两国”字眼大为不满，认为：禀内文理，多不可晓。“即如‘两国’二字，不知何解？我天朝臣服萬邦。大皇帝如天之仁，无所不覆……想是英吉利、咪唎坚合称两国，而文意殊属不明。”但无可否否认的是，其开放的胸襟和眼界已远出时人之上，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并不为过。
　　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开始崛起并登上历史舞台，中外联系和交往日趋密切。但同时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些列条约的签订，中国的国家地位和国家主权都遭到严重侵害。洋务运动时期，国家主权思想演进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洋务大员及洋务思想家透过通过国际法（万国公法）对照不平等条约，开始认识到中国国家主权遭受严重侵害的事实，并开始萌生出较为明确的国家主权意识。该时期国家主权思想的主体是站在时代前沿的洋务思想家，国家主权思想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挽利权”，树国威，通过是以国际法作为理论武器同西方列强斗争，以期维护国体尊严，尽量挽回被不平等条约掠走的权益。
　　他们作为统治阶级体制内的一部分，试图通过在对内变法达致求富、自强，并最终通过“修约”来重树国威，挽回利权。同治年间，清政府在给英国公使阿礼国的节略中明确提出：“查中外时势，有难有易，且亦各有国体及自主之权。如时势可行，及无碍国体政权者，中国原有自主变通之法。其窒碍难行者，无论不能勉强。就令勉强试办，终必无成。”他们认识到“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决无可以夺人与甘夺于人之理”（《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他们把万国公法视为“彼此可相维系而不可统属之道”，对照国际法，他们认为列强攫取了大量“额外权利”，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所谓协定关税、领事裁判和片面最惠国待遇这三项，“最为中国之害”，希望通过修约时徐图挽回。洋务思想家还通过万国公法对领海主权等有了明确认识，如1864年洋务派就利用万国公法对领水主权的规定妥善处理了普丹大沽口事件。当时，普鲁士和丹麦正处于战争状态，来华赴任的普鲁士公使李福斯在中国大沽口洋面掳走了三只丹麦船只。清政府透过总理衙门表达了严正抗议，最终迫使李普斯认错放船。（《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可以清楚看到洋务大员及其思想家基于国际法对国家主权已有较为明确的认知。 　　三
　　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作为一个堂堂大国大败于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小国，被迫签订割让台湾，并赔偿2.3亿白银的巨额赔款，引发举国震动，不仅事实上宣告了清政府自强运动的破产，也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统治的腐朽无能，在帝国主义的赤裸裸的武力侵略面前国际法也显得苍白无力，亡国灭种的威胁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摆在中国人面前，引发举国震动！以康梁谭严为代表的维新派被推向时代潮头，他们作为具备西学知识和世界眼光的新一代改革领袖，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瓜分豆剖的空前危局，喊出了“保国、保种、保教”口号。他们认识到以往那种修修补补的改革举措已再难转圜，必须进行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系统的除旧布新，才能挽狂澜、延国命。戊戌维新时期国家主权思想获得空前发展，表现出新的特点：维新派已不再像洋务派那样迷信万国公法，而是代之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作为新的理论武器，来唤醒民众；同时维新派大力倡民权、启民智，力图通过“兴民权”达到“维国权”之目的。
　　四
　　辛亥革命前10年是中国现代性的国家主权话语形成的关键时期，伴随着清末新政崛起的新知识群体和海外留学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当时中国的新生社会阶层和重要变革力量，也是当时革命派和维新派的骨干和精英。对此，孙中山曾有过描述：“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期间，清政府迫于内忧外患，实行“新政”，有限度地开放报禁、言禁，国内近代出版业迎来快速发展的第二个高峰。10年间，国人创办报刊千余家，西书翻译也成倍增长，仅商务印书馆一家，从1902年到1910年就印书865种，2042册。新知识界借助西方的社會政治学说和公法理论，对国家主权的本质特征、主权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人民主权观有了全面深入的认识，开始形成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国家主权思想。其国家主权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中国谋求国家主权独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其中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派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他們领导并直接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建立起第一个以人民主权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国家。梁启超曾高度评价报业出版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体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尚稍烦战争，若北方则更不劳一兵不折一矢矣。问其何能如是，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世人或以吾国之大，革数千年之帝政，而流血至少，所出代价至薄，诧以为奇，岂知当军兴前军兴中，哲人畸士之心血沁于报纸中者，云胡可量！然则谓我中华民国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可也。”辛亥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旧民主主义意义上的人民主权思想终于在近代中国落地生根，尽管它还存在着诸多的局限性和脆弱性。但这毕竟是是中国迈向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一大步。
　　中国近代国际主权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是近代中国由封建王朝走向民主共和的核心动因之一。而截至目前，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几近空白，小文对其发展脉络做简要一分析梳理，权当抛砖引玉，期能引发学界对该论题的关注和探究。
　　作者简介：侯德彤，男，山东青州人，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