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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海韵第一次到宁夏西海固地区的一个村子考察，当地干部带着他走在干涸的黄土高原上，他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修这条路。“村里没水，要到镇上去买。水费5块，运费却要150块。如果把这条路修通了，就可以把供水站修到村里。”
作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一名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专家，方海韵相信自己的专业判断。以往的工作中，他碰到过更为复杂的项目，“比如论证一些出台的政策适不适合现在社会的情况？不适合怎么去调整和更新？有些项目涉及征地拆迁，需要什么价格补偿才能让老百姓满意，执行怎样的方案才不会影响老百姓当前的生活？”相比之下，给山区修路，算不上一个具有很大挑战性的项目。
但是，对于这个项目，方海韵和他的团队并没有丝毫的懈怠。
不修边幅的方老师
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方海韵的研究领域属于应用研究方面的政策研究和社会项目评估工作。
方海韵以征迁为例来说明项目评估的重要性：“有些征迁项目，政府单方面出台一个政策，然后按照执行，老百姓不同意，就搞强拆，结果闹出激烈的事件，受到上级部门批评，政府在里面两头受气。”经过社会评估专家前期调研，提出一个既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又能让老百姓满意的政策，就可以避免征迁中一些矛盾的激化。
方海韵走上社会项目评估之路，最初的原因也许就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些国际机构的理念。短短几年时间，他就吃透了世行的移民安置政策和法律。有些项目只要附上他的报告，动辄数亿元的资金就能顺利获批。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办公北楼的三层，一块挂着“社会项目评估中心”牌子的房间，就是方海韵的办公室。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办公室的门一打开，记者便看到办公桌上铺着厚厚的一层灰，显然很久没有用过。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牛昉带着陕北口音向记者解释说，方海韵一直在外边跑，在办公室待的时间确实不多。于是记者的采访便改在研究所的大办公室进行。
炎炎夏日，方海韵穿T恤短裤，看上去就像个不修边幅的大学老师。他说，他还真是当过老师。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进入社科院工作。那年省上出台政策，要求青年学者下乡锻炼，他被分到离西安不远的三原县教师进修学校当了两年老师，一个人带四个班的五六门课，包括教育学、管理学等等。
1992年，方海韵回到社科院，从事青少年问题研究工作。1994年，世行贷款陕西公路发展项目，找到社科院做项目评估。
“当时世行需要一个第三方机构，他们认为交通厅和长安大学（当时叫公路学院）都是官方的，而社科院是一个民间机构，立场相对中立一点。”方海韵介绍说。
虽然没有搞过这方面的工作，但当时的社科院领导觉得这个事儿可以接下来，方海韵被选定为承担此项工作的成员之一。“没想到跟世行合作以后，一发不可收拾，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不知不觉就做了二十多年。”
忙碌的移民专家
“他的报告世行官员非常认可，每个项目只要涉及到移民安置这块儿，世行亚行直接就提出：你们这里只有方老师能做。”张锋利告诉记者。
张锋利是陕西省发改委外贷办项目处的负责人，已经跟方海韵合作十多年。张锋利记得，他们最早跟方海韵合作，是2005年下半年世行贷款的全省农村改水改厕健康教育三位一体建设项目，要求对征地拆迁移民安置情况做社会调查以及移民计划。
“那是我们第一次找方老师合作，第一阶段是项目实施之前，要编一个移民安置计划，调查项目要建设什么内容，涉及多少个县，多少个村，多少亩征地，影响多少户老百姓房屋拆迁，一亩地赔偿多少，拆一户房子一平方米赔多少钱，标准怎么落实，钱怎么来，怎么监督，有一套计划；第二阶段是项目建设过程中，我们又聘请方老师做外部移民监测专家，比如建设期五年，一年出两个报告，监测各个项目县做得怎么样，有没有克扣老百姓的征地款？补偿标准是不是达到了？再关注项目建设以后的影响，修的路，供水设施，搬了新房后生活水平改善了还是降低了，收入提高了没有？总体要做一个社会影响的比对。”张锋利介绍说，“这个项目涉及15个县，282个村，30万人的饮用水安全，那段时间跟着方老师到处跑，要到现场看。”
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亚行进行优惠贷款搞灾后重建，这是一个紧急贷款项目，前期没有编移民计划，陕西省发改委外贷办项目处就聘请方海韵补做了一个征地拆迁移民计划，然后给亚行推荐。项目建设三四年里面，还要进行恢复重建的效果、社会状况的改善、对老百姓征地拆迁、移民补偿等外部监测。此后，亚行投资的秦岭生态和自然保护项目以及世行贷款的陕西小城镇项目，省外贷办都请方海韵担任项目评估专家。
“陕西小城镇项目涉及汉中、安康、渭南、宝鸡等地九个县区，项目上马前，世行要他确认一下符不符合世行政策和国家政策。他到现场跑了几天，回来打了个报告，两天项目就批下来了。”张锋利说，无论是项目委托方还是实施方，对方海韵的工作评价都很高，认为他的工作不可或缺，总能替他们解决很多问题。
近几年，慕名来找方海韵做社会评估的项目越来越多，他开始有所选择。“主要看能不能给群众带来实惠。西海固的公路改建项目，我为啥愿意做？因为当地群众都高兴得很。”方海韵说。
应对挑战解难题
作为颇得世行、亚行青睐的社会风险评估专家，方海韵深知这些国际机构对于受影响区域社会影响的重视程度。
有一年，他们做西安-陕川界高速公路项目移民安置和监测工作，在另一内资项目与他们的项目交界处，出现一个紧急情况，一个农民由于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要采取极端行为。“这可是世界银行的项目，是不是自己的工作出现漏洞？”世行官员和方海韵赶紧核实，结果问题是出在这一内资项目上。
“这个内资项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原来该项目2010年制定的拆迁补偿标准，由于各种原因，直到2013年才开始实施，但项目方仍按2010年的标准补偿，这户农民就不愿意。后来引起政府重视，这户农民的问题才得到解决。” 西安三环建设过程中也遇到移民安置问题，当时南郊一个受影响村的村民也是对补偿标准不满意，要求提高，把村里的路都堵了。
“三环项目涉及到城中村，拆迁量太大。方老师能顺利跟亚行衔接下来，很不容易。世行、亚行对移民安置和社会评估采取一票否决制，如果哪个项目因为移民问题发生纠纷，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项目停了。”张锋利说。
既要让自己的报告达到外方要求，还要有利于推动国内的工作，这是移民专家方海韵一直面临的挑战。
“我们的方法是把容易引起矛盾的问题提前找出来，让双方坐在一起沟通，我们起桥梁作用，既要照顾到老百姓利益，也要顾及政府的具体情况。如果标准提的太高，财政承担不起，项目还是个空的。”方海韵说。
也有项目由于实施方案出台前，老百姓没有得到完整信息，准备实施时，群众上访、游行、堵路，气氛非常紧张，直接影响到项目建设。
“我们下去调查，村长就说，怕你们进了村就出不来。”方海韵就通过熟人下去摸底，还不敢说是来调研的，随便找村民聊聊天，“好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问题得以顺利化解，让方海韵感触颇深，“一些建设项目由于我们参与，政策上有所调整，让老百姓受益了，老百姓就更容易理解建设项目，理解国家的政策。”
虽然发现问题是职业本能，但方海韵发现了问题，往往并不急于捅出。“尽量先沟通各方意见，能解决就解决。如果一发现问题立马就说不行，急急忙忙往上打报告，就会弄得各方面比较被动。”
方海韵介绍说，“移民安置最大的挑战性在于：安置费用是国内配套资金，也就是当地政府掏腰包。按照国家政策，外资不能用于支付这方面费用，但外资对移民安置要求又非常严格，要求跟老百姓磋商，补偿政策要公开透明。受影响的老百姓要妥善安置，占地要赔钱，拆房要给补偿，要确保项目建成后老百姓生活质量提高，至少不低于建设前，这是总原则。”但这个做下来非常难，有些地方财政窘迫，就会有矛盾。“当地政府有时候就有抵触心理，这个项目补高了，其他项目怎么办？”
上世纪90年代初，世行、亚行贷款都是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项目，铁路、机场、高速公路等等。2005年左右，开始偏重于生态、民生、可持续发展领域，跟老百姓息息相关。
张锋利经常跟方海韵一起下去跑。“方老师喜欢跟老百姓聊天拉家常。有些县为了项目尽快推进，说没问题，都跟老百姓说好了，很快就能启动拆迁安置工作，其实不是这样子，方老师去一了解，觉得启动并不成熟，然后就提出建议。话不多，但很管用。”
外贷办项目处的崔静海最佩服的是方海韵的调研技巧。“比如要了解农户的收入，他不从正面而是从侧面，通过消费情况等等推断出来。”
有时候，方海韵也会帮着地方政府权衡，补偿标准是不是定得高了，如果写进计划，就进入法律文件，到时候你实际支付只能比这个高，不能比这个低，所以他提醒政府尽量不要说大话。“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他举重若轻。”张锋利说。
张锋利告诉记者，陕南山大沟深，陕北黄土沟壑，方海韵几乎都跑遍了。在他看来，社科院的研究员并不都是要搞那些高大上的社会学研究，方老师做的事情同样价值非凡。
“再贫困的村，他都不嫌弃，我觉得这就是扎根。”张锋利回忆说，“2005年搞农村改水改厕健康教育，我们跟方老师一起下去，当时耀州、志丹都是集雨窖，30多万人存在饮水安全问题。我们这个项目通过各种方式解决饮水安全问题，打井，修坝，其中也牵扯到征地拆迁。面对这几十万老百姓，他必须扎下去做社会影响评价。等水质改善了，厕所改善了，再宣传饭前便后要洗手。接着，还要监测老百姓的健康水平是否改善？收入提高了没有？项目持续多年，还要抽样调研，过一两年跟踪一次，这样弄出来的东西是非常有意义的。”
不像权威的权威
自1994年接手世界银行第一个项目至今，世行官员已经换了几茬，方海韵仍在往山里跑。
亚行官员每次来还要问他，这个项目程序是怎样的？世行是怎么做的？世行也会问亚行的项目怎么做的？他们都愿意让他把项目负责下来，这样省心。
方海韵办过学校读物，出版过青少年教育的书，也发表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文章，时隔多年，却早已想不起它们的名字。
1999年拿到副高职称时，方海韵是全院最年轻的副研究员，但现在仍停留在副高职称。“没时间，也不关注这些。”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他成了院里资格最老的“副高”之一。
按照社科院的科研量化标准，方海韵每年的工作完成120分就够了。往年他只报符合自己分数的成果，多了不报。去年所里分数低，所长让他多报一点。结果报了900多分，全所最高。
方海韵打算将来能腾出手时，把自己对世行、亚行项目评估的心得经验系统总结一下，出本专著。
其实，社科院不仅给方海韵提供了这个平台，也给予他充分的理解支持。有一次，一个项目要法人代表签字，院长正在省委开会，为了不耽误他的工作，院长专门跑回单位给他签字，签完又去开会。这份支持和信任令他十分感动。
“评估中心挂在社会学所，我的工作随时需要同事们配合。只要我提出要求，我们的牛昉所长，还有其他同事，没有说不行的，”方海韵低调务实，他说，他之所以愿意接受记者采访，只是想让外界知道，“社科院有纯粹搞理论研究，有协助政府起草工作报告和政策文件的工作，也有很接地气的工作。”
方海韵组建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团队，包括自己一共五人。办公虽设在社科院，但大多数时间都在外调研。一些调查项目，他也会根据情况邀请院里各方面专家参与。
如今，除了世行、亚行推荐的项目，方海韵也通过社科院项目评估中心这个平台，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2013年，国家发改委出台政策，重大建设项目上报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必须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但方海韵已经积累了二十年世行、亚行社会风险评估经验，可谓驾轻就熟。 2014年至2015年，方海韵一口气做了十几个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社会风险评估，其中四个都是世界五百强企业，投资都在几十亿元。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在省内已经具有较大影响力。项目方只要附上他的报告，通常就认为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这方面不需要再去调查。
经常和他一起调研的陕西省发改委外贷办项目处负责人张锋利感叹，“跟方老师从头到尾跑下来，也写不出方老师的报告。其举重若轻的能力，非一般人所能企及。”
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牛昉告诉记者，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质上是政府对敏感公共事务管理由事后“被动应对”实现向事前“主动介入”的根本性转向。他也试图总结方海韵“追根溯源”调查评估的经验，但是并不容易。
方海韵很注重参与性调研方法。“在一个项目评估过程中，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外来者，当地官员、受影响人都要参与其中，要让他们有话语权。”方海韵说，他每做一个项目，都会搭建一个参与性小组，大家的诉求都得到了合理的解决，就不用采取激烈的方式了。
多年接触世行项目，方海韵深有感触。过去，他总认为政府制定的政策肯定都是对的，参与后发现并非如此。“很多政策的确需要一个评估论证的过程，才不至于和当地实际脱节。每当此时，我就觉得我们还是有存在价值的。”
日理万机的“万教授”
牛昉比方海韵大两岁，2000年到社科院时，方海韵已在世行项目上跑了六年，是院里最年轻的副研究员。十六年过去，牛昉已经是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正高研究员了，方海韵还在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跑。
牛昉私下把方海韵称为“万教授”。“他确实太忙了，日理万机。我和他开玩笑，你忙得把你头上那一点都不见了，方教授忙成万教授了。”
牛昉调到社科院，最先接触的就是方海韵。当时，方海韵在做西禹高速项目的收尾工作，牛昉跟着他去帮忙核实数据，补充一些材料。令牛昉印象深刻的是，“方老师能把这种工作当一种乐趣来做，愿意和老百姓直接沟通交流，甚至还解决他们一些实际问题。”
牛昉记得，当时有个项目要影响当地学校，当地不想拆这个学校，方海韵就和项目方协商沟通，最后把这个学校保住了。
此后，牛昉还参与过不少项目，跑了不少地方，这些项目通常周期都很长，要不厌其烦地去核查数据，做问卷调查。“做这种工作，一要耐心，二要吃苦，还要有一种做实事的职业精神。”
据牛昉介绍，社会学研究所几乎每位研究人员都跟方海韵到项目上跑过，就连其他所的一些年轻人也乐此不疲。“在做项目过程中，方老师也热心一些公益事业，最近他又在资助几个贫困生，不仅他自己做，还动员周边人资助。”
牛昉告诉记者，现在机制、体制不利于产生方老师这类人才。从智库建设角度讲，这类人才很有价值。“社科院的学术氛围比不过高校，直接服务于省委省政府抵不过两个研究室（省委政策研究室和省政府研究室），但方老师做的这类项目，显示出了社科院的优势。”
牛昉认为，这些项目对所里的年轻人是很好的锻炼。搞社会学研究一定要接触实际，要调查研究，从理论到实践的东西，服务于地方的功能会大大降低。
聂翔是社会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经常跟方海韵跑项目，他也觉得下基层调研，对自己做科研能够提供一些机会和信息。这一次，他跟随方海韵到宁夏考察，在同心一个村子住了几天，做了一个少数民族残疾人的调查研究，收获很大。
很多调查工作还需要委托在校大学生做。杨凯第一次接触方海韵的项目就是读研时参与的社会调查。作为方海韵的助手，他现在主要负责数据分析和处理。调研过程中，他也收获了独特的经验性的东西，比如：临近村庄的状况可以总结出一定的规律；村会计比村长更了解村里情况；想干事儿的村干部通常很利索，亲力亲为。
杨凯最佩服方老师源自经验的判断力。“既要保证老百姓的利益，也要跟世行亚行充分沟通。实际情况永远不可能等到完美的理想状态，如果怕担责任，一味等，项目就没办法顺利推进了。”
一条路的社会经济学
“一个副研究员怎么修起路来，天天在路上？”
2016年7月10日中午一点，方海韵和刚从美国回来的儿子见面不到十分钟，就坐上车赶往500公里外的宁夏固原，留给儿子一脑门的疑惑。
亚行一天几个电话，催着要移民安置报告。此行六天，他们要跑四个县，晚上连夜赶报告，还要即时翻译成英语。7月15日调研结束，就是给亚行递交报告的Deadline（最后期限）。
本刊记者跟随方海韵团队赴宁夏进行了采访。
晚上七点，团队到固原住下来。80后队员杨凯用手机导航找到一家手抓羊肉，绕着固原城走了大半天才找到。70后队员聂翔早已熟悉这种节奏，“我们出来总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早上进村，下午四五点才吃上饭。”
回宾馆休息已是晚上十点，方海韵安排好第二天的出发时间，就回房间干活。当时正是欧洲杯决赛之夜，但工作压身，他也没法放松，拿了三瓶水回房间泡茶加班。他说，通常要工作到凌晨三点，睡到六点就醒了。
睡眠严重不足呀？记者惊讶于他这个年龄还这么拼命。“我有秘方，在车上睡觉。”司机江师傅也了解他的“习性”，在车上总提醒他睡一觉。也佩服他想睡就能睡着，一下车又精神抖擞。
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方海韵显然得心应手。这是宁夏自治区政府担保的一个项目，具体实施单位设在交通厅。方海韵起草的移民安置报告书，是以政府的名义给亚行做出承诺。7月15日，他要交出整个项目七个县区的七份报告。
到宁夏第二天，方海韵穿上了衬衣西裤，他的身份毕竟是自治区政府委派的专家。但衬衫西裤也拘束不了他的行动，他的身影活跃在田间、地头，老乡家，热炕前，羊圈旁。微胖的体型，却自有一种敏捷，这种敏捷，来自于对这条路的熟悉和亲近。
他们一天要跑完王团至预旺公路61.51公里，这是宁夏最干旱贫瘠的地方。在方海韵眼里，这条路绝不是西部风光片里纯美的风景，道路两旁的生活，包含着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的诸多课题。 沿途经过受影响的九个村，杨凯拿个本子向受到影响的村民核实一些数据，方海韵在旁边听着，和村民拉拉家常，看似随意。一上车，他就跟杨凯仔细梳理新发现的问题。然后赶往下一个受影响的村。
2016年3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厅聘请方海韵起草亚行贷款六盘山扶贫农村公路开发项目移民安置计划。3月20日至4月25日，方海韵对道路两旁受影响区社会经济概貌和发展程度进行了详实的调查，并进行了公众咨询。这次再访，主要是现场核实部分征地拆迁影响情况。在对调查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基础上，完成给亚行提交的移民安置报告。
方海韵深谙亚行政策和国内政策之间的差异。比如房屋安置补偿方面，亚行政策要求重置价格的补偿标准。中国法律认为折旧是合理的，相同结构旧房的补偿标准低于新房的补偿标准。方海韵会在报告中提出这方面差异，并强调：“所有亚行贷款项目的补偿标准都基于重置价格。”
源自对亚行理念的深刻认同，方海韵编制的移民安置计划总能达到亚行的要求。
播撒智慧的快乐行者
在宁夏调研的几天，方海韵和他的团队每天起早贪黑。下午收了工，吃完饭，方海韵给伙伴们买一些水果，还有当地的酸枣茶和零食，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报告。他的报告几乎都是这样用“腿”跑出来的。
杨凯对方海韵的效率由衷佩服。“亚行宁夏项目为啥推荐方老师，看中的就是方老师的工作经验。本来需要半年完成的工作，方老师两个月就完成了，亚行官员这次还要给方老师介绍一个广西扶贫项目，由于工作日程的冲突，被方老师婉言谢绝了。”
如今，方海韵大量时间都花在调研路上。他说，这一方面来自“被需要”的快乐，另一方面来自家庭的熏陶。
方海韵的父亲是一位著名律师和资深法学家，八十多岁还在接案子，也是工作狂，每天比儿子出门还早。母亲则是成绩斐然的艺术家，在古典诗词作曲方面独树一帜，曾在国内外举办过多次个人专场音乐会，不久前刚刚获得省文化厅授予的终生成就艺术家荣誉。
在外人看来，一天睡三个小时，一年三百多天扑在工作中，实在有些不可想象，可方海韵说，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即是如此。“父亲心疼我太累了，有时半夜看到我房子灯还亮着，电脑也不关，因为我随时都要发邮件。”
今年4月，方海韵终于抽出时间，陪母亲回了一趟老家四川。沿途经过安毛高速时，他给母亲讲起沿途参与的项目所遇到的各种小插曲，比如包家山隧道透水的烦恼，紫阳那个隧道通车时的热闹。“现在这条路多漂亮。”看着母亲脸上的笑容，方海韵享受到一种极大的快乐和成就感。
不久前，世行又交给方海韵一项工作。由于世行贷款汉中市汉台区小城镇建设项目实施区域包括中小学、宗教场所、商业市场和大量商铺等敏感场所，希望他能针对该建设项目提出一个城镇规划方面的管理方案和建议。方海韵下去考察后，提出了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手段和微信平台征求公众意见，包括这个路段设不设停车点，是否实施单向通行，学生放学时间是否限行，对商业门面是否需要统一装饰，这些问题都让群众来发表意见。“目的就是让群众能充分参与到项目建设的过程中，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能高效地、及时和广泛地听到群众的意见，这也是项目的亮点。”
记者结束采访时，方海韵正在准备去安康的行程。“亚行的山区道路示范项目，我们前期做了征地拆迁的政策，现在要对政策实施进行跟进，看给老百姓补的钱拿到了没？需要我们去核实。”
作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一名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专家，方海韵相信自己的专业判断。以往的工作中，他碰到过更为复杂的项目，“比如论证一些出台的政策适不适合现在社会的情况？不适合怎么去调整和更新？有些项目涉及征地拆迁，需要什么价格补偿才能让老百姓满意，执行怎样的方案才不会影响老百姓当前的生活？”相比之下，给山区修路，算不上一个具有很大挑战性的项目。
但是，对于这个项目，方海韵和他的团队并没有丝毫的懈怠。
不修边幅的方老师
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方海韵的研究领域属于应用研究方面的政策研究和社会项目评估工作。
方海韵以征迁为例来说明项目评估的重要性：“有些征迁项目，政府单方面出台一个政策，然后按照执行，老百姓不同意，就搞强拆，结果闹出激烈的事件，受到上级部门批评，政府在里面两头受气。”经过社会评估专家前期调研，提出一个既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又能让老百姓满意的政策，就可以避免征迁中一些矛盾的激化。
方海韵走上社会项目评估之路，最初的原因也许就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些国际机构的理念。短短几年时间，他就吃透了世行的移民安置政策和法律。有些项目只要附上他的报告，动辄数亿元的资金就能顺利获批。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办公北楼的三层，一块挂着“社会项目评估中心”牌子的房间，就是方海韵的办公室。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办公室的门一打开，记者便看到办公桌上铺着厚厚的一层灰，显然很久没有用过。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牛昉带着陕北口音向记者解释说，方海韵一直在外边跑，在办公室待的时间确实不多。于是记者的采访便改在研究所的大办公室进行。
炎炎夏日，方海韵穿T恤短裤，看上去就像个不修边幅的大学老师。他说，他还真是当过老师。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进入社科院工作。那年省上出台政策，要求青年学者下乡锻炼，他被分到离西安不远的三原县教师进修学校当了两年老师，一个人带四个班的五六门课，包括教育学、管理学等等。
1992年，方海韵回到社科院，从事青少年问题研究工作。1994年，世行贷款陕西公路发展项目，找到社科院做项目评估。
“当时世行需要一个第三方机构，他们认为交通厅和长安大学（当时叫公路学院）都是官方的，而社科院是一个民间机构，立场相对中立一点。”方海韵介绍说。
虽然没有搞过这方面的工作，但当时的社科院领导觉得这个事儿可以接下来，方海韵被选定为承担此项工作的成员之一。“没想到跟世行合作以后，一发不可收拾，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不知不觉就做了二十多年。”
忙碌的移民专家
“他的报告世行官员非常认可，每个项目只要涉及到移民安置这块儿，世行亚行直接就提出：你们这里只有方老师能做。”张锋利告诉记者。
张锋利是陕西省发改委外贷办项目处的负责人，已经跟方海韵合作十多年。张锋利记得，他们最早跟方海韵合作，是2005年下半年世行贷款的全省农村改水改厕健康教育三位一体建设项目，要求对征地拆迁移民安置情况做社会调查以及移民计划。
“那是我们第一次找方老师合作，第一阶段是项目实施之前，要编一个移民安置计划，调查项目要建设什么内容，涉及多少个县，多少个村，多少亩征地，影响多少户老百姓房屋拆迁，一亩地赔偿多少，拆一户房子一平方米赔多少钱，标准怎么落实，钱怎么来，怎么监督，有一套计划；第二阶段是项目建设过程中，我们又聘请方老师做外部移民监测专家，比如建设期五年，一年出两个报告，监测各个项目县做得怎么样，有没有克扣老百姓的征地款？补偿标准是不是达到了？再关注项目建设以后的影响，修的路，供水设施，搬了新房后生活水平改善了还是降低了，收入提高了没有？总体要做一个社会影响的比对。”张锋利介绍说，“这个项目涉及15个县，282个村，30万人的饮用水安全，那段时间跟着方老师到处跑，要到现场看。”
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亚行进行优惠贷款搞灾后重建，这是一个紧急贷款项目，前期没有编移民计划，陕西省发改委外贷办项目处就聘请方海韵补做了一个征地拆迁移民计划，然后给亚行推荐。项目建设三四年里面，还要进行恢复重建的效果、社会状况的改善、对老百姓征地拆迁、移民补偿等外部监测。此后，亚行投资的秦岭生态和自然保护项目以及世行贷款的陕西小城镇项目，省外贷办都请方海韵担任项目评估专家。
“陕西小城镇项目涉及汉中、安康、渭南、宝鸡等地九个县区，项目上马前，世行要他确认一下符不符合世行政策和国家政策。他到现场跑了几天，回来打了个报告，两天项目就批下来了。”张锋利说，无论是项目委托方还是实施方，对方海韵的工作评价都很高，认为他的工作不可或缺，总能替他们解决很多问题。
近几年，慕名来找方海韵做社会评估的项目越来越多，他开始有所选择。“主要看能不能给群众带来实惠。西海固的公路改建项目，我为啥愿意做？因为当地群众都高兴得很。”方海韵说。
应对挑战解难题
作为颇得世行、亚行青睐的社会风险评估专家，方海韵深知这些国际机构对于受影响区域社会影响的重视程度。
有一年，他们做西安-陕川界高速公路项目移民安置和监测工作，在另一内资项目与他们的项目交界处，出现一个紧急情况，一个农民由于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要采取极端行为。“这可是世界银行的项目，是不是自己的工作出现漏洞？”世行官员和方海韵赶紧核实，结果问题是出在这一内资项目上。
“这个内资项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原来该项目2010年制定的拆迁补偿标准，由于各种原因，直到2013年才开始实施，但项目方仍按2010年的标准补偿，这户农民就不愿意。后来引起政府重视，这户农民的问题才得到解决。” 西安三环建设过程中也遇到移民安置问题，当时南郊一个受影响村的村民也是对补偿标准不满意，要求提高，把村里的路都堵了。
“三环项目涉及到城中村，拆迁量太大。方老师能顺利跟亚行衔接下来，很不容易。世行、亚行对移民安置和社会评估采取一票否决制，如果哪个项目因为移民问题发生纠纷，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项目停了。”张锋利说。
既要让自己的报告达到外方要求，还要有利于推动国内的工作，这是移民专家方海韵一直面临的挑战。
“我们的方法是把容易引起矛盾的问题提前找出来，让双方坐在一起沟通，我们起桥梁作用，既要照顾到老百姓利益，也要顾及政府的具体情况。如果标准提的太高，财政承担不起，项目还是个空的。”方海韵说。
也有项目由于实施方案出台前，老百姓没有得到完整信息，准备实施时，群众上访、游行、堵路，气氛非常紧张，直接影响到项目建设。
“我们下去调查，村长就说，怕你们进了村就出不来。”方海韵就通过熟人下去摸底，还不敢说是来调研的，随便找村民聊聊天，“好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问题得以顺利化解，让方海韵感触颇深，“一些建设项目由于我们参与，政策上有所调整，让老百姓受益了，老百姓就更容易理解建设项目，理解国家的政策。”
虽然发现问题是职业本能，但方海韵发现了问题，往往并不急于捅出。“尽量先沟通各方意见，能解决就解决。如果一发现问题立马就说不行，急急忙忙往上打报告，就会弄得各方面比较被动。”
方海韵介绍说，“移民安置最大的挑战性在于：安置费用是国内配套资金，也就是当地政府掏腰包。按照国家政策，外资不能用于支付这方面费用，但外资对移民安置要求又非常严格，要求跟老百姓磋商，补偿政策要公开透明。受影响的老百姓要妥善安置，占地要赔钱，拆房要给补偿，要确保项目建成后老百姓生活质量提高，至少不低于建设前，这是总原则。”但这个做下来非常难，有些地方财政窘迫，就会有矛盾。“当地政府有时候就有抵触心理，这个项目补高了，其他项目怎么办？”
上世纪90年代初，世行、亚行贷款都是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项目，铁路、机场、高速公路等等。2005年左右，开始偏重于生态、民生、可持续发展领域，跟老百姓息息相关。
张锋利经常跟方海韵一起下去跑。“方老师喜欢跟老百姓聊天拉家常。有些县为了项目尽快推进，说没问题，都跟老百姓说好了，很快就能启动拆迁安置工作，其实不是这样子，方老师去一了解，觉得启动并不成熟，然后就提出建议。话不多，但很管用。”
外贷办项目处的崔静海最佩服的是方海韵的调研技巧。“比如要了解农户的收入，他不从正面而是从侧面，通过消费情况等等推断出来。”
有时候，方海韵也会帮着地方政府权衡，补偿标准是不是定得高了，如果写进计划，就进入法律文件，到时候你实际支付只能比这个高，不能比这个低，所以他提醒政府尽量不要说大话。“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他举重若轻。”张锋利说。
张锋利告诉记者，陕南山大沟深，陕北黄土沟壑，方海韵几乎都跑遍了。在他看来，社科院的研究员并不都是要搞那些高大上的社会学研究，方老师做的事情同样价值非凡。
“再贫困的村，他都不嫌弃，我觉得这就是扎根。”张锋利回忆说，“2005年搞农村改水改厕健康教育，我们跟方老师一起下去，当时耀州、志丹都是集雨窖，30多万人存在饮水安全问题。我们这个项目通过各种方式解决饮水安全问题，打井，修坝，其中也牵扯到征地拆迁。面对这几十万老百姓，他必须扎下去做社会影响评价。等水质改善了，厕所改善了，再宣传饭前便后要洗手。接着，还要监测老百姓的健康水平是否改善？收入提高了没有？项目持续多年，还要抽样调研，过一两年跟踪一次，这样弄出来的东西是非常有意义的。”
不像权威的权威
自1994年接手世界银行第一个项目至今，世行官员已经换了几茬，方海韵仍在往山里跑。
亚行官员每次来还要问他，这个项目程序是怎样的？世行是怎么做的？世行也会问亚行的项目怎么做的？他们都愿意让他把项目负责下来，这样省心。
方海韵办过学校读物，出版过青少年教育的书，也发表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文章，时隔多年，却早已想不起它们的名字。
1999年拿到副高职称时，方海韵是全院最年轻的副研究员，但现在仍停留在副高职称。“没时间，也不关注这些。”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他成了院里资格最老的“副高”之一。
按照社科院的科研量化标准，方海韵每年的工作完成120分就够了。往年他只报符合自己分数的成果，多了不报。去年所里分数低，所长让他多报一点。结果报了900多分，全所最高。
方海韵打算将来能腾出手时，把自己对世行、亚行项目评估的心得经验系统总结一下，出本专著。
其实，社科院不仅给方海韵提供了这个平台，也给予他充分的理解支持。有一次，一个项目要法人代表签字，院长正在省委开会，为了不耽误他的工作，院长专门跑回单位给他签字，签完又去开会。这份支持和信任令他十分感动。
“评估中心挂在社会学所，我的工作随时需要同事们配合。只要我提出要求，我们的牛昉所长，还有其他同事，没有说不行的，”方海韵低调务实，他说，他之所以愿意接受记者采访，只是想让外界知道，“社科院有纯粹搞理论研究，有协助政府起草工作报告和政策文件的工作，也有很接地气的工作。”
方海韵组建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团队，包括自己一共五人。办公虽设在社科院，但大多数时间都在外调研。一些调查项目，他也会根据情况邀请院里各方面专家参与。
如今，除了世行、亚行推荐的项目，方海韵也通过社科院项目评估中心这个平台，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2013年，国家发改委出台政策，重大建设项目上报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必须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但方海韵已经积累了二十年世行、亚行社会风险评估经验，可谓驾轻就熟。 2014年至2015年，方海韵一口气做了十几个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社会风险评估，其中四个都是世界五百强企业，投资都在几十亿元。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在省内已经具有较大影响力。项目方只要附上他的报告，通常就认为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这方面不需要再去调查。
经常和他一起调研的陕西省发改委外贷办项目处负责人张锋利感叹，“跟方老师从头到尾跑下来，也写不出方老师的报告。其举重若轻的能力，非一般人所能企及。”
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牛昉告诉记者，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质上是政府对敏感公共事务管理由事后“被动应对”实现向事前“主动介入”的根本性转向。他也试图总结方海韵“追根溯源”调查评估的经验，但是并不容易。
方海韵很注重参与性调研方法。“在一个项目评估过程中，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外来者，当地官员、受影响人都要参与其中，要让他们有话语权。”方海韵说，他每做一个项目，都会搭建一个参与性小组，大家的诉求都得到了合理的解决，就不用采取激烈的方式了。
多年接触世行项目，方海韵深有感触。过去，他总认为政府制定的政策肯定都是对的，参与后发现并非如此。“很多政策的确需要一个评估论证的过程，才不至于和当地实际脱节。每当此时，我就觉得我们还是有存在价值的。”
日理万机的“万教授”
牛昉比方海韵大两岁，2000年到社科院时，方海韵已在世行项目上跑了六年，是院里最年轻的副研究员。十六年过去，牛昉已经是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正高研究员了，方海韵还在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跑。
牛昉私下把方海韵称为“万教授”。“他确实太忙了，日理万机。我和他开玩笑，你忙得把你头上那一点都不见了，方教授忙成万教授了。”
牛昉调到社科院，最先接触的就是方海韵。当时，方海韵在做西禹高速项目的收尾工作，牛昉跟着他去帮忙核实数据，补充一些材料。令牛昉印象深刻的是，“方老师能把这种工作当一种乐趣来做，愿意和老百姓直接沟通交流，甚至还解决他们一些实际问题。”
牛昉记得，当时有个项目要影响当地学校，当地不想拆这个学校，方海韵就和项目方协商沟通，最后把这个学校保住了。
此后，牛昉还参与过不少项目，跑了不少地方，这些项目通常周期都很长，要不厌其烦地去核查数据，做问卷调查。“做这种工作，一要耐心，二要吃苦，还要有一种做实事的职业精神。”
据牛昉介绍，社会学研究所几乎每位研究人员都跟方海韵到项目上跑过，就连其他所的一些年轻人也乐此不疲。“在做项目过程中，方老师也热心一些公益事业，最近他又在资助几个贫困生，不仅他自己做，还动员周边人资助。”
牛昉告诉记者，现在机制、体制不利于产生方老师这类人才。从智库建设角度讲，这类人才很有价值。“社科院的学术氛围比不过高校，直接服务于省委省政府抵不过两个研究室（省委政策研究室和省政府研究室），但方老师做的这类项目，显示出了社科院的优势。”
牛昉认为，这些项目对所里的年轻人是很好的锻炼。搞社会学研究一定要接触实际，要调查研究，从理论到实践的东西，服务于地方的功能会大大降低。
聂翔是社会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经常跟方海韵跑项目，他也觉得下基层调研，对自己做科研能够提供一些机会和信息。这一次，他跟随方海韵到宁夏考察，在同心一个村子住了几天，做了一个少数民族残疾人的调查研究，收获很大。
很多调查工作还需要委托在校大学生做。杨凯第一次接触方海韵的项目就是读研时参与的社会调查。作为方海韵的助手，他现在主要负责数据分析和处理。调研过程中，他也收获了独特的经验性的东西，比如：临近村庄的状况可以总结出一定的规律；村会计比村长更了解村里情况；想干事儿的村干部通常很利索，亲力亲为。
杨凯最佩服方老师源自经验的判断力。“既要保证老百姓的利益，也要跟世行亚行充分沟通。实际情况永远不可能等到完美的理想状态，如果怕担责任，一味等，项目就没办法顺利推进了。”
一条路的社会经济学
“一个副研究员怎么修起路来，天天在路上？”
2016年7月10日中午一点，方海韵和刚从美国回来的儿子见面不到十分钟，就坐上车赶往500公里外的宁夏固原，留给儿子一脑门的疑惑。
亚行一天几个电话，催着要移民安置报告。此行六天，他们要跑四个县，晚上连夜赶报告，还要即时翻译成英语。7月15日调研结束，就是给亚行递交报告的Deadline（最后期限）。
本刊记者跟随方海韵团队赴宁夏进行了采访。
晚上七点，团队到固原住下来。80后队员杨凯用手机导航找到一家手抓羊肉，绕着固原城走了大半天才找到。70后队员聂翔早已熟悉这种节奏，“我们出来总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早上进村，下午四五点才吃上饭。”
回宾馆休息已是晚上十点，方海韵安排好第二天的出发时间，就回房间干活。当时正是欧洲杯决赛之夜，但工作压身，他也没法放松，拿了三瓶水回房间泡茶加班。他说，通常要工作到凌晨三点，睡到六点就醒了。
睡眠严重不足呀？记者惊讶于他这个年龄还这么拼命。“我有秘方，在车上睡觉。”司机江师傅也了解他的“习性”，在车上总提醒他睡一觉。也佩服他想睡就能睡着，一下车又精神抖擞。
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方海韵显然得心应手。这是宁夏自治区政府担保的一个项目，具体实施单位设在交通厅。方海韵起草的移民安置报告书，是以政府的名义给亚行做出承诺。7月15日，他要交出整个项目七个县区的七份报告。
到宁夏第二天，方海韵穿上了衬衣西裤，他的身份毕竟是自治区政府委派的专家。但衬衫西裤也拘束不了他的行动，他的身影活跃在田间、地头，老乡家，热炕前，羊圈旁。微胖的体型，却自有一种敏捷，这种敏捷，来自于对这条路的熟悉和亲近。
他们一天要跑完王团至预旺公路61.51公里，这是宁夏最干旱贫瘠的地方。在方海韵眼里，这条路绝不是西部风光片里纯美的风景，道路两旁的生活，包含着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的诸多课题。 沿途经过受影响的九个村，杨凯拿个本子向受到影响的村民核实一些数据，方海韵在旁边听着，和村民拉拉家常，看似随意。一上车，他就跟杨凯仔细梳理新发现的问题。然后赶往下一个受影响的村。
2016年3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厅聘请方海韵起草亚行贷款六盘山扶贫农村公路开发项目移民安置计划。3月20日至4月25日，方海韵对道路两旁受影响区社会经济概貌和发展程度进行了详实的调查，并进行了公众咨询。这次再访，主要是现场核实部分征地拆迁影响情况。在对调查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基础上，完成给亚行提交的移民安置报告。
方海韵深谙亚行政策和国内政策之间的差异。比如房屋安置补偿方面，亚行政策要求重置价格的补偿标准。中国法律认为折旧是合理的，相同结构旧房的补偿标准低于新房的补偿标准。方海韵会在报告中提出这方面差异，并强调：“所有亚行贷款项目的补偿标准都基于重置价格。”
源自对亚行理念的深刻认同，方海韵编制的移民安置计划总能达到亚行的要求。
播撒智慧的快乐行者
在宁夏调研的几天，方海韵和他的团队每天起早贪黑。下午收了工，吃完饭，方海韵给伙伴们买一些水果，还有当地的酸枣茶和零食，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报告。他的报告几乎都是这样用“腿”跑出来的。
杨凯对方海韵的效率由衷佩服。“亚行宁夏项目为啥推荐方老师，看中的就是方老师的工作经验。本来需要半年完成的工作，方老师两个月就完成了，亚行官员这次还要给方老师介绍一个广西扶贫项目，由于工作日程的冲突，被方老师婉言谢绝了。”
如今，方海韵大量时间都花在调研路上。他说，这一方面来自“被需要”的快乐，另一方面来自家庭的熏陶。
方海韵的父亲是一位著名律师和资深法学家，八十多岁还在接案子，也是工作狂，每天比儿子出门还早。母亲则是成绩斐然的艺术家，在古典诗词作曲方面独树一帜，曾在国内外举办过多次个人专场音乐会，不久前刚刚获得省文化厅授予的终生成就艺术家荣誉。
在外人看来，一天睡三个小时，一年三百多天扑在工作中，实在有些不可想象，可方海韵说，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即是如此。“父亲心疼我太累了，有时半夜看到我房子灯还亮着，电脑也不关，因为我随时都要发邮件。”
今年4月，方海韵终于抽出时间，陪母亲回了一趟老家四川。沿途经过安毛高速时，他给母亲讲起沿途参与的项目所遇到的各种小插曲，比如包家山隧道透水的烦恼，紫阳那个隧道通车时的热闹。“现在这条路多漂亮。”看着母亲脸上的笑容，方海韵享受到一种极大的快乐和成就感。
不久前，世行又交给方海韵一项工作。由于世行贷款汉中市汉台区小城镇建设项目实施区域包括中小学、宗教场所、商业市场和大量商铺等敏感场所，希望他能针对该建设项目提出一个城镇规划方面的管理方案和建议。方海韵下去考察后，提出了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手段和微信平台征求公众意见，包括这个路段设不设停车点，是否实施单向通行，学生放学时间是否限行，对商业门面是否需要统一装饰，这些问题都让群众来发表意见。“目的就是让群众能充分参与到项目建设的过程中，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能高效地、及时和广泛地听到群众的意见，这也是项目的亮点。”
记者结束采访时，方海韵正在准备去安康的行程。“亚行的山区道路示范项目，我们前期做了征地拆迁的政策，现在要对政策实施进行跟进，看给老百姓补的钱拿到了没？需要我们去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