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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军事和军队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从我们党成立的第五个年头，即1925年起，就先后设立了中央军事部（军人部）、中央军事委员会，主管全党的军事军队工作。后来这一主管部门的名称虽改变，但职能沿袭并发展了。不过，在国家层面设立统管军事军队工作的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却是党成立十周年时的事。
机关成立及议事规则
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的第五天，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通令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委员15人：朱德、彭德怀、王稼蔷（王稼祥，下同）、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徐向前，下同）、张国焘、关向应、王盛荣。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
中革军委是中共执政（局部）后首次设立的国家军委，是政府系统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它对全国各地红军和苏区地方武装力量实行统一领导与指挥。不过，中革军委虽然在组织系统上隶属临时中央政府，但在政治上接受中共中央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实际上负有中央军委的职权;军事行动一切重大决策仍受驻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军委（军事部）节制;军事具体计划与实施则在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指导下进行。“一苏大会”后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军事人民委员部（简称中央军事部，部长朱德）与中革军委合署辦公。
中革军委成立后驻在瑞金叶坪乡洋溪村，在起初的一年里（1932年6月至1933年5月），一直是随红一方面军领导机关在前方行动。1933年5月8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会议决中革军委迁移地址，并增加项英、秦博古（秦邦宪）为军委委员，由项英暂时代理主席。前方则另组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以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此后，中革军委即在后方办公，初设址于瑞金沙洲坝境内乌石垅村，1934年7月迁至云石山境内梅坑村。1934年2月，新的中革军委选举产生，朱德任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张闻天在“二苏大会”上当选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得以增补为中革军委委员。这样，中革军委委员总数达到17人（孔荷宠叛变后被开除）。
中革军委委员分布于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因各地战事不断，要经常聚集一起开会议事殊非易事。因此，中革军委成立后便制定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工作条例》作为议事规则。其主要规定有：
（一）中革军委在战时需要最高限度的集权，得设置中国红军总司令给予统一指挥参战各军的全权。在平时则集中于主席团，实行集体的领导。
（二）主席团代表中革军委全体，对中央政府负责，处理中国红军军事政治上的各种问题。
（三）主席团应设一办公处，除主席1人副主席2人外，需设秘书长1人，技术书记1人，处理日常事务。
（四）主席团本身的工作，应于每日集会一次，商议各种军事政治问题。原则上决定后，交秘书长办理，以主席团名义发出，秘书长应对主席团负责（但重要命令或文件必须经主席亲自签名）。
（五）主席团对军事委员会所属各机关的领导，须召开“行政会议”（暂定为一星期一次）。行政会议各部门负责人（或代表）参加，在行政会议上要检阅各部门过去的工作，根据各部门工作的经过和目前的需要，须分别给予必要的指示。行政会议要有充分的准备，要能在会议席上解决许多重要问题，以省略书面来往的麻烦，废弃衙门的陋习。
（六）主席团办理一切事情，必要保存根据。因此，每次会议记录必须于会议结束时，由秘书长宣读一次后，交主席团签字，散会后才能着手办理。
（七）主席团缺员或不足法定人数（3人）时，得由中央指定某一个中革军委委员补充。
（八）主席团应负责起草中革军委某一时期的工作计划，交中央政府批准后，督促所属各组织严格执行。
上述关于中革军委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的规定，有意识地区别于剥削阶级的旧官僚机构，突显了共产党人严肃、认真、负责、革新的办事风格。
机构设置及变迁
中革军委成立之初，设有如下机构：
秘书处：秘书长刘伯坚，后徐梦秋。内设机要科。
总参谋部（1932年6月到前方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习惯称总参谋部）：部长（后称总参谋长）叶剑英，后刘伯承，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参谋处处长左权，后许卓（兼）。下设作战科、侦察科、交通科、无线电总队、动员科、教育科、管理科。
总政治部（1932年1月27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五次常会议决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聂荣臻（后贺昌）。内设秘书处，秘书长先后为滕代远、宋裕和、李韶九、萧向荣;组织部，部长周以栗，后李弼廷，下设组织科、青年科;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后徐梦秋，下设宣传科、兵运工作（破坏）科;青年部（由青年科扩编），部长高传遴;团政委训练班，主任王稼祥（兼），后张如心;红军最高军事裁判所，裁判委员会委员为袁国平、张云逸、宋裕和，所长袁国平（兼），副所长周碧泉;《红星》报，主编张如心，后李弼廷。
国家政治保卫局军委分局：局长钱壮飞，后李克农。
总经理部（1932年9月改称总供给部）：部长范树德（兼政治委员）。下设出纳科、会计科、粮被科、军械科等。
总军医处（1932年9月改称总卫生部）：处长（后称部长）贺诚，政治委员彭龙伯，后贺诚（兼）。下设医务科、卫生科、管理科。
副官处：处长（副官长）杨立三。
总兵站运输部：主任杨至成，政治委员高自立。
总抚恤委员会：委员贺诚、陈志方、杨立三、李景文、滕代远;1932年9月改组，委员叶季壮、张云逸、钱壮飞、徐梦秋、贺诚。主任贺诚，后叶季壮。 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直属军委）：校长萧劲光，后刘伯承、叶剑英;政治委员刘伯承（兼），后叶剑英（兼）;政治部主任周以栗（兼），后刘畴西、欧阳钦;训育处处长邓萍;校务部部长杨至成;学生总队队长何长工。
1932年6月，中革军委参谋部、经理部、总军医处部分人员随军到前方兼作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其他部分机关、人员仍驻瑞金。
同年12月31日，中革军委扩大会议决定统一全军机关、人员名称。军委机关设总司令部，首长称总参谋长;设总供给部、总卫生部，领导人均称长。
1933年5月，中革军委移至瑞金后，机关建设进一步加强而更为健全、稳定、有效，尤其在总司令部内设立了分管不同业务的职能局，充实了各类参谋人员，实行参谋工作系统化和专业化;各部门领导干部配备也较强，发挥了红军统帅部作用。此时总司令部总参谋长为刘伯承，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在前方）、张云逸（在后方）。总司令部内设：
第一局（作战局）：局长张云逸，后许卓，副局长（主持工作）左权。下设作战科、地图科、防空科、管理科。
第二局（情报局）：局长曾希圣，副局长（主持工作）钱壮飞、谭震林。
第三局（管理局）：局长宋裕和，后叶剑英。1934年1月后改为第四局。
通信联络局：局长翁瑛（兼政治委员）。下设通信联络科、简易通信科、器材科、教育科。1934年1月由军委“通信主任”改成，曾称第四局，不久改称第三局。
第四局（工农武装局）：局长杨岳彬（后叛变）。1933年夏，曾将“通信主任”改为第四局，另成立第六局负责武装动员工作。
第五局（训练局）：局长边章五，后唐濬，副局长龚自清（龚竹村）、张经武。
第六局（动员局）：局长杨岳彬，后滕代远。
此外，总供给部内设机构也更健全，有财政处、出纳处、军实处、粮秣处、军械处、采办处、军事工业局（与中央国民经济部共同领导），并管理兵工厂。
总卫生部则内设有医政局、保健局、药材局、医院管理局和总务处。
中革军委还设有总兵站运输部、后方办事处、总动员武装部、总抚恤委员会、编译委员会、出版局等机构，以及独立系统的政治保卫局。直属军校也经由改编红军学校（即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增加为红军大学、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及游击队学校，还有通信学校、卫生学校。
主要作用及影响
毛泽东在”二苏大会”的报告中，谈到苏维埃的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时指出：
首先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立，统一了全国红军的领导，使各个苏区各个战线的红军部队，开始在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的行动起来，这是由散漫的游击队的行动进到正规的与大规模的红军部队的行动的重要关键。两年以来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着全国红军，主要是中央苏区红军，进行了光荣的胜利的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剿”，并且取得了反对五次“围剿”的第一步胜利。
这是对中革军委成立以来所发挥的主要作用与影响的权威概括和肯定。其作用和影响具体表现在：
直接指挥全国的主力红军及其下属其他主力红军和军事组织。具体包括：红一、红三、红五、红七、红八、红九军团，直辖独立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师，江西军区、福建军区、闽赣军区、粤赣军区、赣南军区，以及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三军，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赣东北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闽浙赣军区及红十军团，湘赣军区和红六军团，湘鄂赣军区和红十六军等。
制定军事计划及红军行动部署，颁布相关命令、训令，以保证计划和部署的顺利执行，实现统一的战略意图。在这方面，中央红军突围西征即长征的计划和部署，特别重要。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得到共产国际方面同意，并委托中革军委顾问李德草拟了《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中革军委组织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包括猛烈扩大红军、筹集军用物资、加紧训练军队干部、对部队指战员进行思想动员等;派遣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以调敌，命令红六军团出发西征以探路。突围前夕，中革军委又详细制定了突围部队（及随队机关）的编制序列、《野战军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中央红军南渡于都河（贡水）计划》等，从而保证了中央红军主力在高度保密前提下有序撤离中央苏区。
致力于红军正规化建设，并取得良好成绩，有效提升部队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实现了由散漫的游击队行动向正规的大规模红军部队行动转变。红军正规化建设举措主要有：严格部队编制管理，精简机关，减少作战指挥层次;制发团旗，颁发红星奖章，颁发中国工农红军誓词，以激发指战员光荣感、责任心，保持旺盛的斗志;办好军事学校，以及军事理论刊物《革命与战争》，着力提高军队干部理论素养和实战本领，以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战争所需等。在加强红军正规化和高度集中化方面，周恩来贡献殊多，他以丰富的军事工作经验，对红军的作战方针和军队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例如，强调在决战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充分发挥游击队作用;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红军军人坚决执行号令;对方面军进行集中训练和改编，健全电台工作，与朱德共同发布《保护我军文件、电台机密的几项规定》;整理各级侦察队，开办间谍班，以及加强后勤支援，保障部队给养等。他和朱德共同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红军大规模运动战的成功先例，是红军正规化建设的显著成果。
確立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33年6月30日，项英以中革军委代理主席身份签发中革军委《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命令称：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国工农红军在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命令号召，“凡我红军军人”要以“为苏维埃新中国胜利而奋斗等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一光荣日子”。
中革军委的这一决定，旋即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规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当年“八一”纪念节授予战旗于红军各团，同时授予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战员。中央人民委员会也通过决议，以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从此，中国工农红军有了自己的法定节日。这件事当时就受到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受到苏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群众团体，以及工农群众的衷心拥护。1933年、1934年的“八一”纪念节，中央苏区各地都举行了盛大而丰富的纪念活动，反响极为强烈。此后，“八一”就成为红军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以至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是人民军队进行光荣传统教育、各地开展国防教育的重要日子。
组织、指导与督促苏区的扩红行动。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始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1931年12月2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扩大红军决议案》中指出，在中国革命运动新的发展形势下，扩大红军的工作成为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并提出了“第一次扩大红军”的计划与措施，要求次年1月至3月在中央苏区扩红1.5万人。1932年4月2日，又提出要以“红五月”为“扩大红军突击月”。由此，扩红运动成为中央苏区最重要的中心工作之一。中革军委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主要包括：制定具体扩红计划，分时分地安排下去;组建补充师、团，及时接受、训练新兵;派出工作组、巡视员深入各地，指导和检查各地扩红工作;以简报、通报、登报等方式，及时公布各地扩红进度，表扬其中的先进典型，批评扩红中的落后现象并分析其原因，推动扩红竞赛。
1933年12月5日的《红色中华》刊登了《中革军委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计划》。该计划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决定在12月底以前，全中央苏区扩大2.5万名新战士，并将这一任务分配给江西、福建、粤赣三省所属各县和中央直属瑞金县。为帮助督促各地迅速行动，该计划给中央一级机关以及省一级机关划分了扩红突击区域，包片负责。中央机关则在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下，组织突击队到各地，“各突击队不仅是动员而且负责集中，组织成队，护送至各补充团”。扩红突击队带动各地迅速扭转了扩红工作滞缓的局面，完成或超额完成扩红任务，并帮助各地建立起重要工作的基础，培养了有力的干部和好的工作作风。更有意义的是，作为我们党推进工作的一个创造，扩红突击队的组织、运作、经验被后来者不断继承并加以改造，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建设、改革时期，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影子，从而体会到它的深远影响。
此外，中革军委在统一红军全军经费、物资、药品管理，開展卫生防疫运动和节省运动等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规划与实施，取得了很大成绩。
当然，由于多种原因，中革军委在制定红军战略战术、红军行动计划与指挥红军作战问题上，也有过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失误、错误，值得深刻反思与总结。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机关成立及议事规则
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的第五天，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通令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委员15人：朱德、彭德怀、王稼蔷（王稼祥，下同）、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徐向前，下同）、张国焘、关向应、王盛荣。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
中革军委是中共执政（局部）后首次设立的国家军委，是政府系统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它对全国各地红军和苏区地方武装力量实行统一领导与指挥。不过，中革军委虽然在组织系统上隶属临时中央政府，但在政治上接受中共中央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实际上负有中央军委的职权;军事行动一切重大决策仍受驻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军委（军事部）节制;军事具体计划与实施则在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指导下进行。“一苏大会”后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军事人民委员部（简称中央军事部，部长朱德）与中革军委合署辦公。
中革军委成立后驻在瑞金叶坪乡洋溪村，在起初的一年里（1932年6月至1933年5月），一直是随红一方面军领导机关在前方行动。1933年5月8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会议决中革军委迁移地址，并增加项英、秦博古（秦邦宪）为军委委员，由项英暂时代理主席。前方则另组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以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此后，中革军委即在后方办公，初设址于瑞金沙洲坝境内乌石垅村，1934年7月迁至云石山境内梅坑村。1934年2月，新的中革军委选举产生，朱德任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张闻天在“二苏大会”上当选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得以增补为中革军委委员。这样，中革军委委员总数达到17人（孔荷宠叛变后被开除）。
中革军委委员分布于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因各地战事不断，要经常聚集一起开会议事殊非易事。因此，中革军委成立后便制定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工作条例》作为议事规则。其主要规定有：
（一）中革军委在战时需要最高限度的集权，得设置中国红军总司令给予统一指挥参战各军的全权。在平时则集中于主席团，实行集体的领导。
（二）主席团代表中革军委全体，对中央政府负责，处理中国红军军事政治上的各种问题。
（三）主席团应设一办公处，除主席1人副主席2人外，需设秘书长1人，技术书记1人，处理日常事务。
（四）主席团本身的工作，应于每日集会一次，商议各种军事政治问题。原则上决定后，交秘书长办理，以主席团名义发出，秘书长应对主席团负责（但重要命令或文件必须经主席亲自签名）。
（五）主席团对军事委员会所属各机关的领导，须召开“行政会议”（暂定为一星期一次）。行政会议各部门负责人（或代表）参加，在行政会议上要检阅各部门过去的工作，根据各部门工作的经过和目前的需要，须分别给予必要的指示。行政会议要有充分的准备，要能在会议席上解决许多重要问题，以省略书面来往的麻烦，废弃衙门的陋习。
（六）主席团办理一切事情，必要保存根据。因此，每次会议记录必须于会议结束时，由秘书长宣读一次后，交主席团签字，散会后才能着手办理。
（七）主席团缺员或不足法定人数（3人）时，得由中央指定某一个中革军委委员补充。
（八）主席团应负责起草中革军委某一时期的工作计划，交中央政府批准后，督促所属各组织严格执行。
上述关于中革军委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的规定，有意识地区别于剥削阶级的旧官僚机构，突显了共产党人严肃、认真、负责、革新的办事风格。
机构设置及变迁
中革军委成立之初，设有如下机构：
秘书处：秘书长刘伯坚，后徐梦秋。内设机要科。
总参谋部（1932年6月到前方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习惯称总参谋部）：部长（后称总参谋长）叶剑英，后刘伯承，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参谋处处长左权，后许卓（兼）。下设作战科、侦察科、交通科、无线电总队、动员科、教育科、管理科。
总政治部（1932年1月27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五次常会议决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聂荣臻（后贺昌）。内设秘书处，秘书长先后为滕代远、宋裕和、李韶九、萧向荣;组织部，部长周以栗，后李弼廷，下设组织科、青年科;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后徐梦秋，下设宣传科、兵运工作（破坏）科;青年部（由青年科扩编），部长高传遴;团政委训练班，主任王稼祥（兼），后张如心;红军最高军事裁判所，裁判委员会委员为袁国平、张云逸、宋裕和，所长袁国平（兼），副所长周碧泉;《红星》报，主编张如心，后李弼廷。
国家政治保卫局军委分局：局长钱壮飞，后李克农。
总经理部（1932年9月改称总供给部）：部长范树德（兼政治委员）。下设出纳科、会计科、粮被科、军械科等。
总军医处（1932年9月改称总卫生部）：处长（后称部长）贺诚，政治委员彭龙伯，后贺诚（兼）。下设医务科、卫生科、管理科。
副官处：处长（副官长）杨立三。
总兵站运输部：主任杨至成，政治委员高自立。
总抚恤委员会：委员贺诚、陈志方、杨立三、李景文、滕代远;1932年9月改组，委员叶季壮、张云逸、钱壮飞、徐梦秋、贺诚。主任贺诚，后叶季壮。 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直属军委）：校长萧劲光，后刘伯承、叶剑英;政治委员刘伯承（兼），后叶剑英（兼）;政治部主任周以栗（兼），后刘畴西、欧阳钦;训育处处长邓萍;校务部部长杨至成;学生总队队长何长工。
1932年6月，中革军委参谋部、经理部、总军医处部分人员随军到前方兼作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其他部分机关、人员仍驻瑞金。
同年12月31日，中革军委扩大会议决定统一全军机关、人员名称。军委机关设总司令部，首长称总参谋长;设总供给部、总卫生部，领导人均称长。
1933年5月，中革军委移至瑞金后，机关建设进一步加强而更为健全、稳定、有效，尤其在总司令部内设立了分管不同业务的职能局，充实了各类参谋人员，实行参谋工作系统化和专业化;各部门领导干部配备也较强，发挥了红军统帅部作用。此时总司令部总参谋长为刘伯承，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在前方）、张云逸（在后方）。总司令部内设：
第一局（作战局）：局长张云逸，后许卓，副局长（主持工作）左权。下设作战科、地图科、防空科、管理科。
第二局（情报局）：局长曾希圣，副局长（主持工作）钱壮飞、谭震林。
第三局（管理局）：局长宋裕和，后叶剑英。1934年1月后改为第四局。
通信联络局：局长翁瑛（兼政治委员）。下设通信联络科、简易通信科、器材科、教育科。1934年1月由军委“通信主任”改成，曾称第四局，不久改称第三局。
第四局（工农武装局）：局长杨岳彬（后叛变）。1933年夏，曾将“通信主任”改为第四局，另成立第六局负责武装动员工作。
第五局（训练局）：局长边章五，后唐濬，副局长龚自清（龚竹村）、张经武。
第六局（动员局）：局长杨岳彬，后滕代远。
此外，总供给部内设机构也更健全，有财政处、出纳处、军实处、粮秣处、军械处、采办处、军事工业局（与中央国民经济部共同领导），并管理兵工厂。
总卫生部则内设有医政局、保健局、药材局、医院管理局和总务处。
中革军委还设有总兵站运输部、后方办事处、总动员武装部、总抚恤委员会、编译委员会、出版局等机构，以及独立系统的政治保卫局。直属军校也经由改编红军学校（即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增加为红军大学、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及游击队学校，还有通信学校、卫生学校。
主要作用及影响
毛泽东在”二苏大会”的报告中，谈到苏维埃的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时指出：
首先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立，统一了全国红军的领导，使各个苏区各个战线的红军部队，开始在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的行动起来，这是由散漫的游击队的行动进到正规的与大规模的红军部队的行动的重要关键。两年以来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着全国红军，主要是中央苏区红军，进行了光荣的胜利的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剿”，并且取得了反对五次“围剿”的第一步胜利。
这是对中革军委成立以来所发挥的主要作用与影响的权威概括和肯定。其作用和影响具体表现在：
直接指挥全国的主力红军及其下属其他主力红军和军事组织。具体包括：红一、红三、红五、红七、红八、红九军团，直辖独立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师，江西军区、福建军区、闽赣军区、粤赣军区、赣南军区，以及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三军，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赣东北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闽浙赣军区及红十军团，湘赣军区和红六军团，湘鄂赣军区和红十六军等。
制定军事计划及红军行动部署，颁布相关命令、训令，以保证计划和部署的顺利执行，实现统一的战略意图。在这方面，中央红军突围西征即长征的计划和部署，特别重要。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得到共产国际方面同意，并委托中革军委顾问李德草拟了《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中革军委组织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包括猛烈扩大红军、筹集军用物资、加紧训练军队干部、对部队指战员进行思想动员等;派遣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以调敌，命令红六军团出发西征以探路。突围前夕，中革军委又详细制定了突围部队（及随队机关）的编制序列、《野战军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中央红军南渡于都河（贡水）计划》等，从而保证了中央红军主力在高度保密前提下有序撤离中央苏区。
致力于红军正规化建设，并取得良好成绩，有效提升部队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实现了由散漫的游击队行动向正规的大规模红军部队行动转变。红军正规化建设举措主要有：严格部队编制管理，精简机关，减少作战指挥层次;制发团旗，颁发红星奖章，颁发中国工农红军誓词，以激发指战员光荣感、责任心，保持旺盛的斗志;办好军事学校，以及军事理论刊物《革命与战争》，着力提高军队干部理论素养和实战本领，以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战争所需等。在加强红军正规化和高度集中化方面，周恩来贡献殊多，他以丰富的军事工作经验，对红军的作战方针和军队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例如，强调在决战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充分发挥游击队作用;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红军军人坚决执行号令;对方面军进行集中训练和改编，健全电台工作，与朱德共同发布《保护我军文件、电台机密的几项规定》;整理各级侦察队，开办间谍班，以及加强后勤支援，保障部队给养等。他和朱德共同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红军大规模运动战的成功先例，是红军正规化建设的显著成果。
確立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33年6月30日，项英以中革军委代理主席身份签发中革军委《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命令称：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国工农红军在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命令号召，“凡我红军军人”要以“为苏维埃新中国胜利而奋斗等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一光荣日子”。
中革军委的这一决定，旋即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规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当年“八一”纪念节授予战旗于红军各团，同时授予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战员。中央人民委员会也通过决议，以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从此，中国工农红军有了自己的法定节日。这件事当时就受到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受到苏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群众团体，以及工农群众的衷心拥护。1933年、1934年的“八一”纪念节，中央苏区各地都举行了盛大而丰富的纪念活动，反响极为强烈。此后，“八一”就成为红军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以至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是人民军队进行光荣传统教育、各地开展国防教育的重要日子。
组织、指导与督促苏区的扩红行动。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始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1931年12月2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扩大红军决议案》中指出，在中国革命运动新的发展形势下，扩大红军的工作成为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并提出了“第一次扩大红军”的计划与措施，要求次年1月至3月在中央苏区扩红1.5万人。1932年4月2日，又提出要以“红五月”为“扩大红军突击月”。由此，扩红运动成为中央苏区最重要的中心工作之一。中革军委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主要包括：制定具体扩红计划，分时分地安排下去;组建补充师、团，及时接受、训练新兵;派出工作组、巡视员深入各地，指导和检查各地扩红工作;以简报、通报、登报等方式，及时公布各地扩红进度，表扬其中的先进典型，批评扩红中的落后现象并分析其原因，推动扩红竞赛。
1933年12月5日的《红色中华》刊登了《中革军委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计划》。该计划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决定在12月底以前，全中央苏区扩大2.5万名新战士，并将这一任务分配给江西、福建、粤赣三省所属各县和中央直属瑞金县。为帮助督促各地迅速行动，该计划给中央一级机关以及省一级机关划分了扩红突击区域，包片负责。中央机关则在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下，组织突击队到各地，“各突击队不仅是动员而且负责集中，组织成队，护送至各补充团”。扩红突击队带动各地迅速扭转了扩红工作滞缓的局面，完成或超额完成扩红任务，并帮助各地建立起重要工作的基础，培养了有力的干部和好的工作作风。更有意义的是，作为我们党推进工作的一个创造，扩红突击队的组织、运作、经验被后来者不断继承并加以改造，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建设、改革时期，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影子，从而体会到它的深远影响。
此外，中革军委在统一红军全军经费、物资、药品管理，開展卫生防疫运动和节省运动等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规划与实施，取得了很大成绩。
当然，由于多种原因，中革军委在制定红军战略战术、红军行动计划与指挥红军作战问题上，也有过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失误、错误，值得深刻反思与总结。
责任编辑 /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