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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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统外交制度在17世纪形成后，外交学理论和外交学家在帮助人们认清什么是外交、什么不是外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各种国家、非国家及不负责任新兴行为体的出现，当前的外交学环境面临着同样困惑。追溯外交实践与外交学理论关系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当前的困惑恰恰是外交实践和外交学理论复兴的标志。为理解和充分发掘其潜力，外交学研究需要改变外交学对理论的抵制，接受普遍和抽象化理论的观念。纷繁复杂的外交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传统派、新兴派和创新派等思想流派，这是对冷战结束后外交学研究和思想众多成果的归类和把握，也表明目前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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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统外交制度在17世纪形成后，外交学理论和外交学家在帮助人们认清什么是外交、什么不是外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各种国家、非国家及不负责任新兴行为体的出现，当前的外交学环境面临着同样困惑。追溯外交实践与外交学理论关系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当前的困惑恰恰是外交实践和外交学理论复兴的标志。为理解和充分发掘其潜力，外交学研究需要改变外交学对理论的抵制，接受普遍和抽象化理论的观念。纷繁复杂的外交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传统派、新兴派和创新派等思想流派，这是对冷战结束后外交学研究和思想众多成果的归类和把握，也表明目前我们对“和平事业”的理论理解只是刚刚开始。
其他文献
全球经济对资源需求的大幅度上升，导致当代资源政治呈现出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交叉的新特点，同时，中国成为全球新资源政治的中心。保证资源供应安全成为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问题，也演变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项核心内容。南非与澳大利亚对中国资源外交的反应，反映出国内政治经济迅速转型给对外经济与安全关系带来的复杂影响。南非与中国在推动国际治理改革上具有相似看法，均致力于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资源产业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是，两国间政治体制的差异、制造业间的竞争对双边资源政治产生了负面影响。在中国与澳大利亚案例中
近10年来，金砖国家已经成为低收入国家的重要投资和贸易伙伴，这些国家对非洲的贸易和投资越来越大，正在重新定义非洲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其中，五年来，非洲与中国、印度的贸易急剧增长，印度和中国对非洲援助和投资的规模也日益扩大，为非洲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作出了贡献。印度在非洲的投资方式大部分是通过私营企业并购获得的，而中国主要通过国有单位在非洲的直接投资。非洲国家已经受益于与印度和中国贸易关系的增长，以及两国在非洲的投资项目。
自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首次为建立一个更进步、更包容的全球发展范例提供了新的思想空间和物质理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因为人们满足于“新自由主义范式已死”的感觉，重建一个既人道又民主的变革性世界新秩序的机会可能已经丧失了。事实上，危机发生后，西方政府的普遍应对措施是，快速挽救金融系统、却不急于保护人民和社区。由此看来，这次危机可能已经给新自由主义延长了生存期。
亚洲国家在20世纪后半期开始了高速增长，其经验可能有助于理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增长轨迹及其局限性。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的主要特点通常表现为以初级产品为基础的市场和产品出口结构，该地区的增长更多地受到国际商品价格变动影响而非国内经济改革的推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否出现持续高增长的进程，取决于能否最终抓住机遇并实现结构转型，以及一国内部的实力和公共政策。亚洲国家的增长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具有相关性，但由于自身的特殊经济、政治和制度环境，使亚洲经验很难被直接移植到非洲语境中。
2012年10月13—14日，以“相互建构：崛起中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第五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TCL集团副董事长韩方明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教授出席论坛并致辞。
本刊编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7月20日晨3时在北京逝世，享年64岁。
近年来，美国国会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方兴未艾，特别是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研究引发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然而，迄今国内对美国国会政治的研究仍停留在现象描述的阶段，对国会政治的内在规律缺乏整体把握和理论深度。美国的国会政治研究经历了类似英国式政党的议会政治研究、具有社会学倾向的立法行为研究和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指导下的国会制度研究等范式的转型。而国会研究范式的变迁往往与美国社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方法论的变革密切相关。因此，把握美国国会政治研究的发展方向，可以为中国的国会研究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国会治理尤其是国会外交将成为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前者兼具艺术性与科学性，处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而后者作为政治学的分支，一般认为属于社会科学。①它们既有共同知识兴趣带来的关联，又有学科分化造成的区隔。我们时常看到历史学家批评国际关系学者空言浮泛，而后者也不时嘲讽历史学的“琐碎馒订”。②持续的辩论交流间虽难免偏见误解，但的确使两者在学科属性、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及方法路径、评价标准等方面的差异得到了清楚的揭示。③可以说，重要的已不在划界，而是在明了各自局限的基础上，借鉴对方的知识与方法，使之适用于本学科的研究。④
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为外交学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崛起使外交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中国外交学的研究状况反映了影响中国的外部因素，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外交成为热点的同时，中国的外交学研究面临着对象不清、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关系不明的状况。深化对外交学的研究不仅需要要摆脱重视实力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也需要理清外交学与对外政策研究的区别和联系。在明确外交学研究对象和体系后，国内外交学研究近期可以在外交学说史、外交理论、当代外交实践和形式，以及区域和国别外交研究等方面取得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