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日不经意地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看到易中天教授主讲的“品三国”这档节目,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这使我想起60多年前,也就是抗日战争后期,我在陪都重庆曾经兴趣盎然地听过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博士的系列讲座——“细说三国”,可以说和当今的易教授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两人的背景和说法是迥然相异的。我感慨之余,愿述其详。
黎东方,原名黎智廉,1907年出生于河南正阳县一户小康人家,在扬州度过童年。1922年求学于上海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附中部,1924年北伐战争前加入国民党,改名黎东方,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1926年夏,受到五省联军总司令、北洋军阀孙传芳下令通缉,被南大附中(今南洋中学)勒令退学。黎东方天资聪慧、好学成性,此时中、英文已颇有根底,乃转学到北京,考入清华大学为插班生,肄业于历史系二年级,又读了一年半以后,获得庚款奖学金去法国留学;1931年6月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国;曾任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任教。到抗战中期,重庆屡遭日本飞机轰炸,市中心街道多被烧毁,市面萧条、物价飞涨,市民生活极为艰苦;除了一小撮发“国难财”的奸商和与之勾结的贪官污吏仍花天酒地之外,市面上许多娱乐场所大都不堪维持,纷纷倒闭。例如著名的厉家班京剧团上演的实验剧院和从北平流亡来渝的京音大鼓名档山药旦、富贵花在大梁子的剧院等等,大都被迫歇业。因此一般市民和大批公教人员每逢休假日,往往无处可以消遣,文化生活极度贫乏。每逢星期日,他们唯一的去处就是约二、三好友上当地的茶馆,泡上一杯沱茶,嗑嗑葵花子,摆摆“龙门阵”,就算是消闲度假了。
黎东方博士虽然是堂堂国立大学的教授,但同在贫困线上,自然一样地生活拮据。那时候,他正当不惑之年,精力充沛,整日嘻嘻哈哈、潇洒不羁,甚至可以说有点玩世不恭。在国民党中他做不了高官,便埋首书海,中西文化历史无不涉猎。走上讲台讲课时,总是口若悬河,上下古今几乎无一不知,所以很受学生的欢迎。
到了1943年,黎东方忽然异想天开:一方面迫于生活,力求摆脱窘境;另一方面是出自内心深处的想法,即给同他在法、德两国留学时代的老友、而今高踞“庙堂”做大官的朱家骅(教育部长)、陈立夫(组织部长)、张道藩(宣传部长)等人一个难堪。他借座重庆市七星岗附近、已经关闭了的实验剧场作为讲坛,利用每星期日上午九时开讲“细说三国”,借以攒钱。票价为每人法币百元(那时法币已日益贬值,相当于目前的人民币五元左右)。更有一批他的学生帮作宣传,每次用红、黑墨水涂写不少大幅广告遍贴在上清寺、中二路、两路口一带国民党党政机关集中地区,以招徕大批机关职员和学校老师。他们纷纷买票入座,聆听黎东方诙谐风趣的讲述。在演讲中,黎不乏引用三国人物借古讽今,嬉笑怒骂,博得在座听众的阵阵掌声。一时间,那里竟成为公教人员假日消遣的好去处。这与同一时期的马寅初博士在中央大学公开大批财阀孔祥熙的贪污误国而闹得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虽然有所区别,但皆不失为当年陪都“雾重庆”的一道风景线。
黎东方1949年从重庆去香港,后来定居美国;1998年12月在圣地亚哥去世,享寿92岁,被海外华人誉为“史学游侠客”。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黎东方,原名黎智廉,1907年出生于河南正阳县一户小康人家,在扬州度过童年。1922年求学于上海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附中部,1924年北伐战争前加入国民党,改名黎东方,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1926年夏,受到五省联军总司令、北洋军阀孙传芳下令通缉,被南大附中(今南洋中学)勒令退学。黎东方天资聪慧、好学成性,此时中、英文已颇有根底,乃转学到北京,考入清华大学为插班生,肄业于历史系二年级,又读了一年半以后,获得庚款奖学金去法国留学;1931年6月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国;曾任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任教。到抗战中期,重庆屡遭日本飞机轰炸,市中心街道多被烧毁,市面萧条、物价飞涨,市民生活极为艰苦;除了一小撮发“国难财”的奸商和与之勾结的贪官污吏仍花天酒地之外,市面上许多娱乐场所大都不堪维持,纷纷倒闭。例如著名的厉家班京剧团上演的实验剧院和从北平流亡来渝的京音大鼓名档山药旦、富贵花在大梁子的剧院等等,大都被迫歇业。因此一般市民和大批公教人员每逢休假日,往往无处可以消遣,文化生活极度贫乏。每逢星期日,他们唯一的去处就是约二、三好友上当地的茶馆,泡上一杯沱茶,嗑嗑葵花子,摆摆“龙门阵”,就算是消闲度假了。
黎东方博士虽然是堂堂国立大学的教授,但同在贫困线上,自然一样地生活拮据。那时候,他正当不惑之年,精力充沛,整日嘻嘻哈哈、潇洒不羁,甚至可以说有点玩世不恭。在国民党中他做不了高官,便埋首书海,中西文化历史无不涉猎。走上讲台讲课时,总是口若悬河,上下古今几乎无一不知,所以很受学生的欢迎。
到了1943年,黎东方忽然异想天开:一方面迫于生活,力求摆脱窘境;另一方面是出自内心深处的想法,即给同他在法、德两国留学时代的老友、而今高踞“庙堂”做大官的朱家骅(教育部长)、陈立夫(组织部长)、张道藩(宣传部长)等人一个难堪。他借座重庆市七星岗附近、已经关闭了的实验剧场作为讲坛,利用每星期日上午九时开讲“细说三国”,借以攒钱。票价为每人法币百元(那时法币已日益贬值,相当于目前的人民币五元左右)。更有一批他的学生帮作宣传,每次用红、黑墨水涂写不少大幅广告遍贴在上清寺、中二路、两路口一带国民党党政机关集中地区,以招徕大批机关职员和学校老师。他们纷纷买票入座,聆听黎东方诙谐风趣的讲述。在演讲中,黎不乏引用三国人物借古讽今,嬉笑怒骂,博得在座听众的阵阵掌声。一时间,那里竟成为公教人员假日消遣的好去处。这与同一时期的马寅初博士在中央大学公开大批财阀孔祥熙的贪污误国而闹得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虽然有所区别,但皆不失为当年陪都“雾重庆”的一道风景线。
黎东方1949年从重庆去香港,后来定居美国;1998年12月在圣地亚哥去世,享寿92岁,被海外华人誉为“史学游侠客”。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