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期选取《华尔街日报》的《唐骏“学历门”引发热议》和新华社的—篇相关报道，以及法新社的《中国赢得“人才争夺战”曙光初现》文章来点评剖析。前者提出，在面对风波事件时，记者应尽量冷静客观，挖掘事件背后的深意；后者则对“中国的‘海归’故事怎么讲”给出了启发。
　　
　　当一个风光正劲如日中天的成功人士正在宣传自己的成功可以复制的时候，忽然面临一场严重的诚信危机，方舟子和唐骏各执一词，整个社会随之一片哗然。此时，冷静的声音就显得格外重要。
　　当一些国内网站拉出“方舟Vs唐骏：你到底相信谁?”的投票页面时，一些媒体已经将目光投向事件背后的深意：“成功人士”的诚信问题。
　　《华尔街日报》7月16日报道《唐骏“学历门”引发热议》一文，并未纠结于方舟子和唐骏到底孰对孰错，而是在导语中就指出了“此事在中国引起人们对专家所谓的学术背景欺诈泛滥现象的热议”。 这一视角与笔者在新华社参与的报道《打工皇帝唐骏学历疑云在中国引爆精英减信话题》(7月9日电)一文不谋而合。 　 两篇文章都没有将重点放在“唐骏是否毕业于南加州理工大学”的喧闹之上，而是更看重这一事件对社会的影响——人们开始质疑精英人士的诚信，并在激烈争论诚信与成功之间的关系。
　　用高度概括的语言交代背景和事件的最新进展，是记者的一种能力，这不仅仅能够让读者在阅读文章时的第一时间掌握前因后果，更是为后文重点的展开做一铺垫。 　《华尔街日报》称，这一争论已经成为中国网民的热门话题，也引发了媒体报道的旋风，并指出：专家称这是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公司试图证实候选员工的背景时才会遇到的问题。
　　报道中采访了咨询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以及人力资源顾问．从文凭对职业生涯的影响角度切入，揭示学历造假的原因——“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的雇主过分关注候选员工毕业院校的声望，却较少注意评估他们的经历，再加上中国相对易于购得非法文凭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简历欺诈的现象在中国比在其他地方更为普遍。”
　　报道进而触及了中国的社会问题，指出“假文凭的现象显示了中国存在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简历欺诈率比其他地方更高”。
　　既然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唐骏事件意义何在?方舟子说，唐骏不是个普通的商人，他是年轻人的偶像。方舟子认为爆料这样的人，才使得中国社会缺乏诚信的问题得到了广泛的讨论，才能够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该报道同时提到的一些“学术欺诈”也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而新华社稿件也同时提到汪晖事件，将报道放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讨论诚信问题的社会影响。
　　今年3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指出存在多处抄袭，引发一场学术地震。
　　新华社稿件指出，学术诚信与商业诚信同样重要，而公众人物影响力更大，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就更大。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唐骏和汪晖都拥有大批的年轻拥趸，倘若造假属实，将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甚至动摇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
　　正如方舟子所说，诚信是社会的基石。 　新华社稿件说，诚信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对于诚信危机之外的“能力”，并不能全盘否认。记者试图区别对待“能力”和“诚信。” 　稿件尽量公平客观，反应社会真实的声音，除了反对唐骏造假的声音之外，记者还引用了“力挺”唐骏的声音。 　红麦聚信(北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刘兴亮认为，如果唐骏确实曾经借用过加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这个头衔，对于唐骏这样的创业导师来说，至多是多了一个瑕疵，还称不上是污点，只能算是“瑕不掩瑜”。
　　但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新发现》杂志主编严锋认为：“我们没有怀疑唐骏的能力……但是，光学历造假这一件事，就足以蒙羞。”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和新华社记者都试图通过电话联系唐骏本人，但是遗感的是，都未获得成功。 　新华社稿件最后提出，一些人建议唐骏道歉，但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歉问题，更多专家认为，要营造诚信氛围，中国还需要解决一些体制机制上的问题，包括人才资源管理上的问题。在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下，一些不学无术、造假说谎的人，可以顺利爬到高位，这使得那些埋头苦读、苦干的人，从一开始就站在不公平的竞争起点上。 　综合两篇稿件来看，在面对风波事件时，记者应尽量冷静客观，不要流于事件表面的争执，而应该挖掘其背后的深意，将稿件可以言说的内容推向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作者系新华社对外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