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该文写于2005年——编者注），时逢《马关条约》签订一百年，忽生怀古之心，从东京直奔下关（旧俗称马关），却未得入住春帆楼。岁月荏苒，依然有心怀古，这次提早预约，如愿一泊春帆楼。《马关条约》就是在这楼里签订的。
　　春帆楼是日本式旅馆，只有几个房间。虽然又到了吃河豚时节，但新年刚过，旅客寥寥，我住的是“环之间”。此间在三楼北端，是套房：一洋式，有床有桌椅;一和式，铺满草垫子。和式用餐，洋式就寝，各享其用。和式房间朝东，一壁明窗，竹帘半掩。倚墙立一木板，上书“皇太子殿下御座所”，原来昭和天皇当太子时曾下榻于此，当今皇上即位之前也住过。天皇则临幸最上层，叫“帝之间”。悄悄上去看，此层（四楼）只有一个大房间，像会议室或者宴会厅，空空荡荡。
　　啜茶小憩，但墙上的挂轴却不容我喘息，仿佛“愿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那是梁启超的墨迹：“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戊戌变法不成，梁启超亡命日本，1911年去台湾，途径下关，写下这首诗。恰好十年前的1901年，李鸿章与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两个月之后吐血而死，又过了不到两个月，曾嘱人刺杀他的梁启超却为他立传，说：“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故吾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旅馆说明上“伤心地”被译作感伤的心情，大概译者把诗句误断为“心地”。临窗观望，眼下又一片灰瓦，屋脊横陈，多少遮挡了远山近海的景色，好似电视屏幕上施加障眼法，这就是日清讲和纪念馆。
　　以前读过一本书：《春帆楼下晚涛急》，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是台湾学者。卷首有一帧彩图，那图上并非春帆楼，而是日清讲和纪念馆，建于1935年。春帆楼也早已不是梁启超过马关时的春帆楼，1945年原楼毁于战火，劫后重建，颇有点巍峨。二楼有一个大房间，名为“讲和之间”。各房间都装饰了“汉墨”（汉文墨书），“帝之间”里是李鸿章的手迹。
　　三楼走廊悬挂着郭沫若的诗，写在一尺见方的色纸上，也是七言绝句：“六十年间天地改，朝来独上春帆楼。海山云雾犹深锁，泯却无边恩与仇。”诗下明记“乙未冬”，为公元1955年，距李鸿章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在春帆楼与伊藤博文谈判正好六十年。纪念馆里有李鸿章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秋七月书写的四个大字“海岳烟霞”，就是这一年，李鸿章在信函中写道：日本“上下一心，皈依西土，机器、枪炮、战舰、铁路，事事取法英美，后必为中国肘掣之患。积弱至此，而强邻日逼，我将何术以处之”。历史不幸被他言中，让他抱屈：“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
　　春帆楼院墙外竖有一个路标，曰“李鸿章道”。李鸿章被任命为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三月十四日从天津乘船，风波浩渺，十九日抵达下关，驻引接寺，往返春帆楼谈判。二十四日遭人行刺，险些丧命。列强环视，日本急于签下这个约，只好对李鸿章关怀备至，改走山崖小路。日后好事之徒把这条长仅五百多步的山路叫作李鸿章道。
　　春帆楼偎山临海，海是关门海峡，正当濑户内海的西口。峡隘流急，每天有六七百艘船舶通过。这边是下关，对岸是门司，渡船、隧道、大桥把日本两大岛——本州岛和九州岛连在了一起。从门司眺望，春帆楼坐落在一座小山岗的东麓，黄瓦浮现绿林中，与红色的赤间神宫相映。下关距离朝鲜半岛甚近，自古是通向大陆的门户。1894年8月对清宣战，伊藤博文提议把大本营设在下关，但明治天皇决定了广岛。唐户有鱼市，小摊床挤挤插插，叫卖河豚。下关是河豚渔获第一港。往昔吃河豚毒死人，政府严令禁食。1888年伊藤来春帆楼作乐，时因风暴渔夫不能出海，食无鱼，他大为不悦。主人拼死给做了河豚生鱼片，他惊讶从来没吃过这等美味。得知是河豚，这位日本第一任总理大臣当即命县令废除了禁食条款，春帆楼就成了许可料理河豚佳肴第一家。七年后，他又来春帆楼，向大清讹钱诈地，据说，也请李鸿章吃了一顿河豚。
　　（摘自《长春闲话·阿Q的长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