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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放异彩的湖南陶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目前仅发现东汉至清的瓷窑就达四百余处，可谓窑业兴旺，千年不绝。如始烧于隋而盛于唐的湘阴窑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唐代的长沙窑是中国彩瓷的初盛，清末民初的醴陵窑产品屡获国际大奖。而楚文明和湘楚文化的发源地——长沙市，作为湖南省的省会，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我国历史上唯一经历三千年历史城址不变的城市，就发现了众多包括湖南陶瓷在内的历史文物。
晋唐时期的长沙厚葬之风盛行，随葬品中不仅有动物俑，甚至还有很多的人物俑。这些作为随葬明器陶瓷雕塑，不仅工艺水平达到了“雕塑如生”的程度，是晋唐时期长沙各类手工业生产的重要文物，而且还是研究时下长沙社会生活的历史资料。其中长沙市出土、作为随葬冥器的人物陶俑，就是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代表之一。为弘扬湖湘文化，展现湘瓷风采，现今笔者精选湖南省博物馆的十二尊相关珍藏，以期与读者一同走进那神秘莫测、底蕴深厚的古代人物陶俑世界。
西晋·青釉对书俑（图1）
高17.2厘米，底板长15.5厘米，宽7.8厘米。1958年湖南省长沙市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出土。
两俑隔案对坐，头戴晋贤冠，冠顶系带扣至下颌处。其中一俑左手持册，右手持笔作书写状。另一俑双手捧案，架上置笔两支，案的一侧置一长方形箱。白毫相的俑额，反映了西晋时期湖南地区已受佛教影响。俑戴的仿古缁布冠制成的晋贤冠，前高后低，为汉代文官的通用服；上有横梁，横梁的多少代表其身份等级，而两俑头上之梁仅为一根，说明他俩身份不高。两俑对视，似在商讨。应属湖南湘阴窑烧造。
据两俑的人物神态、衣冠特征、案上文具所示，他俩应为文献中记载的校书吏，或者更为贴切地称之为校雠俑。两俑反映了古人校对书籍的具体形象，更加难得的是此为迄今所见世界上唯一的对书俑。
西晋 青釉对坐奏乐俑
高16.5厘米，板长14.6厘米，宽6.8厘米。1958年长沙市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出土。
胎色灰白，施青釉，釉色青绿，玻璃质感强，釉大部分剥落。应属湖南湘阴窑烧造。两俑身着交领长衫，头戴尖顶帽，相对而坐，神情专注。其中的一俑吹箫，另外一俑弹琴，中间置盘内盛放了什物的圆盘。两俑既像在演奏曲目，神情专注，又像在切磋技艺，其乐融融。研究两俑衣冠，可知他俩可能是为墓主人服务的乐人，身份低下。两俑出土于有准确位置的墓葬，对长沙西晋时期的文化娱乐生活研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西晋 青釉骑马俑（一组4件）
高21.8～24厘米。1958年湖南省长沙市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出土。
胎质较细，胎质灰白。均通体施青釉，釉玻璃质感强，釉已大部分脱落。应属于湖南湘阴窑烧造。马均昂首，竖耳，露齿摆尾，四足直立，马头饰当卢等物，马颈下佩方形印花挡牌，马背设鞍，鞍均有连珠纹装饰。骑者均头戴高冠，身着开襟长袍，一俑吹奏管乐，两俑持板，一俑持物残缺。
唐·湘阴窑持杖老人陶俑
高37厘米，宽10.6厘米，重2.5千克。素胎无釉，胎色灰黄。1958年长沙南郊赤峰山4号墓出土。
俑头戴高冠，方脸，浓眉高鼻，嘴微张露齿，络腮胡，身着交领广袖短袍、腰束带、长裤、束腿、脚趾头微向上翘，双手置于胸前，持杖而立。
自汉代以来，由于西域胡人频繁地入驻华夏疆土进行商品贸易，故东南沿海地区的传统文化也受其影响，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变化自然也反映到制瓷业中。此陶俑塑像便是以胡人为题材，为直观而生动的最佳佐证。
此俑出土于一座凸字形砖室墓中，前室窄长，主室近方。持杖老人同时出土两件，与此俑共存的陶器有背物俑、胡人牵马俑、陶马和双峰骆驼、人首鸟身俑等，墓中还出土有大量的青瓷器，器形有灯台、三足炉、三足水盂、高足盘灯。从青瓷的胎釉和器形看，尚保存许多隋代作风，这应是一座唐初的墓葬。
唐代的人物俑，可分为彩绘陶俑和釉陶俑两种。该陶俑素胎无釉较为少见。它造型自然逼真，线条流畅，细腻，保存完整，为初唐陶俑造型艺术的上乘之作。
唐·湘阴窑青釉文吏俑
通高25.6厘米，肩宽6.5厘米，底板长7厘米，宽6.7厘米。1976年长沙市咸家湖小学发掘。
通体施青釉，玻璃质感强，眼珠褐彩点缀。瓷板底露胎，胎质细腻，胎呈灰色。该文吏俑身材修挺、头戴官帽、上身着交领广袖衫，下身着及地长裙。天庭开阔，大耳，眉目上挑，目光直视，窄鼻梁宽鼻翼，双唇抿合，下颌方圆，嘴角上翘，面含睿智的微笑。秀骨清象，风雅清逸，双手相操置于胸前，站立于一方形瓷板上。
该俑制作精细，形象生动，神韵逼真，代表了唐代湘阴窑高超的制瓷水平。
唐 湘阴窑青釉弹箜篌伎乐俑
通高17.7厘米，肩宽5厘米。1976年长沙市咸家湖小学一号墓出土。
灰白胎，青釉、玻璃质感强、开片、胎釉结合不太好，有剥釉现象，典型的湘阴窑产品。伎乐俑头梳高髻，上着低圆领窄袖紧身衣，下穿百褶长裙，胸下束腰带，箜篌竖置于胸前，面庞圆润，神态自然，目视琴弦，神情专注，双手作弹奏状。
箜篌为胡乐，名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有“十五弹箜篌”之句。其汉初传入内地，魏晋南北朝以后盛行。早期的箜篌有二十二弦，体曲而长；后来的箜篌有二十五弦，如半边木梳，在形体上有一些变化。此伎乐俑操形似半边木梳的箜篌，双手竖抱于怀进行弹奏。但与文献记载的二十二弦或二十五弦不符的，是箜篌上仅划五根弦，并没有刻出当时箜篌的应有弦数。究其原因，可能仅是象征箜篌有弦而已，不足为奇。
唐 湘阴窑青釉击鼓伎乐俑
通高17.7厘米，肩宽5厘米。1976年长沙市咸家湖小学一号墓出土。
伎乐俑头梳高髻，上着低圆领窄袖紧身衣，下穿百褶长裙，胸下束腰带，裙带自然下垂，坐姿，双手作击打状。与其他伎乐俑一样，神情柔和、恬静，笼罩着一种幽静平和的气氛。 腰鼓就是细腰鼓，我国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中就有“村人并击细腰鼓”记载，而隋朝时期我国西凉、龟兹、疏勒地区的乐器中，腰鼓的演奏也十分流行。唐代的湖南长沙窑和河南鲁山窑，且有瓷质腰鼓实物存世。此伎乐俑右肩跨绳，绳系腰鼓，鼓斜置腹前，右高左低，双手拍击，生动的再现了唐初乐伎拍鼓的姿势，对研究我国唐代音乐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弥足珍贵。
唐 湘阴窑青釉打钹伎乐俑
高19厘米。1976年长沙市咸家湖小学一号墓出土。
伎乐俑头梳高髻，上着低圆领窄袖紧身衣，下穿百褶长裙，裙带自然下垂，胸下束腰带。此皆为隋末至初唐妇女形象与服饰的典型特征，伎乐人尤其如此。坐姿，打铜钹。史书有“俳优坐、立伎少则5人，多则达80人”的记载，说明五人为小乐部（小乐队），而八十人则为成规模的大乐部。
“俳优”始于秦汉，为我国古代演奏乐器和表演歌舞的艺人的称谓，是中国古代百戏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此伎乐俑中的铜钹为一种打击乐器，其发源于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南北朝时期传入我国内地，通常与排箫、琵琶、箜篌、笛和腰鼓等组合成小型宴乐队，成为我国乐器组合中的一员。
唐 湘阴青釉戳印武士俑
高56厘米，肩宽15厘米。1976年长沙市咸嘉湖唐墓出土。
胎质较细腻，胎呈灰色。施青釉，釉色青绿，玻璃质感强，有细小开片，面部及系带两端有褐色点彩。湖南湘阴窑烧造。俑作站立状，浓眉大眼，高鼻，面部表情威严凶悍。头戴兜，前额正中伸下尖叶遮护眉心，颈系有带。身披用长条形甲片编缀的札甲，胸前左右各有大型金属圆护，背后也如是。脚着尖头靴，左手持盾置于腹前，右手着握剑状，剑已无存。铠甲和盾牌上有朵状印纹，盾牌上刻有鱼、龟和卷草纹。
此俑塑造简洁大方，自然得体，神形兼备，栩栩如生。其丰富深遂的文化内涵，使得湖南湘阴窑产品在古代雕塑艺术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唐 湘阴窑青釉奏乐女俑（一组5件）
高16.2～18厘米、肩宽4.7～5厘米。1976年长沙市咸嘉湖唐墓出土。
胎色灰黄，胎质细腻，施青绿色釉，釉面有细小开片。俑均屈膝盘坐，脸部较清秀，头梳高髻。服饰均为圆领露胸、长袖、束胸无腰百褶长裙。分别演奏拍板、鼓、钹、箜篌、萧。
“伎”为古代演奏乐器或从事舞蹈表演的女艺人。据史料记载及敦煌壁画中演奏乐队的图像，可知唐代演奏器乐的艺人大都为女伎，就算男子演奏亦需要男扮女装。此五件奏乐女俑不仅见证了唐代的服饰、发簪和化妆特点，是唐代社会娱乐生活的一个缩影，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当年百戏中艺人的形象资料，更为古代中国戏剧的形成、衍变的研究，提供了真实准确的参考依据。
唐 青釉提壶俑
高26.1厘米。1976年长沙咸家湖1号墓出土。
男侍俑。头戴幞头，身着胡服，脚蹬长靴，右手提扁壶，左手拿布囊，面部表情自然平和。此提壶俑出土于长沙窑咸家湖唐墓，该墓出土各类青瓷俑共计50件，有镇墓兽、人首兽身双翼俑、十二生肖俑、武士俑、文吏俑、男侍俑、女侍俑、乐俑、马、牛、羊、骆驼、狗、猪、鸭、鹅、和鸽子。其中男侍俑6件，有的持棒，有的驾鹰，有的做手势，有的提壶等。有人猜测该男侍俑，可能是拎着钱袋，替主人沽酒去。笔者从其从容安静的神情看，更愿意推测其陶醉于生活中的小满足，为自己沽酒，回家享受妻子做的晚饭。
此男侍俑虽无秦始皇陵陶俑的雄伟气魄，亦无唐三彩俑的华丽色彩，但其怡然自乐的仪态，小巧玲珑的造型，却充分反映出唐代社会市井小民生活的安逸。
唐 胡人牵骆驼俑
骆驼俑高18.5厘米，长17厘米；胡人俑高18厘米。1958年长沙市赤岗冲三号墓出土。
胡人俑作牵骆驼状。面部深目高鼻，络腮胡浓密，嘴巴微张，表情丰富；右肩坦露，上身穿翻领中长衣，两臂伸张，其中的左手将袖子挽起，动感十足；中部腰间系革带，带上挂着扁壶与腰刀，刻画细腻；下足蹬长靴，两腿扒开，身体前倾，塑造生动。而骆驼俑则像未识世事的小孩，不情愿地跟随着牵它的主人。
此胡人牵骆驼俑，生动地反映了胡人急切完成自身使命、归心似箭地返回故土的形象。而胡人与骆驼组合的雕塑，则影射了我国与西亚各国各地区之间，十分频繁的贸易往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可谓活灵活现，妙不可言。
纵观以上湖南省博物馆藏十二尊长沙市出土古代人物陶俑，可谓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具有极强的历史、艺术和收藏价值。它们虽没有充分反映古代湖南制瓷的全貌，仅是展现了古代湖南陶瓷的冰山一角，但它们却窥斑见豹，滴水见海。不但表现了湘窑之创意，更彰显了湘瓷之神韵，为中国古代陶瓷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不仅值得我们去发掘和研究，更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责编：辛友）
晋唐时期的长沙厚葬之风盛行，随葬品中不仅有动物俑，甚至还有很多的人物俑。这些作为随葬明器陶瓷雕塑，不仅工艺水平达到了“雕塑如生”的程度，是晋唐时期长沙各类手工业生产的重要文物，而且还是研究时下长沙社会生活的历史资料。其中长沙市出土、作为随葬冥器的人物陶俑，就是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代表之一。为弘扬湖湘文化，展现湘瓷风采，现今笔者精选湖南省博物馆的十二尊相关珍藏，以期与读者一同走进那神秘莫测、底蕴深厚的古代人物陶俑世界。
西晋·青釉对书俑（图1）
高17.2厘米，底板长15.5厘米，宽7.8厘米。1958年湖南省长沙市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出土。
两俑隔案对坐，头戴晋贤冠，冠顶系带扣至下颌处。其中一俑左手持册，右手持笔作书写状。另一俑双手捧案，架上置笔两支，案的一侧置一长方形箱。白毫相的俑额，反映了西晋时期湖南地区已受佛教影响。俑戴的仿古缁布冠制成的晋贤冠，前高后低，为汉代文官的通用服；上有横梁，横梁的多少代表其身份等级，而两俑头上之梁仅为一根，说明他俩身份不高。两俑对视，似在商讨。应属湖南湘阴窑烧造。
据两俑的人物神态、衣冠特征、案上文具所示，他俩应为文献中记载的校书吏，或者更为贴切地称之为校雠俑。两俑反映了古人校对书籍的具体形象，更加难得的是此为迄今所见世界上唯一的对书俑。
西晋 青釉对坐奏乐俑
高16.5厘米，板长14.6厘米，宽6.8厘米。1958年长沙市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出土。
胎色灰白，施青釉，釉色青绿，玻璃质感强，釉大部分剥落。应属湖南湘阴窑烧造。两俑身着交领长衫，头戴尖顶帽，相对而坐，神情专注。其中的一俑吹箫，另外一俑弹琴，中间置盘内盛放了什物的圆盘。两俑既像在演奏曲目，神情专注，又像在切磋技艺，其乐融融。研究两俑衣冠，可知他俩可能是为墓主人服务的乐人，身份低下。两俑出土于有准确位置的墓葬，对长沙西晋时期的文化娱乐生活研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西晋 青釉骑马俑（一组4件）
高21.8～24厘米。1958年湖南省长沙市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出土。
胎质较细，胎质灰白。均通体施青釉，釉玻璃质感强，釉已大部分脱落。应属于湖南湘阴窑烧造。马均昂首，竖耳，露齿摆尾，四足直立，马头饰当卢等物，马颈下佩方形印花挡牌，马背设鞍，鞍均有连珠纹装饰。骑者均头戴高冠，身着开襟长袍，一俑吹奏管乐，两俑持板，一俑持物残缺。
唐·湘阴窑持杖老人陶俑
高37厘米，宽10.6厘米，重2.5千克。素胎无釉，胎色灰黄。1958年长沙南郊赤峰山4号墓出土。
俑头戴高冠，方脸，浓眉高鼻，嘴微张露齿，络腮胡，身着交领广袖短袍、腰束带、长裤、束腿、脚趾头微向上翘，双手置于胸前，持杖而立。
自汉代以来，由于西域胡人频繁地入驻华夏疆土进行商品贸易，故东南沿海地区的传统文化也受其影响，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变化自然也反映到制瓷业中。此陶俑塑像便是以胡人为题材，为直观而生动的最佳佐证。
此俑出土于一座凸字形砖室墓中，前室窄长，主室近方。持杖老人同时出土两件，与此俑共存的陶器有背物俑、胡人牵马俑、陶马和双峰骆驼、人首鸟身俑等，墓中还出土有大量的青瓷器，器形有灯台、三足炉、三足水盂、高足盘灯。从青瓷的胎釉和器形看，尚保存许多隋代作风，这应是一座唐初的墓葬。
唐代的人物俑，可分为彩绘陶俑和釉陶俑两种。该陶俑素胎无釉较为少见。它造型自然逼真，线条流畅，细腻，保存完整，为初唐陶俑造型艺术的上乘之作。
唐·湘阴窑青釉文吏俑
通高25.6厘米，肩宽6.5厘米，底板长7厘米，宽6.7厘米。1976年长沙市咸家湖小学发掘。
通体施青釉，玻璃质感强，眼珠褐彩点缀。瓷板底露胎，胎质细腻，胎呈灰色。该文吏俑身材修挺、头戴官帽、上身着交领广袖衫，下身着及地长裙。天庭开阔，大耳，眉目上挑，目光直视，窄鼻梁宽鼻翼，双唇抿合，下颌方圆，嘴角上翘，面含睿智的微笑。秀骨清象，风雅清逸，双手相操置于胸前，站立于一方形瓷板上。
该俑制作精细，形象生动，神韵逼真，代表了唐代湘阴窑高超的制瓷水平。
唐 湘阴窑青釉弹箜篌伎乐俑
通高17.7厘米，肩宽5厘米。1976年长沙市咸家湖小学一号墓出土。
灰白胎，青釉、玻璃质感强、开片、胎釉结合不太好，有剥釉现象，典型的湘阴窑产品。伎乐俑头梳高髻，上着低圆领窄袖紧身衣，下穿百褶长裙，胸下束腰带，箜篌竖置于胸前，面庞圆润，神态自然，目视琴弦，神情专注，双手作弹奏状。
箜篌为胡乐，名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有“十五弹箜篌”之句。其汉初传入内地，魏晋南北朝以后盛行。早期的箜篌有二十二弦，体曲而长；后来的箜篌有二十五弦，如半边木梳，在形体上有一些变化。此伎乐俑操形似半边木梳的箜篌，双手竖抱于怀进行弹奏。但与文献记载的二十二弦或二十五弦不符的，是箜篌上仅划五根弦，并没有刻出当时箜篌的应有弦数。究其原因，可能仅是象征箜篌有弦而已，不足为奇。
唐 湘阴窑青釉击鼓伎乐俑
通高17.7厘米，肩宽5厘米。1976年长沙市咸家湖小学一号墓出土。
伎乐俑头梳高髻，上着低圆领窄袖紧身衣，下穿百褶长裙，胸下束腰带，裙带自然下垂，坐姿，双手作击打状。与其他伎乐俑一样，神情柔和、恬静，笼罩着一种幽静平和的气氛。 腰鼓就是细腰鼓，我国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中就有“村人并击细腰鼓”记载，而隋朝时期我国西凉、龟兹、疏勒地区的乐器中，腰鼓的演奏也十分流行。唐代的湖南长沙窑和河南鲁山窑，且有瓷质腰鼓实物存世。此伎乐俑右肩跨绳，绳系腰鼓，鼓斜置腹前，右高左低，双手拍击，生动的再现了唐初乐伎拍鼓的姿势，对研究我国唐代音乐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弥足珍贵。
唐 湘阴窑青釉打钹伎乐俑
高19厘米。1976年长沙市咸家湖小学一号墓出土。
伎乐俑头梳高髻，上着低圆领窄袖紧身衣，下穿百褶长裙，裙带自然下垂，胸下束腰带。此皆为隋末至初唐妇女形象与服饰的典型特征，伎乐人尤其如此。坐姿，打铜钹。史书有“俳优坐、立伎少则5人，多则达80人”的记载，说明五人为小乐部（小乐队），而八十人则为成规模的大乐部。
“俳优”始于秦汉，为我国古代演奏乐器和表演歌舞的艺人的称谓，是中国古代百戏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此伎乐俑中的铜钹为一种打击乐器，其发源于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南北朝时期传入我国内地，通常与排箫、琵琶、箜篌、笛和腰鼓等组合成小型宴乐队，成为我国乐器组合中的一员。
唐 湘阴青釉戳印武士俑
高56厘米，肩宽15厘米。1976年长沙市咸嘉湖唐墓出土。
胎质较细腻，胎呈灰色。施青釉，釉色青绿，玻璃质感强，有细小开片，面部及系带两端有褐色点彩。湖南湘阴窑烧造。俑作站立状，浓眉大眼，高鼻，面部表情威严凶悍。头戴兜，前额正中伸下尖叶遮护眉心，颈系有带。身披用长条形甲片编缀的札甲，胸前左右各有大型金属圆护，背后也如是。脚着尖头靴，左手持盾置于腹前，右手着握剑状，剑已无存。铠甲和盾牌上有朵状印纹，盾牌上刻有鱼、龟和卷草纹。
此俑塑造简洁大方，自然得体，神形兼备，栩栩如生。其丰富深遂的文化内涵，使得湖南湘阴窑产品在古代雕塑艺术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唐 湘阴窑青釉奏乐女俑（一组5件）
高16.2～18厘米、肩宽4.7～5厘米。1976年长沙市咸嘉湖唐墓出土。
胎色灰黄，胎质细腻，施青绿色釉，釉面有细小开片。俑均屈膝盘坐，脸部较清秀，头梳高髻。服饰均为圆领露胸、长袖、束胸无腰百褶长裙。分别演奏拍板、鼓、钹、箜篌、萧。
“伎”为古代演奏乐器或从事舞蹈表演的女艺人。据史料记载及敦煌壁画中演奏乐队的图像，可知唐代演奏器乐的艺人大都为女伎，就算男子演奏亦需要男扮女装。此五件奏乐女俑不仅见证了唐代的服饰、发簪和化妆特点，是唐代社会娱乐生活的一个缩影，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当年百戏中艺人的形象资料，更为古代中国戏剧的形成、衍变的研究，提供了真实准确的参考依据。
唐 青釉提壶俑
高26.1厘米。1976年长沙咸家湖1号墓出土。
男侍俑。头戴幞头，身着胡服，脚蹬长靴，右手提扁壶，左手拿布囊，面部表情自然平和。此提壶俑出土于长沙窑咸家湖唐墓，该墓出土各类青瓷俑共计50件，有镇墓兽、人首兽身双翼俑、十二生肖俑、武士俑、文吏俑、男侍俑、女侍俑、乐俑、马、牛、羊、骆驼、狗、猪、鸭、鹅、和鸽子。其中男侍俑6件，有的持棒，有的驾鹰，有的做手势，有的提壶等。有人猜测该男侍俑，可能是拎着钱袋，替主人沽酒去。笔者从其从容安静的神情看，更愿意推测其陶醉于生活中的小满足，为自己沽酒，回家享受妻子做的晚饭。
此男侍俑虽无秦始皇陵陶俑的雄伟气魄，亦无唐三彩俑的华丽色彩，但其怡然自乐的仪态，小巧玲珑的造型，却充分反映出唐代社会市井小民生活的安逸。
唐 胡人牵骆驼俑
骆驼俑高18.5厘米，长17厘米；胡人俑高18厘米。1958年长沙市赤岗冲三号墓出土。
胡人俑作牵骆驼状。面部深目高鼻，络腮胡浓密，嘴巴微张，表情丰富；右肩坦露，上身穿翻领中长衣，两臂伸张，其中的左手将袖子挽起，动感十足；中部腰间系革带，带上挂着扁壶与腰刀，刻画细腻；下足蹬长靴，两腿扒开，身体前倾，塑造生动。而骆驼俑则像未识世事的小孩，不情愿地跟随着牵它的主人。
此胡人牵骆驼俑，生动地反映了胡人急切完成自身使命、归心似箭地返回故土的形象。而胡人与骆驼组合的雕塑，则影射了我国与西亚各国各地区之间，十分频繁的贸易往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可谓活灵活现，妙不可言。
纵观以上湖南省博物馆藏十二尊长沙市出土古代人物陶俑，可谓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具有极强的历史、艺术和收藏价值。它们虽没有充分反映古代湖南制瓷的全貌，仅是展现了古代湖南陶瓷的冰山一角，但它们却窥斑见豹，滴水见海。不但表现了湘窑之创意，更彰显了湘瓷之神韵，为中国古代陶瓷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不仅值得我们去发掘和研究，更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责编：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