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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端木蕻良（以下简称“端木”）以擅写女性著称，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性格特征鲜明，极富有审美价值。本文通过对端木塑造的三种类型女性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女性形象与社会变革的紧密联系，更体现了端木的男性话语意识。
【关键词】端木蕻良；小说；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初，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蜷伏于“历史地心”的中国女性终于浮出“历史地表”。始终与社会政治变革联系紧密的中国现代文学，把中国女性的命运作为自身关注的焦点之一。正是基于此，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文学作品里塑造了形色各异的女性形象，并成为他们表现社会人生、寄托人生理想的丰富的创作资源。鲁迅笔下的旧女性“祥林嫂系列”，以她们的苦难印证封建历史的非人性和罪恶。“五四”女性“子君”之类，让人们重新认识女性解放的艰难之境。茅盾笔下的“新女性”系列，负荷着那些在现实面前撞得粉碎的英雄主义碎片，沈从文笔下的纯美女性则寄托着作者理想中的“人性”。在她们身上不仅体现了作者对她们生存境遇的关注，同时“分明烙有作家一己和男性群体的想象痕迹。”端木这位尤以擅写女性著称的作家，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也不例外。犹如很多人道主义的男作家，端木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的苦难和所受的压迫是抱怜悯、同情态度的，但在面对不同阶层的女性，甚至同一阶层的女性时，端木作为一个男性作家的男性话语在潜意识中就投射到他笔下的女性人物身上。端木笔下的女性形象，性格特征鲜明，极富有审美价值。这一方面是由于早年特殊的境遇给予他接触揣摩各式女性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缘自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红楼梦》为他提供的卓越范例。这些女性形象按照阶级出身的不同分为三种类型：下层劳动女性、上层贵族女性、都市边缘女性。下面分别论述。
一、下层劳动女性
这类女性形象都有着纯洁善良的美好品性，她们贯穿于端木三、四十年代的小说。按照精神特质，她们又可分为“雄强化”和“道德化”两种类型。前者代表有杏子、水芹子。在她们身上不乏女性的柔情与娇媚，但作者在作品中主要是突出她们身上男性般的气魄和不畏强暴的反抗性。柔情与勇毅在她们身上融为一体，使她们成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美学存在。后者代表有水水、灵子、灵姨、金枝姐。在她们身上体现了柔顺、纯贞的传统道德美的女性特质。作者在下层劳动女性身上投射了激赏与怜悯、同情的目光，用饱醮感情的文字再现了下层劳动女性身上美好的人格魅力。
灵子悉心照顾少爷丁宁的起居生活，当她成为丁宁的贵族感情恣纵的对象时，曾幻想有朝一日成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可是，她面临的却是太太的辱骂，并强迫她服毒自杀。善良的她在遭到太太的毒手时，她考虑更多的不是自己的生命，却是不能让在远方的少爷担心，宁愿自己忍受着屈辱，乃至选择死亡。
很显然，无论是“雄强化”还是“道德化”的女性，都是作者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渗透到文本构思下塑造的。前者突出异族统治下她们身上的反抗性，后者则凸显了阶级压迫下她们的苦难。在这里，作者的男性话语和政治话语是二合一的。
二、上层贵族女性
对于出身贵族地主家庭的端木来说，对于大家族的生活，从有记忆的时候起，他就熟悉了这里的每个故事。特别是《科尔沁旗草原》中关于大家族仕女群生活的描写，传神鲜活。在养尊处优的生活里，她们有的残忍暴虐；有的在压抑郁闷中苟延残喘，直至香消玉殒；有的用“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实现着作为一个女人的生命欲望，端木对她们态度是批判的。
在文中，他用“苍蝇、臭虫、蚊子”来表达他对地主阶级女性的憎恶之情，并进而上升到对整个阶级的批判。“那生长苍蝇、蚊子的水坑草堆才是足以增恨的根源哪。”实际上，她们也是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受害者，然而，作者在面对不同个体时，又表现出了复杂的感情态度。
作者对丁宁的嫂子是同情的、怜悯的，对三十三婶显然是憎恶的。可见，作者在潜意识中对传统性别文化的认同，因为前者没有逾越作为女人的妇道，坚守“惟务清贞”的节操，作者宁愿让她们在无欲望的状态中死去。而三十三婶那种张扬的、千方百计地要实现自己生命欲望的个性，是不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正是在这不同的态度中，端木的男性话语得以凸显。
三、都市边缘女性
这类女性的代表人物有《可塑性的》中的凤子、《三月夜曲》中的波兰女、《新都花絮》中的宓君等。在《新都花絮》中，主人公宓君出身豪门贵族，她不仅美丽优雅，而且有修养、有文化、懂艺术，让人既惊羡又怜爱。由于恋爱的失败，她才离开了从未离开过的北平，选择了对内地青年有着磁力似的吸引之地——重庆。她想她以后再也不会被感情的事所牵扯，决定投身抗战。”然而，到了重庆之后，乡下的寂寥，使她感到一种无言的烦躁。在都市，以前别人都以她为中心，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她又发现自己的多余。为了摆脱空虚寂寥，同时加上新的感情的吸引，她到一所保育院供职，直到她不久又陷入又一场热恋里才又感到“甜蜜而又宁静”。谁知，由于自身的原因。新的恋人又舍她而去，在小说的结尾，她只好怀着空虚无聊的心情再次寻觅理想的生活之地。在小说叙事中，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描写了宓君这个都市女性的心路历程。在文本的叙述表层，我们感觉到作者对这个女性的赞美和某种喜爱，但在文本深层对她的讽刺却是相当深刻的。在作者看来，在沸腾的时代里，她却孤芳自赏，徘徊在个人的感情世界里，追求个人幸福而无视时代的要求，而没有走上男性价值观所认为的为国家、民族的解放，做一个“有用的公民”的道路，显然是应受指责的。
综上所述，端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仅揭示了这些女性形象与社会变革的紧密联系，更体现了端木的男性话语意识。
作者简介：邢洁（1978— ），女，汉族，河南郑州人，现为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教师、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龙贤东）
【关键词】端木蕻良；小说；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初，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蜷伏于“历史地心”的中国女性终于浮出“历史地表”。始终与社会政治变革联系紧密的中国现代文学，把中国女性的命运作为自身关注的焦点之一。正是基于此，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文学作品里塑造了形色各异的女性形象，并成为他们表现社会人生、寄托人生理想的丰富的创作资源。鲁迅笔下的旧女性“祥林嫂系列”，以她们的苦难印证封建历史的非人性和罪恶。“五四”女性“子君”之类，让人们重新认识女性解放的艰难之境。茅盾笔下的“新女性”系列，负荷着那些在现实面前撞得粉碎的英雄主义碎片，沈从文笔下的纯美女性则寄托着作者理想中的“人性”。在她们身上不仅体现了作者对她们生存境遇的关注，同时“分明烙有作家一己和男性群体的想象痕迹。”端木这位尤以擅写女性著称的作家，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也不例外。犹如很多人道主义的男作家，端木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的苦难和所受的压迫是抱怜悯、同情态度的，但在面对不同阶层的女性，甚至同一阶层的女性时，端木作为一个男性作家的男性话语在潜意识中就投射到他笔下的女性人物身上。端木笔下的女性形象，性格特征鲜明，极富有审美价值。这一方面是由于早年特殊的境遇给予他接触揣摩各式女性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缘自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红楼梦》为他提供的卓越范例。这些女性形象按照阶级出身的不同分为三种类型：下层劳动女性、上层贵族女性、都市边缘女性。下面分别论述。
一、下层劳动女性
这类女性形象都有着纯洁善良的美好品性，她们贯穿于端木三、四十年代的小说。按照精神特质，她们又可分为“雄强化”和“道德化”两种类型。前者代表有杏子、水芹子。在她们身上不乏女性的柔情与娇媚，但作者在作品中主要是突出她们身上男性般的气魄和不畏强暴的反抗性。柔情与勇毅在她们身上融为一体，使她们成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美学存在。后者代表有水水、灵子、灵姨、金枝姐。在她们身上体现了柔顺、纯贞的传统道德美的女性特质。作者在下层劳动女性身上投射了激赏与怜悯、同情的目光，用饱醮感情的文字再现了下层劳动女性身上美好的人格魅力。
灵子悉心照顾少爷丁宁的起居生活，当她成为丁宁的贵族感情恣纵的对象时，曾幻想有朝一日成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可是，她面临的却是太太的辱骂，并强迫她服毒自杀。善良的她在遭到太太的毒手时，她考虑更多的不是自己的生命，却是不能让在远方的少爷担心，宁愿自己忍受着屈辱，乃至选择死亡。
很显然，无论是“雄强化”还是“道德化”的女性，都是作者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渗透到文本构思下塑造的。前者突出异族统治下她们身上的反抗性，后者则凸显了阶级压迫下她们的苦难。在这里，作者的男性话语和政治话语是二合一的。
二、上层贵族女性
对于出身贵族地主家庭的端木来说，对于大家族的生活，从有记忆的时候起，他就熟悉了这里的每个故事。特别是《科尔沁旗草原》中关于大家族仕女群生活的描写，传神鲜活。在养尊处优的生活里，她们有的残忍暴虐；有的在压抑郁闷中苟延残喘，直至香消玉殒；有的用“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实现着作为一个女人的生命欲望，端木对她们态度是批判的。
在文中，他用“苍蝇、臭虫、蚊子”来表达他对地主阶级女性的憎恶之情，并进而上升到对整个阶级的批判。“那生长苍蝇、蚊子的水坑草堆才是足以增恨的根源哪。”实际上，她们也是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受害者，然而，作者在面对不同个体时，又表现出了复杂的感情态度。
作者对丁宁的嫂子是同情的、怜悯的，对三十三婶显然是憎恶的。可见，作者在潜意识中对传统性别文化的认同，因为前者没有逾越作为女人的妇道，坚守“惟务清贞”的节操，作者宁愿让她们在无欲望的状态中死去。而三十三婶那种张扬的、千方百计地要实现自己生命欲望的个性，是不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正是在这不同的态度中，端木的男性话语得以凸显。
三、都市边缘女性
这类女性的代表人物有《可塑性的》中的凤子、《三月夜曲》中的波兰女、《新都花絮》中的宓君等。在《新都花絮》中，主人公宓君出身豪门贵族，她不仅美丽优雅，而且有修养、有文化、懂艺术，让人既惊羡又怜爱。由于恋爱的失败，她才离开了从未离开过的北平，选择了对内地青年有着磁力似的吸引之地——重庆。她想她以后再也不会被感情的事所牵扯，决定投身抗战。”然而，到了重庆之后，乡下的寂寥，使她感到一种无言的烦躁。在都市，以前别人都以她为中心，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她又发现自己的多余。为了摆脱空虚寂寥，同时加上新的感情的吸引，她到一所保育院供职，直到她不久又陷入又一场热恋里才又感到“甜蜜而又宁静”。谁知，由于自身的原因。新的恋人又舍她而去，在小说的结尾，她只好怀着空虚无聊的心情再次寻觅理想的生活之地。在小说叙事中，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描写了宓君这个都市女性的心路历程。在文本的叙述表层，我们感觉到作者对这个女性的赞美和某种喜爱，但在文本深层对她的讽刺却是相当深刻的。在作者看来，在沸腾的时代里，她却孤芳自赏，徘徊在个人的感情世界里，追求个人幸福而无视时代的要求，而没有走上男性价值观所认为的为国家、民族的解放，做一个“有用的公民”的道路，显然是应受指责的。
综上所述，端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仅揭示了这些女性形象与社会变革的紧密联系，更体现了端木的男性话语意识。
作者简介：邢洁（1978— ），女，汉族，河南郑州人，现为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教师、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龙贤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