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雄古代青铜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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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
  这是毛泽东词作《贺新郎·读史》的起句,词意非常浪漫,然而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实际上经历了几百万年的艰辛。现代考古发掘证明,楚雄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从八百万年前的禄丰古猿、元谋古猿,到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已经是“人猿相揖别”的时代了。“元谋人”的子孙用粗糙的打击石器同大自然作斗争,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到距今约4000年前的殷商时期,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度过了人类社会的“小儿时节”。再到公元前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以楚雄万家坝和姚安、禄丰、牟定等出土的铜鼓及大量青铜器,表明楚雄州境已经进入到青铜器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楚雄青铜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楚雄农业文明社会的繁荣发展和社会分工、等级制度的形成,代表“邑君”“侯王”贵族身份和社会礼乐制度的铜鼓、编钟,在部族方国战争中普遍使用的青铜兵器,以及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青铜生活用具,无疑正是楚雄古代青铜文明从初级阶段走向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一、万家坝出土的青铜器
  楚雄万家坝古墓葬群位于楚雄市城东南约3公里,属龙川江支流青龙河西岸台地,高出河面约30米。1975年和1976年共清理发掘古墓79座。考古发掘报告将墓葬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Ⅰ类墓共计45座,后段为Ⅱ类墓共计34座。该墓地均为竖穴土坑墓,未见封土,有的有腰坑和二层台,还有部分在墓底铺白膏泥。大墓棺木有盖复合棺、有盖独木棺和无盖棺,有的在墓穴竖立边桩,墓底铺枕木,后段有的墓葬有将枋木搭成屋顶形状,与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盖相似。
  从规模上看,大型墓有13座,一般长5米、宽2米、深5米以上。墓具以原木或独木制成,一些墓的底部还有一个小坑(腰坑),置放铜编钟等随葬品。大墓内均有丰富的随葬品,如青铜农具有斧、锄、凿等;青铜兵器有戈、矛、剑、钺、镞、臂、甲、盾饰等;青铜乐器有鼓、编钟、铃等。小型墓共66座,墓坑一般长2至3米,宽1米、深2米左右,没有葬具或葬具极少。一部分墓以剑、矛等青铜兵器为主,另一部分则以铜镯、玉环、玛瑙等装饰品为主。
  从墓葬型制和随葬品的多寡判断,大墓的主人是奴隶主、贵族。小墓的主人有小奴隶主、自由民。装饰品为主的小墓主人可能以女性居多。
  从年代上分析,两类墓的时代,Ⅰ类墓应早Ⅱ类墓。理由是从墓区的分布上看,Ⅰ类墓地处墓地的西北部,属台地的顶部,靠山近离河远。从云南省发现的古墓葬群的一般规律来看,靠山顶的墓葬要早于山坡的墓葬。再从墓葬形制的变化和随葬器物的多寡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来看也是如此,Ⅰ类墓除个别墓地可能代表氏族首领身份的墓葬外,多数是无棺、无边桩垫木的小墓,随葬器物少,反映了氏族成员之间较为平等的社会地位;而Ⅱ类墓则不同,其中一种如M23那样的大墓,有许多的随葬器物,需要花费大量的奴隶劳动。还有一种是一无所有的小墓,反映了阶级分化的加剧,是楚雄奴隶社会方兴时期的真实写照。经考古学者将万家坝古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与洱海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比较,Ⅰ类墓出土的铜斧与剑川海门口出土的铜斧相似;铜剑、铜锄与祥云大波那出土的同类青铜器相似;Ⅱ类墓出土的器物与大波那出土的相似。经考古研究所、北大历史系及文物保护研究实验室测定,万家坝M1棺木年代为距今2375±80或距今2350±85年;M23棺木年代为距今2405±80年或距今2640±90年、2635±80年。由此推断万家坝Ⅱ类墓的年代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而Ⅰ类墓要早于Ⅱ类墓又晚于剑川海门口,年代属于海门口与大波那之间。海门口青铜遗址属于夏商代时期,因此,万家坝Ⅰ类墓可确定属于春秋早期。
  楚雄地处滇池、洱海之间,因此,万家坝青铜文化同时具有洱海地区青铜文化和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双重特点。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扁平茎无格青铜剑、圆筒形铜矛、半月形铜钺、铜臂甲、唇边突起的玉镯和乳钉纹盾牌,属滇池地区青铜文化類型;铜矛上人抱二缠蛇纹和卷云纹的题材在滇池区域也很常见,只是后者技法上更加成熟;生活用具有大型铜釜,形制各异,但在滇池区域均能发现相似的器物。敞口宽沿直腰鼓腹大平釜口沿有竖立双绳辫耳,口沿内壁有四组对称网纹,口沿、腰、腹的高度不一,口大,腹小。这种沿、腰、腹分界明显的铜釜与早期铜鼓形制相似,或是铜鼓的前身,而且与铜鼓并行发展。在昆明羊甫第一期有相似铜釜,但口、腰、腹的高度已趋于一致。另外两种腰部带双耳的大口折腹小平底釜及带双绳辫立耳的敞口折沿鼓腹平底釜也在滇池地区广泛发现,只是在形制上略有差异。
  但总体上看,万家坝青铜器中洱海青铜文化的特征似乎更为明显。首先,从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上看,以洱海文化类型的占大头,且形成了代表性的器物组合,如凹口心形铜镢、螺旋纹柄铜剑、曲刃铜矛、狐肩形铜斧、曲刃元胡铜戈、窄边铜镯以及最早类型的铜鼓和编钟,它们是洱海青铜文化的标准器物;其次,从特点上看,滇西青铜文化中普遍出土一种“山”字形格青铜剑,无格、扁平空心、剑首扁圆或椭圆,少数标首正中饰四角形花纹,剑柄饰凸起螺旋状纹,随着时间的早晚,其器形、纹饰又有所变化,但此种剑的分布范围一直以滇西为中心,东界达楚雄州境,在黑井、琅井、大姚白鹤水库、吕合以及万家坝、张家屯均有出土,但再往东就没有发现,也说明楚雄青铜文化应当归入洱海类型;第三,从时间上看,云南最早的青铜器发现于滇西的剑川海门口遗址,属于铜石并用时代,相当于中原的商代晚期。遗址中发现的14件青铜器中,有两种器物如铜斧和铜镯与万家坝出土的青铜器相似,说明云南青铜器是从滇西起源后逐渐向东传播至楚雄的;第四,从传承上看,在剑川海门口和宾川白羊村等地的新石器遗址中出土大量的楚雄州境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常见的器物,如梯形石斧、石锛、长条形石刀、纺轮以及型制相同的长方形杆栏式房屋。还有元谋大墩子遗址中出土的瓮棺葬在剑川鳌凤山也有较多地发现,而滇西祥云、弥渡等地发现的石棺墓,在楚雄姚安、永仁、武定、元谋等地均有分布。这些相同的文化内涵,也说明楚雄青铜文化与滇西青铜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早期洱海文化的因素较多,晚期滇文化的因素越浓,从中也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楚雄州境部落民族之间融合、斗争及其势力消长。直至西汉初期,万家坝古代部族很可能已经被后起之秀的滇王所并吞,成为滇国的一个属国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滇国降汉以后,汉武帝以其地设益州郡,即有弄栋县之设,范围包括今滇中楚雄大部分地区。   二、楚雄州境其他青铜器遗址
  据《楚雄彝族自治州文物志》载,楚雄州境内先后已发现的青铜器遗址分布广泛、数量众多。楚雄市境内有小花山青铜器遗址、车坪青铜器出土点、东瓜青铜器出土点、吕合青铜器出土点、三街铜鼓出土点,双柏县境内有青香树青铜器遗址,牟定县境内有福土龙青铜器出土点,禄丰县境内有广通甸尾青铜器出土点、上营古墓葬青铜器出土点,羊毛岭古墓葬青铜器出土点、鱼池古墓葬青铜器出土点,武定县境内有所所卡青铜器出土点、七棵树古墓群青铜器出土点,姚安县境内有前场新街青铜器出土点、西教场古墓葬青铜器出土点、徐家坎古墓群青铜器出土点,南华县境内有新村后山古墓葬青铜器出土点、老高坝古墓葬青铜器出土点,大姚县境内有高家铺古墓葬青铜器出土点。
  三、楚雄州馆藏青铜器文物
  据《楚雄彝族自治州文物志》载,楚雄州馆藏青铜器有:春秋时期楚雄三街铜鼓、战国早期牟定小贝苴铜鼓、战国中期禄丰万家坝型铜鼓、战国姚安营盘山铜鼓、战国姚安铜鼓、汉牟定铜鼓,战国姚安前场编钟、战国牟定福土龙长椭圆形编钟、战国大姚火烧地编钟、西汉姚安营盘山编钟、春秋楚雄万家坝山字格铜剑、春秋大姚赵家店山字格铜剑、春秋楚雄张家屯绳纹柄山字格铜剑、战国禄丰黑井绳纹柄山字格铜剑、战国楚雄上白庙绳纹柄山字格铜剑、战国姚安白花冲山字格铜剑、战国禄丰鱼池山字格铜剑、战国姚安营盘山牛头铜剑、战国姚安白花冲一字格铜剑、西汉禄丰喇叭形茎首一字格剑,战国姚安营盘山铜锄、战国禄丰琅井长方形铜锄、战国牟定长方形铜锄、战国楚雄吕合凹銎直体弧刃铜锄、战国楚雄东瓜铜锄、战国楚雄紫溪叶瓣形铜锄、战国楚雄直体铜锄、战国元谋龙街铜鋤,战国姚安靴形铜钺、战国姚安铜钺、西汉姚安靴形铜钺,战国楚雄张家屯鎏金铜臂甲,春秋楚雄张家屯铜矛、战国姚安营盘山单耳铜矛、战国楚雄车坪铜戈、战国姚安铜戈,战国楚雄双包营铜锛,战国牟定云龙铜斧、战国禄丰腰站青铜小斧,西汉姚安秋棺地铜釜。
  四、楚雄青铜文化与濮髳会北、庄蹻通滇
  据《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纣时,西南地区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部族参加了在河南孟津的会盟。据考证,其中至少有羌、髳、卢、濮与楚雄州境先民有渊源关系。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楚雄州境主要分布着氐羌、百越、百濮3大族群。西晋杜预《左氏春秋传》载:“建宁郡(滇中地区)南有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唐武德四年(621年),曾在姚州以北今大姚石羊一带置西濮州,后改为髳州。康熙《楚雄府志》载:“楚雄府,《禹贡》梁州外境,周为百濮地”。说明楚雄地区最早就是濮人和髳人居住的地方。1961年9月上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在访问印尼后回国途中,留宿楚雄,写下了一首非常有名的《宿楚雄》诗。诗的前两联是:“庄蹻通滇肇锡名,楚威远振古边城;濮髳北会无遗迹,诸葛南巡有旧营”。庄蹻通滇、濮髳北会、诸葛南巡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与楚雄地区有密切联系。其中濮髳北会的历史发生在公元前一千多年,虽然是一个了无遗迹的千古之谜,但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明仍然可以使我们从中看出一些端倪。郭沫若在1977年出版的《沫若诗词选》中为《宿楚雄》一诗自注也说,公元前1122年周灭殷时,同盟军中有濮人、髳人,原居楚雄一带云。
  “濮髳北会”是我国历史上西南少数民族有组织地参与“逐鹿中原”、共商国是的一次重大的会盟活动,它不仅说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久远,而且也证明了早在上古时期楚雄州的先民们就已经自觉地参与了一次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政治活动。这对于深入研究楚雄州历史,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
  责任编辑:张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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