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孤岛”作为特殊的地域空间为妇女运动提供了相对平和的环境，一大批妇女期刊的发行为我们研究战时妇女生活提供了资源。《妇女界》作为孤岛后期出现的杂志，成为“职业女性”言说自我的场域。在革命时代对女性塑造之外，本文注意到《妇女界》期刊中“职业女性”这一形象展现了“去精英化”的“自我关怀”，这体现了女性解放道路的复杂性。
　　关键词：女性形象 《妇女界》 孤岛 妇女期刊
　　1937年，日本占领除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之外的上海地区，持续了近四年的“孤岛”时期从此开始。这一时期，孤岛除了受到日方影响而对抗日激进言论进行压制，其他的声音当局几乎采取了一种放任的态度。这一时期有三百多种文学杂志出版，除了左翼杂志，还有纯文艺的杂志和市井消闲类的杂志。在出版的热潮中，一大批妇女杂志也随之涌现。它们或表达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宣扬；或关怀家庭生活，对女性各方面的生活境况予以指导；或关注世俗生活，成为消遣娱乐的园地。《妇女界》作为孤岛后期出版的杂志，呈现出与其他妇女杂志相同又相异的特点。
　　一、“职业女性”的现实意义：生存在“孤岛”
　　20世纪30年代日本全面侵华大举占领东北华北等地，沦陷区的女性声音在战火中被一再压抑。在日伪政府的高压统治之下，沦陷区文学出版活动受到严密的监视，某些妇女杂志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与日伪政府侵华活动密切相关的政治指向性。以华北沦陷区的《新光》杂志为例，这本發行于北京的妇女杂志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明显受到日本管控。学者赵亮指出，《新光》杂志塑造出用以粉饰和平的“摩登女郎”、殖民统治之下回归复古主义的“贤妻良母”等女性形象，不仅表现了一定的亲日倾向，其具体内含也虽随着日伪政府的侵华活动而展开。
　　而处于日军管控稍松的孤岛地区，女性言说的自由空间相对沦陷区更为宽广。上海“孤岛”作为这一时期特殊的空间区域，自身构筑起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环境生态。上海的战争环境导致人口涌入相对安定的“孤岛”，大量人口和资金的流入使得这一空间的资本积累不断扩大，工厂繁荣。在殖民地庇佑下，“孤岛”的安定环境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在度过战争之后，其内部经济状况反而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膨胀的人口数量为杂志的发行提供了广泛的读者群体。更重要的是，与民族政治话语密切相关的男性群体在政治高压下的“失声”，使得女性的声音有了凸显出来的可能。据上海妇女杂志编委会所编《上海妇女志》，1930年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期间内发行的妇女杂志便有四十八种。“孤岛”到来以后，上海的女性的声音也没有陷入消沉，全面抗战的八年间，上海发行出版的妇女杂志也有三十种之多。
　　在文化研究视阈中，“女性”这一身处权利中心之外的群体，在边缘话语的构建中强化着自己的群体身份，为自身进行抗争。在《妇女界》不断讲述的“职业之道”中，“职业女性”的角色塑造也渐渐补充着“女性身份”的内涵容量。在同一时期，“孤岛”的女性杂志展现出来的女性形象多少都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例如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海妇女》），或者力从改良家庭入手，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塑造（《现代家庭》），这种类型多样的女性身份塑造，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传统女性”的生存空间。
　　在种种声音之下，《妇女界》对于“职业女性”这一形象塑造成为无疑与杂志发行空间有着密切联系。作为通商口岸，上海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和文明开化程度都很高，在这种环境下，女性具有较为开放的职业意识。事实上，繁荣的经济发展使得女性本身就成为一种消费符号，而对于女性形象的消费也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到职业女性——无论是女明星、女职员，还是女警察，她们的出现本身就成为一种被关注的现象。而在《妇女界》杂志发行的“孤岛”后期，漫长的战争消耗的还有早期的革命狂热、物资储存不足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在现实和理想的双重夹击下，生存在这一空间中的女性也不得不关注到自身的生存问题，对她们来说，走出家门工作赚钱无疑是物价飞涨的生存压力之下的必然选择。
　　“五四”以来，妇女解放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娜拉”们纷纷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困境，奋而觉醒，然而当她们拼尽全力摆脱家庭社束缚，却在走出家门之后陷入迷惘。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犀利指出的困境，成为热潮冷却之后广大女性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妇女界》对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无疑赞同鲁迅开出的“药方”，强调经济独立将带给女性独立自主的基本条件保障。在《妇女界》第一卷十一期的《略谈妇女问题》一文中，作者明确指出掌握经济权利对于妇女运动的作用：“这执着于‘要经济权’，也就是说，要争取经济上的解放。这一解放，不仅只是上层知识妇女的解放，要紧的是普遍的全体妇女一致起来参加的解放，不是叫我们坐在家里等人送钱来，而是要我们拿劳动力去博得的。换一句话说，要解决妇女问题，就是要每个妇女都劳动，从劳动上解决经济权。”
　　二、“职业女性”形象：“孤岛”之外的困境言说
　　台湾学者连玲玲曾粗略地将孤岛时期的妇女杂志进行分类，她指出：“根据刊名及发行宗旨，大致可以将这些期刊分为四大类：一是宣传抗日，如《战时妇女》《孤岛妇女》《上海妇女》等；二是改善家庭生活，如《理想家庭》《妇女与儿童》《慈俭妇女》等；三是维护妇女权益，如《中国妇女》《妇女界》《职业妇女》等；四是女校或妇女团体的机关报，如《上海女青年》、《上海女子大中小学校刊》《职妇》等。”a 在她的分类中，《妇女界》被划分为维护妇女权益大类中。《妇女界》创刊于20世纪40年代，停刊于1941年，发行于上海“孤岛”后期，属于半月刊。栏目多样且丰富，不仅涉及妇女生活、两性关系、职业家庭等探讨妇女生活和妇女问题的内容，还收录有剧评、小说、诗歌、散文等文艺习作。
　　无论是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学杂志、具有明确功利目的的党团杂志还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通俗娱乐杂志，作为一种能够迅速传播信息的文化的载体面向读者群体的媒介形态，杂志本身便承担着传播新思想的责任。《妇女界》作为抗战时期的先进妇女杂志，也不可避免地背负着战争时期必然要承担的意识形态意识。在《妇女界》的发刊词中，编者蔡鲁依直接点明这本杂志所要达到的“目标”：“来吧！已踏进社会的职业姐妹和准备步入社会的职业姐妹！和准备步入社会的家庭姐妹，承载着全世界妇女生日的‘三八节’——创造起我们的新生命，开辟起我们的新园地，在这里，我们要提倡妇女职业，别再让人叫我们寄生虫！”b事实上，对于“职业女性”这一女性角色的强调构成了《妇女界》大部分内容。《妇女界》创刊号的封面亦由五位不同的女性漫画形象构成，包括医务人员、模特、家庭主妇、战士、打字员，涵盖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