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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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炸弹假设"提出了营救刑讯能否被正当化的难题。特别是在恐怖主义犯罪成为人类社会痼疾的当下,营救刑讯可否正当化、如何正当化及其正当化限度成为了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尽管议论纷纷,但舍弃纯粹理念性、伦理性的观点后,在规范性论证中,存在承认营救刑讯通过正当防卫而有限正当化的空间。作为正当防卫的营救刑讯,是针对恐怖主义犯罪造成法益危险后,拒不消除该危险的不作为的防卫,目的在于阻止该危险终局性地转化为实害的发生。警察进行营救刑讯,可以在刑法上阻却其违法性。但在刑事诉讼中,营救刑讯的使用应当加以限制,即只能出于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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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质高效的审判支撑关键技术及装备研究”(编号:2018YFC0830300);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宪法治理视角下的审判中心主义诉讼制度研究”(编号:QN2017014)的支持;云南大学东陆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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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炸弹假设"提出了营救刑讯能否被正当化的难题。特别是在恐怖主义犯罪成为人类社会痼疾的当下,营救刑讯可否正当化、如何正当化及其正当化限度成为了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尽管议论纷纷,但舍弃纯粹理念性、伦理性的观点后,在规范性论证中,存在承认营救刑讯通过正当防卫而有限正当化的空间。作为正当防卫的营救刑讯,是针对恐怖主义犯罪造成法益危险后,拒不消除该危险的不作为的防卫,目的在于阻止该危险终局性地转化为实害的发生。警察进行营救刑讯,可以在刑法上阻却其违法性。但在刑事诉讼中,营救刑讯的使用应当加以限制,即只能出于营救目的,防止严重的犯罪实害发生,而不能用于获取定罪证据,以免侵蚀刑事诉讼的底线正义。同时,对于营救刑讯中的假想防卫、防卫过当也应当审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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