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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与孙奇逢、李颙并称为“清初三大家”，又与顾炎武、王夫之合称为“明清之际三大进步思想家”，其学识之渊博、思想之深邃，世间鲜有其匹。举凡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历法、数算、音律等几无不涉猎。清人曾这样评论他：“大者羽翼经传，细逮九流百世，靡不通贯。”（邵廷采《遗献黄文孝先生传》）他写成的著作不下百种，而保存至今的尚有50多种，约数百万字。始编纂于1950年的《黄梨洲文集》，由著名学者陈乃乾整理，1959年首次出版，书前有嵇文甫先生序。是书据《南雷文案》（含外卷、续刻、三刻）、《南雷文定》（含后集、三集、四集、五集）、《南雷文约》、《南雷余集》各种刻本所载之文，分类重编，凡分传状、碑志、哀祭、赋、序、记、书、杂文、寿序九类，又据梨洲先生手写残稿校正错误。每篇原载何书，在目录下分别注明书名及卷数。旧刊各集，非同时所刻，其中有重出之文而字句歧异者，盖出于原作者随时删改，则于篇末校注异文。而对于改动特别大的，则两文并存。书后且附有梨洲交游尺牍一卷、旧刻本的各种序跋及整理者对各本的简要说明。经过此番整理，梨洲之文始称条理秩然，整饬可观。然近日粗翻《姚江书院志略》，发现有《姚江书院配食附议》一文，并未收入《黄梨洲文集》中。
据史料记载，姚江书院在顺治十五年时，曾就崇祀问题讨论过一次。结果采纳了史孝咸的意见，王阳明设专像，左右立王氏及门与私淑弟子牌位。直至俞长民主院事期间（康熙十年至二十一年），书院对崇祀问题，又进行了讨论。这次，黄宗羲才为此事亲自前往申明自己观点，作《姚江书院配食附议》一文。姚江书院为配食一事两次讨论，黄宗羲在晚年时所做的《附议》对姚江书院起到了什么影响？本文就此问题聊作探讨。
一
姚江书院由明末清初浙东著名学者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和其弟孝复四人创立。后来又有王朝武、苏无璞、邵曾可、韩孔当、邵长远、俞长民、史标、徐景范、邵廷采等先后主持或侍讲姚江书院。
书院创立时，是一个纯学术团体，不太关心时政。沈国模等先生以“致知”说为核心，从笃信良知之学出发，认为“学不从致良知入门，有诚非所诚之弊”，主张“求仁为宗，教人当下察，取本心扩充克治。教人当下识取良知”。史孝咸重掌院事时，更是十分谨慎。《书院会则》明确规定“言论各须虚怀下气，不得哗然并举，接耳私谈。毋及朝廷时事、里中俗语及世态寒温。亦不得塞默无言，矜傲自是。”显然，他们所强调的学术观点与蕺山之学是有明显区别的。
作为蕺山派弟子的黄宗羲，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学习过程后，渐以经史为基础，继承了刘宗周的哲学宗旨，虽仍以王学为根底，对王学进行了修正。他将阳明所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中”的“致”字解释为“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乃后之学者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则先生何不仍穷理格物之训，先知后行，而必欲自为一说耶！”这些观点无疑与姚江书院沈氏等先生讲的“良知之学”大相径庭。这也就是为什么黄宗羲自清顺治七年（1650）从健跳返回故里后，相继在语溪、会稽、宁波、海昌、崇德等地讲学，却对开办在故乡的教泽丰盛的姚江书院却不闻不问，不以为然的原因。
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以及韩孔当相继去世后，姚江书院自康熙十年（1671）始，由俞长民、史标、邵廷采先后主持院事，姚江书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在继续“大阐文成之教”，仍保留理学枝叶的同时，逐渐重视王学中的事功思想，提出“圣学以经世为主”，“学者宜时时以担当世道为念”的主张，直至邵廷采强调学术与事功的统一，“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在这时期的姚江书院《训约》中，也反映出一改过去不读经史，谈性命则入于空疏浅薄的常态，明确规定：“以五经、《左》、《国》、《史》、《汉》、《性理大全》、《通鉴纲目》及唐、宋大家古文，分为经纬，每日读经五页，史五页，古文五六页。”姚江书院的这些学术宗旨，与继承先父黄尊素“经术所以经世”遗训的黄宗羲的学术观点相一致，使得他们逐渐消除以往隔阂，关系逐渐走向融洽。也正是为此，黄宗羲才会在俞长民主院事期间，为姚江书院的“崇祀”一事，开始了与书院的第一次接触。
二
“天下之门人，顾不得独私于吾邑。今以姚江名书院，而单举一邑之门人”，黄宗羲的《姚江书院配食附议》表达了他对书院旧的祀法的不同看法，大意是说，王阳明是全国的王阳明，那么收录的弟子也应该全一些。像王门姚江弟子徐珊、管州、孙应奎、柴凤、范引年、夏淳、闻人铨、黄骥、胡瀚这八个人都应补上。王阳明生平弟子不计其数，除却已有配食的钱德洪和徐爱二人，新加的这八人皆是王阳明的高门弟子，笔者先就这些人做简单介绍。
徐珊，字汝佩，浙江余姚人。少受学于王阳明。嘉靖二十年（1541）官辰州府同知。他到辰州之后，便到虎溪寻访王阳明当年讲学的遗迹，于是在龙兴寺附近修建虎溪书院，构筑了修道堂。第二年，王阳明另一弟子来辰州府任通判。梁廉在主讲会稽时，经常与徐珊侍王阳明于鉴湖。徐珊后来又拜梁廉为师。梁廉到辰州之后，在虎溪书院修道堂之侧修见江轩。广招当地士人，相与讲论，“由是阳明之学大昌于辰州。”民国年间修的《沅陵县志》卷二十五说：“守仁之学以致良知为主，悟道自龙场，而讲学则始于虎溪，辰士首祟其数，驯至风靡天下，人人知宗王学。”虎溪书院在崇祯初年曾改名阳明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又改名为虎溪书院。
管州，字子行，号石屏。官兵部司务。每当入直，讽咏抑扬，司马怪之。边警至，司马章皇，石屏曰：“古人度德量力，公自料才力有限，何不引退以空贤路。”司马谩为好语谢之。以京察归大洲，有宿四祖山诗：“四子堂堂特地来”，谓蔡白石、沈古林、龙溪、石屏也。
孙应奎字文卿，号蒙泉，历官右副都御史，以《传习录》为规范，董天真之役。
孙应奎
柴凤，字后愚，简讨广敬之孙，游王门得领悟，主教于天真，从游甚众。
范引年，号半野， 绪山有《半野蓬记》称为王门高第。天真之建，半野与后愚、蒙泉董其事，讲学于青田，青田为建仰止祠祀阳明夫子，半野没，即附食焉。 夏淳，字惟初，别号复吾，事继母以孝闻，闻“良知”皆有证悟，以举人卒业北雍，与欧阳南野、魏水洲、徐波石相往复。时魏庄渠主天根天机之说，复吾曰：“指其静为天根，动为天机，则可；若以静养天根，动察天机，是歧。动静而二之，非所以语性也。”庄渠无以难之。而同门闻者，喜其能申师门之旨。卒官思明府同知。
闻人铨，字邦正，别号北江，与阳明先生论学三书，见《文录》中。绪山之刻《文录》，其裒次之意，北江与久庵、东廓同为质正，故久庵亦云：谋诸侍御邦正，刻梓以行。
黄骥，字德良，其传已载邑志孝子中，见其与阳明先生往复书，而知躬行亦本于先生也。德良之父敬夫，施忠介所刻《敬夫先生佥宪广西序》，亦见德良之羔。
胡瀚，字川甫，生于1381年，为王守仁（阳明）之姚籍弟子。胡瀚自18岁起从守仁游，守仁授以《传习录》、《博约说》，归家思之有省悟，作《心箴图》以自课，守仁称之为“吾小友”。守仁殁后，“王学”门户渐分，胡瀚以“道也者，天下之公道；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何必列标宗旨哉”反对之。为学“求心为宗”，功夫以“存心为主”。曾与钱德洪、王畿会讲学天真书院。后以恩贡就华亭训导，升崇明教谕。
黄宗羲年20，逢刘宗周讲学蕺山书院，乃受父尊素遗命从之游。其在《明儒学案》口授《自序》中说：“羲幼遭家难，先师蕺山先生视羲如子，扶危定倾，日闻绪言。”梨洲之学直接出自刘宗周，至康熙六年（1667）年58 ，讲学证人书院（即蕺山书院），犹“申蕺山之绪“（全祖望碑文），昌明师学。其后，“讲学宗旨专以发挥蕺山慎独遗教为主”。然而，黄宗羲对于王阳明又是推崇备至的。明代理學，梨洲首推陽明，說：“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學脈絕矣”。由此可见，梨洲实以阳明为明学之大宗、旗帜和重心，《明儒学案》道光元年（1821）莫晋序曰：“要其微意，实以大宗为姚江，而以崇仁为为明，蕺山为后劲。……所以阐良知之秘而防其流弊”。
因此，笔者以为，入清后，大难方定，黄宗羲为了不使对自己恩重如山的刘宗周的学术泛滥无归，故重开书院，讲学四方。然而经历了改朝换代、民族主权更迭后，他在心学与史学方面的心得体会更进了一步。他非但未能光大蕺山一脉，反而促成了清初蕺山学派的分化，而在对姚江书院的态度上则更近了一步。在书院第二次讨论配食问题的时候，黄宗羲主动提出加入王门的八位高门弟子，也正说明了黄宗羲对王阳明的崇仰之情，也更是对书院宗旨的承认。
三
黄宗羲生平致力经世实学，无论是他的政治、社会思想，抑是他的经史之学的研究，都深深植根于为现实社会服务。他出自王学，但无门户之见，针对王学末流走向空虚的“时风”、不务“工夫”、空谈“本体”、不务实学而“别标宗旨”的流弊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他指出：“致良知”说，是在阳明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的情况下提出的，以后又经过弟子们的辗转述说互为讹误，已“非复立言之本意”。这种解释虽说似有为阳明辩解之意，但却也明显地表示了他本人对“致良知”说的否定态度。对于阳明心学心是本体的说法，作了如下的解释，他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他把“工夫所至”与“心”相结合，也就是说在认识过程中发挥心的作用，这才成为本体，实际上已经对阳明的“良知”之心进行了改造。同时他又指出要由内向外，要人们用心去接触“万殊”客观现实，通过耳目等感官接触外界事物，再由心去思索，才能有“知”。他说：“世人之心，离了事物更无泊处，只得循于耳目。”他又进一步提出“知”（“巧”）是产生于“行”（“熟”），说：“规矩熟而巧生，巧即在规矩之中，犹上达即在下学之中。学者离却人伦日用，求之人生以上，是离规矩以求巧也。”这不但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完全相左，而且把学术与“人伦日用”紧密相连，反映出学术宗旨的新趋向。
在黄宗羲不断修正阳明心学的同时，姚江书院也一改前期“说禅”的宗旨，并且摈弃门户之见，邀请黄宗羲前往书院讲学。在双方第一次接触后，黄宗羲多次接受姚江书院讲席之聘，直至担任书院都讲。书院也最终因受到浙东学术新风气的影响，不断学术更新，接受、融合黄宗羲经世致用之学，成为江浙一带颇具影响的学术团体。可以这么说，正因为《附议》一文，反映了黄宗羲对姚江书院态度的转变，而今所见书院《祀典》有这8人，也说明书院弟子们十分重视黄氏的意见，并促成了日后双方的合作，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共同促成了浙东学派的壮大发展。
参考文献：
[1]祀典·吾之俞公.志略卷上[M].
[2]姚江书院志略卷下.王朝式传[M].
[3]姚江书院志略卷下.沈国模传[M].
[4]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卷十[M].
[5]思复堂文集卷十.姚江书院训约[M].
[6]姚江书院志略卷下.韩孔当传[M].
[7]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M].
[8]姚江书院志略卷上.姚江书院配食附议[M].
[9]沅陵县志.卷二十九（名宦）.卷十三学校[M].
[10]錢穆.中國近代三百年學術史（上冊）[M].中華書局，1984 ：23 .
[11]明儒學案》卷十[M].姚江學案.
[12]姚江学案[M].
[13]明儒学案序[M].
[14]多是人也章[M].
[15]梓匠轮舆章[M].
据史料记载，姚江书院在顺治十五年时，曾就崇祀问题讨论过一次。结果采纳了史孝咸的意见，王阳明设专像，左右立王氏及门与私淑弟子牌位。直至俞长民主院事期间（康熙十年至二十一年），书院对崇祀问题，又进行了讨论。这次，黄宗羲才为此事亲自前往申明自己观点，作《姚江书院配食附议》一文。姚江书院为配食一事两次讨论，黄宗羲在晚年时所做的《附议》对姚江书院起到了什么影响？本文就此问题聊作探讨。
一
姚江书院由明末清初浙东著名学者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和其弟孝复四人创立。后来又有王朝武、苏无璞、邵曾可、韩孔当、邵长远、俞长民、史标、徐景范、邵廷采等先后主持或侍讲姚江书院。
书院创立时，是一个纯学术团体，不太关心时政。沈国模等先生以“致知”说为核心，从笃信良知之学出发，认为“学不从致良知入门，有诚非所诚之弊”，主张“求仁为宗，教人当下察，取本心扩充克治。教人当下识取良知”。史孝咸重掌院事时，更是十分谨慎。《书院会则》明确规定“言论各须虚怀下气，不得哗然并举，接耳私谈。毋及朝廷时事、里中俗语及世态寒温。亦不得塞默无言，矜傲自是。”显然，他们所强调的学术观点与蕺山之学是有明显区别的。
作为蕺山派弟子的黄宗羲，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学习过程后，渐以经史为基础，继承了刘宗周的哲学宗旨，虽仍以王学为根底，对王学进行了修正。他将阳明所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中”的“致”字解释为“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乃后之学者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则先生何不仍穷理格物之训，先知后行，而必欲自为一说耶！”这些观点无疑与姚江书院沈氏等先生讲的“良知之学”大相径庭。这也就是为什么黄宗羲自清顺治七年（1650）从健跳返回故里后，相继在语溪、会稽、宁波、海昌、崇德等地讲学，却对开办在故乡的教泽丰盛的姚江书院却不闻不问，不以为然的原因。
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以及韩孔当相继去世后，姚江书院自康熙十年（1671）始，由俞长民、史标、邵廷采先后主持院事，姚江书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在继续“大阐文成之教”，仍保留理学枝叶的同时，逐渐重视王学中的事功思想，提出“圣学以经世为主”，“学者宜时时以担当世道为念”的主张，直至邵廷采强调学术与事功的统一，“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在这时期的姚江书院《训约》中，也反映出一改过去不读经史，谈性命则入于空疏浅薄的常态，明确规定：“以五经、《左》、《国》、《史》、《汉》、《性理大全》、《通鉴纲目》及唐、宋大家古文，分为经纬，每日读经五页，史五页，古文五六页。”姚江书院的这些学术宗旨，与继承先父黄尊素“经术所以经世”遗训的黄宗羲的学术观点相一致，使得他们逐渐消除以往隔阂，关系逐渐走向融洽。也正是为此，黄宗羲才会在俞长民主院事期间，为姚江书院的“崇祀”一事，开始了与书院的第一次接触。
二
“天下之门人，顾不得独私于吾邑。今以姚江名书院，而单举一邑之门人”，黄宗羲的《姚江书院配食附议》表达了他对书院旧的祀法的不同看法，大意是说，王阳明是全国的王阳明，那么收录的弟子也应该全一些。像王门姚江弟子徐珊、管州、孙应奎、柴凤、范引年、夏淳、闻人铨、黄骥、胡瀚这八个人都应补上。王阳明生平弟子不计其数，除却已有配食的钱德洪和徐爱二人，新加的这八人皆是王阳明的高门弟子，笔者先就这些人做简单介绍。
徐珊，字汝佩，浙江余姚人。少受学于王阳明。嘉靖二十年（1541）官辰州府同知。他到辰州之后，便到虎溪寻访王阳明当年讲学的遗迹，于是在龙兴寺附近修建虎溪书院，构筑了修道堂。第二年，王阳明另一弟子来辰州府任通判。梁廉在主讲会稽时，经常与徐珊侍王阳明于鉴湖。徐珊后来又拜梁廉为师。梁廉到辰州之后，在虎溪书院修道堂之侧修见江轩。广招当地士人，相与讲论，“由是阳明之学大昌于辰州。”民国年间修的《沅陵县志》卷二十五说：“守仁之学以致良知为主，悟道自龙场，而讲学则始于虎溪，辰士首祟其数，驯至风靡天下，人人知宗王学。”虎溪书院在崇祯初年曾改名阳明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又改名为虎溪书院。
管州，字子行，号石屏。官兵部司务。每当入直，讽咏抑扬，司马怪之。边警至，司马章皇，石屏曰：“古人度德量力，公自料才力有限，何不引退以空贤路。”司马谩为好语谢之。以京察归大洲，有宿四祖山诗：“四子堂堂特地来”，谓蔡白石、沈古林、龙溪、石屏也。
孙应奎字文卿，号蒙泉，历官右副都御史，以《传习录》为规范，董天真之役。
孙应奎
柴凤，字后愚，简讨广敬之孙，游王门得领悟，主教于天真，从游甚众。
范引年，号半野， 绪山有《半野蓬记》称为王门高第。天真之建，半野与后愚、蒙泉董其事，讲学于青田，青田为建仰止祠祀阳明夫子，半野没，即附食焉。 夏淳，字惟初，别号复吾，事继母以孝闻，闻“良知”皆有证悟，以举人卒业北雍，与欧阳南野、魏水洲、徐波石相往复。时魏庄渠主天根天机之说，复吾曰：“指其静为天根，动为天机，则可；若以静养天根，动察天机，是歧。动静而二之，非所以语性也。”庄渠无以难之。而同门闻者，喜其能申师门之旨。卒官思明府同知。
闻人铨，字邦正，别号北江，与阳明先生论学三书，见《文录》中。绪山之刻《文录》，其裒次之意，北江与久庵、东廓同为质正，故久庵亦云：谋诸侍御邦正，刻梓以行。
黄骥，字德良，其传已载邑志孝子中，见其与阳明先生往复书，而知躬行亦本于先生也。德良之父敬夫，施忠介所刻《敬夫先生佥宪广西序》，亦见德良之羔。
胡瀚，字川甫，生于1381年，为王守仁（阳明）之姚籍弟子。胡瀚自18岁起从守仁游，守仁授以《传习录》、《博约说》，归家思之有省悟，作《心箴图》以自课，守仁称之为“吾小友”。守仁殁后，“王学”门户渐分，胡瀚以“道也者，天下之公道；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何必列标宗旨哉”反对之。为学“求心为宗”，功夫以“存心为主”。曾与钱德洪、王畿会讲学天真书院。后以恩贡就华亭训导，升崇明教谕。
黄宗羲年20，逢刘宗周讲学蕺山书院，乃受父尊素遗命从之游。其在《明儒学案》口授《自序》中说：“羲幼遭家难，先师蕺山先生视羲如子，扶危定倾，日闻绪言。”梨洲之学直接出自刘宗周，至康熙六年（1667）年58 ，讲学证人书院（即蕺山书院），犹“申蕺山之绪“（全祖望碑文），昌明师学。其后，“讲学宗旨专以发挥蕺山慎独遗教为主”。然而，黄宗羲对于王阳明又是推崇备至的。明代理學，梨洲首推陽明，說：“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學脈絕矣”。由此可见，梨洲实以阳明为明学之大宗、旗帜和重心，《明儒学案》道光元年（1821）莫晋序曰：“要其微意，实以大宗为姚江，而以崇仁为为明，蕺山为后劲。……所以阐良知之秘而防其流弊”。
因此，笔者以为，入清后，大难方定，黄宗羲为了不使对自己恩重如山的刘宗周的学术泛滥无归，故重开书院，讲学四方。然而经历了改朝换代、民族主权更迭后，他在心学与史学方面的心得体会更进了一步。他非但未能光大蕺山一脉，反而促成了清初蕺山学派的分化，而在对姚江书院的态度上则更近了一步。在书院第二次讨论配食问题的时候，黄宗羲主动提出加入王门的八位高门弟子，也正说明了黄宗羲对王阳明的崇仰之情，也更是对书院宗旨的承认。
三
黄宗羲生平致力经世实学，无论是他的政治、社会思想，抑是他的经史之学的研究，都深深植根于为现实社会服务。他出自王学，但无门户之见，针对王学末流走向空虚的“时风”、不务“工夫”、空谈“本体”、不务实学而“别标宗旨”的流弊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他指出：“致良知”说，是在阳明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的情况下提出的，以后又经过弟子们的辗转述说互为讹误，已“非复立言之本意”。这种解释虽说似有为阳明辩解之意，但却也明显地表示了他本人对“致良知”说的否定态度。对于阳明心学心是本体的说法，作了如下的解释，他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他把“工夫所至”与“心”相结合，也就是说在认识过程中发挥心的作用，这才成为本体，实际上已经对阳明的“良知”之心进行了改造。同时他又指出要由内向外，要人们用心去接触“万殊”客观现实，通过耳目等感官接触外界事物，再由心去思索，才能有“知”。他说：“世人之心，离了事物更无泊处，只得循于耳目。”他又进一步提出“知”（“巧”）是产生于“行”（“熟”），说：“规矩熟而巧生，巧即在规矩之中，犹上达即在下学之中。学者离却人伦日用，求之人生以上，是离规矩以求巧也。”这不但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完全相左，而且把学术与“人伦日用”紧密相连，反映出学术宗旨的新趋向。
在黄宗羲不断修正阳明心学的同时，姚江书院也一改前期“说禅”的宗旨，并且摈弃门户之见，邀请黄宗羲前往书院讲学。在双方第一次接触后，黄宗羲多次接受姚江书院讲席之聘，直至担任书院都讲。书院也最终因受到浙东学术新风气的影响，不断学术更新，接受、融合黄宗羲经世致用之学，成为江浙一带颇具影响的学术团体。可以这么说，正因为《附议》一文，反映了黄宗羲对姚江书院态度的转变，而今所见书院《祀典》有这8人，也说明书院弟子们十分重视黄氏的意见，并促成了日后双方的合作，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共同促成了浙东学派的壮大发展。
参考文献：
[1]祀典·吾之俞公.志略卷上[M].
[2]姚江书院志略卷下.王朝式传[M].
[3]姚江书院志略卷下.沈国模传[M].
[4]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卷十[M].
[5]思复堂文集卷十.姚江书院训约[M].
[6]姚江书院志略卷下.韩孔当传[M].
[7]思复堂文集卷一.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M].
[8]姚江书院志略卷上.姚江书院配食附议[M].
[9]沅陵县志.卷二十九（名宦）.卷十三学校[M].
[10]錢穆.中國近代三百年學術史（上冊）[M].中華書局，1984 ：23 .
[11]明儒學案》卷十[M].姚江學案.
[12]姚江学案[M].
[13]明儒学案序[M].
[14]多是人也章[M].
[15]梓匠轮舆章[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