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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意外的咖啡屋爆炸案所引出的公交爆炸案结局称为“破获”，昆明警方的言辞不够科学，甚至有点贪功心理。
“无巧不成书”在昆明被证明其不仅仅是一句俗语：一名藏匿多时的公交车恐怖爆炸实施者，却因为另外一次意外爆炸而暴露并丧命。
北京奥运会前夕的一个上午，连续发生在昆明市内两起震惊中外的公交车爆炸案，导致2人死亡14人受伤，肇事者却一直无影无踪。于是，“2008年7月21日”的那两声巨响一直为昆明的官方和民间“经常想起”。
在几乎5个月的寂静后，被社会舆论及职业责任所压迫的昆明警方终于等到了另外一声巨响。12月24日上午，昆明市内文化巷“萨尔瓦多咖啡屋”突然发生爆炸，一名男子在爆炸中受重伤，送往医院后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3天后，昆明市公安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上，昆明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杜敏称：昆明“7·21”公交爆炸案及萨尔瓦多咖啡屋爆炸案“已成功告破”，两案均为同一嫌犯李彦所为，其本人已经在12月24日萨尔瓦多咖啡屋的爆炸中身亡。
一直笼罩在莫名恐慌情绪里的昆明老百姓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不料紧接着各种各样的质疑此起彼伏：这是昆明公交爆炸案最后的真相吗?
应该称作“结案”
“把这起意外的咖啡屋爆炸案所引出的公交爆炸案结局称为‘破获’，警方的言辞不够科学，甚至有点贪功心理。”昆明市警察学校的特邀学者张振宇说，“通过咖啡屋爆炸案所得到的意外收获，证明了公交爆炸案的元凶，这样的情况称为‘结案’会更准确，因为需要考虑警方被动与主动的因素，及所做工作比例的大小等指标。”
另外，曾经有人觉得昆明公交爆炸案是有预谋、有组织及有针对性的，爆炸发生前后，确有不少昆明市民和记者都收到陌生号码发来“蝼蚁总动员”的手机短信，提醒不要乘坐部分公交线路，声称要制造事端报复社会；另外，在案发前一两天，昆明火车站附近还有人张贴过类似内容的标语。昆明警方目前也还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警方最具说服力的DNA检测结果，也被质疑：警方必须从公交车上残留物、死者肌体切片和李彦家中三个地方提取生物检材，生物检材一般包括血液、毛发、人体皮屑等。根据之前警方、乘客的描述以及警方当前的观点，可以肯定李彦在公交爆炸前已经安全离开，之后是强烈的爆炸和人群的混乱，那么他可能在公交车上留下什么“生物检材”可供警方获取DNA?这个罪证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昆明警方公布这样的结果是否草率?
对于这个问题，刘震的解释是：“有些东西属于警方不能公布的技术秘密，另外警方在公交车上提取了大量残留物，从当中检测选择出多个样品标本，如果这样的事情都能够难倒警方，那么昆明市公安局的警察就不要破案了。”
在公交车爆炸案发生后，包括公安部专家在内的70多名技术人员从爆炸现场提取了1.5吨的爆炸残留物，一点点筛选出了重要的残留物。最后在大海捞针似的工作中发现了最重要的来自爆炸装置制造者的信息。
“也就是那些公交爆炸装置残留物上提取的生物检材，为警方最终确定两案同为李彦所为而奠定了基础。”刘震说，“请大家相信警方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严谨的，都是完全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程序进行的，所得到的证据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他表示，12月24日咖啡屋爆炸当天，昆明市公安局就对李彦的生物检材进行了鉴定，结果确定99.999999％与公交车爆炸案的嫌疑人吻合；次日，公安部物证检验鉴定中心、云南省公安厅物证检验鉴定中心的鉴定结果再次确定了这个结论。
刘震解释说：“由于之前对于案件发生的原因，以及作案人身份的不确定，没有取得阶段性结果，警方不可能公布进展。”
争议信息发布
德国纳粹军官审问一群犹太囚犯，谁偷了鸡?不承认就每分钟杀一个人。当第一个犹太人被杀死后，一名小孩“勇敢”地站出来，指着地上的尸体说：“我知道谁偷了鸡，就是他!”
这是电影《辛德勒名单》里的一个精彩情节，但是却被许多人用来比喻昆明警方对两起爆炸案件结果的认定，理由是“对死人下结论是最容易的”。
“人们对昆明警方的指责并不客观，对我们的工作有着许多误会。”刘震说，“两起爆炸案件都属突发，并非日常警戒所能够预防和控制，而且5个多月以来，昆明警方都是没日没夜地工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没有任何松懈，杜敏副市长在酒吧爆炸案后更是长达3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仍然坚持参加了新闻发布会，积极把真相告诉社会。”
他表示：“在5个多月的艰苦工作中，警方提取了众多证据，所以才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里检测、认定出两起爆炸案件的相互关联及同一人所为，没有前面的大量工作准备，不可能这么快得出案件真相。”
事实上，按照目前已披露的情况分析，在咖啡屋爆炸案发生前，警方并没有发现李彦的任何踪迹，如果李彦不是意外把自己炸死，将会发生什么后果谁也不敢想象。
“最后的结果令人欣慰，但也给后来的工作留下遗憾。”昆明市警察学校特邀学者张振宇说，“其实警方应在过程中不断选择公布所掌握的新信息，而不是滴水不漏。”
作为云南省刑事痕迹鉴定专家之一，张振宇说：“一是可以发动广大群众发现爆炸嫌疑人，二是可以对爆炸嫌疑人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可以设想，如能顺利发现并抓获他最好，即便让他不敢随便继续实施恐怖行为，对社会安全仍有好处。”
对此，刘震表示，许多工作虽然是警方在做，但重大信息的发布却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里面涉及的党政部门和问题很多，“我们警方已经很尽力了”。
“无巧不成书”在昆明被证明其不仅仅是一句俗语：一名藏匿多时的公交车恐怖爆炸实施者，却因为另外一次意外爆炸而暴露并丧命。
北京奥运会前夕的一个上午，连续发生在昆明市内两起震惊中外的公交车爆炸案，导致2人死亡14人受伤，肇事者却一直无影无踪。于是，“2008年7月21日”的那两声巨响一直为昆明的官方和民间“经常想起”。
在几乎5个月的寂静后，被社会舆论及职业责任所压迫的昆明警方终于等到了另外一声巨响。12月24日上午，昆明市内文化巷“萨尔瓦多咖啡屋”突然发生爆炸，一名男子在爆炸中受重伤，送往医院后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3天后，昆明市公安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上，昆明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杜敏称：昆明“7·21”公交爆炸案及萨尔瓦多咖啡屋爆炸案“已成功告破”，两案均为同一嫌犯李彦所为，其本人已经在12月24日萨尔瓦多咖啡屋的爆炸中身亡。
一直笼罩在莫名恐慌情绪里的昆明老百姓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不料紧接着各种各样的质疑此起彼伏：这是昆明公交爆炸案最后的真相吗?
应该称作“结案”
“把这起意外的咖啡屋爆炸案所引出的公交爆炸案结局称为‘破获’，警方的言辞不够科学，甚至有点贪功心理。”昆明市警察学校的特邀学者张振宇说，“通过咖啡屋爆炸案所得到的意外收获，证明了公交爆炸案的元凶，这样的情况称为‘结案’会更准确，因为需要考虑警方被动与主动的因素，及所做工作比例的大小等指标。”
另外，曾经有人觉得昆明公交爆炸案是有预谋、有组织及有针对性的，爆炸发生前后，确有不少昆明市民和记者都收到陌生号码发来“蝼蚁总动员”的手机短信，提醒不要乘坐部分公交线路，声称要制造事端报复社会；另外，在案发前一两天，昆明火车站附近还有人张贴过类似内容的标语。昆明警方目前也还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警方最具说服力的DNA检测结果，也被质疑：警方必须从公交车上残留物、死者肌体切片和李彦家中三个地方提取生物检材，生物检材一般包括血液、毛发、人体皮屑等。根据之前警方、乘客的描述以及警方当前的观点，可以肯定李彦在公交爆炸前已经安全离开，之后是强烈的爆炸和人群的混乱，那么他可能在公交车上留下什么“生物检材”可供警方获取DNA?这个罪证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昆明警方公布这样的结果是否草率?
对于这个问题，刘震的解释是：“有些东西属于警方不能公布的技术秘密，另外警方在公交车上提取了大量残留物，从当中检测选择出多个样品标本，如果这样的事情都能够难倒警方，那么昆明市公安局的警察就不要破案了。”
在公交车爆炸案发生后，包括公安部专家在内的70多名技术人员从爆炸现场提取了1.5吨的爆炸残留物，一点点筛选出了重要的残留物。最后在大海捞针似的工作中发现了最重要的来自爆炸装置制造者的信息。
“也就是那些公交爆炸装置残留物上提取的生物检材，为警方最终确定两案同为李彦所为而奠定了基础。”刘震说，“请大家相信警方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严谨的，都是完全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程序进行的，所得到的证据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他表示，12月24日咖啡屋爆炸当天，昆明市公安局就对李彦的生物检材进行了鉴定，结果确定99.999999％与公交车爆炸案的嫌疑人吻合；次日，公安部物证检验鉴定中心、云南省公安厅物证检验鉴定中心的鉴定结果再次确定了这个结论。
刘震解释说：“由于之前对于案件发生的原因，以及作案人身份的不确定，没有取得阶段性结果，警方不可能公布进展。”
争议信息发布
德国纳粹军官审问一群犹太囚犯，谁偷了鸡?不承认就每分钟杀一个人。当第一个犹太人被杀死后，一名小孩“勇敢”地站出来，指着地上的尸体说：“我知道谁偷了鸡，就是他!”
这是电影《辛德勒名单》里的一个精彩情节，但是却被许多人用来比喻昆明警方对两起爆炸案件结果的认定，理由是“对死人下结论是最容易的”。
“人们对昆明警方的指责并不客观，对我们的工作有着许多误会。”刘震说，“两起爆炸案件都属突发，并非日常警戒所能够预防和控制，而且5个多月以来，昆明警方都是没日没夜地工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没有任何松懈，杜敏副市长在酒吧爆炸案后更是长达3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仍然坚持参加了新闻发布会，积极把真相告诉社会。”
他表示：“在5个多月的艰苦工作中，警方提取了众多证据，所以才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里检测、认定出两起爆炸案件的相互关联及同一人所为，没有前面的大量工作准备，不可能这么快得出案件真相。”
事实上，按照目前已披露的情况分析，在咖啡屋爆炸案发生前，警方并没有发现李彦的任何踪迹，如果李彦不是意外把自己炸死，将会发生什么后果谁也不敢想象。
“最后的结果令人欣慰，但也给后来的工作留下遗憾。”昆明市警察学校特邀学者张振宇说，“其实警方应在过程中不断选择公布所掌握的新信息，而不是滴水不漏。”
作为云南省刑事痕迹鉴定专家之一，张振宇说：“一是可以发动广大群众发现爆炸嫌疑人，二是可以对爆炸嫌疑人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可以设想，如能顺利发现并抓获他最好，即便让他不敢随便继续实施恐怖行为，对社会安全仍有好处。”
对此，刘震表示，许多工作虽然是警方在做，但重大信息的发布却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里面涉及的党政部门和问题很多，“我们警方已经很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