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是鲁迅创作的唯一的爱情题材小说。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故事折射出五四时期的中国女性在恋爱、婚姻、生活等方面的自我意识，即女性意识。追求人的解放，尤其是追求女性的独立地位，这在当时被视为思想进步的表现。然而，《伤逝》的悲剧结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种对“五四”女性意识的审视和反思，从而形成了鲁迅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但，鲁迅以男性视角去分析妇女解放问题，剖析女性意识，自然会使其作品带有一定的男性主观色彩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方面。
　　一、中国式“娜拉”
　　近些年，一些学者将《伤逝》与鲁迅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关联。不顾亲朋反对而与涓生建立家庭的子君与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关门而走”的娜拉的确有很强的相似性。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中国式“娜拉”。
　　（一）思想启蒙女性的出走与反抗
　　子君是接受“五四”女性意识的新女性代表，对于一切束缚她恋爱、婚姻的势力，她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宣言。她坚定地离开封建旧家庭，走向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道路。
　　在《伤逝》之前，鲁迅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大多是在旧社会中孤立无助的妇女，比如《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和《祝福》中的祥林嫂。而鲁迅对子君这位中国式“娜拉”的塑造无疑反映出五四时期的女性意识的萌发。这样的思想启蒙在本质上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也是女性对自身地位的维护和对自由生活的争取。鲁迅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予以肯定。他借涓生的视角审视子君的行为并对其宣言做出了评价—“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中国女性的主观思想的转变为妇女解放提供了条件。追求女性的独立地位和自由生活的思想意识是鲁迅小说中女性意识的一部分。
　　（二）出走与反抗的悲剧结局
　　子君的思想啟蒙和个性解放让她收获了爱情和家庭。然而，她并没有收获幸福的生活。
　　“子君，—不在近旁。她的勇气都失掉了，只为着阿随悲愤，为着做饭出神;然而奇怪的是倒也并不怎样瘦损……”成为家庭主妇的子君忙于处理家庭琐事，逐渐失去了追求个人生活的精力和能力。这使她遭受到涓生的嘲讽和鄙视，更陷入了爱情破裂的危机中。最终，她还是无法免于在爱情的破灭中走向死亡。鲁迅在小说中对子君这一人物命运的安排折射出其对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的深刻反思。
　　同样，《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在发现丈夫的自私、虚伪和自己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后，选择离家出走。但对于娜拉出走后的一切，易卜生在作品中并未进行叙述。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对此给出的答案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为什么在鲁迅看来，那个时代女性的出走和反抗都难逃悲剧结局呢？这当然不会是鲁迅的故意唱衰。毕竟女性意识本身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满足民族觉醒需要的。鲁迅真正反对的应是五四时期在社会快速变革下产生的激进的、盲目的女性意识。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有这样的一段论述：“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激进的、盲目的女性意识的确是女性觉醒的表现，这点值得认可。但女性如若只是思想觉醒，却没有掌握自身的经济权，最终也是徒劳的。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物质支撑的思想启蒙只能是空想。
　　鲁迅主张通过争取经济权实现妇女解放的女性意识在《伤逝》中得到了升华。鲁迅在认可个性解放的反封建意识的同时，认为其并不是实现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造成子君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是宏观社会背景下的社会制度的落后。子君是追求自由生活的新青年的代表。但她的理想仅仅是个人的。并且这种理想因缺少社会客观条件的支持而难以实现。在封建意识形态仍是主流的年代，在现代经济制度尚未建立的年代，涓生和子君的生活必然会遇到难以消解的客观阻力。这才有了涓生的失业和二人生活的艰难，进而造成爱情的破裂。个性解放不是社会变革的根本途径，片面重视自我的女性意识也很难使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这是对“五四”狂热女性意识的重新审视和反思。鲁迅认为，女性应将自我与社会联系起来，发挥女性的力量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只有这样妇女才能最终拯救自己。
　　二、男性视角下的女性意识的局限性
　　然而，鲁迅毕竟是以男性的视角去审视妇女解放问题的，这不可避免地使其小说中反映出的女性意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女性的天职是什么？”由于女性自身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性，其长期地在社会中扮演着居家劳作的角色。艾里斯·扬在《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中提出了“性别分工”概念，即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各有分工，当其能长期坚守自己的职责时，社会的稳定就有了保障。
　　子君就是一个固守“女性职责”的角色。她虽然实现了个性解放，但却在婚后因家庭琐事而失去了自由。这样的牺牲反而让涓生对她逐渐失去了爱意。在涓生眼中，子君对家庭的付出是无意义的。他埋怨子君不读书，认为她在生活的重压下变得庸俗。
　　这一切都是子君的错吗？鲁迅以男性的视角反思“五四”女性意识，通过塑造子君这一悲情女性形象，否认女性激进的、盲目的个性解放。在鲁迅看来，造成“子君们”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制度的落后。只要社会制度变革，女性掌握了经济权，她们的出走和反抗就有了成功的保障。这可以使她们拥有自由恋爱、自由婚姻以及幸福的生活。但，这恰恰也是鲁迅以男性视角去剖析妇女问题的局限所在。
　　假使子君在经济上实现完全独立，或许会让她和涓生的爱情有更多的物质保障，但还是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琐事。即使经济独立能让子君离开涓生，开始另一段恋爱，她也免不了在婚后被诸多家事缠身。而由于女性自身的特性，其在家庭中对这些事情承担得更多。而如果这一切不被男性理解，其仍无法摆脱悲剧命运。 　　在当下的经济制度相对完善、分配相对公平的社会，掌握着一定经济权的女性仍面临着诸多感情和生活的压力。因此通過变革经济制度使女性实现经济独立，从而使其彻底解放的思想意识同样有一定的局限。当然，在鲁迅所处的社会亟待变革的时代，其在《伤逝》中对女性意识进行的审视和反思是有一定的现实原因的。
　　三、对鲁迅小说女性意识局限性的反思
　　艾里斯·扬提出的“性别分工”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对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印象，尚不能构成一种歧视。的确，女性具有的特性使其在生育、操持家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本身也是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因素之一。然而，由于这种观念的长期存在，人们对于女性的认识也就逐渐变得单一化。一些工作被视为女性的天职，即女性理所应当完成的工作。
　　当操持家务之类的事情被视为女性理所应当完成的工作时，女性的劳动价值就被逐渐地贬低。子君所做的家务事原本是维持其和涓生基本生活的重要工作，却被涓生贬低为庸俗、无意义的事情。而当女性在劳动上被视为男性的附庸时，其在其他领域的地位也一定程度上遭到贬低。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劳动女性的歧视。而当女性为家庭琐事操劳时，其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自我的生活。这也极有可能引发男性对其的苛责，加速爱情的破裂。这种对女性的歧视与苛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生活。
　　如果这种错误的思想意识，即对女性的歧视与苛责不被改变，而仅仅是经济制度得到完善，女性即使拥有了一定的地位和权利，其依旧无法获得免于爱情破裂和收获幸福生活的前提—尊重与理解。而如果女性无法收获真正的爱情，即使经济独立，其各方面的认识也很难走向成熟。正如鲁迅在《寡妇主义》中的一段论述—“在女子，是从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儿女，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
　　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单靠女性自身是远远不够的，仅仅通过改革经济制度也是“治标不治本”。最关键的还是改变“涓生式”的对女性的歧视和苛责。如果涓生能意识到子君的牺牲及其劳动的价值所在，这幕爱情悲剧或许不会发生。这是鲁迅在小说中对女性意识进行审视和反思过程中的一个缺漏。
　　四、结论
　　鲁迅小说中折射出的女性意识是对“五四”女性意识的审视与反思。其通过叙述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故事，反对激进的、盲目的个性解放，强调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实现妇女解放。但，鲁迅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没有看到根深蒂固的对女性的苛责与歧视的思想意识对女性社会地位与生活的影响。因此，对鲁迅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我们要辩证地去分析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