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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后期，活跃在英、美等西方国家思想界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方面坚守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总体性基点和社会批评意识，迎击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挑战，从哲学理论高度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将其哲学观点与现实问题密切结合起来，以其惯有的实践性品质回答后现代社会提出的新问题，保持其鲜活生命力。晚期马克思主义文论是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坚持上述原则发展自身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话语政治取向与诉求。剖析“话语政治”审美理论的内在本质、特征、生成机制及社会影响，不仅对于深入探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有积极的研究价值，而且对于构建当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晚期马克思主义及其“话语政治”审美理论
进入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因其现实指导价值得到了急速地传播与发扬，成为思想领域的“显学”。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接近的学派也自觉或接受或改造马克思主义思想，纷纷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一时之间，形色各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粉墨登场，蔚为壮观。有以拉克劳、墨菲等为代表强调激进民主政治的“后马克思主义”，有以德里达、德勒兹等为代表关注多元文化语境嬗变的“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各种修正恩格斯、列宁观点的“新马克思主义”。而所谓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是指“活跃在当前西方左派学界中的一群至今坚持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构架来重新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1]”。如果按此标准，詹姆逊、德里克、哈维、凯尔纳、伊格尔顿等人可以看作是晚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所谓“话语政治（discoursepolitics）”，最初用来概述拉克劳、墨菲、哈贝马斯等“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妄图通过以语言为中介的理想话语活动及交往理性的建立实现民主政治的哲学理念[2]。此处“话语政治”内涵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不同，主要指立足文本，通过文学创作与阐释活动发挥特有的意识形态功能，以达到介入与干预现实微观政治效果的理论学说。总体来看，20世纪西方文学文本理论存有三种基本形态：语言客体文本理论、读者审美阐释文本理论和话语意识形态生产文本理论，经历了由作品到文本、由自再到建构的跃进式发展。[3]三种文本理论都立足文本特有的语言存在展开，但各自侧重点又有所不同，表现出由关注语言存在到读者参与，再到社会文化渗透的转型与演变。“话语政治”审美理论就是话语意识形态生产文本理论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由语言客体文本到话语文本的发展过程中，福柯为“话语”内涵的丰富做出了重要贡献。“我所感兴趣的是话语的形式，不是造成一系列言语的语言结构，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生活在一个凡是都要说出的世界……话语是指被说出的言语，是关于说出的事物的话语、关于确认、质疑的话语、关于已经发生的话语的话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生活的这个历史世界不可能脱离话语的各种因素，因为话语已经扎根于这个世界而且继续存在于这个作为经济过程、人口变化过程等的世界中。因此，说出的语言既然是已经存在的语言，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决定以后将会说出的东西，无论后者是否脱离一般的语言框架”。[4]因此，“话语”不是语言，而是包含了权力宰制关系的语言存在，其中裹挟着复杂而多样的意识形态关系。一般认为，“话语”活动是人类极为重要的表意方式，是主体积极参与实践的表征。话语活动是一个渐次展开的互动过程，包含施事者、受事者及双方价值评价的积极介入。童庆炳先生干脆将“话语”界定为“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5]这一解释很有道理。而话语分析就是立足文本语言特征，运用各种分析手法充分挖掘文本隐含的权力制约关系和其他各种社会价值取向，对文本进行文化释义的活动。
詹姆逊、伊格尔顿等“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既探究新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把文艺活动作为其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话语意识形态生产文本理论体现出鲜明政治倾向，可称其为“文本政治学”或“话语政治”理论。对此，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里有精辟的解释：“意识形态并不是诉诸或投资于符号生产的某种东西；确切地说，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审美形式或叙述形式的生产就应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行为，它具有某种对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创造出想象的或形式的‘解答’的功能。”[6]伊格尔顿述说更为直接，文本活动即为意识形态生产过程，“文学文本不是意识形态的‘表现’……确切地说，文学文本是意识形态的生产。”[7]“话语政治”审美理论的出现顺应着20世纪西方文学文本理论发展的轨迹。
二、“话语政治”审美理论产生的文化逻辑
晚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审美理论的出现是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学文本理论回应现实挑战、合理转型的必然形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话语政治”审美理论的产生遵循特定的文化逻辑。
第一，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的继承与转型。“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和社会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一方面，以恩格斯、列宁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已不能有效指导现实革命实践，宏观“阶级斗争”理论已不再适应现实需要。试想与资本家同享阳光沙滩的度假工人怎么会直接反对面前的为其发放工资的资本家？另一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也粉墨登场，大有掩盖、遮蔽马克思主义根本主张之势。詹姆逊、伊格尔顿等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对左右阵营的攻击，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跃进，深刻地认识到在后现代语境中，“老式的马克思主义已难善其用”，[8]并认为只有兼容并蓄，适时转换才是唯一出路，“当今世上应该有几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每一种都适合其社会经济体系的特定需要和问题，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即思想反映具体社会环境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9]“马克思主义依据具体的社会经济语境的变化而变化”。[10]因此，詹姆逊等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不应还把文艺当成宣传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不应该过分关注其中显在的、静态的政治因素。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应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应该充分借鉴西方其他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自己。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生产方式根本变革中探究文艺发展本质规律与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各种文化研究“不可逾越的视界”（untranscendentalhorizon）。这是一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和原则前提下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 第二，“语言论转向”背景中超越“语言”的现实需要。20世纪是一个语言学的世纪，语言学及其方法几乎影响到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转型。语言学方法不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理论，较少直接涉及阶级意识，但它能较好地解释各种文化现象的结构及其生成与转化方式，并能揭示其背后的深层原因。语言学转向对文学研究的启发价值还在于文学媒介就是语言，唯有立足文本、运用语言分析方法探究作品才有可能构建科学的文本学。
以詹姆逊为例，詹姆逊理论受到语言学方法影响很大，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其直接理论源泉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启发而产生的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和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阿尔都塞认为历史作为一种“缺席的原因”，既不可弃之不顾又不可轻易接近，只能通过文本“裂缝”和“症状”窥其真相，因为作为向人们提供想象性虚假关系的意识形态已将真实历史遮蔽；拉康认为以语言无意识方式构筑的“象征界”（或符号界）将人异化为“他者”，人的真实存在、人的各种欲望都受到了压抑，“真实界”难以彰显、“想象界”受到很大限制。詹姆逊将上述二人的观点接受并加以转化，他认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矛盾的关系类似于人的意识与利比多的关系，两者之间也构成了压抑与被压抑、掩盖与被掩盖关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假象阻断了社会现实矛盾的显现，并将其压制到社会集体的潜意识之中，不过这一潜意识的承担主体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是政治-经济群体，詹姆逊称其为“政治无意识”。任何文本的创造都包含了潜意识因素的渗入，在此文本更像社会现实的能指，文本分析、文化研究就像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其价值就在于揭示这种“政治无意识”如何得以传达。因此，文本、文化就是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符号，詹姆逊有一本专著就取名为《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可见这一思想在其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
第三，解构主义思想的全面渗透。解构主义是在结构主义哲学基础生成的一种反结构主义思潮，肇始于1966年德里达在霍普金斯大学关于人文社会危机的演讲，后逐渐蔓延开来，席卷整个人文科学领域。解构主义反对宏大叙事，反对稳固如一的结构，主张质疑传统与权威，提倡多元与民主。在解构主义看来，文学文本意义不是固定的、唯一的，而是处于不断生成过程之中，不同读者会得出不同的认识。即便是同一个读者，首次阅读与其后阅读也会有所区别。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词语意义总是处于无限的延宕过程中，词无定义；二是文学文本本身具有修辞性。解构主义对文本复杂性的理解恰好可以用来对抗传统中对文本意识形态“单纯性”的认识。每一个文本中都会存在多种意识形态，每一种意识形态中又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对立双方，它们之间的复杂组合决定了文本释义具有多重性。耳熟能详的詹姆逊有关后现代艺术风格的阐释就很好地体现了上述认识。事实上，伊格尔顿文本科学构建理论也贯彻这一观点，“在这点上，意识形态的东西以其表面的‘单纯性’反照于文本的复杂性：前者孩子般天真地坚信能指的透明和所指的一拍即合，而这种信念早已被成熟的成文性（类似互文性———引者注）抛弃了。这样，就应由成文性通过自己的策略以意识形态所潜抑了的东西来向意识形态挑战，将意识形态所包含却又无法正视的那些虚晃掩饰之词的意义统统揭露。”[11]理解文本意识形态生产首先应坚持解构观念。
第四，文化唯物主义表意实践方式的潜在影响。对于后现代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后现代文化具有何种特征等问题，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有清醒认识。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以跨国资本主义为主的后工业消费社会在文化领域的必然体现，后现代艺术不同于前现代以反映外部世界为主的现实主义、现代以呈现自身为主的现代主义艺术，而是表现出对能指作用与功能的过分迷恋，艺术创造生活，艺术就是生活本身，艺术就是一种介入生活、干预生活的方式。深受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影响的伊格尔顿更是认可文艺的实践性，文化或文艺不全是精神的思想观念的呈现，它是人们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人们日常生活本身。人们的文化实践通过物质生活方式得以体现，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通过生活得以传达。因此，以晚期马克思主义视角审视文艺活动，文艺就是人们介入现实的一种特殊生活方式，文艺活动就是一个在不断编码/解码过程中裹挟着意识形态因素或遮蔽或放大某些东西的意识形态争夺的场域。在这里，“文本”是一个既有别于历史实在又不同于纯语言形式的语言实体，而是一种话语存在。“话语政治”审美理论的价值就在于指明文本活动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表意实践过程。“在他看来，文学文本反映（如果仍然要用‘反映’这个词的话）的并不是历史实在，而是反映了产生‘现实影响’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情形。同样，文本不是一种自足的封闭的‘有机’本体，而是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一个动态和开放的表意过程。因此文学的真实性不是说它‘反映’了历史的实在，而是说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展示了某种历史的真实。”[12]
三、“话语政治”审美理论的特征
晚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审美理论不同于西方其他形色各异的文学理论，也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有着明显区别。“话语政治”审美理论既坚持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倾向，主张文艺介入现实，引领现实；又突出文本地位，坚持多元化的话语分析，通过话语分析剖解文本中蕴含的政治倾向，以达到影响甚至改变现实的目的。
第一，坚持立足文本进行话语分析。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从文本内容出发探究文学的唤起革命功能，也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众传媒对文艺革命价值的弱化，晚期马克思主义自觉接受语言哲学革命的影响，始终坚持从文本出发探究文学，认为“脱离文本、直奔主题”的内容剖解，不利于建立科学的文学批评体系。詹姆逊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归结为文本阐释。文学以文本形式存在，历史也以文本形式存在，文学和历史之间具有互文性关系，它们都是历史真实的表征形式，因为历史已不可触摸，并成为永远的过去，历史真实只能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社会冲突和矛盾只能以美学形式在文本中得到想象性解决，而对真实历史的揭示只能通过文本阐释方式，从文本“缝隙”和“断裂处”窥见历史真相。伊格尔顿集中探究了文学文本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认为文本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晶，阐释审美意识形态生产过程必须立足文本展开，尽管这一进程复杂多变、歧义叠出，充满认同与重构，但都是文本分内之事；离开文本，就已不是文学研究。以此为据，伊格尔顿维护了文学研究的自律性。 第二，鲜明的政治倾向。晚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审美理论十分关注文本的“政治性”，因为它是文学活动的价值所在，它维护了文学介入现实的功能。詹姆逊一直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唯一真正创新的解释学”。[13]但弗洛伊德学说过于狭隘，仅仅立足于无从验证的个人体验和心理臆测。在综合弗洛伊德、荣格乃至弗莱理论的基础上，詹姆逊认为人们的“政治”信仰已成为一种无意识因素沉潜于“意识”域下，人们的各种文化实践都是潜在“政治”无意识的表征形式，特别是文艺活动具有隐喻、象征功能，文学批评与阐释类似于“解梦”，要逐层剖析其象征机制与不同寓意。但文本编码机制非常复杂，相较于人类心理结构中的意识、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文学文本意蕴构成应包含个人象征、阶级或集体象征、社会历史象征三个层次。詹姆逊以此为据构建的文本阐释思想集中体现在“三个同心框架”之中。一是在狭隘的政治或历史视域中，文本作为个别的文学作品被阐释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二是在扩大的社会视域中，文本被改造或重构为集体和阶级话语，即阶级或集体话语的最小可读单位；三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的终极视域中，文本被解读为“形式的意识形态素”“成为生产方式的痕迹或预示”。[14]在具体阐释程序方面，詹姆逊认为可分为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三个层次加以展开，区分掩饰和被掩饰的信息。第一层次为直接的社会政治事件，将具体文艺作品和叙事行为作为社会矛盾冲突进行细致阐释与注解，把握哪些事件是直接的、哪些虽未言明却是“缺席”的在场；第二个层次是社会层面，主要指斗争和阶级意识，将作品文本放在相互对抗的阶级群体关系中，挖掘其中包含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第三个层次是历史层面，这主要指生产方式的变更，具体做法是将文本放在整个生产方式的复杂系统中阅读，因为按照“主导符码”和“主因”理论，在每一种生产方式中都共时地存在其他已经过时的和即将形成的生产方式，文学文本正是以寓言和象征方式展示文化和生产方式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化。詹姆逊以对巴尔扎克小说《萨拉辛涅》的文本阐释为例对上述理论进行了演示。从其批评实践来看，詹姆逊是立足文本，指向历史现实的，重在揭示文学文本、历史文本隐而不显的政治无意识（包括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因此，文本中包含丰富的“政治”因素，并不像新批评理论所主张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封闭的语言组合体。
伊格尔顿也是如此。如果说早期的伊格尔顿理论还想建立“文本科学”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后则表现出明显的“革命批评”倾向。在《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以及《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等著述中，伊格尔顿明确指出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修辞学，应该具有鲜明的政治效果，文学和其他学科一样，都要为一定的意识形态斗争服务，革命的文艺应该宣传革命主张和意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积极投身并帮助指导大众的文化解放。”[15]
第三，文本解读是审美意识形态生产过程，具有重构性。文本解读并不是挖掘或完全默认作品中作者见解，甚至抵抗作者在文本中灌输的看法。文本解读是读者与作者的对话与协商，是对文本的重构，是一种新价值产生的过程。詹姆逊和伊格尔顿都秉承了阿尔都塞和马歇雷的文本“症候阅读法”，都认为文本解读就是寻找文本“裂隙”和停顿之处，并以此窥视与剖析潜隐在文本中的社会真实关系，探究文本创作与流通的社会价值。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学作为民族寓言阐释就贯穿了这一思想，在抵制“第一世界”经济、文化渗透，反对殖民主义的过程中，“第三世界”文化乃至其他社会事件不可避免地成为民族解放的心声和“民族寓言”，它以文本形式隐喻着民族反抗情绪和对自身民族特性的剖析。鲁迅笔下的“铁屋子”与沉睡其中的人们、为革命牺牲但不被理解的“夏瑜”等，都是需要阐释的“民族寓言”。
伊格尔顿则通过构建其“文本科学”阐释了这一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生产过程。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因素渗透在文学文本活动的方方面面，文学文本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生产活动，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无论是文本创作过程，还是文本消费过程，其运用的材料———前文本意识形态材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自身特定形式的生产，或者说，是以历史真实为材料生产出来的产品，文学文本生产其实是生产的生产。二是艺术程式、手段以及解读理论本身并不是纯粹的审美范畴，它们已经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影响，甚至转换为审美意识形态。“因此，对前文本意识形态材料的加工制作不外乎就是对那些材料进行审美意识形态的筛选、组织、张扬、掩饰、暗示、神秘化或自然化。”[16]三是前文本意识形态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加工和制作，而是在生产过程中与具有多重结构的主体审美意识形态产生交合与影响并得到修正、补充和转化，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本意识形态”或文本产品。但是，我们需注意的是，文学文本创作生产出的意识形态“真实”只是一种“准真实”，因为文学生产作为一种话语虚构实现了对历史“实在”的秩序化与条理化，并且其本身已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本意识形态生产过程就是在“真实”虚位的情况下建构“真实”“以真实的不在场构成真实的在场”。[17]四是文本解读过程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表现为价值观的交换与改变。伊格尔顿借鉴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其进行阐释，他认为文学的审美价值就产生于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活动之中。“文学价值，是用对文本的思想见解，用作品的‘消费性生产’，亦即解读行为所制造出来的一种现象。它所表示的永远是由相互间的关系所确定的价值：‘交换价值’。‘价值’的历史，是文学思想实践的历史———这种实践决不是对已制作好了产品进行单纯的‘消费’，但是我们却必须把这种实践作为文本确实在进行的（再）生产来研究。”[18]五是意识形态在文学文本里也显现为一种无序、混乱状态。文本批评就是要揭示那种产生无序和分裂的话语的扭曲机制，重构文本的内部移植过程。“科学的批评”应该穿过文本的裂隙和沉默之处，把对象话语与它的生产条件联系起来，揭示隐义或意识形态的作用过程。 第四，介入现实的品质。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虽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导师那样，在直接与作家的对话中面对文学实践提出的问题进行批评与指导，具有较大思辨性和理论性；但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相较，特别是与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理想化的“激进民主政治”和“文化政治”理论相较，仍就保持强烈的介入现实品格。无论是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民族预言阐释、文本———阶级———历史三层次解读模式，还是伊格尔顿的“文本科学”构想、审美意识形态生产解读模式乃至对文学本质是一种“政治修辞学”的主张，都妄图通过文学审美活动参与生活进程、干预甚至改变生活本身，都坚决地维护并以文化参与方式实现文学特有的意识形态功能。因此，晚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审美理论是立足文本，又超越文本、指向历史现实，从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对此，安德森给予了极高评价：“对比之下，詹姆逊后现代理论第一次在提出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同时提供了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整体变化的一幅图画，这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视野。在从局部到普遍的过渡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已达到其最完善的顶峰。”[19]
四、“话语政治”审美理论的启发价值
晚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审美理论是西方社会历史进程在文艺活动中的合乎规律的发展，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适应性形势、寻求突破与转型的必然结果。这一理论虽不能直接移入中国，不经转化地成为当代中国文论拼图组成部分，但其对马克思主义立场操守的坚持、寻求转变灵活适应的现实的方略、谋求介入现实的品质以及高扬“文学政治”“话语政治”的主张，都值得吸收、转化与借鉴。其中，“话语政治”审美理论的综合创新方法和政治导向尤其具有启发价值。
晚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审美理论有效解决了文学与政治、内容与形式、作者与读者、共时性与历时性关系等问题，为建设当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层面上的指导。在上述四组关系中，长期以来，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十分关注文学中的政治意识、内容主题、作者意识和文学的历时性发展，并做出了异常丰富甚至夸大的解释，而对文学本身、形式、读者及作品共时结构则关注不够；而西方形色各异的其他理论，诸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诗学等则相对丰富和发展了后者，而对前者表现出极大疏离和漠视。这种虽深刻却片面的理论主张可能红极一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文艺理论发展，但总体而言，不利于、也不可能构建出科学的文学批评体系，百年来的文艺理论发展已证明这一点。而晚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审美理论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特别是通过文本共时的静态结构（语言剖析）探究其中蕴含的变化着的历史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斗争因素及其复杂生产机制（文本解读模式），对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具有理论指导价值。
晚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审美理论重视文艺政治因素介入、倡导文艺干预现实的批评实践对于繁荣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具有现实指导价值。中国是一个强调诗教的国家，中国有着特别发达的意识形态分析传统。随着改革开放顺利进行，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潮水般涌入中国，一时之间，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甚嚣尘上，各种打着中立立场和建立“科学文学批评”旗号的形式主义理论也粉墨登场，不仅传统批评，甚至五四后成为“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也被挤到边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成为西方批评方法的“试验田”，“语不着调”的“失语”现象成为批评的常态。形式批评一度据于文学批评主导地位，但文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它应该具有不容取代的人文价值和终极关怀。90年代以来，审美文化得以迅速发展以及文艺批评领域的“文化转向”已显示这一不可抗拒之势。因此，文艺批评应吸取社会历史批评和形式批评之所长，谋求综合创新之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不应超越文本，而是必须立足文本，更不能越过文本形式直逼内容，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从这个角度而言，詹姆逊、伊格尔顿等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话语政治”审美理论，既立足文本、又指向历史文化，既没有忽视语言形式的存在又强调了意识形态重构的重要性，并做到了两者较好结合，这无疑能给我们的文学批评实践提供很好的借鉴。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文学文本理论研究”（12JJD750020）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张一兵：《何为晚期马克思主义》，《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2]参见刘建成：《第三种模式：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杨勇：《“话语政治”的价值与缺失》，《学术交流》2011年第1期；彭冰冰：《话语政治中的意识形态批评》，《甘肃理论学刊》2010年第4期；付文忠、孔明安：《话语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取向———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方法解读》，《哲学动态》2006年第6期等相关研究成果。
[3]董希文：《20世纪西方文学文本理论形态考论》，《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4][法]福柯：《死亡与迷宫》，见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5]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6]Jameson，Fredric.ThePoliticalUnconscious：NarrativesasaSociallySymbolic Act.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1，p.79.
[7]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9页。
[8]同[6]，p.11。
[9]Jameson，Fredric.Marxismand For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1，p.4.
[10]Jameson，Fredric.LateMarxism. London：Verso，1990，pp.6-7.
[11]伊格尔顿：《文本·意识形态·现实主义》，朱刚译，王逢振等主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428页。
[12]马海良：《伊格尔顿的思想历程》，《山西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13][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14]王逢振选编：《詹姆逊文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15][英]伊格尔顿：《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郭国良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16]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65页。
[17]Terry，Eagleton.Criticismand Ideology，NewLeftBooks，1976，p.186.
[18]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价值》，陆梅林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705—706页。
[19]Anderson，Perry.Theoriginsof Postmodernity，London：Verso，1998，p.72.
一、晚期马克思主义及其“话语政治”审美理论
进入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因其现实指导价值得到了急速地传播与发扬，成为思想领域的“显学”。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接近的学派也自觉或接受或改造马克思主义思想，纷纷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一时之间，形色各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粉墨登场，蔚为壮观。有以拉克劳、墨菲等为代表强调激进民主政治的“后马克思主义”，有以德里达、德勒兹等为代表关注多元文化语境嬗变的“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各种修正恩格斯、列宁观点的“新马克思主义”。而所谓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是指“活跃在当前西方左派学界中的一群至今坚持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构架来重新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1]”。如果按此标准，詹姆逊、德里克、哈维、凯尔纳、伊格尔顿等人可以看作是晚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所谓“话语政治（discoursepolitics）”，最初用来概述拉克劳、墨菲、哈贝马斯等“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妄图通过以语言为中介的理想话语活动及交往理性的建立实现民主政治的哲学理念[2]。此处“话语政治”内涵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不同，主要指立足文本，通过文学创作与阐释活动发挥特有的意识形态功能，以达到介入与干预现实微观政治效果的理论学说。总体来看，20世纪西方文学文本理论存有三种基本形态：语言客体文本理论、读者审美阐释文本理论和话语意识形态生产文本理论，经历了由作品到文本、由自再到建构的跃进式发展。[3]三种文本理论都立足文本特有的语言存在展开，但各自侧重点又有所不同，表现出由关注语言存在到读者参与，再到社会文化渗透的转型与演变。“话语政治”审美理论就是话语意识形态生产文本理论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由语言客体文本到话语文本的发展过程中，福柯为“话语”内涵的丰富做出了重要贡献。“我所感兴趣的是话语的形式，不是造成一系列言语的语言结构，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生活在一个凡是都要说出的世界……话语是指被说出的言语，是关于说出的事物的话语、关于确认、质疑的话语、关于已经发生的话语的话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生活的这个历史世界不可能脱离话语的各种因素，因为话语已经扎根于这个世界而且继续存在于这个作为经济过程、人口变化过程等的世界中。因此，说出的语言既然是已经存在的语言，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决定以后将会说出的东西，无论后者是否脱离一般的语言框架”。[4]因此，“话语”不是语言，而是包含了权力宰制关系的语言存在，其中裹挟着复杂而多样的意识形态关系。一般认为，“话语”活动是人类极为重要的表意方式，是主体积极参与实践的表征。话语活动是一个渐次展开的互动过程，包含施事者、受事者及双方价值评价的积极介入。童庆炳先生干脆将“话语”界定为“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5]这一解释很有道理。而话语分析就是立足文本语言特征，运用各种分析手法充分挖掘文本隐含的权力制约关系和其他各种社会价值取向，对文本进行文化释义的活动。
詹姆逊、伊格尔顿等“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既探究新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把文艺活动作为其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话语意识形态生产文本理论体现出鲜明政治倾向，可称其为“文本政治学”或“话语政治”理论。对此，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里有精辟的解释：“意识形态并不是诉诸或投资于符号生产的某种东西；确切地说，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审美形式或叙述形式的生产就应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行为，它具有某种对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创造出想象的或形式的‘解答’的功能。”[6]伊格尔顿述说更为直接，文本活动即为意识形态生产过程，“文学文本不是意识形态的‘表现’……确切地说，文学文本是意识形态的生产。”[7]“话语政治”审美理论的出现顺应着20世纪西方文学文本理论发展的轨迹。
二、“话语政治”审美理论产生的文化逻辑
晚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审美理论的出现是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学文本理论回应现实挑战、合理转型的必然形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话语政治”审美理论的产生遵循特定的文化逻辑。
第一，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的继承与转型。“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和社会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一方面，以恩格斯、列宁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已不能有效指导现实革命实践，宏观“阶级斗争”理论已不再适应现实需要。试想与资本家同享阳光沙滩的度假工人怎么会直接反对面前的为其发放工资的资本家？另一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也粉墨登场，大有掩盖、遮蔽马克思主义根本主张之势。詹姆逊、伊格尔顿等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对左右阵营的攻击，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跃进，深刻地认识到在后现代语境中，“老式的马克思主义已难善其用”，[8]并认为只有兼容并蓄，适时转换才是唯一出路，“当今世上应该有几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每一种都适合其社会经济体系的特定需要和问题，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即思想反映具体社会环境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9]“马克思主义依据具体的社会经济语境的变化而变化”。[10]因此，詹姆逊等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不应还把文艺当成宣传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不应该过分关注其中显在的、静态的政治因素。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应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应该充分借鉴西方其他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自己。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生产方式根本变革中探究文艺发展本质规律与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各种文化研究“不可逾越的视界”（untranscendentalhorizon）。这是一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和原则前提下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 第二，“语言论转向”背景中超越“语言”的现实需要。20世纪是一个语言学的世纪，语言学及其方法几乎影响到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转型。语言学方法不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理论，较少直接涉及阶级意识，但它能较好地解释各种文化现象的结构及其生成与转化方式，并能揭示其背后的深层原因。语言学转向对文学研究的启发价值还在于文学媒介就是语言，唯有立足文本、运用语言分析方法探究作品才有可能构建科学的文本学。
以詹姆逊为例，詹姆逊理论受到语言学方法影响很大，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其直接理论源泉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启发而产生的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和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阿尔都塞认为历史作为一种“缺席的原因”，既不可弃之不顾又不可轻易接近，只能通过文本“裂缝”和“症状”窥其真相，因为作为向人们提供想象性虚假关系的意识形态已将真实历史遮蔽；拉康认为以语言无意识方式构筑的“象征界”（或符号界）将人异化为“他者”，人的真实存在、人的各种欲望都受到了压抑，“真实界”难以彰显、“想象界”受到很大限制。詹姆逊将上述二人的观点接受并加以转化，他认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矛盾的关系类似于人的意识与利比多的关系，两者之间也构成了压抑与被压抑、掩盖与被掩盖关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假象阻断了社会现实矛盾的显现，并将其压制到社会集体的潜意识之中，不过这一潜意识的承担主体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是政治-经济群体，詹姆逊称其为“政治无意识”。任何文本的创造都包含了潜意识因素的渗入，在此文本更像社会现实的能指，文本分析、文化研究就像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其价值就在于揭示这种“政治无意识”如何得以传达。因此，文本、文化就是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符号，詹姆逊有一本专著就取名为《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可见这一思想在其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
第三，解构主义思想的全面渗透。解构主义是在结构主义哲学基础生成的一种反结构主义思潮，肇始于1966年德里达在霍普金斯大学关于人文社会危机的演讲，后逐渐蔓延开来，席卷整个人文科学领域。解构主义反对宏大叙事，反对稳固如一的结构，主张质疑传统与权威，提倡多元与民主。在解构主义看来，文学文本意义不是固定的、唯一的，而是处于不断生成过程之中，不同读者会得出不同的认识。即便是同一个读者，首次阅读与其后阅读也会有所区别。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词语意义总是处于无限的延宕过程中，词无定义；二是文学文本本身具有修辞性。解构主义对文本复杂性的理解恰好可以用来对抗传统中对文本意识形态“单纯性”的认识。每一个文本中都会存在多种意识形态，每一种意识形态中又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对立双方，它们之间的复杂组合决定了文本释义具有多重性。耳熟能详的詹姆逊有关后现代艺术风格的阐释就很好地体现了上述认识。事实上，伊格尔顿文本科学构建理论也贯彻这一观点，“在这点上，意识形态的东西以其表面的‘单纯性’反照于文本的复杂性：前者孩子般天真地坚信能指的透明和所指的一拍即合，而这种信念早已被成熟的成文性（类似互文性———引者注）抛弃了。这样，就应由成文性通过自己的策略以意识形态所潜抑了的东西来向意识形态挑战，将意识形态所包含却又无法正视的那些虚晃掩饰之词的意义统统揭露。”[11]理解文本意识形态生产首先应坚持解构观念。
第四，文化唯物主义表意实践方式的潜在影响。对于后现代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后现代文化具有何种特征等问题，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有清醒认识。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以跨国资本主义为主的后工业消费社会在文化领域的必然体现，后现代艺术不同于前现代以反映外部世界为主的现实主义、现代以呈现自身为主的现代主义艺术，而是表现出对能指作用与功能的过分迷恋，艺术创造生活，艺术就是生活本身，艺术就是一种介入生活、干预生活的方式。深受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影响的伊格尔顿更是认可文艺的实践性，文化或文艺不全是精神的思想观念的呈现，它是人们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人们日常生活本身。人们的文化实践通过物质生活方式得以体现，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通过生活得以传达。因此，以晚期马克思主义视角审视文艺活动，文艺就是人们介入现实的一种特殊生活方式，文艺活动就是一个在不断编码/解码过程中裹挟着意识形态因素或遮蔽或放大某些东西的意识形态争夺的场域。在这里，“文本”是一个既有别于历史实在又不同于纯语言形式的语言实体，而是一种话语存在。“话语政治”审美理论的价值就在于指明文本活动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表意实践过程。“在他看来，文学文本反映（如果仍然要用‘反映’这个词的话）的并不是历史实在，而是反映了产生‘现实影响’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情形。同样，文本不是一种自足的封闭的‘有机’本体，而是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一个动态和开放的表意过程。因此文学的真实性不是说它‘反映’了历史的实在，而是说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展示了某种历史的真实。”[12]
三、“话语政治”审美理论的特征
晚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审美理论不同于西方其他形色各异的文学理论，也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有着明显区别。“话语政治”审美理论既坚持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倾向，主张文艺介入现实，引领现实；又突出文本地位，坚持多元化的话语分析，通过话语分析剖解文本中蕴含的政治倾向，以达到影响甚至改变现实的目的。
第一，坚持立足文本进行话语分析。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从文本内容出发探究文学的唤起革命功能，也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众传媒对文艺革命价值的弱化，晚期马克思主义自觉接受语言哲学革命的影响，始终坚持从文本出发探究文学，认为“脱离文本、直奔主题”的内容剖解，不利于建立科学的文学批评体系。詹姆逊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归结为文本阐释。文学以文本形式存在，历史也以文本形式存在，文学和历史之间具有互文性关系，它们都是历史真实的表征形式，因为历史已不可触摸，并成为永远的过去，历史真实只能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社会冲突和矛盾只能以美学形式在文本中得到想象性解决，而对真实历史的揭示只能通过文本阐释方式，从文本“缝隙”和“断裂处”窥见历史真相。伊格尔顿集中探究了文学文本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认为文本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晶，阐释审美意识形态生产过程必须立足文本展开，尽管这一进程复杂多变、歧义叠出，充满认同与重构，但都是文本分内之事；离开文本，就已不是文学研究。以此为据，伊格尔顿维护了文学研究的自律性。 第二，鲜明的政治倾向。晚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审美理论十分关注文本的“政治性”，因为它是文学活动的价值所在，它维护了文学介入现实的功能。詹姆逊一直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唯一真正创新的解释学”。[13]但弗洛伊德学说过于狭隘，仅仅立足于无从验证的个人体验和心理臆测。在综合弗洛伊德、荣格乃至弗莱理论的基础上，詹姆逊认为人们的“政治”信仰已成为一种无意识因素沉潜于“意识”域下，人们的各种文化实践都是潜在“政治”无意识的表征形式，特别是文艺活动具有隐喻、象征功能，文学批评与阐释类似于“解梦”，要逐层剖析其象征机制与不同寓意。但文本编码机制非常复杂，相较于人类心理结构中的意识、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文学文本意蕴构成应包含个人象征、阶级或集体象征、社会历史象征三个层次。詹姆逊以此为据构建的文本阐释思想集中体现在“三个同心框架”之中。一是在狭隘的政治或历史视域中，文本作为个别的文学作品被阐释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二是在扩大的社会视域中，文本被改造或重构为集体和阶级话语，即阶级或集体话语的最小可读单位；三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的终极视域中，文本被解读为“形式的意识形态素”“成为生产方式的痕迹或预示”。[14]在具体阐释程序方面，詹姆逊认为可分为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三个层次加以展开，区分掩饰和被掩饰的信息。第一层次为直接的社会政治事件，将具体文艺作品和叙事行为作为社会矛盾冲突进行细致阐释与注解，把握哪些事件是直接的、哪些虽未言明却是“缺席”的在场；第二个层次是社会层面，主要指斗争和阶级意识，将作品文本放在相互对抗的阶级群体关系中，挖掘其中包含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第三个层次是历史层面，这主要指生产方式的变更，具体做法是将文本放在整个生产方式的复杂系统中阅读，因为按照“主导符码”和“主因”理论，在每一种生产方式中都共时地存在其他已经过时的和即将形成的生产方式，文学文本正是以寓言和象征方式展示文化和生产方式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化。詹姆逊以对巴尔扎克小说《萨拉辛涅》的文本阐释为例对上述理论进行了演示。从其批评实践来看，詹姆逊是立足文本，指向历史现实的，重在揭示文学文本、历史文本隐而不显的政治无意识（包括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因此，文本中包含丰富的“政治”因素，并不像新批评理论所主张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封闭的语言组合体。
伊格尔顿也是如此。如果说早期的伊格尔顿理论还想建立“文本科学”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后则表现出明显的“革命批评”倾向。在《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以及《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等著述中，伊格尔顿明确指出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修辞学，应该具有鲜明的政治效果，文学和其他学科一样，都要为一定的意识形态斗争服务，革命的文艺应该宣传革命主张和意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积极投身并帮助指导大众的文化解放。”[15]
第三，文本解读是审美意识形态生产过程，具有重构性。文本解读并不是挖掘或完全默认作品中作者见解，甚至抵抗作者在文本中灌输的看法。文本解读是读者与作者的对话与协商，是对文本的重构，是一种新价值产生的过程。詹姆逊和伊格尔顿都秉承了阿尔都塞和马歇雷的文本“症候阅读法”，都认为文本解读就是寻找文本“裂隙”和停顿之处，并以此窥视与剖析潜隐在文本中的社会真实关系，探究文本创作与流通的社会价值。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学作为民族寓言阐释就贯穿了这一思想，在抵制“第一世界”经济、文化渗透，反对殖民主义的过程中，“第三世界”文化乃至其他社会事件不可避免地成为民族解放的心声和“民族寓言”，它以文本形式隐喻着民族反抗情绪和对自身民族特性的剖析。鲁迅笔下的“铁屋子”与沉睡其中的人们、为革命牺牲但不被理解的“夏瑜”等，都是需要阐释的“民族寓言”。
伊格尔顿则通过构建其“文本科学”阐释了这一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生产过程。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因素渗透在文学文本活动的方方面面，文学文本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生产活动，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无论是文本创作过程，还是文本消费过程，其运用的材料———前文本意识形态材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自身特定形式的生产，或者说，是以历史真实为材料生产出来的产品，文学文本生产其实是生产的生产。二是艺术程式、手段以及解读理论本身并不是纯粹的审美范畴，它们已经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影响，甚至转换为审美意识形态。“因此，对前文本意识形态材料的加工制作不外乎就是对那些材料进行审美意识形态的筛选、组织、张扬、掩饰、暗示、神秘化或自然化。”[16]三是前文本意识形态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加工和制作，而是在生产过程中与具有多重结构的主体审美意识形态产生交合与影响并得到修正、补充和转化，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本意识形态”或文本产品。但是，我们需注意的是，文学文本创作生产出的意识形态“真实”只是一种“准真实”，因为文学生产作为一种话语虚构实现了对历史“实在”的秩序化与条理化，并且其本身已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本意识形态生产过程就是在“真实”虚位的情况下建构“真实”“以真实的不在场构成真实的在场”。[17]四是文本解读过程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表现为价值观的交换与改变。伊格尔顿借鉴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其进行阐释，他认为文学的审美价值就产生于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活动之中。“文学价值，是用对文本的思想见解，用作品的‘消费性生产’，亦即解读行为所制造出来的一种现象。它所表示的永远是由相互间的关系所确定的价值：‘交换价值’。‘价值’的历史，是文学思想实践的历史———这种实践决不是对已制作好了产品进行单纯的‘消费’，但是我们却必须把这种实践作为文本确实在进行的（再）生产来研究。”[18]五是意识形态在文学文本里也显现为一种无序、混乱状态。文本批评就是要揭示那种产生无序和分裂的话语的扭曲机制，重构文本的内部移植过程。“科学的批评”应该穿过文本的裂隙和沉默之处，把对象话语与它的生产条件联系起来，揭示隐义或意识形态的作用过程。 第四，介入现实的品质。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虽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导师那样，在直接与作家的对话中面对文学实践提出的问题进行批评与指导，具有较大思辨性和理论性；但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相较，特别是与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理想化的“激进民主政治”和“文化政治”理论相较，仍就保持强烈的介入现实品格。无论是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民族预言阐释、文本———阶级———历史三层次解读模式，还是伊格尔顿的“文本科学”构想、审美意识形态生产解读模式乃至对文学本质是一种“政治修辞学”的主张，都妄图通过文学审美活动参与生活进程、干预甚至改变生活本身，都坚决地维护并以文化参与方式实现文学特有的意识形态功能。因此，晚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审美理论是立足文本，又超越文本、指向历史现实，从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对此，安德森给予了极高评价：“对比之下，詹姆逊后现代理论第一次在提出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同时提供了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整体变化的一幅图画，这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视野。在从局部到普遍的过渡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已达到其最完善的顶峰。”[19]
四、“话语政治”审美理论的启发价值
晚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审美理论是西方社会历史进程在文艺活动中的合乎规律的发展，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适应性形势、寻求突破与转型的必然结果。这一理论虽不能直接移入中国，不经转化地成为当代中国文论拼图组成部分，但其对马克思主义立场操守的坚持、寻求转变灵活适应的现实的方略、谋求介入现实的品质以及高扬“文学政治”“话语政治”的主张，都值得吸收、转化与借鉴。其中，“话语政治”审美理论的综合创新方法和政治导向尤其具有启发价值。
晚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审美理论有效解决了文学与政治、内容与形式、作者与读者、共时性与历时性关系等问题，为建设当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层面上的指导。在上述四组关系中，长期以来，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十分关注文学中的政治意识、内容主题、作者意识和文学的历时性发展，并做出了异常丰富甚至夸大的解释，而对文学本身、形式、读者及作品共时结构则关注不够；而西方形色各异的其他理论，诸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诗学等则相对丰富和发展了后者，而对前者表现出极大疏离和漠视。这种虽深刻却片面的理论主张可能红极一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文艺理论发展，但总体而言，不利于、也不可能构建出科学的文学批评体系，百年来的文艺理论发展已证明这一点。而晚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审美理论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特别是通过文本共时的静态结构（语言剖析）探究其中蕴含的变化着的历史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斗争因素及其复杂生产机制（文本解读模式），对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具有理论指导价值。
晚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审美理论重视文艺政治因素介入、倡导文艺干预现实的批评实践对于繁荣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具有现实指导价值。中国是一个强调诗教的国家，中国有着特别发达的意识形态分析传统。随着改革开放顺利进行，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潮水般涌入中国，一时之间，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甚嚣尘上，各种打着中立立场和建立“科学文学批评”旗号的形式主义理论也粉墨登场，不仅传统批评，甚至五四后成为“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也被挤到边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成为西方批评方法的“试验田”，“语不着调”的“失语”现象成为批评的常态。形式批评一度据于文学批评主导地位，但文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它应该具有不容取代的人文价值和终极关怀。90年代以来，审美文化得以迅速发展以及文艺批评领域的“文化转向”已显示这一不可抗拒之势。因此，文艺批评应吸取社会历史批评和形式批评之所长，谋求综合创新之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不应超越文本，而是必须立足文本，更不能越过文本形式直逼内容，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从这个角度而言，詹姆逊、伊格尔顿等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话语政治”审美理论，既立足文本、又指向历史文化，既没有忽视语言形式的存在又强调了意识形态重构的重要性，并做到了两者较好结合，这无疑能给我们的文学批评实践提供很好的借鉴。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文学文本理论研究”（12JJD750020）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张一兵：《何为晚期马克思主义》，《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2]参见刘建成：《第三种模式：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杨勇：《“话语政治”的价值与缺失》，《学术交流》2011年第1期；彭冰冰：《话语政治中的意识形态批评》，《甘肃理论学刊》2010年第4期；付文忠、孔明安：《话语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取向———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方法解读》，《哲学动态》2006年第6期等相关研究成果。
[3]董希文：《20世纪西方文学文本理论形态考论》，《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4][法]福柯：《死亡与迷宫》，见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5]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6]Jameson，Fredric.ThePoliticalUnconscious：NarrativesasaSociallySymbolic Act.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1，p.79.
[7]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9页。
[8]同[6]，p.11。
[9]Jameson，Fredric.Marxismand For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1，p.4.
[10]Jameson，Fredric.LateMarxism. London：Verso，1990，pp.6-7.
[11]伊格尔顿：《文本·意识形态·现实主义》，朱刚译，王逢振等主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428页。
[12]马海良：《伊格尔顿的思想历程》，《山西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13][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14]王逢振选编：《詹姆逊文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15][英]伊格尔顿：《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郭国良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16]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65页。
[17]Terry，Eagleton.Criticismand Ideology，NewLeftBooks，1976，p.186.
[18]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价值》，陆梅林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705—706页。
[19]Anderson，Perry.Theoriginsof Postmodernity，London：Verso，1998，p.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