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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军舰为何要炮击新星号？8名船员是怎么遇难的？俄方将怎样给予赔偿？中国政府应该怎么做？近一个月过去了，这一切都还是谜团
归来
宋进和船员们先放下了右边的救生筏，救生筏掉入水中，筏篷自动撑开，宋进在甲板上将绳子拉了拉，让救生筏处于靠近船边的最适合登筏的位置，7个中国人和一个印尼人先登上了第一个救生筏，等待他们的是前方的俄军172号舰艇，当时他们处于上风位置，筏子顺风漂流便可靠近俄舰。
一个船员割断绳索，筏子开始按预定的方向顺风漂流。这时，宋进向甲板左边走去，大约有15米的距离，他准备放下另一个救生筏，但他发现印尼船员已经放下，于是他又回到这边取梯子。时间急，他们将梯子拉上来，来不及折叠，抬着长长的梯子往另一边走。
这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第一个救生筏就要靠近俄舰，他觉得他们获救了。
第二个救生筏遇到了很大困难，风一个劲地将它往大船边上吹，贴住了船体，救生筏有时还往后漂移。情况非常危急，如果救生筏继续往后移，碰上了螺旋桨，就可能被划破，他们就只能弃筏逃生。而如果大船沉没速度加快，因船体下沉引起的漩涡也可能会吞没救生筏。
俄方用英语喊话，说营救船只离他们很近，让他们沿船体前移。千钧一发之际，船员们用救生的桨抵住大船，一步一步将救生筏往前撑。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他们终于离开了即将沉没的大船，靠近了俄舰。
他们得救了。一个俄国士兵将他们从甲板带到了下一层的餐厅。餐厅就他们8个人，两个服务员从厨房走出来，她们用手势告诉他们，第一个救生筏上的3个船员跳海了，游泳，冻死了。
宋进和其他船员们都觉得难以置信，因为他们觉得出现危险的应该是他们，而不应该是第一个救生筏上的兄弟。
在餐厅坐了几分钟，他们被带到了会议室。俄方船长来了，他先做了一个打枪的手势，然后用手势比划着告诉他们，3个船员跳海死了，5个船员被救上来后冻死了。
他们想问问对方细节，但语言不通，只能用表情说话，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在会议室，服务员送来了咖啡、点心、热水、面包和毛巾被，船长和大副正冻得不行，将湿衣服脱下来，裹着毛巾被。几名俄方人员轮流看守着他们，离他们远远的，也不说话。
半夜，船抛锚了。灯也熄了，会议室里有宋进、李广超和刘峰3个中国人，他们躺在会议室的椅子上休息，却睡不着，他们想不明白第一个救生筏7个兄弟怎么会出事。
“战争”
时间再向前推到2009年1月下旬。
宋进跑了3年船，却是第一次在俄罗斯港口停靠。到过俄罗斯港口的中国船员都对俄罗斯边防军公开索贿记忆犹新，而这次他却没有遇到。
一切显得很正常。1月29日，船停靠俄罗斯纳霍德卡港口后，收货方代理人开始进行货检，宋进也在现场。“大米上铺了一层纸，因为泰国和俄罗斯的温差，纸上的水珠已汇聚成了小水洼。检验人员将试管里的一种液体滴入水洼，水的颜色没有改变，这意味着没有海水。除了少数几袋大米外，大多数地方和货舱内壁水分检测颜色都没有变。”
起初三四天，5000吨大米差不多卸完了。宋进像以往一样，到一个港口，若不值班就下船转悠，吃饭的时候回船上。
在货物将近卸完那天，宋进听说对方提出货物质量不合格，要求赔偿。新星号货轮似乎被无限期停靠在港口，以前卸货物都不过几天，但这次竟然一天、两天、三天…一直等了十多天。
这对船务公司来说损失是致命的，本来受经济危机影响，承运费已经低得可怜，每等待一天就要多支出高达上万美元的港口停靠费和船员工资。虽然，对宋进来说无所谓，因为只要船舶还在国外航行，他的工资照拿不误。
2月11日，船员们听说第二天船将要离港，对方货运代理人将海员证和登陆证收了回去，在俄罗斯边防管理处办好手续后将海员证发了回来。12日中午，一名俄罗斯领航员将新星号带到抛锚地停留。宋进以自己以往的经验判断，这些手续办完了，船也就可以远航了。
次日凌晨，他接到船长的起航命令。事后据俄方称，新星号尚未办完手续就擅自离港，有人指责船长拿生命开玩笑，也有传言水手长（属于最低等的船员之一）是船舶管理公司某领导的亲戚，是他要求船长起航。记者采访宋进时，公司人员恰好打来电话，宋进对此问题这样回答，“没有颁发水手长任命证书，船上肯定是船长负责。”
对老船员来说，婚姻生活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危机。一位65岁的荣成老船员孤苦伶仃地躺在病床，他59岁时与并未共同生活多长时间的老伴离了婚，而今子女也从未来病房看过他，他反复对记者念叨一句话，“两地生活要不得，老来苦。”他的同事中，有4个人60岁左右离婚。
宋进是个上进的船员，村里人都说他从小就是个稳重的孩子。第一次跑船回来，他几乎什么国外的礼物也没带，一箱子东西，全是洗换衣服和14本厚厚的技术书籍，还有一本笔记本，本子上记着英语学习笔记。
在计划经济年代，船员一般属于远洋公司员工，由该公司负责员工的社会福利和保险费交纳。而现在，船员大多属于劳务派遣公司，劳务派遣公司负责联络船东或船舶管理公司，安排船员上岗。宋进即属于此类，上船的时候，公司一般会给他们买意外伤害保险，但没有养老保险。
船员一般与公司签订上船时间的合同，如“6 6”、“9 3”、“10 2”，这意味着一年中分别工作6个月、9个月和10个月。而宋进签的则是“6 1”合同，即一年上船6个月，6个月之后，双方均有权续约。
在行内，如果超过合同期工作，则需要支付船员比合同期内高出3倍的工资，因此许多船务公司一般不会让船员超时服务，也不愿意与船员签订“6 1”式合同，如果签订船员有续约权的合同，船员很可能不卖力干活。
宋进因为勤奋肯干，深得公司信任，也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按证书级别，宋进只能跑东南亚和国内这些距离并不遥远的航线，他完全可以每年回家，而他第一次出海后就连续干了20个月没有回家。这次，若不是出事，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
全球经济的繁荣、不断扩张的海上贸易和不断制造的新轮船，让海上运输行业在前几年显得一片欣欣向荣。曾经的造船和海上运输大国——日本和韩国，随着其经济发达，国民收入普遍提高，从事海员的人越来越少。中国、菲律宾等国船员逐渐填补这一空白。
暴利也使得船员中介兴盛起来。在工厂工作那几年，宋进的工资大多花完了，积蓄很少。靠着家里的老本，他交了近3万元的介绍费，交钱的时候，船舶管理公司还来了四五个人，以打消他们怕受骗的心理。
宋进所从事的机工和水手的培训费用并不高，威海水校党委副书记肖永杰告诉记者，一般收取的培训费不到1万元，再除去办证等费用，中介从每个船员身上可以赚到差不多1万元。船员逐渐过剩，没有资历的船员普遍不受欢迎，后来中介要推荐船员上船，还需要给船舶管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人私下送钱。当然，也有一些公司为节约成本，专门要实习生，这样他们雇佣一名船员只需付出一个月不到1000元人民币的成本。
可从去年初开始，这一行业已冷淡多了。宋家村村支书宋永龙说，去年以来，再也没有人找他介绍海员了，而此前他每年都遇到这样的经纪人，有人还央求他用村里的喇叭做广告。
宋进两次跑船，前一次从值班机工升为三管，月工资达850美元，这次他又从值班机工做起，升到了二管，可工资却比代三管时还少了50美元——都是受经济危机影响的，没有办法。
突来的俄罗斯军舰炮击事件，在当地来说是一奇闻，这样的事以前从未发生过。而新星号之所以执意要冒险起航，也与船务公司难以承担多日停靠的成本有关。
当地船员普遍认为，跑船比飞机还安全，炮击事件似乎改变不了胶东半岛农民的致富梦。
宋进说，今年不出海，明年肯定会再出去。而对那些死去船员的亲人们来说，他们只能遥望不辨方向的大海上遗留的孤魂，永远唤不回。
归来
宋进和船员们先放下了右边的救生筏，救生筏掉入水中，筏篷自动撑开，宋进在甲板上将绳子拉了拉，让救生筏处于靠近船边的最适合登筏的位置，7个中国人和一个印尼人先登上了第一个救生筏，等待他们的是前方的俄军172号舰艇，当时他们处于上风位置，筏子顺风漂流便可靠近俄舰。
一个船员割断绳索，筏子开始按预定的方向顺风漂流。这时，宋进向甲板左边走去，大约有15米的距离，他准备放下另一个救生筏，但他发现印尼船员已经放下，于是他又回到这边取梯子。时间急，他们将梯子拉上来，来不及折叠，抬着长长的梯子往另一边走。
这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第一个救生筏就要靠近俄舰，他觉得他们获救了。
第二个救生筏遇到了很大困难，风一个劲地将它往大船边上吹，贴住了船体，救生筏有时还往后漂移。情况非常危急，如果救生筏继续往后移，碰上了螺旋桨，就可能被划破，他们就只能弃筏逃生。而如果大船沉没速度加快，因船体下沉引起的漩涡也可能会吞没救生筏。
俄方用英语喊话，说营救船只离他们很近，让他们沿船体前移。千钧一发之际，船员们用救生的桨抵住大船，一步一步将救生筏往前撑。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他们终于离开了即将沉没的大船，靠近了俄舰。
他们得救了。一个俄国士兵将他们从甲板带到了下一层的餐厅。餐厅就他们8个人，两个服务员从厨房走出来，她们用手势告诉他们，第一个救生筏上的3个船员跳海了，游泳，冻死了。
宋进和其他船员们都觉得难以置信，因为他们觉得出现危险的应该是他们，而不应该是第一个救生筏上的兄弟。
在餐厅坐了几分钟，他们被带到了会议室。俄方船长来了，他先做了一个打枪的手势，然后用手势比划着告诉他们，3个船员跳海死了，5个船员被救上来后冻死了。
他们想问问对方细节，但语言不通，只能用表情说话，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在会议室，服务员送来了咖啡、点心、热水、面包和毛巾被，船长和大副正冻得不行，将湿衣服脱下来，裹着毛巾被。几名俄方人员轮流看守着他们，离他们远远的，也不说话。
半夜，船抛锚了。灯也熄了，会议室里有宋进、李广超和刘峰3个中国人，他们躺在会议室的椅子上休息，却睡不着，他们想不明白第一个救生筏7个兄弟怎么会出事。
“战争”
时间再向前推到2009年1月下旬。
宋进跑了3年船，却是第一次在俄罗斯港口停靠。到过俄罗斯港口的中国船员都对俄罗斯边防军公开索贿记忆犹新，而这次他却没有遇到。
一切显得很正常。1月29日，船停靠俄罗斯纳霍德卡港口后，收货方代理人开始进行货检，宋进也在现场。“大米上铺了一层纸，因为泰国和俄罗斯的温差，纸上的水珠已汇聚成了小水洼。检验人员将试管里的一种液体滴入水洼，水的颜色没有改变，这意味着没有海水。除了少数几袋大米外，大多数地方和货舱内壁水分检测颜色都没有变。”
起初三四天，5000吨大米差不多卸完了。宋进像以往一样，到一个港口，若不值班就下船转悠，吃饭的时候回船上。
在货物将近卸完那天，宋进听说对方提出货物质量不合格，要求赔偿。新星号货轮似乎被无限期停靠在港口，以前卸货物都不过几天，但这次竟然一天、两天、三天…一直等了十多天。
这对船务公司来说损失是致命的，本来受经济危机影响，承运费已经低得可怜，每等待一天就要多支出高达上万美元的港口停靠费和船员工资。虽然，对宋进来说无所谓，因为只要船舶还在国外航行，他的工资照拿不误。
2月11日，船员们听说第二天船将要离港，对方货运代理人将海员证和登陆证收了回去，在俄罗斯边防管理处办好手续后将海员证发了回来。12日中午，一名俄罗斯领航员将新星号带到抛锚地停留。宋进以自己以往的经验判断，这些手续办完了，船也就可以远航了。
次日凌晨，他接到船长的起航命令。事后据俄方称，新星号尚未办完手续就擅自离港，有人指责船长拿生命开玩笑，也有传言水手长（属于最低等的船员之一）是船舶管理公司某领导的亲戚，是他要求船长起航。记者采访宋进时，公司人员恰好打来电话，宋进对此问题这样回答，“没有颁发水手长任命证书，船上肯定是船长负责。”
对老船员来说，婚姻生活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危机。一位65岁的荣成老船员孤苦伶仃地躺在病床，他59岁时与并未共同生活多长时间的老伴离了婚，而今子女也从未来病房看过他，他反复对记者念叨一句话，“两地生活要不得，老来苦。”他的同事中，有4个人60岁左右离婚。
宋进是个上进的船员，村里人都说他从小就是个稳重的孩子。第一次跑船回来，他几乎什么国外的礼物也没带，一箱子东西，全是洗换衣服和14本厚厚的技术书籍，还有一本笔记本，本子上记着英语学习笔记。
在计划经济年代，船员一般属于远洋公司员工，由该公司负责员工的社会福利和保险费交纳。而现在，船员大多属于劳务派遣公司，劳务派遣公司负责联络船东或船舶管理公司，安排船员上岗。宋进即属于此类，上船的时候，公司一般会给他们买意外伤害保险，但没有养老保险。
船员一般与公司签订上船时间的合同，如“6 6”、“9 3”、“10 2”，这意味着一年中分别工作6个月、9个月和10个月。而宋进签的则是“6 1”合同，即一年上船6个月，6个月之后，双方均有权续约。
在行内，如果超过合同期工作，则需要支付船员比合同期内高出3倍的工资，因此许多船务公司一般不会让船员超时服务，也不愿意与船员签订“6 1”式合同，如果签订船员有续约权的合同，船员很可能不卖力干活。
宋进因为勤奋肯干，深得公司信任，也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按证书级别，宋进只能跑东南亚和国内这些距离并不遥远的航线，他完全可以每年回家，而他第一次出海后就连续干了20个月没有回家。这次，若不是出事，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
全球经济的繁荣、不断扩张的海上贸易和不断制造的新轮船，让海上运输行业在前几年显得一片欣欣向荣。曾经的造船和海上运输大国——日本和韩国，随着其经济发达，国民收入普遍提高，从事海员的人越来越少。中国、菲律宾等国船员逐渐填补这一空白。
暴利也使得船员中介兴盛起来。在工厂工作那几年，宋进的工资大多花完了，积蓄很少。靠着家里的老本，他交了近3万元的介绍费，交钱的时候，船舶管理公司还来了四五个人，以打消他们怕受骗的心理。
宋进所从事的机工和水手的培训费用并不高，威海水校党委副书记肖永杰告诉记者，一般收取的培训费不到1万元，再除去办证等费用，中介从每个船员身上可以赚到差不多1万元。船员逐渐过剩，没有资历的船员普遍不受欢迎，后来中介要推荐船员上船，还需要给船舶管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人私下送钱。当然，也有一些公司为节约成本，专门要实习生，这样他们雇佣一名船员只需付出一个月不到1000元人民币的成本。
可从去年初开始，这一行业已冷淡多了。宋家村村支书宋永龙说，去年以来，再也没有人找他介绍海员了，而此前他每年都遇到这样的经纪人，有人还央求他用村里的喇叭做广告。
宋进两次跑船，前一次从值班机工升为三管，月工资达850美元，这次他又从值班机工做起，升到了二管，可工资却比代三管时还少了50美元——都是受经济危机影响的，没有办法。
突来的俄罗斯军舰炮击事件，在当地来说是一奇闻，这样的事以前从未发生过。而新星号之所以执意要冒险起航，也与船务公司难以承担多日停靠的成本有关。
当地船员普遍认为，跑船比飞机还安全，炮击事件似乎改变不了胶东半岛农民的致富梦。
宋进说，今年不出海，明年肯定会再出去。而对那些死去船员的亲人们来说，他们只能遥望不辨方向的大海上遗留的孤魂，永远唤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