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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之一，梁启超也许不算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但他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毫无争议的成功父亲—— 9个成年的子女个个成才，其中7人海外留过学，3人当选院士：长女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长子思成，著名建筑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三子思忠，西点军校毕业，曾参与淞沪抗战；次女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四子思达，著名经济学家，参与合著《中国近代经济史》 ；三女思懿，著名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四女思宁，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奔赴新四军参加革命；五子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
作为一位成功的父亲，梁启超有几个标志性的家教元素：
爱国如家
在梁启超的心中，国家占有非同寻常的比重。1915年，袁世凯欲恢复帝制，梁启超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抵制复辟逆流，还没发印，袁世凯托人送来20万元贿赂梁启超，梁启超不仅拒绝了袁世凯，并将此文抄录一份寄给袁世凯。愤怒的袁世凯遣人威胁 ：“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启超毅然将此文发表，并绕道香港，赴广西发动护国战争。
他在饮冰室题的“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来的路。1919年，梁启超欧游归来前夕，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说：“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
梁启超将一生不变的家国情怀，融入了梁氏后人的血脉，他的9个子女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其中7个留学海外，面对当时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都义无反顾地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国内，与自己的祖国休戚与共。还有3个子女直接投入革命的战争之中。
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与长儿媳林徽因，宁愿在四川过着清贫且疾病缠身的生活，仍顽强工作，断然拒绝日本的物质利诱和美国的高薪聘请。梁思成说：“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在交通不便、兵荒马乱的十几年间，梁思成夫妻踏遍中国15省，200多个县，考察古建筑，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使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出灿烂的光辉。北平解放前夕，解放军围城，梁思成帮助解放军标明城内古文物、古建筑位置，以免遭到炮击，为保护古都、古迹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年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四处挖掘文物，得手后即偷运出国牟取暴利，梁启超觉得中国不能放任自家的宝贝被人夺走，中国学者应该努力建立自己国家的考古学科，受此影响，次子梁思永选择考古。
1949年9月，梁启超九子梁思礼刚刚获得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就从旧金山港乘船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后来他对于当初的回国选择如此阐述：“我有个好朋友留在美国，后来他任美国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我任中国航天部的总工程师，我们地位相当但收入相差很多。有人问我，对此作何感想。我的回答是，他研制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而我研制成功的东风五号导弹是保卫祖国的，这就是我们的差别。”梁思礼说：“我父亲传给我，或者我的基因里头最重要的是两个字‘爱国’。”
淋漓尽致地表达父爱
与其他传统、保守、寡言的深沉父爱不同，梁启超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子女的爱，甚至常常挂在嘴边、笔端，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中也无不渗透着他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爱。
梁启超一生给子女写了400多封家书，总计百余万字，占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堪与《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并称三大家教典范。这些家书有的只寥寥十几字，报平安或叙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论时事或谈心得。从政局艰难到个人烦忧，从吃了美味到买了好书，无不备述，这位“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文字豪杰在给孩子们写信时，却是罕见的温柔、啰嗦、流水账。
梁启超在家书中反复提到一点：“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感情，十二分热烈。”
梁启超称大女儿思顺为“大宝贝”，给三女儿思懿取了个外号叫“司马懿”，给小儿子思礼的代号是“老白鼻”（老baby的谐音），对其他子女的称呼也全是“小宝贝庄庄”、“达达”、“忠忠”等，发自内心的亲昵。
1910年，在梁思顺17岁生日时，梁启超特意做了一首长诗，送给他喜爱的“宝贝思顺”，勉励她治学要有恒心，立志做一名中西兼通的人。
在给次女思庄的信中，梁启超这样写道 ：“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很，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长女思顺）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父爱。思庄排行第五，按理说，夹在中间的孩子最不受宠，但梁启超非但没有忽略她，反而让思庄感觉自己在父亲心中极为特殊。
梁启超对所有子女都关注、欣赏，让他们感觉自己特殊。他曾给当时身在国外将要结婚的思成写信说：“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作‘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
梁启超生前，成家的仅长女、长子，他充沛的父爱也无私地惠及了女婿、儿媳。他赞女婿周希哲“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写信给梁思成、林徽因，表达对他们婚姻的喜悦：“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極愉快的一件事。”
以子女为友
梁启超对待子女，谦逊、敏锐、自省、坦诚，堪称一位与时俱进、勇于认错、既不假道学、也不老顽固的“无代沟”好爸爸。他对子女的个性选择和发展意愿，从来都基于平等、尊重的立场，谆谆劝诱，从不让子女以自己的理念判断为圭臬。
梁启超会像知心朋友一样，将自己的心情告诉子女。梁思顺是梁启超的长女，一家人客居日本时，她就经常帮父亲做资料收集和翻译，担任工作助手。梁启超返回国内后，写信时，常常会把自己在政界的活动和感受告知她，用家书来排解自己抑郁的心绪。 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梁启超会给子女建议，但从不替子女拿主意，更不会将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给他们。
如思庄选专业，他一开始希望她选学生物，写信劝勉，后来了解到她没兴趣，便又写信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适，你应该自己体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再以梁思成的婚事为例，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梁启超的挚友，梁启超和林长民想做儿女亲家，更加亲密。但梁启超在介绍梁思成和林徽因认识的同时，明确告诉当时才18岁的梁思成和15岁的林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得由你们自己做决定。事实上，这个决定又过了4年才最终做出。
梁思礼年近九旬时还常常想起父亲：“他与孩子们之间，除父亲与子女之情外，还是知心的朋友。孩子们提出不解的问题及个人前途的选择，这一切父亲均能逐个给以详尽的解答并予以鼓励。除了以上谈及之外，他更关注对子女们人格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在这方面他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循循善诱。”
梁家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几十年来，梁家的凝聚力始终很强，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年龄最大，谁就是家里的“头”，经过民主协商，少数服从多数，家中一切重大事件都由他最终拍板决定。
细节上无微不至
除了给儿女们讲做人的大道理，梁启超还非常注重生活细节的具体关怀，儿女们上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看什么课外书，如何保养身体，如何培养业余爱好，如何修身养性，如何劳逸结合等，他都会一一指导，详细叮嘱。
1923年5月，梁思成因车祸受伤住院，梁启超一方面从生活上、心理上关怀，一方面还指导他读书，他在给梁思成的信中说 ：“吾欲汝以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谙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次则将《左传》、《战国策》全部浏览一遍，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
梁启超还特别注意向孩子传授学习方法，尤其常向他们讲述自己做学问的诀窍：“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的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
对于儿女们的恋爱婚姻，梁启超更是关心。大女儿梁思顺和大儿子梁思成都是由他牵线搭桥，再让儿女自由恋爱，促成婚姻。乃至于梁思成和林徽因赴欧洲旅行结婚的具体路线，尤其是回国路线，梁启超也给安排得十分妥当，这对于一个繁忙的社会活动家和大学问家是很少见的。
即使是在吃饭桌上，梁启超一方面给孩子们以十分平等的地位，一方面也不忘给子女们传播各种知识。他的外孙女吴荔明记称：“当年在家吃饭时，除了梁家几个较小的孩子不上桌吃饭，每天都有一大桌人吃饭，大多是亲戚寄养在这里的孩子。天津家中吃饭也很自由，公公坐在中间，必等人都到齐后，由他先拿起筷子才能开始吃，他在饭桌上天南海北不停地讲。谁先吃完饭谁可以先走，有时公公和婆婆吃得慢，最后只剩下他们两人，也毫不介意，他仍和婆婆兴致勃勃地聊天。谁吃完了离开桌子，又过一会儿再回来吃些菜，都不会受到任何干涉，因此，全家把吃饭看作是每天团聚交流感情的好时光，既可饱餐一顿，又可聆听公公有趣的谈话，每到这时大家都无拘无束地围坐在一起，十分高兴。”
为送子女上学不惜成本
为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梁启超可谓不惜巨资，宁肯别的方面节省一点，也绝不让孩子上差一点的学校。
他在家信中，常常劝导儿女们不要为上学的经费计较，他的孩子基本都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自愿投奔革命，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梁启超不仅倾其所有让子女上好的学校就读，还在家中办实验室、开国学班，都被传为佳话。
思顺作为长女，曾随父母在日本生活，当时神户没有适合华侨子弟的学校，梁启超就亲自在家教女读书，并专门请了家教教数理化，还在家里建了一座实验室，让孩子们在遇到想不通的理化问题时，自己动手做实验，加强理解。
1924年以后，几个大孩子出国留学，梁启超忙于政事，自觉对身边几个年纪小的孩子教诲不多。于是决定让思达、思懿、思宁休学一年，专门聘请了谢国桢做家教，给他们补习国学、史学。
梁启超还经常为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在其书信中有相当的篇幅是讲购书的。1912年梁启超一回到北京，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
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梁启超专门筹集了五千美金，让毕业新婚的他们取道欧洲回国，兼度蜜月和考察，这番张罗是在梁启超去世前仅一年，当时他身患肾病，时常便血，极为痛苦，且家境已不富裕。
给孩子充分的自由
虽然学富五车，但是对待子女，梁启超从来不倚老卖老，独断专行，而是给子女充分的自由，非常重视子女的兴趣，让他们自己选择未来的路。
1927年，思庄读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满一年，该选具体专业的时候，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当时在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思庄遵从了他的意愿，但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的课无法引起思庄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向大哥思成诉说。梁启超知道后，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梁启超的子女中，大多学的不是“热门专业”，但只要子女真心喜欢，对社会有益，他都给予全力支持。
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梁启超说 ：“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梁思礼先搞导弹控制，再扩展到计算机应用，也得益于兴趣的驱使。
在指点孩子如何做学问上，梁启超反复强调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且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尤其注重心性的养成，“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梁思成所学的建筑学乃是极为专业之学科，梁启超在写信给他时就建议他“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对于次女梁思庄，梁启超也有同样的建议：“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
相对学业，梁启超更关心孩子们的身体。思庄初到加拿大留学时，刚开始学业不顺，后来经过努力成绩一跃成为班上前几名，升入大学，梁启超高兴之余，特意写信嘱咐：“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因为你本勉强进大学，实际上是提高了一年，功课赶不上，也是應该的。你们弟兄姐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功课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长子梁思成好学不倦，梁启超尤其担心他的身体，每次写信都要询问。
梁启超还有许多珍贵的教育观点，比如“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身不许它侵入”、“大抵凡关于个人利害的事，只是‘随缘’最好”，“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等等，字字珠玑，真可谓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良方，值得天下父母去细细学习体会。
1928年10月，在梁启超去世前三个月，他还在写信给梁思成等人，关心着他们的学业，同时着手写作《辛稼轩年谱》，未几，稿未成而疾大作，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
作为一位成功的父亲，梁启超有几个标志性的家教元素：
爱国如家
在梁启超的心中，国家占有非同寻常的比重。1915年，袁世凯欲恢复帝制，梁启超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抵制复辟逆流，还没发印，袁世凯托人送来20万元贿赂梁启超，梁启超不仅拒绝了袁世凯，并将此文抄录一份寄给袁世凯。愤怒的袁世凯遣人威胁 ：“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启超毅然将此文发表，并绕道香港，赴广西发动护国战争。
他在饮冰室题的“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来的路。1919年，梁启超欧游归来前夕，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说：“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
梁启超将一生不变的家国情怀，融入了梁氏后人的血脉，他的9个子女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其中7个留学海外，面对当时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都义无反顾地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国内，与自己的祖国休戚与共。还有3个子女直接投入革命的战争之中。
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与长儿媳林徽因，宁愿在四川过着清贫且疾病缠身的生活，仍顽强工作，断然拒绝日本的物质利诱和美国的高薪聘请。梁思成说：“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在交通不便、兵荒马乱的十几年间，梁思成夫妻踏遍中国15省，200多个县，考察古建筑，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使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出灿烂的光辉。北平解放前夕，解放军围城，梁思成帮助解放军标明城内古文物、古建筑位置，以免遭到炮击，为保护古都、古迹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年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四处挖掘文物，得手后即偷运出国牟取暴利，梁启超觉得中国不能放任自家的宝贝被人夺走，中国学者应该努力建立自己国家的考古学科，受此影响，次子梁思永选择考古。
1949年9月，梁启超九子梁思礼刚刚获得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就从旧金山港乘船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后来他对于当初的回国选择如此阐述：“我有个好朋友留在美国，后来他任美国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我任中国航天部的总工程师，我们地位相当但收入相差很多。有人问我，对此作何感想。我的回答是，他研制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而我研制成功的东风五号导弹是保卫祖国的，这就是我们的差别。”梁思礼说：“我父亲传给我，或者我的基因里头最重要的是两个字‘爱国’。”
淋漓尽致地表达父爱
与其他传统、保守、寡言的深沉父爱不同，梁启超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子女的爱，甚至常常挂在嘴边、笔端，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中也无不渗透着他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爱。
梁启超一生给子女写了400多封家书，总计百余万字，占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堪与《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并称三大家教典范。这些家书有的只寥寥十几字，报平安或叙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论时事或谈心得。从政局艰难到个人烦忧，从吃了美味到买了好书，无不备述，这位“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文字豪杰在给孩子们写信时，却是罕见的温柔、啰嗦、流水账。
梁启超在家书中反复提到一点：“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感情，十二分热烈。”
梁启超称大女儿思顺为“大宝贝”，给三女儿思懿取了个外号叫“司马懿”，给小儿子思礼的代号是“老白鼻”（老baby的谐音），对其他子女的称呼也全是“小宝贝庄庄”、“达达”、“忠忠”等，发自内心的亲昵。
1910年，在梁思顺17岁生日时，梁启超特意做了一首长诗，送给他喜爱的“宝贝思顺”，勉励她治学要有恒心，立志做一名中西兼通的人。
在给次女思庄的信中，梁启超这样写道 ：“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很，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长女思顺）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父爱。思庄排行第五，按理说，夹在中间的孩子最不受宠，但梁启超非但没有忽略她，反而让思庄感觉自己在父亲心中极为特殊。
梁启超对所有子女都关注、欣赏，让他们感觉自己特殊。他曾给当时身在国外将要结婚的思成写信说：“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作‘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
梁启超生前，成家的仅长女、长子，他充沛的父爱也无私地惠及了女婿、儿媳。他赞女婿周希哲“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写信给梁思成、林徽因，表达对他们婚姻的喜悦：“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極愉快的一件事。”
以子女为友
梁启超对待子女，谦逊、敏锐、自省、坦诚，堪称一位与时俱进、勇于认错、既不假道学、也不老顽固的“无代沟”好爸爸。他对子女的个性选择和发展意愿，从来都基于平等、尊重的立场，谆谆劝诱，从不让子女以自己的理念判断为圭臬。
梁启超会像知心朋友一样，将自己的心情告诉子女。梁思顺是梁启超的长女，一家人客居日本时，她就经常帮父亲做资料收集和翻译，担任工作助手。梁启超返回国内后，写信时，常常会把自己在政界的活动和感受告知她，用家书来排解自己抑郁的心绪。 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梁启超会给子女建议，但从不替子女拿主意，更不会将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给他们。
如思庄选专业，他一开始希望她选学生物，写信劝勉，后来了解到她没兴趣，便又写信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适，你应该自己体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再以梁思成的婚事为例，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梁启超的挚友，梁启超和林长民想做儿女亲家，更加亲密。但梁启超在介绍梁思成和林徽因认识的同时，明确告诉当时才18岁的梁思成和15岁的林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得由你们自己做决定。事实上，这个决定又过了4年才最终做出。
梁思礼年近九旬时还常常想起父亲：“他与孩子们之间，除父亲与子女之情外，还是知心的朋友。孩子们提出不解的问题及个人前途的选择，这一切父亲均能逐个给以详尽的解答并予以鼓励。除了以上谈及之外，他更关注对子女们人格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在这方面他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循循善诱。”
梁家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几十年来，梁家的凝聚力始终很强，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年龄最大，谁就是家里的“头”，经过民主协商，少数服从多数，家中一切重大事件都由他最终拍板决定。
细节上无微不至
除了给儿女们讲做人的大道理，梁启超还非常注重生活细节的具体关怀，儿女们上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看什么课外书，如何保养身体，如何培养业余爱好，如何修身养性，如何劳逸结合等，他都会一一指导，详细叮嘱。
1923年5月，梁思成因车祸受伤住院，梁启超一方面从生活上、心理上关怀，一方面还指导他读书，他在给梁思成的信中说 ：“吾欲汝以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谙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次则将《左传》、《战国策》全部浏览一遍，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
梁启超还特别注意向孩子传授学习方法，尤其常向他们讲述自己做学问的诀窍：“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的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
对于儿女们的恋爱婚姻，梁启超更是关心。大女儿梁思顺和大儿子梁思成都是由他牵线搭桥，再让儿女自由恋爱，促成婚姻。乃至于梁思成和林徽因赴欧洲旅行结婚的具体路线，尤其是回国路线，梁启超也给安排得十分妥当，这对于一个繁忙的社会活动家和大学问家是很少见的。
即使是在吃饭桌上，梁启超一方面给孩子们以十分平等的地位，一方面也不忘给子女们传播各种知识。他的外孙女吴荔明记称：“当年在家吃饭时，除了梁家几个较小的孩子不上桌吃饭，每天都有一大桌人吃饭，大多是亲戚寄养在这里的孩子。天津家中吃饭也很自由，公公坐在中间，必等人都到齐后，由他先拿起筷子才能开始吃，他在饭桌上天南海北不停地讲。谁先吃完饭谁可以先走，有时公公和婆婆吃得慢，最后只剩下他们两人，也毫不介意，他仍和婆婆兴致勃勃地聊天。谁吃完了离开桌子，又过一会儿再回来吃些菜，都不会受到任何干涉，因此，全家把吃饭看作是每天团聚交流感情的好时光，既可饱餐一顿，又可聆听公公有趣的谈话，每到这时大家都无拘无束地围坐在一起，十分高兴。”
为送子女上学不惜成本
为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梁启超可谓不惜巨资，宁肯别的方面节省一点，也绝不让孩子上差一点的学校。
他在家信中，常常劝导儿女们不要为上学的经费计较，他的孩子基本都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自愿投奔革命，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梁启超不仅倾其所有让子女上好的学校就读，还在家中办实验室、开国学班，都被传为佳话。
思顺作为长女，曾随父母在日本生活，当时神户没有适合华侨子弟的学校，梁启超就亲自在家教女读书，并专门请了家教教数理化，还在家里建了一座实验室，让孩子们在遇到想不通的理化问题时，自己动手做实验，加强理解。
1924年以后，几个大孩子出国留学，梁启超忙于政事，自觉对身边几个年纪小的孩子教诲不多。于是决定让思达、思懿、思宁休学一年，专门聘请了谢国桢做家教，给他们补习国学、史学。
梁启超还经常为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在其书信中有相当的篇幅是讲购书的。1912年梁启超一回到北京，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
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梁启超专门筹集了五千美金，让毕业新婚的他们取道欧洲回国，兼度蜜月和考察，这番张罗是在梁启超去世前仅一年，当时他身患肾病，时常便血，极为痛苦，且家境已不富裕。
给孩子充分的自由
虽然学富五车，但是对待子女，梁启超从来不倚老卖老，独断专行，而是给子女充分的自由，非常重视子女的兴趣，让他们自己选择未来的路。
1927年，思庄读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满一年，该选具体专业的时候，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当时在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思庄遵从了他的意愿，但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的课无法引起思庄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向大哥思成诉说。梁启超知道后，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梁启超的子女中，大多学的不是“热门专业”，但只要子女真心喜欢，对社会有益，他都给予全力支持。
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梁启超说 ：“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梁思礼先搞导弹控制，再扩展到计算机应用，也得益于兴趣的驱使。
在指点孩子如何做学问上，梁启超反复强调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且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尤其注重心性的养成，“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梁思成所学的建筑学乃是极为专业之学科，梁启超在写信给他时就建议他“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对于次女梁思庄，梁启超也有同样的建议：“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
相对学业，梁启超更关心孩子们的身体。思庄初到加拿大留学时，刚开始学业不顺，后来经过努力成绩一跃成为班上前几名，升入大学，梁启超高兴之余，特意写信嘱咐：“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因为你本勉强进大学，实际上是提高了一年，功课赶不上，也是應该的。你们弟兄姐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功课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长子梁思成好学不倦，梁启超尤其担心他的身体，每次写信都要询问。
梁启超还有许多珍贵的教育观点，比如“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身不许它侵入”、“大抵凡关于个人利害的事，只是‘随缘’最好”，“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等等，字字珠玑，真可谓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良方，值得天下父母去细细学习体会。
1928年10月，在梁启超去世前三个月，他还在写信给梁思成等人，关心着他们的学业，同时着手写作《辛稼轩年谱》，未几，稿未成而疾大作，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