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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韵波(以下简称“张”):梁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读一位诗人的诗需要先了解一位诗人的背景,这有助于我们对他诗歌的阅读。不如您先谈谈您的出生和家庭吧。
梁尔源(以下简称“梁”):我出生在一个古老优雅的小镇上,小镇四面青山环绕,老宅前是溜光的青石板路和古朴的街巷,宅后是清澈见底的小河。小镇的文化氛围很浓,抗战时许多大、中学都从大城市迁徙到这块土地上。著名学者钱基博和儿子钱钟书就在镇上的国立师范大学教书,钱钟书《围城》中的原型地址就是我的家乡。二十世纪中叶这镇上不仅商业发达,而且文人墨客云集此地,给小镇以厚重的文化熏陶。美丽古朴的小镇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刻下了诗情画意,那些洒在小河、拱桥、古井、深巷和石板路上的童趣,经常勾起甜美的回忆。做梦有时也在小河里摸月亮,浅滩上抓小鱼,在船底下扎猛子。那些充满稚气的镜头久久萦绕,难以涂抹。长大后,我下过矿井,挑过砖头,拉过大锯,当过木匠,后来进入仕途。丰富的人生经历给我创作诗歌,奠定了较为厚实的生活基础。
张:习总书记曾经说过“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您的作品中,我总能读出淡淡的乡愁。小河、鸟巢、月亮,这些意向反复出现,我甚至感觉您不止是在回忆过往岁月,而是在寻找精神意义上的故乡和本源。城市和工业文明狂飙突进,人们反而更容易怀念和试图接近古典生活,这样一个时代,乡愁可能成了时代的集体情绪。您怎样看待您笔下的乡愁?
梁:我认为乡愁是一种不自觉回溯往昔。因为家乡是祖祖辈辈栖居地,那里有文化的根,有血缘的亲,有几代人的传承,有最撩人的景色和最动心弦的纯情。它们深深地烙刻在生命的骨髓里,一有条件反射或者情感点击,就会喷然而出。如2015年我在电视中看到两岸中秋联欢会,脑海中马上蹦出儿时在河边赏月的美景,在手机上摁出了《儿时的月光》,发表后,引起众多媒体的关注。因此,乡愁永远是人生精神栖居地。有时人没有回到故乡,虽客居外地,但心灵总在故乡的小河中浣洗。
张:您的诗歌创作风格,似乎没有刻意去迎合时代,甚至也没有刻意迎合读者,没有形式上的花样翻新,对世俗保持着必要的警惕性。恰好是这种距离感产生的美好,喂养了读者碌碌尘世里匮乏的心灵。您怎样看待诗人与时代的关系?
梁:我认为诗歌创作风格必须有时代感,脱离时代谈创作风格,就没有生命力,就会失去读者。但创作风格的时代感不等于一味追求时髦、追求怪癖、追求新潮,以至于与大众和社会的口味偏离太远。保持创作风格的时代感也不能摒弃中国当代诗歌和民歌创作中精华,而去一味地模仿国外诗人的风格。我认为现代诗的创作风格正是应该建立在绝大多读受众的审美需求和包容的基础上,而不是少数专家的审美定式的局限里。
张:您写过这么多的诗,您认为一首好诗的标准是什么?最首要的条件是什么?
梁:就我的水平没有资格来阐述诗的标准。因为诗的标准问题,一直是诗界广泛争论的焦点。我个人认为,作为一首写给大众阅读的诗,应该有以下四个基本要求:一是内容必须是渲染真善美的;二是有诗歌语言的独特艺术性,特别是意境;三是先能打动自己,然后能打动别人;四是大多数人都能看懂。
张:您认为写诗有“心理治疗”的作用吗?您是如何理解诗的情感宣泄功能?
梁:我认为写诗不能只说有“心理治疗”作用,应该说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写到激动时,有时嚎啕大哭,也有时开怀大笑,有时痛心疾首,也有时心旷神怡,将情绪燃烧到旺点。写诗应是一种情感储存、情感冲动、情感释放的过程。没有情感的冲动,写不出打动人的诗。写诗本身是自己真实的情感,来点燃别人的情感,产生共鸣。如我的《给母亲抒抒情》,司机的妻子读得哭了,退休的老干部读得老泪纵横,教育局长也潸然泪下。我认为这首诗虽然谈不上很高的艺术性,但是成功的,因为能在人群中产生情感共鸣。那些没有情感,只注重玩弄技巧,附庸风雅的作品,味同嚼蜡。
张:有人说过:“诗人是替世界喊疼的人,而伤口就是他(她)本身”。您有这种宿命般的疼痛感吗?您认为诗人的使命是什么?
梁:我认为,诗人只替世界喊疼,那是情感不健全的诗人。写诗离不开现实世界,离不开所处的社会,因为诗是你所处时代的写照。现代诗人都生活在这个美好的国度,幸福的家园里,首先主要的感受不应是“疼”,而是“美”。当然,也不能排除诗人作为一个社会人,在人生旅途中遭遇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中带来的磕碰和厄运,也目睹了周围的人们产生过同样的人生悲剧。通过写这些“疼”,来宣泄真实的情感,揭示社会的阴暗面,呼唤正义,启迪人生哲理。所以我认为,当代诗人,特别是当代中国诗人的使命,不只是“替世界喊疼”,而主要应用诗歌来抒发对祖国、对社会、对人民的赞美之情。这是喧嚣情感的主调。在这个伟大的国家,有多少美好的事情需要我们用诗歌来表达,有多少美好的心灵需要我们用诗歌来点燃。我们为什么总要去写那些洒在“伤口”“痛”的诗句呢?
张:有种说法叫“愤怒出诗人”。但是现代人都渴望“诗意地栖居”,您认为诗意地生活是否就是闲适的、优雅的生活?
梁:在什么环境中出诗人?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认为,首先作者必须具有诗人的内在潜质,如平时的生活积累和文学修养,特别是要有诗人独具的创作激情和创作灵感。不能片面地说“愤怒”就能出诗人,也不能说“闲适”是诗意的栖居地。倒是在“闲适、优雅”的情况下,即便是一个好的诗人,也难以写出好的诗歌。“愤怒”虽是一种激情,主要是为什么愤怒,这与一个诗人的思想境界、胸怀、性格关系密切。如果为正义而产生“愤怒”,那也能写出境界很高,社会青睐的好作品。
张:我注意到您的诗歌中有一种光芒,它不是那种耀眼的、热烈的光芒,而是温暖的烛光、淡淡的波光、隽永的月光。像是从中国古代民间一直延续的光芒,随着工业文明对古老的农业文明的必然挤压,进入城市生活以来,您有没有想过,要撞入另一种生活的秘密,在作品中将过去与现实强行焊接,启动乡村场景之外的语境? 梁:在我的诗歌中,用较多的篇数反映了故乡以及童年时代的生活感受,但我也尝试性地对城市现代生活中的元素,用诗歌来表达。如《乘沪昆高铁有感》《一个大广场》《空房子》《斑马线》等,还有为城市底层农民工而作的《花工》《清洁工》等。童年和故乡的生活,是我一生中最有诗意的生活。那时古老的小镇,僻静的山村,潺潺的流水,明晃晃的月亮,经常点燃我的诗情。这种激情还会长久地燃烧下去。但作为一个现代诗人,诗应当表达现代情结的内容、风格。对时代的巨变和对现代生活的感受,应成为诗人抒发情感的主要源泉。紧贴时代创作,反映当今社会精神风貌的积极向上的作品,也是一个诗人的责任。这是我今后创作的一个主要方向。
张:我想请您谈一下语言方面的经验。现在很多诗歌,包括某些知名度很高的获奖诗人,用一种直白的方式去表达,有些是口水话,有些甚至是口号式的腔调,您能接受这样的语言吗?您认为什么样的语言更能抵达诗歌的本质?
梁:关于诗歌语言表达方式。我认为,目前新诗的语言表达方式五彩缤纷,说明新诗正在繁荣和发展中对语言表达方式进行探索和提炼。应该说是一种好现象。每个诗人因自己的语言风格,民族遗传,审美修养不同,自然地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语言表达特点。我个人认为,作为诗歌,特别是在中国这块古老诗歌沃土上生长出的新诗,应该很好地继承中国古代诗歌语言表达的一些精华。特别是要运用好汉语中蕴藏的独特丰富的情感和表达元素。美国著名诗人庞德曾感叹道:“用象形构成的中文永远是诗的,情不自禁的是诗的,相反,一大行的英语字却不易成为诗。”如中文修辞中、隐喻、借喻、反衬、夸张等等,都是汉语诗歌中经常要用的语言表达方式。把诗写得含蓄风趣幽默,写得意境深远些,才更能打动读者。
张:您是如何理解意象在诗歌中的作用?因为现在诗坛也有人在提倡“拒绝意象”“反意境”“反意象”,热衷于诗歌语言的实践这一现象您是怎样看的?
梁:我认为意象是情思的载体,其作用在于“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意象也是情的装饰和诗美的印证。用意象创作诗歌,能使要表达的感情物化,给诗的想象留有空白,增加诗的张力;也可浓缩和凝炼诗情,让诗意在含蓄中藏而不露。自古以来,运用意象成为中国诗人写作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法。我在写作中,很痴迷于用意象的手法,如《大山里的月亮》,通过大山、月亮、虫鸣、秋红等景物的描写,把月亮下的大山那种空旷、寂静、洁净脱俗的意境衬托出来,表达自己对拥堵、嘈杂、刺眼的都市生活的厌倦。我个人认为,诗歌要给人以美的震憾力,给人以深邃的想象力,是离不开意象这种表达方式的。
(作者单位:创作与评论杂志社)
梁尔源(以下简称“梁”):我出生在一个古老优雅的小镇上,小镇四面青山环绕,老宅前是溜光的青石板路和古朴的街巷,宅后是清澈见底的小河。小镇的文化氛围很浓,抗战时许多大、中学都从大城市迁徙到这块土地上。著名学者钱基博和儿子钱钟书就在镇上的国立师范大学教书,钱钟书《围城》中的原型地址就是我的家乡。二十世纪中叶这镇上不仅商业发达,而且文人墨客云集此地,给小镇以厚重的文化熏陶。美丽古朴的小镇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刻下了诗情画意,那些洒在小河、拱桥、古井、深巷和石板路上的童趣,经常勾起甜美的回忆。做梦有时也在小河里摸月亮,浅滩上抓小鱼,在船底下扎猛子。那些充满稚气的镜头久久萦绕,难以涂抹。长大后,我下过矿井,挑过砖头,拉过大锯,当过木匠,后来进入仕途。丰富的人生经历给我创作诗歌,奠定了较为厚实的生活基础。
张:习总书记曾经说过“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您的作品中,我总能读出淡淡的乡愁。小河、鸟巢、月亮,这些意向反复出现,我甚至感觉您不止是在回忆过往岁月,而是在寻找精神意义上的故乡和本源。城市和工业文明狂飙突进,人们反而更容易怀念和试图接近古典生活,这样一个时代,乡愁可能成了时代的集体情绪。您怎样看待您笔下的乡愁?
梁:我认为乡愁是一种不自觉回溯往昔。因为家乡是祖祖辈辈栖居地,那里有文化的根,有血缘的亲,有几代人的传承,有最撩人的景色和最动心弦的纯情。它们深深地烙刻在生命的骨髓里,一有条件反射或者情感点击,就会喷然而出。如2015年我在电视中看到两岸中秋联欢会,脑海中马上蹦出儿时在河边赏月的美景,在手机上摁出了《儿时的月光》,发表后,引起众多媒体的关注。因此,乡愁永远是人生精神栖居地。有时人没有回到故乡,虽客居外地,但心灵总在故乡的小河中浣洗。
张:您的诗歌创作风格,似乎没有刻意去迎合时代,甚至也没有刻意迎合读者,没有形式上的花样翻新,对世俗保持着必要的警惕性。恰好是这种距离感产生的美好,喂养了读者碌碌尘世里匮乏的心灵。您怎样看待诗人与时代的关系?
梁:我认为诗歌创作风格必须有时代感,脱离时代谈创作风格,就没有生命力,就会失去读者。但创作风格的时代感不等于一味追求时髦、追求怪癖、追求新潮,以至于与大众和社会的口味偏离太远。保持创作风格的时代感也不能摒弃中国当代诗歌和民歌创作中精华,而去一味地模仿国外诗人的风格。我认为现代诗的创作风格正是应该建立在绝大多读受众的审美需求和包容的基础上,而不是少数专家的审美定式的局限里。
张:您写过这么多的诗,您认为一首好诗的标准是什么?最首要的条件是什么?
梁:就我的水平没有资格来阐述诗的标准。因为诗的标准问题,一直是诗界广泛争论的焦点。我个人认为,作为一首写给大众阅读的诗,应该有以下四个基本要求:一是内容必须是渲染真善美的;二是有诗歌语言的独特艺术性,特别是意境;三是先能打动自己,然后能打动别人;四是大多数人都能看懂。
张:您认为写诗有“心理治疗”的作用吗?您是如何理解诗的情感宣泄功能?
梁:我认为写诗不能只说有“心理治疗”作用,应该说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写到激动时,有时嚎啕大哭,也有时开怀大笑,有时痛心疾首,也有时心旷神怡,将情绪燃烧到旺点。写诗应是一种情感储存、情感冲动、情感释放的过程。没有情感的冲动,写不出打动人的诗。写诗本身是自己真实的情感,来点燃别人的情感,产生共鸣。如我的《给母亲抒抒情》,司机的妻子读得哭了,退休的老干部读得老泪纵横,教育局长也潸然泪下。我认为这首诗虽然谈不上很高的艺术性,但是成功的,因为能在人群中产生情感共鸣。那些没有情感,只注重玩弄技巧,附庸风雅的作品,味同嚼蜡。
张:有人说过:“诗人是替世界喊疼的人,而伤口就是他(她)本身”。您有这种宿命般的疼痛感吗?您认为诗人的使命是什么?
梁:我认为,诗人只替世界喊疼,那是情感不健全的诗人。写诗离不开现实世界,离不开所处的社会,因为诗是你所处时代的写照。现代诗人都生活在这个美好的国度,幸福的家园里,首先主要的感受不应是“疼”,而是“美”。当然,也不能排除诗人作为一个社会人,在人生旅途中遭遇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中带来的磕碰和厄运,也目睹了周围的人们产生过同样的人生悲剧。通过写这些“疼”,来宣泄真实的情感,揭示社会的阴暗面,呼唤正义,启迪人生哲理。所以我认为,当代诗人,特别是当代中国诗人的使命,不只是“替世界喊疼”,而主要应用诗歌来抒发对祖国、对社会、对人民的赞美之情。这是喧嚣情感的主调。在这个伟大的国家,有多少美好的事情需要我们用诗歌来表达,有多少美好的心灵需要我们用诗歌来点燃。我们为什么总要去写那些洒在“伤口”“痛”的诗句呢?
张:有种说法叫“愤怒出诗人”。但是现代人都渴望“诗意地栖居”,您认为诗意地生活是否就是闲适的、优雅的生活?
梁:在什么环境中出诗人?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认为,首先作者必须具有诗人的内在潜质,如平时的生活积累和文学修养,特别是要有诗人独具的创作激情和创作灵感。不能片面地说“愤怒”就能出诗人,也不能说“闲适”是诗意的栖居地。倒是在“闲适、优雅”的情况下,即便是一个好的诗人,也难以写出好的诗歌。“愤怒”虽是一种激情,主要是为什么愤怒,这与一个诗人的思想境界、胸怀、性格关系密切。如果为正义而产生“愤怒”,那也能写出境界很高,社会青睐的好作品。
张:我注意到您的诗歌中有一种光芒,它不是那种耀眼的、热烈的光芒,而是温暖的烛光、淡淡的波光、隽永的月光。像是从中国古代民间一直延续的光芒,随着工业文明对古老的农业文明的必然挤压,进入城市生活以来,您有没有想过,要撞入另一种生活的秘密,在作品中将过去与现实强行焊接,启动乡村场景之外的语境? 梁:在我的诗歌中,用较多的篇数反映了故乡以及童年时代的生活感受,但我也尝试性地对城市现代生活中的元素,用诗歌来表达。如《乘沪昆高铁有感》《一个大广场》《空房子》《斑马线》等,还有为城市底层农民工而作的《花工》《清洁工》等。童年和故乡的生活,是我一生中最有诗意的生活。那时古老的小镇,僻静的山村,潺潺的流水,明晃晃的月亮,经常点燃我的诗情。这种激情还会长久地燃烧下去。但作为一个现代诗人,诗应当表达现代情结的内容、风格。对时代的巨变和对现代生活的感受,应成为诗人抒发情感的主要源泉。紧贴时代创作,反映当今社会精神风貌的积极向上的作品,也是一个诗人的责任。这是我今后创作的一个主要方向。
张:我想请您谈一下语言方面的经验。现在很多诗歌,包括某些知名度很高的获奖诗人,用一种直白的方式去表达,有些是口水话,有些甚至是口号式的腔调,您能接受这样的语言吗?您认为什么样的语言更能抵达诗歌的本质?
梁:关于诗歌语言表达方式。我认为,目前新诗的语言表达方式五彩缤纷,说明新诗正在繁荣和发展中对语言表达方式进行探索和提炼。应该说是一种好现象。每个诗人因自己的语言风格,民族遗传,审美修养不同,自然地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语言表达特点。我个人认为,作为诗歌,特别是在中国这块古老诗歌沃土上生长出的新诗,应该很好地继承中国古代诗歌语言表达的一些精华。特别是要运用好汉语中蕴藏的独特丰富的情感和表达元素。美国著名诗人庞德曾感叹道:“用象形构成的中文永远是诗的,情不自禁的是诗的,相反,一大行的英语字却不易成为诗。”如中文修辞中、隐喻、借喻、反衬、夸张等等,都是汉语诗歌中经常要用的语言表达方式。把诗写得含蓄风趣幽默,写得意境深远些,才更能打动读者。
张:您是如何理解意象在诗歌中的作用?因为现在诗坛也有人在提倡“拒绝意象”“反意境”“反意象”,热衷于诗歌语言的实践这一现象您是怎样看的?
梁:我认为意象是情思的载体,其作用在于“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意象也是情的装饰和诗美的印证。用意象创作诗歌,能使要表达的感情物化,给诗的想象留有空白,增加诗的张力;也可浓缩和凝炼诗情,让诗意在含蓄中藏而不露。自古以来,运用意象成为中国诗人写作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法。我在写作中,很痴迷于用意象的手法,如《大山里的月亮》,通过大山、月亮、虫鸣、秋红等景物的描写,把月亮下的大山那种空旷、寂静、洁净脱俗的意境衬托出来,表达自己对拥堵、嘈杂、刺眼的都市生活的厌倦。我个人认为,诗歌要给人以美的震憾力,给人以深邃的想象力,是离不开意象这种表达方式的。
(作者单位:创作与评论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