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让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2点45分,崔占峰在牛津大学工程系的餐厅里出现。他花了2.3镑购买一只汉堡和一袋薯条后,匆匆离去。材料系的一名博士后看着崔占峰的背影对我说,“来到牛津,你可以不知道彭定康,但你不能不知道崔占峰。”
　　2000年10月1日,崔占峰被牛津大学聘为生物工程教授。这张聘书为他带来了牛津大学建校800多年以来的第一位华人教授的身份。
　　以下为其口述。
　　现在,在这边读本科的学生家庭要么是商人,要么是当官的,普通老百姓哪里来得了。如果家里没钱还要凑钱来读的,我就告诉他们千万别来,因为没这个必要。其实,进不进牛津读书不是问题的根本。我们国内老是把虚的东西看得比较重。有人觉得,“我儿子是牛津大学毕业的。” 那又怎么样?我有一些学生来了以后,我问他们为什么读博士啊,他们说,我爸爸妈妈要我读的。这样的学生做不好。
　　 我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让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问中学生,“你想要做什么?”很少有人能说出来。要是在英国,从小学开始老师就会问你想干啥。学校每年都有职业生涯测试,老师会告诉你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下一年又有测试,老师会一直关注你的变化,告诉你什么是你最合适的方向。这里的孩子会想,我要做什么,而不是说我想上牛津,想上剑桥。这一点是挺明显的区别。
　　牛津是学院制,招生是由学院的导师负责。在招生时,我们首先会判断学生能不能跟上,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够不够聪明,能不能接受脑力上的挑战,足够成熟去接受压力。面试的时候主要看的还是潜力。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测试,通过交谈,来看这个学生的反应。例如我们会给一些学术问题,这个问题你肯定没有学过,就要看你的解决能力。
　　我觉得国内过来的博士生与其他学生的一个差别,可能是独立性和成熟程度不同。不能说所有人,但大部分国内过来的博士生都老想着别人告诉他干什么,怎么干。如果在这边读本科的学生,就会稍微好一些。
　　最近几年中国也有派出来很多公费的研究生。分为两种,很小部分是全额公费出国读博士学位的,大部分是在国内注册了博士,出国一年“联合培养”。因为中国的项目要求是名师、名校、名专业,不是随便去个学校就给钱,所以给牛津这样的学校造成很大压力。每年想来的博士生太多了,而这些人来了又不交学费。中国将他们定义为“访问学生”,将这种合作方式定义为“联合培养”。但是,牛津是不认的。因为你不是这里的学生,如果你是学生,那你就得交每年一万五千镑的学费。所以,你来到这里只能算访问,我们都给的是访问学者(的签证)。目前牛津正在想一些政策,做一些限制。
　　不过,中国的公派留学始终都是好事,可以让更多的人,让普通人能够不用自己掏腰包到海外求学。
　　目前国内的学术界是以论文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一个指标。我觉得这是因为国内还是人太多了,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不能改的、量化的指标。因为国内的人为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在英国,评价一个人是很简洁的。比如我说这个人水平不行,他就是不行,什么情况下我都会说不行。如果你找英国人给你写推荐信,他可能不写。如果他给你写,就会真实地写。因为他有自己的声誉,他推荐你不行,影响他自己名誉。
　　但国内不一样,今天不见明天见,慢慢地吃吃饭,热闹热闹,最后就行了。因此,国内需要一些不能改的标准。文章发表了就是你了,不会改的。不过国内很好玩的是,你说发表了文章还不行,还得打印出来,还得接受检查。
　　这里就有一个评价习惯的问题。在英国,每个人都有一个view。首先他们会假定你是个好人,当发现你有一些不好,这个不好的view就很难改了。但在中国,大家首先会觉得这个人不怎么地,不信任你,然后要费很大劲才能让别人信任。
　　在日常的工作内容上,我们跟国内的教授也有一点差别。上课、科研、搞些讨论会都是一样的,但我们花在搞经费的时间少。上次国内来了一个教授,问我每天的安排。我告诉他后,他非常惊讶,说:“你们不出去跑钱?”在这里,没人跑钱,跑也没地方跑。假如你跑了,反而会影响你的view。
　　很多中国的教育的问题,包括科学界的问题,我们在外面唱高调,很好说,但是回去做一做,其实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需要越来越多的人真正做点实事,哪怕是一点点,哪怕就帮助一个孩子。
　　所以现在我想做一些切实能帮到一些人的事情。所以,我回中国经常去的地方是工厂。我把这个工厂的一些问题解决,你就能帮上这个工厂里的人,他们还有家人,你就帮了很多人。虽然没法写成论文,也没有钱拿,但我觉得帮到很多人,这就够了。
　　(实习记者袁诚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