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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同以色列作为两个千年古国，由于其所处环境、历史轨道不一，也就孕育了完全不同的文化。而两国的文化，又对两国的外交走向产生了影响。本文从文化视角出发，探寻在中以关系发展中文化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中以关系的良性发展再添助力！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分别介绍中以文化；第二部分以时间为轴，简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以关系演进史；第三部分则是通过对前两部分的整合，发现文化在两国交往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展开对中以关系的文化思考。最终，总结出了下一时期我国在对待中以关系上应该注意的几点问题。
关键词 中国文化 犹太文化 中以关系
一、中以文化内涵及特点
基于不同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内部革新、外部影响以及历史进程，中国与以色列作为两个文明古国，经历了千年发展，孕育了内容和形态各异的文化体系，并由此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和特点。
（一）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东晋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儒、道、佛为核心，法、墨、兵等多家学说兼有的文化框架。由于“开化甚早，其所以年代久远，相承勿替”，迄今犹存者，不可一语蔽之。笔者仅在这里列举中国文化部分内涵及特点如下：
1.总的来说，中国封建史极其辉煌，综合国力长时间处于世界顶峰，以此为基础，中华文化带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富。从自然资源的角度来说，中国土地面积广大，地理类型齐备，资源丰富，利于文明之发展。从人文因素来说，纵观中国三千年的封建发展史可以发现，凡大一统的朝代，中国经济均有长足发展，社会文明高度发达，内部少有战乱，国家综合实力稳坐世界霸主交椅。以此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历经千年发展，本已在诸多领域十分优秀，加之唐、元、明、清时期与外族的不断融合，使得中华文化一脉相承，传扬至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江山几次易主，但中华文化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几乎没有。因此长时间发展之后，形成了中国人极强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贯穿历史，对中华文明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2.中华文化是典型的内倾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社会治理均讲求自省自修，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在中华文化的核心圈中，佛、道、儒三家都以内倾为基点，延伸出社会伦理和个人行为准则，最为突出的是道家。道家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实质上就是重在对人的自制、内敛，强调顺应自然。除此之外延伸到社会治理层面，也应是“无为而治”，不应胡乱折腾。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儒家文化，则是强调人性本善，君子应该“一日三省吾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面对问题，首先从自省的角度找原因，而不是探讨更深的社会因素。至于佛教，则是通过过五戒、十善等规范教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此可以看出，个体内心的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认定是理想社会的基石。
3.从宗教角度讲，中国文化是一种道德型而非宗教型文化，罗素在文章中指出的中国以孔子伦理为准则而无宗教，即在于此。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高度的世俗化社会，其土生土长的文化受其影响也皆以强调生活伦理、道德操守、治国方略等的世俗理论为主。春秋时期，孔子教导人们“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实质上是将信仰权、判断权回归到了自己身上。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道德为理性之事，存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恪守教诫”。因此，中国自孔子时代开始，便走上了以个人自觉代替外力辅助，以伦理准则代替言规戒律——即以道德代替宗教之路。而另外还需强调的是，从外部传来的宗教对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影响甚微。因此，中华文化强于对社会的道德约束，而轻于从神和信仰的角度进行社会整合。就像罗素指出的那样，“中国实际上是个缺乏宗教的国家”。
4.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角度讲，中国文化强调等级、秩序、稳定和中庸之道。
刚刚提到的儒家文化在充分强调君子个人修养的同时，也主张强化外在的“纲常之礼”，强调等级和尊卑，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不同阶层的人应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守其礼，不乱纲常。而“不在其位”，则“不谋其政”。而中国传统的中庸理论对稳定这套社会分层机制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朱熹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强调无过无不及，中和，稳定。自北宋之后，中国“大多数接受这种角色的人都变得内向和保守，求稳怕乱。在他们的性格中，阳气（有力、积极、坚强）下沉，阴气（被动、消极、软弱）上升。他们圆滑处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此，中庸理论从客观上稳定了中国社会分层机制，强化了中国文化中强调等级秩序这一特点。
5.从经济发展角度讲，中国文化重农抑商，自给自足，带有典型的农耕文明特点。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与中国地大物博，广土众民的现实有着直接的联系。重农抑商政策的长时间推行，使得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始终未演变为成气候的资本主义经济。两千年的自然经济形式深深影响了中华文化，使之带有自给自足、封闭内敛的特点。从人民的角度来看，也逐渐朴实安分，安土重迁。
6.从对外关系上讲，中国文化强调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反对不义战争，同情弱小。
一直以来，和平、和谐是中华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儒家文明来说，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实质上反映了中华文化中重礼仪、重和谐的特点。同时，中国人反对不义战争，主张用仁爱来化解一切矛盾。这种思维意识的形成与中国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深蒂固的民族自豪感使得中国人遇到矛盾根本不愿大动干戈。就像罗素论述过的：“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同时，中华文化的柔弱、内倾导向使其在国际冲突中往往同情弱小，而不愿与实力较强的一方为伍“欺负别人”。究其原因，也和中国长期的和平发展、地大物博的社会现实有很大关系。
以上仅仅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几个要素，除此之外，中国文化还具有若干特点，包括注重家庭观念等等。在此与国际关系联系不大，不予赘述。 （二）以色列文化
与中国相比，同为文明古国的以色列文化则带有很强的神秘性和被动性。对于同样博大精深的犹太文化，笔者不能详细陈述，只能根据文献，加之自身在以色列考察的感受，粗浅归纳如下：
1.与中国不同的是，以色列民族饱经沧桑，辛酸感、零散感与苦难感贯穿了整个民族发展。
以色列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冲突、战争、欺凌的苦难历史。作为新月形沃壤的最西端，亚非欧三洲交往的“十字路口”，它的特殊战略位置为历代国外异族所垂涎。埃及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十字军骑士和土耳其人，乃至近代的英国人都把征服以色列作为巩固帝国统治不可缺少的条件。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民族惨遭杀戮，近600万犹太人死于非命。
数千年的颠沛流离，奠定了以色列文化中辛酸、苦难和零散的基调。加之《圣经》旧约中以色列民族被选为上帝选民，上帝应许以色列人将获得“流着奶与蜜”的迦南地，而事实却极端地相反，因此更加深了犹太文化中苦难深重的情结。众所周知，犹太教的至圣之地——西墙，曾经是犹太王国第二圣殿围墙的一部分。罗马人在毁灭耶路撒冷时为了保存战胜的证据，故意留下。以后千年流落的犹太人看到这堵墙，想起自己民族千年的苦难历史，就悲戚啜泣。六日战争以色列夺回东耶路撒冷的控制权，犹太士兵抵达西墙脚下，仍是嚎啕一片，不能自己。是以此墙又名哭墙。如今，大量的犹太教徒每日前往哭墙祈祷、哀悼、忏悔，场面令人动容。在世界史上，一国数次被异族征占本就不多，像犹太圣殿这种民族信仰最集中的建筑几度被毁就更是寥寥无几。因此，以色列文化中的辛酸感、苦难感之强烈，在世界文化中均属罕见。
2.与中国相同的是，以色列民族虽饱经沧桑，其始终带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
纵观历史，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定居迦南，到现代以色列建国，犹太人虽然建立过自己的王国，并在大卫、所罗门时期一度辉煌，但其整体基调，却是大流散、大迁移。从迁居巴比伦开始，犹太人就不断面临与外界文化不协调的局面。在这种经常遭遇生存困难的局面下，犹太人坚信必须维护自己的信仰，才能不至于完全同化。
纵观世界，几乎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像犹太民族一样经历了千年的流亡生活还能顽强的坚守自己的民族特性，并从中不断挖掘、汲取营养、复兴祖国，这正是犹太民族自豪感的源泉。以色列人坚信作为上帝选民的他们，挺过了大流散的苦难历史，保留住了自己的文化，并已经成功复兴了自己的祖国。他们认为这个过程不仅验证了他们就是真正的上帝选民，与众不同；同时也预示了未来一定会更加光明。这就使得以色列人虽经历了苦难历史，却有极强民族自豪感。
3.与中国不同的是，以色列文化在修身自省的同时，强调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与神角力”的斗争精神。
耐人寻味的是，“以色列”一词在希伯来文中的含义是“与神角力”。可以肯定的是，从数千年颠沛流离的苦难历史中，以色列人得到的最大财富就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与神角力”——向命运说不的斗争精神。而这种精神能量的积累和爆发是推动以色列经济迅速崛起的原动力。
1948年，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的一片反对声中宣布建国，奇迹般地出现在地球上。实现了犹太人千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复国理想。然而不到24小时，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就同以色列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在新生的祖国有难之情况下，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投奔祖国，共抗外敌，最后在西方国家的援助下，处于绝对劣势的以色列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以后的几次中东战争各种军事奇迹的出现与以色列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息息相关。
4.与中国不同的是，从宗教角度讲，犹太教文化始终贯穿了以色列文化的发展，以色列文化在信仰上帝，信仰犹太教的基础上对社会成员进行道德约束。
以色列的历史与宗教发展史息息相关。特别是作为犹太人全民信仰的犹太教，更是把以色列人从精神和生活习惯上高度统一起来，大大加深了犹太民族的凝聚力。同时，以色列非常成功地处理了宗教传播同社会发展的矛盾，促进了以色列现代文明的进步。
笔者在以色列考察时有幸经历了犹太教每周一次的传统节日——安息日。它的由来是摩西十诫中的第四诫——应守安息日为圣日，6日勤劳做工。后来犹太教对其进行进一步解释，安息日专门变为祈祷、敬神与家庭生活的一日。在安息日，所有犹太家庭均不做工，大家纷纷前往酒店（安息日时家中不能做饭）吃饭和休息。用餐前，全体犹太人不分你我，先是高唱颂歌，随后虔诚祈祷；进餐时，家庭成员相互关照，其乐融融；用餐后，犹太民众会起身同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挥手告别……这种虔诚而又专注的神情令人动容。我们发现，在同一宗教的凝聚下，犹太人即使丧失了国土，依旧保留了精神；即使迁居了异地，依旧保留了纯粹的生活方式……那么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以色列人复国，复兴文字，都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同时，犹太教对犹太人也进行了生活上的约束。非常著名的就是《圣经》出埃及记中记载的“摩西十诫”：
犹太教宣称，遵守上帝的律法是其信仰的基本核心。因此，犹太民族尽管由于历史原因散居世界各地，但正因有了十诫、诫命等这些律法形成的屏障，才使得他们一直与外族分化开来，没有被快速同化。而犹太文化也才能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磨砺中得以保存。对于犹太人而言，犹太教早已超越了其宗教本身之意义：它不但是一种精神信仰，更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对其信徒进行道德约束的同时，又大大增强了犹太民族凝聚力。这一切，均为以色列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5.与中国相同的是，以色列人善于在矛盾中生存，在矛盾中前进，寻求平衡与和谐。
以色列是一个内部和外部充满矛盾的国家。内部来说，它有上百个民族，其居民来自70多个国家。由于长期的散居状态，使得大部分以色列人除宗教信仰外没有太多相同的文化背景。尽管如此，以色列人都向往着美好的未来，期盼着犹太文化的复兴。外部来说，面对的是人口、面积总额都远超以色列，而文化截然不同的伊斯兰国家。双方虽然在历史问题、经济发展、领土争端等问题上均持相左态度，但也都渴望和平发展的机遇。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下，以色列人对内通过全民学习希伯来文，在沙漠中建立不分种族、宗教的集体农庄——基布兹农庄，开垦荒凉地区等方法，努力消除融合障碍，复兴祖国。对外，则通过利用游说集团要求美国援助，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等等手段，在矛盾与冲突中不断积极寻求平衡与和谐，极富智慧的处理内外纠纷。总而言之，以色列人的种种努力，使这个是非之国在矛盾的冲突与平衡中仍保持高速发展。因此，说以色列人善于在矛盾中生存，在矛盾中前进，是不为过的。 6.与中国不同的是，从经济发展角度讲，以色列文化鼓励经商。
犹太人善于经商，这一论断已经不用罗列事例再进行证明。历史地看，犹太人之所以特别善于经商，也并非全部都是因为其民族本身十分精明，而是有更深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犹太历史的诞生似乎就伴随着商品交易。贷款、租赁、马太效应等经济活动或经济思想，在《圣经》中就已有所表述。这就说明了这种经济活动在两千年之前已经发生在了犹太人之中。其次，由于犹太人饱经战乱，长期流亡，于是钱的意义，就逐渐从决定物质生活水平高低的等价物向决定生活、生存权利能否得到的保障物转变。历史上，每当犹太人遭到异族压迫时，在农业、工业基本被限制的情况下，唯有经商——赚钱，可以帮他们减轻外来压迫，获得生存权利。最后，几千年颠沛流离的历史使得以色列人无法像中国一样在本土发展农耕文明，而以色列地区资源贫乏，土地狭小，也不适合大力发展工业。取而代之的，则只能经商。经历千年，犹太文化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善于经商的文化之一。据统计，商界精英大卫李嘉图、老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摩根、沃伦·巴菲特、安迪格鲁夫（英特尔创始人）、迈克尔戴尔（戴尔电脑创始人）、格林斯潘等人都有犹太血统。
二、中国与以色列关系演进及其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色列国分别于1949年和1948年在亚洲东部和西端建立，但曲曲折折，经历了43年的漫长历程两国才建立外交关系。在此，我们必须梳理中以关系发展脉络及其特点，以便从文化角度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1948-1956年，此时期基本特征为双方建国、对话、友好接触。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当时，包括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纸在内的中国舆论界普遍表示欢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月9日，以色列政府就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东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50年6月，中以双方代表在莫斯科会晤。开始讨论建交的具体事宜。就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
面对朝鲜战争中美的敌对关系，以色列对中以建交事宜暂时放缓了推进的脚步。朝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政要普遍认为发展中以关系会间接影响美以关系，而中国则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同以色列持不同见解，进而双方对中以建交都没有热情。万隆会议后，中以虽有几次书面往来，但均停留在贸易层面，对于两国建交，则是不断放缓。
第二阶段：1956-1976年，此时期双方关系全面冻结。
1956年5月至9月，中国先后与埃及、叙利亚、也门建立了外交关系。10月，以色列同英法与埃及发生战争，中国政府严厉谴责。此后，中以间就建交进行的接触均告中断，中以关系进入了长达20年的“冻结”时期。在此20年中，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频频爆发冲突，关系每况愈下，而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却越发紧密。因此，中国政府在中以建交越发没有热情，对以色列的自卫反击行为也频频指责。因此，双方政府间关系没有发展。
第三阶段：1976-1986年，此时期双方关系解冻，友好往来增多。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与西方国家关系大幅改善。中以关系便也逐渐解冻。1980年7月，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提出了中国对待巴勒斯坦问题的三条原则，其中第三条是“中东各国应该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这里的“中东各国”当然也包括以色列。1988年9月，中国外长钱其琛提出了中国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五点主张，这一系列建设性意见，受到了以色列政府和人民的欢迎，为中以关系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以色列政府也开始帮助部分犹太商人进入中国市场，加深双方沟通，比较著名的就是艾森伯格。互利双赢的经贸、军事往来，使得中以关系进一步暖化，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两国建交的条件逐渐成熟。
第四阶段：1986-1992年，此时期主题为建交。
从1986年到1987年，中以双方多次进行接触及会见，双方商讨了进一步建交的细节问题。此外，马德里中东和会的召开，使得中国必须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参与进中东和平进程中来。在这种情况下，中以建交已经成为水到渠成之事。1992年1月24日，来访中国的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与中方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中以两国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第五阶段：1992年至今，此时期中以关系总体上稳步、健康地发展。
1992年两国建交后，中以双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入，中以关系发展迅速。
政治方面，中以高层领导人会晤频繁，仅2000年至2008年，总数就有33次。
经济方面，两国贸易额直线上升，经贸合作从最初的军事，逐渐发展为农业、工业开发、海运等覆盖各个领域的全面经贸合作。
文化方面，双方签署了多项体育、教育等方面的合作备忘录，两国艺术表演团体纷纷走进彼此的国度，进行文化交流。双方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也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以之间的旅游业发展迅速，来往两国的游客不断增多，也进一步发展了中以关系。
三、中以关系的文化思考
中以关系的发展史，就是两国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历史。如果我们从文化角度对中以关系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以下特点：
（一）中以建交一波三折，外部环境影响巨大，双方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实属不易
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中以关系的良性发展，受到了来自美国、苏联、阿拉伯国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在极富进取、骁勇刚劲的西方文化面前，内倾的中华文化往往显出被动。而以色列地处相异文化圈内，若要突破地缘限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其内政外交政策也就必须时时改变，因势利导。在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以两国如今建立了覆盖政治、经贸、文化等全方位的伙伴关系，这一重大成就的取得，源于两国政府及人民的智慧和勇气，实属不易。
（二）从文化角度看，中以两国都对和平与稳定有着强烈的追求，但双方均面临复杂的外部形势，肩负着矛盾中求发展的共同使命，这为两国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提供了前提 按照《圣经》旧约的说法：以色列人是“上帝选民”，上帝应许以色列人会拥有“流着奶与蜜”的迦南地区。但由于人类罪孽深重，以色列人必须经历重重困难，才能在最后复国，发展，繁荣，并在最后的审判中得到救赎。经历千年的艰难困苦，以色列终于在1948年复国。这被以色列人广泛地认为是《圣经》旧约中复国预言的实现。参照预言，以色列人认为颠沛流离、战火纷飞的日子已经过去，和平稳定、建设祖国、繁荣祖国的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以色列人如今对和平、稳定的环境有着极强的追求。从根本上说，犹太文明也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但由于以色列所面临的外部形势极为复杂，站在以色列的角度看，必须精打细算，严密自卫，甚至是先发制人，才能保证自己在相异的文化圈内立足而不被挤掉。
早在两千年前，墨子就提出了“兼爱、非攻”的理念，中国文化反对不义战争，爱好和平的特点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也极为突出地得到表现。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和谐社会”等目标的提出，均体现了我国对和平稳定的强烈追求。但我国目前正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外部形势，领土争端不断出现，这一切都考验着我国政府的智慧。
在国际关系舞台上，对地区及世界和平有着同样诉求的中以两国，必会在解决地区争端、维护地区稳定的方法上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因此，也必会在客观上对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中国的无神论与以色列的全民信仰有所不同，长期会对跨文化交际产生不良影响，这在客观上为两国跨文化交流提出了新的任务
笔者在以色列停留期间，深深感到以色列是一个全方位受宗教影响的国家，且不说民族团结，单说吃饭，以色列人的讲究就着实不少。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能吃的要在什么时候吃，都有明确的规定。而进入宗教场合，以色列人会有从穿衣到戴帽的不同规定。这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难免觉得繁文缛节，甚至一不小心，就违反了当地的风俗（比如进入教堂大声说话、打手机；到哭墙参观没有戴帽子等）。而作为犹太人，尤其是宗教人士，他们往往会认为你不注意遵守风俗就代表你不尊重我的宗教。长此以往，必会对两国跨文化的交际产生不良影响。
事实上，正如管仲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进步，中国的人口素质也逐渐提高。随着讲公德、守秩序、重文化的良好风气不断传扬，脏乱差、随地吐痰等落后的不文明现象在如今的中国也已得到根本改善。如今，素质提高的中国人也普遍认识到了在文化交流中，尊重传统、入乡随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因此，加强中以文化交流，让中国与以色列彼此加深了解将成为中以交流下一步的重要任务。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在以色列举办中国文化年，设立孔子学院，扩大招收以色列留学生等措施，拓展文化交流，增进彼此了解与友谊。其次，我们应对所有前往以色列进行学习、探访、游览的人员普及基本知识及当地风俗传统，提高出国人员素质，使之注意与以色列人民交流时的行为举止。最后，我们可以借助展览、宣传片、电视、电影等多种手段进行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借助上述手段，中以两国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必将更加顺畅、更加成功。
（四）中国文化重视农业，而以色列则精于商业，这种文化差异为我们进行商务往来与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文化分析部分，笔者已经阐述了中国文化重农抑商与犹太文化精于经商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大背景下，这种文化差异实际上有助于促进两国不同层面的交流，取长补短、切磋琢磨、共同发展。中国是农业大国，有必要向以色列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并利用地大物博、地理要素齐备的优势发展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加强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同样，犹太人上千年的经商理财之道也为中国商人的学习提供了新渠道。
（五）中以两国历史上都曾经备受欺凌，两国目前都面临实现复兴，弘扬文化的重要任务。这就为两国更深层次的合作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
在历史上，以色列饱受欺凌，犹太人颠沛流离。近代史上，中国惨遭列强瓜分，百姓深陷战乱，民不聊生。共同的历史遭遇促成了双方有共同的使命感，两国都希望实现复兴，重新站立在世界之巅，弘扬自身文化，承担历史使命。这为两国更深层次的合作，共同进步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
四、结论
中华文化与犹太文化历经千年，各有千秋，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只是在国际关系问题上，下一阶段，我们更应注意如何在国际竞争中变被动为主动，发现并改变甚至是消除中华文化里对中国外交的消极引导内容，在以色列、阿拉伯世界、西方世界中找到自身利益不受损失，又不损害各方利益的平衡点。同时，还应该注意如何更好的、正面的宣传中国文化，减少中以跨文化交际中的壁垒。进而，如何以“大外交”的眼光看待中以关系，如何下好“大棋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推动中以外交关系的全面发展，带动中东地区均衡发展，维护中东地区持久和平。这些，都将成为中国在新时期处理同以色列双边关系的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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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笔者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梁凯音老师悉心指导选题，点拨资料查找方向，特在此表示感激。另外，在本人停留以色列期间，得到了中国国际旅行社中东非洲部孙博文先生，以色列导游裴冰小姐，阿拉伯朋友郝穆迪等人悉心照料，在此表示感谢。没有大家的帮助，就不会有今天的成果。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关键词 中国文化 犹太文化 中以关系
一、中以文化内涵及特点
基于不同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内部革新、外部影响以及历史进程，中国与以色列作为两个文明古国，经历了千年发展，孕育了内容和形态各异的文化体系，并由此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和特点。
（一）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东晋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儒、道、佛为核心，法、墨、兵等多家学说兼有的文化框架。由于“开化甚早，其所以年代久远，相承勿替”，迄今犹存者，不可一语蔽之。笔者仅在这里列举中国文化部分内涵及特点如下：
1.总的来说，中国封建史极其辉煌，综合国力长时间处于世界顶峰，以此为基础，中华文化带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富。从自然资源的角度来说，中国土地面积广大，地理类型齐备，资源丰富，利于文明之发展。从人文因素来说，纵观中国三千年的封建发展史可以发现，凡大一统的朝代，中国经济均有长足发展，社会文明高度发达，内部少有战乱，国家综合实力稳坐世界霸主交椅。以此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历经千年发展，本已在诸多领域十分优秀，加之唐、元、明、清时期与外族的不断融合，使得中华文化一脉相承，传扬至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江山几次易主，但中华文化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几乎没有。因此长时间发展之后，形成了中国人极强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贯穿历史，对中华文明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2.中华文化是典型的内倾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社会治理均讲求自省自修，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在中华文化的核心圈中，佛、道、儒三家都以内倾为基点，延伸出社会伦理和个人行为准则，最为突出的是道家。道家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实质上就是重在对人的自制、内敛，强调顺应自然。除此之外延伸到社会治理层面，也应是“无为而治”，不应胡乱折腾。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儒家文化，则是强调人性本善，君子应该“一日三省吾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面对问题，首先从自省的角度找原因，而不是探讨更深的社会因素。至于佛教，则是通过过五戒、十善等规范教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此可以看出，个体内心的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认定是理想社会的基石。
3.从宗教角度讲，中国文化是一种道德型而非宗教型文化，罗素在文章中指出的中国以孔子伦理为准则而无宗教，即在于此。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高度的世俗化社会，其土生土长的文化受其影响也皆以强调生活伦理、道德操守、治国方略等的世俗理论为主。春秋时期，孔子教导人们“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实质上是将信仰权、判断权回归到了自己身上。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道德为理性之事，存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恪守教诫”。因此，中国自孔子时代开始，便走上了以个人自觉代替外力辅助，以伦理准则代替言规戒律——即以道德代替宗教之路。而另外还需强调的是，从外部传来的宗教对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影响甚微。因此，中华文化强于对社会的道德约束，而轻于从神和信仰的角度进行社会整合。就像罗素指出的那样，“中国实际上是个缺乏宗教的国家”。
4.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角度讲，中国文化强调等级、秩序、稳定和中庸之道。
刚刚提到的儒家文化在充分强调君子个人修养的同时，也主张强化外在的“纲常之礼”，强调等级和尊卑，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不同阶层的人应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守其礼，不乱纲常。而“不在其位”，则“不谋其政”。而中国传统的中庸理论对稳定这套社会分层机制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朱熹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强调无过无不及，中和，稳定。自北宋之后，中国“大多数接受这种角色的人都变得内向和保守，求稳怕乱。在他们的性格中，阳气（有力、积极、坚强）下沉，阴气（被动、消极、软弱）上升。他们圆滑处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此，中庸理论从客观上稳定了中国社会分层机制，强化了中国文化中强调等级秩序这一特点。
5.从经济发展角度讲，中国文化重农抑商，自给自足，带有典型的农耕文明特点。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与中国地大物博，广土众民的现实有着直接的联系。重农抑商政策的长时间推行，使得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始终未演变为成气候的资本主义经济。两千年的自然经济形式深深影响了中华文化，使之带有自给自足、封闭内敛的特点。从人民的角度来看，也逐渐朴实安分，安土重迁。
6.从对外关系上讲，中国文化强调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反对不义战争，同情弱小。
一直以来，和平、和谐是中华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儒家文明来说，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实质上反映了中华文化中重礼仪、重和谐的特点。同时，中国人反对不义战争，主张用仁爱来化解一切矛盾。这种思维意识的形成与中国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深蒂固的民族自豪感使得中国人遇到矛盾根本不愿大动干戈。就像罗素论述过的：“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同时，中华文化的柔弱、内倾导向使其在国际冲突中往往同情弱小，而不愿与实力较强的一方为伍“欺负别人”。究其原因，也和中国长期的和平发展、地大物博的社会现实有很大关系。
以上仅仅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几个要素，除此之外，中国文化还具有若干特点，包括注重家庭观念等等。在此与国际关系联系不大，不予赘述。 （二）以色列文化
与中国相比，同为文明古国的以色列文化则带有很强的神秘性和被动性。对于同样博大精深的犹太文化，笔者不能详细陈述，只能根据文献，加之自身在以色列考察的感受，粗浅归纳如下：
1.与中国不同的是，以色列民族饱经沧桑，辛酸感、零散感与苦难感贯穿了整个民族发展。
以色列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冲突、战争、欺凌的苦难历史。作为新月形沃壤的最西端，亚非欧三洲交往的“十字路口”，它的特殊战略位置为历代国外异族所垂涎。埃及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十字军骑士和土耳其人，乃至近代的英国人都把征服以色列作为巩固帝国统治不可缺少的条件。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民族惨遭杀戮，近600万犹太人死于非命。
数千年的颠沛流离，奠定了以色列文化中辛酸、苦难和零散的基调。加之《圣经》旧约中以色列民族被选为上帝选民，上帝应许以色列人将获得“流着奶与蜜”的迦南地，而事实却极端地相反，因此更加深了犹太文化中苦难深重的情结。众所周知，犹太教的至圣之地——西墙，曾经是犹太王国第二圣殿围墙的一部分。罗马人在毁灭耶路撒冷时为了保存战胜的证据，故意留下。以后千年流落的犹太人看到这堵墙，想起自己民族千年的苦难历史，就悲戚啜泣。六日战争以色列夺回东耶路撒冷的控制权，犹太士兵抵达西墙脚下，仍是嚎啕一片，不能自己。是以此墙又名哭墙。如今，大量的犹太教徒每日前往哭墙祈祷、哀悼、忏悔，场面令人动容。在世界史上，一国数次被异族征占本就不多，像犹太圣殿这种民族信仰最集中的建筑几度被毁就更是寥寥无几。因此，以色列文化中的辛酸感、苦难感之强烈，在世界文化中均属罕见。
2.与中国相同的是，以色列民族虽饱经沧桑，其始终带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
纵观历史，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定居迦南，到现代以色列建国，犹太人虽然建立过自己的王国，并在大卫、所罗门时期一度辉煌，但其整体基调，却是大流散、大迁移。从迁居巴比伦开始，犹太人就不断面临与外界文化不协调的局面。在这种经常遭遇生存困难的局面下，犹太人坚信必须维护自己的信仰，才能不至于完全同化。
纵观世界，几乎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像犹太民族一样经历了千年的流亡生活还能顽强的坚守自己的民族特性，并从中不断挖掘、汲取营养、复兴祖国，这正是犹太民族自豪感的源泉。以色列人坚信作为上帝选民的他们，挺过了大流散的苦难历史，保留住了自己的文化，并已经成功复兴了自己的祖国。他们认为这个过程不仅验证了他们就是真正的上帝选民，与众不同；同时也预示了未来一定会更加光明。这就使得以色列人虽经历了苦难历史，却有极强民族自豪感。
3.与中国不同的是，以色列文化在修身自省的同时，强调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与神角力”的斗争精神。
耐人寻味的是，“以色列”一词在希伯来文中的含义是“与神角力”。可以肯定的是，从数千年颠沛流离的苦难历史中，以色列人得到的最大财富就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与神角力”——向命运说不的斗争精神。而这种精神能量的积累和爆发是推动以色列经济迅速崛起的原动力。
1948年，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的一片反对声中宣布建国，奇迹般地出现在地球上。实现了犹太人千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复国理想。然而不到24小时，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就同以色列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在新生的祖国有难之情况下，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投奔祖国，共抗外敌，最后在西方国家的援助下，处于绝对劣势的以色列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以后的几次中东战争各种军事奇迹的出现与以色列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息息相关。
4.与中国不同的是，从宗教角度讲，犹太教文化始终贯穿了以色列文化的发展，以色列文化在信仰上帝，信仰犹太教的基础上对社会成员进行道德约束。
以色列的历史与宗教发展史息息相关。特别是作为犹太人全民信仰的犹太教，更是把以色列人从精神和生活习惯上高度统一起来，大大加深了犹太民族的凝聚力。同时，以色列非常成功地处理了宗教传播同社会发展的矛盾，促进了以色列现代文明的进步。
笔者在以色列考察时有幸经历了犹太教每周一次的传统节日——安息日。它的由来是摩西十诫中的第四诫——应守安息日为圣日，6日勤劳做工。后来犹太教对其进行进一步解释，安息日专门变为祈祷、敬神与家庭生活的一日。在安息日，所有犹太家庭均不做工，大家纷纷前往酒店（安息日时家中不能做饭）吃饭和休息。用餐前，全体犹太人不分你我，先是高唱颂歌，随后虔诚祈祷；进餐时，家庭成员相互关照，其乐融融；用餐后，犹太民众会起身同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挥手告别……这种虔诚而又专注的神情令人动容。我们发现，在同一宗教的凝聚下，犹太人即使丧失了国土，依旧保留了精神；即使迁居了异地，依旧保留了纯粹的生活方式……那么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以色列人复国，复兴文字，都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同时，犹太教对犹太人也进行了生活上的约束。非常著名的就是《圣经》出埃及记中记载的“摩西十诫”：
犹太教宣称，遵守上帝的律法是其信仰的基本核心。因此，犹太民族尽管由于历史原因散居世界各地，但正因有了十诫、诫命等这些律法形成的屏障，才使得他们一直与外族分化开来，没有被快速同化。而犹太文化也才能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磨砺中得以保存。对于犹太人而言，犹太教早已超越了其宗教本身之意义：它不但是一种精神信仰，更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对其信徒进行道德约束的同时，又大大增强了犹太民族凝聚力。这一切，均为以色列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5.与中国相同的是，以色列人善于在矛盾中生存，在矛盾中前进，寻求平衡与和谐。
以色列是一个内部和外部充满矛盾的国家。内部来说，它有上百个民族，其居民来自70多个国家。由于长期的散居状态，使得大部分以色列人除宗教信仰外没有太多相同的文化背景。尽管如此，以色列人都向往着美好的未来，期盼着犹太文化的复兴。外部来说，面对的是人口、面积总额都远超以色列，而文化截然不同的伊斯兰国家。双方虽然在历史问题、经济发展、领土争端等问题上均持相左态度，但也都渴望和平发展的机遇。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下，以色列人对内通过全民学习希伯来文，在沙漠中建立不分种族、宗教的集体农庄——基布兹农庄，开垦荒凉地区等方法，努力消除融合障碍，复兴祖国。对外，则通过利用游说集团要求美国援助，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等等手段，在矛盾与冲突中不断积极寻求平衡与和谐，极富智慧的处理内外纠纷。总而言之，以色列人的种种努力，使这个是非之国在矛盾的冲突与平衡中仍保持高速发展。因此，说以色列人善于在矛盾中生存，在矛盾中前进，是不为过的。 6.与中国不同的是，从经济发展角度讲，以色列文化鼓励经商。
犹太人善于经商，这一论断已经不用罗列事例再进行证明。历史地看，犹太人之所以特别善于经商，也并非全部都是因为其民族本身十分精明，而是有更深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犹太历史的诞生似乎就伴随着商品交易。贷款、租赁、马太效应等经济活动或经济思想，在《圣经》中就已有所表述。这就说明了这种经济活动在两千年之前已经发生在了犹太人之中。其次，由于犹太人饱经战乱，长期流亡，于是钱的意义，就逐渐从决定物质生活水平高低的等价物向决定生活、生存权利能否得到的保障物转变。历史上，每当犹太人遭到异族压迫时，在农业、工业基本被限制的情况下，唯有经商——赚钱，可以帮他们减轻外来压迫，获得生存权利。最后，几千年颠沛流离的历史使得以色列人无法像中国一样在本土发展农耕文明，而以色列地区资源贫乏，土地狭小，也不适合大力发展工业。取而代之的，则只能经商。经历千年，犹太文化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善于经商的文化之一。据统计，商界精英大卫李嘉图、老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摩根、沃伦·巴菲特、安迪格鲁夫（英特尔创始人）、迈克尔戴尔（戴尔电脑创始人）、格林斯潘等人都有犹太血统。
二、中国与以色列关系演进及其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色列国分别于1949年和1948年在亚洲东部和西端建立，但曲曲折折，经历了43年的漫长历程两国才建立外交关系。在此，我们必须梳理中以关系发展脉络及其特点，以便从文化角度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1948-1956年，此时期基本特征为双方建国、对话、友好接触。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当时，包括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纸在内的中国舆论界普遍表示欢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月9日，以色列政府就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东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50年6月，中以双方代表在莫斯科会晤。开始讨论建交的具体事宜。就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
面对朝鲜战争中美的敌对关系，以色列对中以建交事宜暂时放缓了推进的脚步。朝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政要普遍认为发展中以关系会间接影响美以关系，而中国则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同以色列持不同见解，进而双方对中以建交都没有热情。万隆会议后，中以虽有几次书面往来，但均停留在贸易层面，对于两国建交，则是不断放缓。
第二阶段：1956-1976年，此时期双方关系全面冻结。
1956年5月至9月，中国先后与埃及、叙利亚、也门建立了外交关系。10月，以色列同英法与埃及发生战争，中国政府严厉谴责。此后，中以间就建交进行的接触均告中断，中以关系进入了长达20年的“冻结”时期。在此20年中，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频频爆发冲突，关系每况愈下，而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却越发紧密。因此，中国政府在中以建交越发没有热情，对以色列的自卫反击行为也频频指责。因此，双方政府间关系没有发展。
第三阶段：1976-1986年，此时期双方关系解冻，友好往来增多。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与西方国家关系大幅改善。中以关系便也逐渐解冻。1980年7月，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提出了中国对待巴勒斯坦问题的三条原则，其中第三条是“中东各国应该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这里的“中东各国”当然也包括以色列。1988年9月，中国外长钱其琛提出了中国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五点主张，这一系列建设性意见，受到了以色列政府和人民的欢迎，为中以关系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以色列政府也开始帮助部分犹太商人进入中国市场，加深双方沟通，比较著名的就是艾森伯格。互利双赢的经贸、军事往来，使得中以关系进一步暖化，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两国建交的条件逐渐成熟。
第四阶段：1986-1992年，此时期主题为建交。
从1986年到1987年，中以双方多次进行接触及会见，双方商讨了进一步建交的细节问题。此外，马德里中东和会的召开，使得中国必须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参与进中东和平进程中来。在这种情况下，中以建交已经成为水到渠成之事。1992年1月24日，来访中国的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与中方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中以两国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第五阶段：1992年至今，此时期中以关系总体上稳步、健康地发展。
1992年两国建交后，中以双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入，中以关系发展迅速。
政治方面，中以高层领导人会晤频繁，仅2000年至2008年，总数就有33次。
经济方面，两国贸易额直线上升，经贸合作从最初的军事，逐渐发展为农业、工业开发、海运等覆盖各个领域的全面经贸合作。
文化方面，双方签署了多项体育、教育等方面的合作备忘录，两国艺术表演团体纷纷走进彼此的国度，进行文化交流。双方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也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以之间的旅游业发展迅速，来往两国的游客不断增多，也进一步发展了中以关系。
三、中以关系的文化思考
中以关系的发展史，就是两国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历史。如果我们从文化角度对中以关系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以下特点：
（一）中以建交一波三折，外部环境影响巨大，双方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实属不易
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中以关系的良性发展，受到了来自美国、苏联、阿拉伯国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在极富进取、骁勇刚劲的西方文化面前，内倾的中华文化往往显出被动。而以色列地处相异文化圈内，若要突破地缘限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其内政外交政策也就必须时时改变，因势利导。在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以两国如今建立了覆盖政治、经贸、文化等全方位的伙伴关系，这一重大成就的取得，源于两国政府及人民的智慧和勇气，实属不易。
（二）从文化角度看，中以两国都对和平与稳定有着强烈的追求，但双方均面临复杂的外部形势，肩负着矛盾中求发展的共同使命，这为两国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提供了前提 按照《圣经》旧约的说法：以色列人是“上帝选民”，上帝应许以色列人会拥有“流着奶与蜜”的迦南地区。但由于人类罪孽深重，以色列人必须经历重重困难，才能在最后复国，发展，繁荣，并在最后的审判中得到救赎。经历千年的艰难困苦，以色列终于在1948年复国。这被以色列人广泛地认为是《圣经》旧约中复国预言的实现。参照预言，以色列人认为颠沛流离、战火纷飞的日子已经过去，和平稳定、建设祖国、繁荣祖国的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以色列人如今对和平、稳定的环境有着极强的追求。从根本上说，犹太文明也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但由于以色列所面临的外部形势极为复杂，站在以色列的角度看，必须精打细算，严密自卫，甚至是先发制人，才能保证自己在相异的文化圈内立足而不被挤掉。
早在两千年前，墨子就提出了“兼爱、非攻”的理念，中国文化反对不义战争，爱好和平的特点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也极为突出地得到表现。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和谐社会”等目标的提出，均体现了我国对和平稳定的强烈追求。但我国目前正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外部形势，领土争端不断出现，这一切都考验着我国政府的智慧。
在国际关系舞台上，对地区及世界和平有着同样诉求的中以两国，必会在解决地区争端、维护地区稳定的方法上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因此，也必会在客观上对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中国的无神论与以色列的全民信仰有所不同，长期会对跨文化交际产生不良影响，这在客观上为两国跨文化交流提出了新的任务
笔者在以色列停留期间，深深感到以色列是一个全方位受宗教影响的国家，且不说民族团结，单说吃饭，以色列人的讲究就着实不少。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能吃的要在什么时候吃，都有明确的规定。而进入宗教场合，以色列人会有从穿衣到戴帽的不同规定。这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难免觉得繁文缛节，甚至一不小心，就违反了当地的风俗（比如进入教堂大声说话、打手机；到哭墙参观没有戴帽子等）。而作为犹太人，尤其是宗教人士，他们往往会认为你不注意遵守风俗就代表你不尊重我的宗教。长此以往，必会对两国跨文化的交际产生不良影响。
事实上，正如管仲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进步，中国的人口素质也逐渐提高。随着讲公德、守秩序、重文化的良好风气不断传扬，脏乱差、随地吐痰等落后的不文明现象在如今的中国也已得到根本改善。如今，素质提高的中国人也普遍认识到了在文化交流中，尊重传统、入乡随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因此，加强中以文化交流，让中国与以色列彼此加深了解将成为中以交流下一步的重要任务。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在以色列举办中国文化年，设立孔子学院，扩大招收以色列留学生等措施，拓展文化交流，增进彼此了解与友谊。其次，我们应对所有前往以色列进行学习、探访、游览的人员普及基本知识及当地风俗传统，提高出国人员素质，使之注意与以色列人民交流时的行为举止。最后，我们可以借助展览、宣传片、电视、电影等多种手段进行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借助上述手段，中以两国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必将更加顺畅、更加成功。
（四）中国文化重视农业，而以色列则精于商业，这种文化差异为我们进行商务往来与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文化分析部分，笔者已经阐述了中国文化重农抑商与犹太文化精于经商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大背景下，这种文化差异实际上有助于促进两国不同层面的交流，取长补短、切磋琢磨、共同发展。中国是农业大国，有必要向以色列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并利用地大物博、地理要素齐备的优势发展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加强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同样，犹太人上千年的经商理财之道也为中国商人的学习提供了新渠道。
（五）中以两国历史上都曾经备受欺凌，两国目前都面临实现复兴，弘扬文化的重要任务。这就为两国更深层次的合作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
在历史上，以色列饱受欺凌，犹太人颠沛流离。近代史上，中国惨遭列强瓜分，百姓深陷战乱，民不聊生。共同的历史遭遇促成了双方有共同的使命感，两国都希望实现复兴，重新站立在世界之巅，弘扬自身文化，承担历史使命。这为两国更深层次的合作，共同进步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
四、结论
中华文化与犹太文化历经千年，各有千秋，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只是在国际关系问题上，下一阶段，我们更应注意如何在国际竞争中变被动为主动，发现并改变甚至是消除中华文化里对中国外交的消极引导内容，在以色列、阿拉伯世界、西方世界中找到自身利益不受损失，又不损害各方利益的平衡点。同时，还应该注意如何更好的、正面的宣传中国文化，减少中以跨文化交际中的壁垒。进而，如何以“大外交”的眼光看待中以关系，如何下好“大棋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推动中以外交关系的全面发展，带动中东地区均衡发展，维护中东地区持久和平。这些，都将成为中国在新时期处理同以色列双边关系的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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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笔者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梁凯音老师悉心指导选题，点拨资料查找方向，特在此表示感激。另外，在本人停留以色列期间，得到了中国国际旅行社中东非洲部孙博文先生，以色列导游裴冰小姐，阿拉伯朋友郝穆迪等人悉心照料，在此表示感谢。没有大家的帮助，就不会有今天的成果。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