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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英国文豪狄更斯诞生200周年纪念，世界各地皆有庆祝活动，书店也在减价销售他的小说，然而我实在提不起兴趣买，不禁扪心自问原因何在? 为什么我还是不想读狄更斯？
日前偶尔看到英国《金融时报》Christopher Caldwell的一篇文章，意见相同，并且认为狄更斯在外国的地位远比本国高，在外国人心目中，他的小说代表英国，美国人尤其如此想。众所周知，19世纪的美国曾有狄更斯热，他的小说在英国报章连载，美国读者甚至跑到码头去等着看轮船运来的报纸，迫不急待地看小说人物的命运，追问“小耐儿还活着吗？”我不禁又想到晚清林琴南翻译的《孝女耐儿传》（原名是“The Old Curiosity Shop”), 他也是感动至极，还写下一篇洋洋洒洒的序文, 将狄更斯的文笔与曹雪芹和太史公相提并论，认为《红楼梦》叙人间富贵，人情冷暖，但“终竟雅多俗寡”，而狄更斯则能“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又说“叙家常平淡之事最难着笔”，而狄更斯“则专意为家常之言，而又专写下等社会家常之事”，实在是小说大师。
林氏对《孝女耐儿传》颇情有独钟，我曾在多年前写的博士论文中提到，林把这本“煽情”(sentimental) 小说赋以道德意义，耐儿成了儒家孝道的典范。在此篇序文中林氏特别点出狄更斯文笔的妙处，用的是旁敲侧击的手法：读者以为“耐儿之奇孝，谓死时必有一番死决悲怆之言，如余所译《茶花女》之日记”，然而“狄更斯则不写耐儿，专写耐儿之大父凄恋耐儿之状”，足见大文豪的用心良苦。
读过此小说的读者当会知道，耐儿的祖父是一个赌徒，不听孙女的劝告，耐儿的死是他间接导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是一个赌徒，可能与此心有戚戚焉，不过这位俄国大师专注的是一种内心的罪恶，而非言情或孝道。
狄更斯对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甚有影响，据学者研究，1862年狄更斯曾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访问，陀氏还引了一段他的话，大意是说：狄氏小说中的好人都是他自己想作的榜样，而坏人则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恶魔。这个说法似乎用在陀氏自己身上更为恰当。我在网上查到一篇宏文，文中提到陀氏在1867年就借了法文版的《The Old Curiosity Shop》来读，甚至把《David Copperfield》（《大卫?科波菲尔》，又译《苦海孤雏》；林译《块肉余生述》)看了数遍之多！这篇论文特别分析狄氏的小说《Our Mutual Friend》 （《我们共同的朋友》）对陀氏的《罪与罚》和《白痴》的影响，不仅是犯罪心理的描述，而且更重要的是正面人物的典型——前者的John Harmon和后者的Myshkin王子都是同类的圣洁人物，饶有洞见。此文提醒我们，陀氏不仅深入人性的黑暗面，而且更向往人性善良的一面，两位大师都是基督徒，虽然英国国教和俄国的希腊正教在仪式上大不相同。鲁迅指出陀氏“坚韧”的受难精神，可说把正面和负面都顾到了，但他没有看到陀氏小说中的天真纯洁的人物， 如《白痴》中的Myshkin王子和《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阿留夏；罪犯和圣徒乃人性两极，也可以是一个角色的双重性格或两个对等人物，所造人性谁也比不上陀翁描写得更深入。
对我个人而言，狄更斯小说的社会性反而显得突出，他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描写中下阶层的人物，入木三分，但他的视野还是脱离不了中产阶级，而且相当保守。当时英国社会在工业革命影响下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市人口遽增，工人和穷人大量涌入，问题严重，他虽同情穷人，但并不主张革命，只望有钱人多一点恻隐之心和正义感而已，当然也不够客观，比不上巴尔扎克。倒是他对充斥于伦敦街头巷尾的“鸡鸣狗盗”之徒的描绘十分生动，难怪《Oliver Twist》 (林译《贼史》，又译《雾都孤儿》) 最受欢迎，改编的电影不下五六部。
我少时受电影影响，最喜欢看他的《双城记》，和所有读者一样，只记得小说开头的那一段話：“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有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 这段话现在读来有点夸张，稍嫌肉麻；反而是第二段更有趣，而且颇富幽默感：“在英国有一个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个面貌平庸的王后；在法国有一个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个面貌平庸的王后……” 故意重复， 讽刺的意味也更浓。继续读下去，故事的主角Sydney Carton出现了，他到巴黎，被卷入法国大革命，为他仰慕的女子牺牲。也许当年我看的好莱坞影片中饰演此角的英国演员罗纳德?考尔曼（Ronald Colman）气质高贵，演得太精彩了，连带使我感动仰慕不已；现在思之，却觉得小说和影片中的“意识形态”都相当保守，对这场大革命的看法全是负面的，集中在断头台杀人的“大恐怖”，显然反映了狄更斯的保守心态，和另一个英国名人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差不多。
我个人印象较深的狄更斯小说是Dombey and Son(林译《董贝父子》)，也是为了当年研究林琴南而读的，先看林的译本，然后进入原著，发现这是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故事描写的是一个资本家和他的公司，内中对于铁路交通——特别是火车煤烟——带来的冲击和伦敦的都市演变描写得甚为生动。我在英文论文中写到：这是狄更斯后期的首部成熟作品，认真关注社会问题，进一步反映了狄更斯因物质生活改善而感到的矛盾心理。当然小说中也有一个人情的主线，和一个孝女，感情与道德合而为一，当故事结尾父女重逢，女儿对原来冷酷的父亲说：“自今而后，永不再别”的时候，林琴南禁不住加上一句感言：“畏庐书至此，哭已三次矣”， 大有天下有情人同声一哭之意。■
（作者系学者、作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日前偶尔看到英国《金融时报》Christopher Caldwell的一篇文章，意见相同，并且认为狄更斯在外国的地位远比本国高，在外国人心目中，他的小说代表英国，美国人尤其如此想。众所周知，19世纪的美国曾有狄更斯热，他的小说在英国报章连载，美国读者甚至跑到码头去等着看轮船运来的报纸，迫不急待地看小说人物的命运，追问“小耐儿还活着吗？”我不禁又想到晚清林琴南翻译的《孝女耐儿传》（原名是“The Old Curiosity Shop”), 他也是感动至极，还写下一篇洋洋洒洒的序文, 将狄更斯的文笔与曹雪芹和太史公相提并论，认为《红楼梦》叙人间富贵，人情冷暖，但“终竟雅多俗寡”，而狄更斯则能“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又说“叙家常平淡之事最难着笔”，而狄更斯“则专意为家常之言，而又专写下等社会家常之事”，实在是小说大师。
林氏对《孝女耐儿传》颇情有独钟，我曾在多年前写的博士论文中提到，林把这本“煽情”(sentimental) 小说赋以道德意义，耐儿成了儒家孝道的典范。在此篇序文中林氏特别点出狄更斯文笔的妙处，用的是旁敲侧击的手法：读者以为“耐儿之奇孝，谓死时必有一番死决悲怆之言，如余所译《茶花女》之日记”，然而“狄更斯则不写耐儿，专写耐儿之大父凄恋耐儿之状”，足见大文豪的用心良苦。
读过此小说的读者当会知道，耐儿的祖父是一个赌徒，不听孙女的劝告，耐儿的死是他间接导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是一个赌徒，可能与此心有戚戚焉，不过这位俄国大师专注的是一种内心的罪恶，而非言情或孝道。
狄更斯对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甚有影响，据学者研究，1862年狄更斯曾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访问，陀氏还引了一段他的话，大意是说：狄氏小说中的好人都是他自己想作的榜样，而坏人则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恶魔。这个说法似乎用在陀氏自己身上更为恰当。我在网上查到一篇宏文，文中提到陀氏在1867年就借了法文版的《The Old Curiosity Shop》来读，甚至把《David Copperfield》（《大卫?科波菲尔》，又译《苦海孤雏》；林译《块肉余生述》)看了数遍之多！这篇论文特别分析狄氏的小说《Our Mutual Friend》 （《我们共同的朋友》）对陀氏的《罪与罚》和《白痴》的影响，不仅是犯罪心理的描述，而且更重要的是正面人物的典型——前者的John Harmon和后者的Myshkin王子都是同类的圣洁人物，饶有洞见。此文提醒我们，陀氏不仅深入人性的黑暗面，而且更向往人性善良的一面，两位大师都是基督徒，虽然英国国教和俄国的希腊正教在仪式上大不相同。鲁迅指出陀氏“坚韧”的受难精神，可说把正面和负面都顾到了，但他没有看到陀氏小说中的天真纯洁的人物， 如《白痴》中的Myshkin王子和《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阿留夏；罪犯和圣徒乃人性两极，也可以是一个角色的双重性格或两个对等人物，所造人性谁也比不上陀翁描写得更深入。
对我个人而言，狄更斯小说的社会性反而显得突出，他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描写中下阶层的人物，入木三分，但他的视野还是脱离不了中产阶级，而且相当保守。当时英国社会在工业革命影响下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市人口遽增，工人和穷人大量涌入，问题严重，他虽同情穷人，但并不主张革命，只望有钱人多一点恻隐之心和正义感而已，当然也不够客观，比不上巴尔扎克。倒是他对充斥于伦敦街头巷尾的“鸡鸣狗盗”之徒的描绘十分生动，难怪《Oliver Twist》 (林译《贼史》，又译《雾都孤儿》) 最受欢迎，改编的电影不下五六部。
我少时受电影影响，最喜欢看他的《双城记》，和所有读者一样，只记得小说开头的那一段話：“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有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 这段话现在读来有点夸张，稍嫌肉麻；反而是第二段更有趣，而且颇富幽默感：“在英国有一个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个面貌平庸的王后；在法国有一个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个面貌平庸的王后……” 故意重复， 讽刺的意味也更浓。继续读下去，故事的主角Sydney Carton出现了，他到巴黎，被卷入法国大革命，为他仰慕的女子牺牲。也许当年我看的好莱坞影片中饰演此角的英国演员罗纳德?考尔曼（Ronald Colman）气质高贵，演得太精彩了，连带使我感动仰慕不已；现在思之，却觉得小说和影片中的“意识形态”都相当保守，对这场大革命的看法全是负面的，集中在断头台杀人的“大恐怖”，显然反映了狄更斯的保守心态，和另一个英国名人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差不多。
我个人印象较深的狄更斯小说是Dombey and Son(林译《董贝父子》)，也是为了当年研究林琴南而读的，先看林的译本，然后进入原著，发现这是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故事描写的是一个资本家和他的公司，内中对于铁路交通——特别是火车煤烟——带来的冲击和伦敦的都市演变描写得甚为生动。我在英文论文中写到：这是狄更斯后期的首部成熟作品，认真关注社会问题，进一步反映了狄更斯因物质生活改善而感到的矛盾心理。当然小说中也有一个人情的主线，和一个孝女，感情与道德合而为一，当故事结尾父女重逢，女儿对原来冷酷的父亲说：“自今而后，永不再别”的时候，林琴南禁不住加上一句感言：“畏庐书至此，哭已三次矣”， 大有天下有情人同声一哭之意。■
（作者系学者、作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