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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布依族人民创造了丰富灿烂、风格各异的布依族文化。脍炙人口的布依族民歌“好花红”，就是其天才创造之一，广泛流传于第二土语区，形成一个“好花红歌族”。 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布依族民歌“好花红”也有着其内在的价值特征和审美性。通过对“好花红”主体与客体之间审美学特征的分析和解剖，我们可以从深层次了解到布依族这一特殊音乐事象的重大意义及其与周围相关联事物的内在涵义。
关键词：布依族 “好花红”审美
布依族历史悠久，先民源于古越人中的“骆越”支系。《水经注》载：“交趾未立郡县之时，土地有骆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雒民。”这里称“垦食骆田”的古越人（包括布依族先民）为“骆越”，是为了区别于越系民族的其它支系。春秋时期，布依族先民居住于牂牁江流域的牂牁国境内。《旧唐书·地理志》记载：“邕州宣化县之北，欢水在县北，本牂牁河，俗称郁状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据考察，牂牁江上游包括今布依族聚居的南、北盘江及红水河流域。因骆越人活动于此，而把牂牁江称作骆越水，把骆越人居住的桂西北及黔西南地区称为“骆越地”。另，布依族的“干栏”式建筑、贵铜鼓、信“鸡卜”、纹身等文化特征均与古越人的文化特征相似，布依族语言也同古越语相近。这些事实证明布依族来源于百越族系中的骆越人，是云贵高原上的土著民族。
布依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内分三个土语区：第一土语区包括望谟、册亨、罗甸、贞丰、兴义、独山、安龙、荔波等县市和惠水、平塘、都匀、长顺、兴仁、紫云、关岭、镇宁以及云南省罗平、富源等县的部分地区；第二土语区包括贵阳、清镇、平坝、安顺、织金、黔西、龙里、贵定等县市和惠水、长顺、都匀等县市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独山、平塘的小部分地区；第三土语区包括普定、晴隆、关岭、镇宁、望谟、普安、紫云、兴仁等县和六盘水市以及四川省宁南、会东等县。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布依族人民创造了丰富灿烂、风格各异的布依族文化。脍炙人口的布依族民歌“好花红”，就是其天才创造之一，广泛流传于第二土语区，形成一个“好花红歌族”。
音乐的美是通过承载音乐本身的主体和鉴赏它的客体来体现的。在《论音乐的特殊性》（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第80页）一文中丽莎指出：“从整个音乐艺术的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必须承认，音乐在几乎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以不同的方式与途径力图超越其特殊性所造成的局限。所以，一方面我们有权利在器乐的基础上来判断音乐的特殊性，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强调，音乐总是倾向于通过与那些能使内容具体化的其他艺术之间的结合来补偿自己在反映现实上缺乏具体性的特点。”因此，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布依族民歌“好花红”也有着其内在的价值特征和审美性。通过对“好花红”主体与客体之间审美学特征的分析和解剖，我们可以从深层次了解到布依族这一特殊音乐事象的重大意义及其与周围相关联事物的内在涵义。
一、“好花红”载体特点
结合“好花红”挖掘流传的过程来看，在不同时期它的载体发生着不同的变化，从而导致了该民歌意义的不同。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同样，布依族民歌“好花红”在广泛流传之后，它的内容含义也在随着不断地完善。当“好花红”的内容、意义被布依族人民加以变化后，这首民歌就演变成了布依族青年男女在浪哨、赶集等场合以及“六月六”等节日的歌场上互诉衷情的民歌之一。婉转、细腻而不失朴实、开朗的“好花红”成为了布依族民歌中的一首情歌，它完美而委婉地表达了布依族青年对爱情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因此，“好花红”在演唱初期是以布依族青年男女这一特殊群体为其主要载体。
随着贵州省惠水县毛家苑乡歌队的成立，“好花红”由该乡著名的老歌手石化莲编唱出来的。由于当时处于新中国刚成立阶段，加上歌曲内容以歌颂民族团结、歌颂新中国、歌颂共产党及伟大领袖毛泽东等为主，因此，这个阶段中“好花红”的载体主要是当时农村俱乐部的歌队成员。
1956年“惠水县首届工农业余文艺会演”、“贵州省第一届工农业余文艺会演大会”、以及1957年北京“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艺术会演”的举办，作为“好花红”载体之一的歌队成员将这首歌曲演唱了出来，在民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好花红”的歌词朴实、旋律优美，从此它不仅被布依族各个土语区的布依族同胞广为传唱，而且在有些地区，布依族人民好利用依声填词或者依词入声的方法把“好花红”变换成新的面孔，甚至于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也利用“好花红”优美的旋律创作出他们的民族歌曲。所以，在这一时期，随着“好花红”的广泛传唱，它的载体从一个俱乐部的歌队成员发展成为了布依族全民族甚至于其他民族的少数人群，但是在这一载体群中，仍然以布依族为“好花红”的主要载体。
时间逐步推移到以宏扬民族文化、保护民族遗产为主要任务的今天，“好花红”以布依族最优秀的传统文化及标志性文化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在贵州省布依族学会的领导、带动下，全体布依族人民都在为保护“好花红”的冠名权和民族性作着努力的奋斗。“好花红”再次被布依族群众带出了贵州，以全新的面貌通过荧幕展示给了全国各族人民。“好花红”又一次被唱响了，它不仅是布依族的文化标志，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之一。在必然的历史条件下，“好花红”的载体将会成为中华民族所有关心民族文化、支持民族事业和宏扬民族精神的群体。
二、“好花红”载体审美观
一部美的音乐作品是需要有人去鉴赏的。在人们日常的音乐生活当中，“对于缺乏分辨古琴演奏与弹棉花之差别的人，再美的古琴音乐也不是他的对象；对于既不喜欢民族音乐又不了解和需要这种音乐的人，再有吸引力的民族音乐精品也取法与之形成价值关系”。同样，对于布依族的民歌精品“好花红”而言，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好花红”之所以广为传唱，是与其主要载体群体——布依族群众分不开的。但是，有关布依族对“好花红”的审美关与他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因此笔者将针对这一特点，从以下的论述中探讨以贵州中部地区即布依族第二土语区为主的布依族群众对“好花红”审美观的形成。
1.地理环境
红水河流域和南、北盘江作为布依族的重要发祥地来说，位于这一带的自然生态环境十分良好，气候相宜、山水相连、土地肥沃。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布依族的先民就在这一带发展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素来有“自然之富，物产之丰”之说。自然环境的优越，决定了布依族大多居住在依山傍水的河谷地。布依村寨前大都有潺潺流淌的小溪、河流，寨后则种有竹子、柏树或者其它果树。由于布依村寨多座落在河谷平地、或者依山傍水的山青水秀之地，因此常有对他们进行的“布依水乡”之美称。但是，“无论是布依水乡还是布依山寨，自然地理条件和资源，都构成了布依族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的起点。从劳动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到精神观念，乃至居住、饮食、服饰、工艺制作等，都离不开他们所处的现实自然地理环境。”在这种天然无雕饰的生态中，自然地理也就形成了布依族人民朴素、自然而纯真的性格，从而也使他们看待事物和创造事物时没有一丝矫揉造作，完全充满了自然的淳朴之美。总之，“布依文化正是在这种依附自然地理环境的进程中，构造了自身的特色”，并在这种特色中使之一脉相承地传递下去。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它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变化，但它仍然坚持不断地把这种特色文化传承下去。
“好花红”就是由这些世代依山傍水而居的布依族人所创造。它演唱于田间地头、小河溪流边等风景迷人的地方。因为环境开阔、风景秀丽宜人，“好花红”在歌者演唱时会充分体现出布依族人朴实、纯正的性格，让人在感受演唱者内心世界的同时，还能看到布依村寨美丽的风光。
2.节日、语言
当“好花红”创作形成后，它不仅演唱于布依族人民的日常生活，每当有重大节日时，它也一样作为主要曲目被人们所演唱。节日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反映了一个民族共同的外貌特征和心理因素。布依族的文化节日是在历史发展中承袭下来的，是其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布依族传统文化的影射。一年里，在布依族地区盛行的传统节日主要有春节、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以及重阳节等。每当一到这些传统节日，便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相聚在一起，形成大小各异的场合进行对歌活动，内容有古歌、盘歌、叙事歌、情歌以及山歌等。这类文化活动，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促进了布依族文化的发展。
对歌时，一般以布依语演唱的歌曲为主要内容。但是，布依族“大聚居、小杂居”的分布情况，决定了在布依族人民当中有大部分人使用汉语进行日常的交流、工作及学习。因此，在布依族与汉族融合的过程中，使用汉语进行本民族的文化创作等行为，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山歌“好花红”便是布依族在这一过程中的一个经典产物。
“好花红”被布依族人民广泛传唱后，每当有重大节日、民俗活动及日常的赶集、浪哨中的对歌时，青年男女们往往会首先拿它当作谈情说爱的标志性歌曲。不同的歌词内容可以完全表现出男女之间感情的深厚程度。
3.恋爱、婚姻
在布依族里，婚姻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同宗族、同姓氏、不同辈分的人不能通婚。自由恋在、自由婚姻是布依族的传统。当男女双方经过媒人说合后，他们便借用节日、赶场等场合，用对歌的形式进行感情交流。“好花红”是用汉语演唱的特殊的布依族民歌，和其它“土歌”不同的是（在这里“土歌”指用布依语演唱的民歌），它的旋律婉转动听、优美、容易上口，歌词的内涵丰富，而且歌手们在演唱是能够根据歌词的框架结构，顺利地编唱新的内容，最重要的是，“好花红”集中体现了中部布依族地区（即布依族第二土语区）民歌的风采特征。因此，“好花红”成为了布依族青年男女甚至其它年龄段的布依族人最钟爱的歌曲，也由此而在布依族人对歌场上久唱不衰。
综上所述，依山傍水而居的布依族人民在逐渐与汉族融合的过程中，巧妙地把汉族语言同本民族的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能体现其温和、细腻而不失开朗、大方性格的民歌（布依族人民还将该民歌用于各种场合中男女之间交流感情的对歌里，从另一个方面促成一段段美好姻缘。）
“好花红”的广泛传唱，不仅体现了布依族人民对美的事物的追求，还展现了布依族人民良好的生活氛围和他们纯真、朴实的性格。正因为秀丽的山川、河流创造了这样一群朴实无华的人群，才使得他们在岁月的洗礼中、在历史的进程中能创作出如此优秀的音乐作品，从而也体现了该民族喜欢、欣赏朴素、大方事物的审美情趣。
参考文献：
[1]张静：《新编现代汉语》（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12月第一版
[2]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
[3]韦启光、石朝江、赵崇南、佘正荣：《布依族文化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9 月第一版
[4]黄义仁：《布依族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作者简介：
刘玲玲，1979.5-，贵州省贵阳市人，布依族，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现主要从事艺术学理论及文化产业管理研究。
关键词：布依族 “好花红”审美
布依族历史悠久，先民源于古越人中的“骆越”支系。《水经注》载：“交趾未立郡县之时，土地有骆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雒民。”这里称“垦食骆田”的古越人（包括布依族先民）为“骆越”，是为了区别于越系民族的其它支系。春秋时期，布依族先民居住于牂牁江流域的牂牁国境内。《旧唐书·地理志》记载：“邕州宣化县之北，欢水在县北，本牂牁河，俗称郁状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据考察，牂牁江上游包括今布依族聚居的南、北盘江及红水河流域。因骆越人活动于此，而把牂牁江称作骆越水，把骆越人居住的桂西北及黔西南地区称为“骆越地”。另，布依族的“干栏”式建筑、贵铜鼓、信“鸡卜”、纹身等文化特征均与古越人的文化特征相似，布依族语言也同古越语相近。这些事实证明布依族来源于百越族系中的骆越人，是云贵高原上的土著民族。
布依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内分三个土语区：第一土语区包括望谟、册亨、罗甸、贞丰、兴义、独山、安龙、荔波等县市和惠水、平塘、都匀、长顺、兴仁、紫云、关岭、镇宁以及云南省罗平、富源等县的部分地区；第二土语区包括贵阳、清镇、平坝、安顺、织金、黔西、龙里、贵定等县市和惠水、长顺、都匀等县市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独山、平塘的小部分地区；第三土语区包括普定、晴隆、关岭、镇宁、望谟、普安、紫云、兴仁等县和六盘水市以及四川省宁南、会东等县。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布依族人民创造了丰富灿烂、风格各异的布依族文化。脍炙人口的布依族民歌“好花红”，就是其天才创造之一，广泛流传于第二土语区，形成一个“好花红歌族”。
音乐的美是通过承载音乐本身的主体和鉴赏它的客体来体现的。在《论音乐的特殊性》（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第80页）一文中丽莎指出：“从整个音乐艺术的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必须承认，音乐在几乎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以不同的方式与途径力图超越其特殊性所造成的局限。所以，一方面我们有权利在器乐的基础上来判断音乐的特殊性，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强调，音乐总是倾向于通过与那些能使内容具体化的其他艺术之间的结合来补偿自己在反映现实上缺乏具体性的特点。”因此，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布依族民歌“好花红”也有着其内在的价值特征和审美性。通过对“好花红”主体与客体之间审美学特征的分析和解剖，我们可以从深层次了解到布依族这一特殊音乐事象的重大意义及其与周围相关联事物的内在涵义。
一、“好花红”载体特点
结合“好花红”挖掘流传的过程来看，在不同时期它的载体发生着不同的变化，从而导致了该民歌意义的不同。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同样，布依族民歌“好花红”在广泛流传之后，它的内容含义也在随着不断地完善。当“好花红”的内容、意义被布依族人民加以变化后，这首民歌就演变成了布依族青年男女在浪哨、赶集等场合以及“六月六”等节日的歌场上互诉衷情的民歌之一。婉转、细腻而不失朴实、开朗的“好花红”成为了布依族民歌中的一首情歌，它完美而委婉地表达了布依族青年对爱情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因此，“好花红”在演唱初期是以布依族青年男女这一特殊群体为其主要载体。
随着贵州省惠水县毛家苑乡歌队的成立，“好花红”由该乡著名的老歌手石化莲编唱出来的。由于当时处于新中国刚成立阶段，加上歌曲内容以歌颂民族团结、歌颂新中国、歌颂共产党及伟大领袖毛泽东等为主，因此，这个阶段中“好花红”的载体主要是当时农村俱乐部的歌队成员。
1956年“惠水县首届工农业余文艺会演”、“贵州省第一届工农业余文艺会演大会”、以及1957年北京“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艺术会演”的举办，作为“好花红”载体之一的歌队成员将这首歌曲演唱了出来，在民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好花红”的歌词朴实、旋律优美，从此它不仅被布依族各个土语区的布依族同胞广为传唱，而且在有些地区，布依族人民好利用依声填词或者依词入声的方法把“好花红”变换成新的面孔，甚至于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也利用“好花红”优美的旋律创作出他们的民族歌曲。所以，在这一时期，随着“好花红”的广泛传唱，它的载体从一个俱乐部的歌队成员发展成为了布依族全民族甚至于其他民族的少数人群，但是在这一载体群中，仍然以布依族为“好花红”的主要载体。
时间逐步推移到以宏扬民族文化、保护民族遗产为主要任务的今天，“好花红”以布依族最优秀的传统文化及标志性文化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在贵州省布依族学会的领导、带动下，全体布依族人民都在为保护“好花红”的冠名权和民族性作着努力的奋斗。“好花红”再次被布依族群众带出了贵州，以全新的面貌通过荧幕展示给了全国各族人民。“好花红”又一次被唱响了，它不仅是布依族的文化标志，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之一。在必然的历史条件下，“好花红”的载体将会成为中华民族所有关心民族文化、支持民族事业和宏扬民族精神的群体。
二、“好花红”载体审美观
一部美的音乐作品是需要有人去鉴赏的。在人们日常的音乐生活当中，“对于缺乏分辨古琴演奏与弹棉花之差别的人，再美的古琴音乐也不是他的对象；对于既不喜欢民族音乐又不了解和需要这种音乐的人，再有吸引力的民族音乐精品也取法与之形成价值关系”。同样，对于布依族的民歌精品“好花红”而言，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好花红”之所以广为传唱，是与其主要载体群体——布依族群众分不开的。但是，有关布依族对“好花红”的审美关与他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因此笔者将针对这一特点，从以下的论述中探讨以贵州中部地区即布依族第二土语区为主的布依族群众对“好花红”审美观的形成。
1.地理环境
红水河流域和南、北盘江作为布依族的重要发祥地来说，位于这一带的自然生态环境十分良好，气候相宜、山水相连、土地肥沃。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布依族的先民就在这一带发展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素来有“自然之富，物产之丰”之说。自然环境的优越，决定了布依族大多居住在依山傍水的河谷地。布依村寨前大都有潺潺流淌的小溪、河流，寨后则种有竹子、柏树或者其它果树。由于布依村寨多座落在河谷平地、或者依山傍水的山青水秀之地，因此常有对他们进行的“布依水乡”之美称。但是，“无论是布依水乡还是布依山寨，自然地理条件和资源，都构成了布依族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的起点。从劳动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到精神观念，乃至居住、饮食、服饰、工艺制作等，都离不开他们所处的现实自然地理环境。”在这种天然无雕饰的生态中，自然地理也就形成了布依族人民朴素、自然而纯真的性格，从而也使他们看待事物和创造事物时没有一丝矫揉造作，完全充满了自然的淳朴之美。总之，“布依文化正是在这种依附自然地理环境的进程中，构造了自身的特色”，并在这种特色中使之一脉相承地传递下去。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它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变化，但它仍然坚持不断地把这种特色文化传承下去。
“好花红”就是由这些世代依山傍水而居的布依族人所创造。它演唱于田间地头、小河溪流边等风景迷人的地方。因为环境开阔、风景秀丽宜人，“好花红”在歌者演唱时会充分体现出布依族人朴实、纯正的性格，让人在感受演唱者内心世界的同时，还能看到布依村寨美丽的风光。
2.节日、语言
当“好花红”创作形成后，它不仅演唱于布依族人民的日常生活，每当有重大节日时，它也一样作为主要曲目被人们所演唱。节日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反映了一个民族共同的外貌特征和心理因素。布依族的文化节日是在历史发展中承袭下来的，是其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布依族传统文化的影射。一年里，在布依族地区盛行的传统节日主要有春节、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以及重阳节等。每当一到这些传统节日，便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相聚在一起，形成大小各异的场合进行对歌活动，内容有古歌、盘歌、叙事歌、情歌以及山歌等。这类文化活动，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促进了布依族文化的发展。
对歌时，一般以布依语演唱的歌曲为主要内容。但是，布依族“大聚居、小杂居”的分布情况，决定了在布依族人民当中有大部分人使用汉语进行日常的交流、工作及学习。因此，在布依族与汉族融合的过程中，使用汉语进行本民族的文化创作等行为，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山歌“好花红”便是布依族在这一过程中的一个经典产物。
“好花红”被布依族人民广泛传唱后，每当有重大节日、民俗活动及日常的赶集、浪哨中的对歌时，青年男女们往往会首先拿它当作谈情说爱的标志性歌曲。不同的歌词内容可以完全表现出男女之间感情的深厚程度。
3.恋爱、婚姻
在布依族里，婚姻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同宗族、同姓氏、不同辈分的人不能通婚。自由恋在、自由婚姻是布依族的传统。当男女双方经过媒人说合后，他们便借用节日、赶场等场合，用对歌的形式进行感情交流。“好花红”是用汉语演唱的特殊的布依族民歌，和其它“土歌”不同的是（在这里“土歌”指用布依语演唱的民歌），它的旋律婉转动听、优美、容易上口，歌词的内涵丰富，而且歌手们在演唱是能够根据歌词的框架结构，顺利地编唱新的内容，最重要的是，“好花红”集中体现了中部布依族地区（即布依族第二土语区）民歌的风采特征。因此，“好花红”成为了布依族青年男女甚至其它年龄段的布依族人最钟爱的歌曲，也由此而在布依族人对歌场上久唱不衰。
综上所述，依山傍水而居的布依族人民在逐渐与汉族融合的过程中，巧妙地把汉族语言同本民族的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能体现其温和、细腻而不失开朗、大方性格的民歌（布依族人民还将该民歌用于各种场合中男女之间交流感情的对歌里，从另一个方面促成一段段美好姻缘。）
“好花红”的广泛传唱，不仅体现了布依族人民对美的事物的追求，还展现了布依族人民良好的生活氛围和他们纯真、朴实的性格。正因为秀丽的山川、河流创造了这样一群朴实无华的人群，才使得他们在岁月的洗礼中、在历史的进程中能创作出如此优秀的音乐作品，从而也体现了该民族喜欢、欣赏朴素、大方事物的审美情趣。
参考文献：
[1]张静：《新编现代汉语》（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12月第一版
[2]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
[3]韦启光、石朝江、赵崇南、佘正荣：《布依族文化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9 月第一版
[4]黄义仁：《布依族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作者简介：
刘玲玲，1979.5-，贵州省贵阳市人，布依族，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现主要从事艺术学理论及文化产业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