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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前日本政党政治形势的特点是“一党优势”“一强多弱”格局已持续多年，自民党优势地位暂时无虞。在此背景下，今后一段时期，有关日本政党态势演化的三个深层且关键的问题是，在野党能否复兴壮大、龐大的无党派选民如何投票、地方政党“进军中央”前景如何。本文的研判是，在野党的重振从中长期看更多地在于中左势力能否团结，无党派选民中关键的“积极无党派阶层”将根据自民党执政成效进行投票并影响选举走势，地方政党由于制度条件及社会环境尚无法对中央政坛造成根本的冲击。鉴于此，短期内“一强”格局较难改变，中期看则“多弱”可能整合翻盘，促使政党格局出现调整。
关键词 日本；政党形势；在野党 ；无党派选民；地方政党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10.015
自2012年安倍晋三重掌政权以来，自民党及其执政联盟主导政坛日久，日本政党政治格局由此呈现“一强多弱”态势。展望未来，短期内，自民党及安倍主导日本政党政治格局的形势难以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深入理解日本政党政治变化的深层结构和中期走向，就需要系统分析以下三大焦点和结构性问题：在野党的重组与复兴前景、无党派阶层选民的状态、地方政党“中央化”走势。
“55年体制”下 的在野党
格局似在重现？
目前，日本政党政治格局呈现出“自民独大”“一强多弱”态势。2017年大选后，自民党在众议院465个议席中拥有284席，加上公明党的35席，执政联盟掌控的议席数量已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的议席数仅为55席，位居其次的国民民主党拥有38席，其他在野党共产党、维新会、社会党等皆为10席左右或以下。截至2018年8月，自民党在众参两院拥有407席，两个较大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拥有74席、国民民主党拥有62席，其他在野党拥有的议席数量更少。自1955年自民党成立以来，日本朝野政党势力处于史上最不均衡的时期，在野党普遍弱小，有效的议会斗争几乎无法开展。对选民来说，当前情况与“55年体制”时代有些相似。自2012年以来自民党在国会中优势巨大，在野党议席难以过半，缺乏对自民党的“可替代选项”，政权无法更替。[1]
很明显，这种格局能否改变，主要依靠在野党是否能够奋发有为、重整旗鼓。改变现状的主要路径无非有两条：其一，保守阵营内部形成一个在政策上有别于自民党的保守新党，将不满自民党的保守选民吸纳到旗下；其二，中左政党势力重新聚集和整合，即将大部分反对保守政党政策、要求护宪和平或社会革新的自由及中道政治势力团结在一起，扮演类似“55年体制”下的社会党角色。此外，改变现状的次要路径也有两条：一是为了选举，在野党临时进行合作。但实践证明，这可能一时把执政党拉下马，但因选举后的权力分配等复杂原因，并不能产生稳定的政治格局。二是同样为了选举，在野党进行合并。但是，二战后缺乏意识形态凝聚力的此类合并，都以大规模分裂告终。
然而，主要路径中的第一条，看似便利却也往往经不起历史考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保守党群起，远者如新生党、日本新党、新进党等转瞬即逝，近者像日本维新会、民进党、希望党等零落衰颓，这些政党都没能树立起抗衡自民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其中的典型是，有着20年“党龄”、五年多前还是执政党、曾被寄希望能与自民党形成两大政党制的民进（民主）党，2017年10月大选后 “一夜间四分五裂，简直像漫画一样”。[2]几乎同时，小池百合子建立希望党并掀起新党“旋风”，似乎形成第二保守党对抗自民党的两极竞选图景，被期望带动政界重组。[3]然而，小池在理念和操作上的失误，使反自民党的保守力量无法集结，最后导致希望党迅速衰落，在野党也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即使2018年5月由民进党和希望党部分合并而成的国民民主党，其支持率也已跌至1%以下。两大保守政党制的前景似渐行渐远，给今后的日本政党政治发展及走向造成了深刻影响。
显然，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日本政治格局、政党态势的变化还没有稳定下来。就朝野博弈和中期前景而言，日本中左政党势力能否实现再联合与整合、重整旗鼓，将从深层次决定日本政党政治格局的走向。其中，相当一部分希望，取决于立宪民主党能否行稳致远、发展壮大。出于对安倍“一强”政治的担心，部分日本选民希望“55年体制”下保革对峙那种政治局面再度复活。以标榜“立宪”与“自由主义”出现的立宪民主党，能否纠合左翼进步和自由主义的势力，扮演类似“55体制”下那种反对党势力，对日本的政治格局及发展走向影响甚大。在2017年大选中，由民进党中左翼另创的立宪民主党是在野党方面唯一的胜者，较之大选前议席暴涨三倍多，一举成为最大在野党。立宪、社民与日共三个革新派政党的议席也因此由选前的38席增加到69席，这说明日本选民对安倍独大及保守势力垄断政权仍存有一定戒心和抵制。2017年大选中，原民主党护宪派的海江田万里、长妻昭、菅直人等重量级政治家，也由此在各自小选举区当选议员。这一事实也证明，能够对抗中道右派保守党的中心在野党势力，只能是中道左派加上自由主义派。[4]
当然，即便如此，目前中左联合或自由主义政党还难以问鼎政权。立宪民主党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其立场与过去的社会党相近，但其处境可能也和社会党相似——总是处于在野，很难夺取政权。这可算作一种新时代条件下的拟似“55年体制”。立宪民主党虽然在2017年大选之际与共产党等在野党进行了政策协调，但其党首枝野幸男主张以“自由（主义的）保守”打破“安倍政治”，对与中左势力的广泛团结缺少足够热情和决心。[5] 2018年8月的民调显示，立宪民主党的支持率也仅为10%左右，其他在野党更是不值一提。[6]立宪民主党在扩大规模效应和坚持政治理念之间面临结构矛盾，能否保持扩容势头并在2019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再有斩获，还存有未知数。所以，目前的迹象表明，今后一段时间仍然难以出现强有力的在野党势力挑战安倍及自民党的执政地位。 无党派阶层选民
会否改写选举？
当前，日本无党派阶层在全体选民中所占比例，已经超过了前三大党——自民党、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支持者的总数。2012年以来，无党派阶层比例一路扩大，达到53%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高位。无党派阶层规模不断扩大是因为选民对各个政党都感到失望，于是开始拒绝支持某个特定的政党。[7]
按政治学的定义，无党派阶层一般指“不支持某个特定政党的选民群体”。从全球范围来看，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由于左翼思潮及学生运动的勃兴，选民尤其是年轻人群对既成政治产生了疑虑或反感，导致无党派选民迅猛增加。日本也概莫能外，20世纪60年代无党派阶层在选民中仅占6%左右，70年代后日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政治失去兴趣，无党派阶层人数迅速增加并超过了20%，之后仍持续增长并在90年代初期达到了35%。[8]
日本无党派选民阶层的壮大，与各个时期主要大党的施政无能、腐败及各种丑闻、分裂内斗等导致的政治怀疑及期待破灭有关。尤其冷战结束前后开始，日本经济面临“失去的二十年”困境，政党及政府反复折腾而收效有限，选民屡怀希望投票但最后又不免失望，再加上自民党屡屡发生丑闻及分裂等，[9]激起民众对政治的强烈不满和不信任。到1995年前后，无党派阶层大幅增加，其数量惊人地达到占总体选民的50%。冷战后，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唯有日本的无党派阶层出现如此异常增长。同时，与之相对，进入21世纪后可以观察到这样一种逆向紧张关系：只要优势大党支持率下降，无党派阶层的比例就会上升；反之如果优势大党人气旺盛、前景看好，无党派阶层选民就会随之减少。[10]例如，2005年小泉首相打出邮政改革旗号举行大选时，2009年民主党政权首次实现政党轮替并闪亮登场时，都拉高了本党的支持率，使民众对政党燃起期待并使无党派选民大幅减少。[11]
如果详细划分，无党派阶层又可分为“消极无党派阶层”和“积极无党派阶层”。前者是指对政治漠不关心或持消极态度者，老人居多，学历偏低，很少参加投票；后者指没有特定政党支持或偏好，但对自己认为“重要”的选举却关心度极高，并会认真思考投票行为的选民。在当前日本50%左右的无党派选民中，前者约占15%，后者约占35%。两者的政治取向及规模差异表明，要想在当今日本赢得无党派选民支持乃至国政选举，就需要有区分类别、精准到位的“无党派阶层对策”。[12]
“积极无党派阶层”年轻群体居多，学历较高，所以对经济政策和国际事务的关注度比较高。同理，在环境问题和社区治理等有关生活和价值观等议题上，“积极无党派阶层”甚至比特定政党支持者都有更多兴趣和关注。不过，对有关政界和政党政治的日常动向和现象（派系、统治、权斗等），“积极无党派阶层”的关注度则严重降低，远远低于有政党支持者。这里就产生出一个巨大的陷阱，导致“政治从业者”很容易将“积极无党派阶层”误解为政治不关心群体。然而，当日本经济遭遇危机或长期不景气，抑或涉及切身利益的社区治安或环境恶化时，“积极无党派阶层”就会前往投票并给出各党派无法预测的一票。[13] “无党派阶层”选票已超越传统政党的地盘票和组织票，成为左右选举和政局的关键。日本几次意外的选举结果，例如小泉主导的2005年大选、2009年民主党获胜的大选，都与无党派选民的支持流向有关。“无党派阶层”不同于自民党与民主党的传统票仓，政治偏好与利益诉求的多元性使其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14]
鉴于上述分析，自民党虽有较高的支持率，但如果像现在这样“安倍经济学”收效有限、重大丑闻时有发生，那么也可能由于无党派选民的投票去向而在下次大选时遭到终结。因为日本选民的一半以上属于无党派阶层这一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定时炸弹”没有拆除。[15]中长期而言，日本的在野党如能塑造负责任政党形象，展示后现代国家发展蓝图，再辅以自民党长期执政造成的制度疲劳和政治弊端，届时将可能获得较多无党派阶层选民尤其青年选民的支持，从而打开问鼎政权的机会。
地方政党能否问鼎中央政坛？
2010年以来，日本最大的三个都市都出现了地方政党（亦称“地方首长党”）意欲“进军中央”的现象，应该说不是偶然的。现代国家，都存在广义性的城乡差别或区域隔阂。经过20世纪90年代采用小选举区制度，以及从那时开始的各种地方分权改革、市町村合并和行政财政改革等，日本都市地区的政治代表性及权重大为增加，地方行政首长的权势不断增强，这些都刺激地方为寻求和保护自身利益而对中央权力机构施加影响。其中的一条途径是组建地方性政党，首先在地方选举中展示支持基础力量，这样既能巩固地方领导人的执政地位，也可对中央政府或全国性政党造成压力。[16]另一条更有效力的途径是将这种地方政党“全国化”并进军中央政坛，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后一动向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才开始真正显现并具有现实意义的，这种前所未有的现象不时成为当代日本政治的焦点，也意味着可能给中央政坛造成新的挑战和变数。
这些动向中，最受瞩目的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桥下热潮”。2010年，大阪府知事桥下彻组建“大阪维新会”这样一个由知事本人统领的地方执政党，被视为“地方新势力”崛起的象征。[17]同年，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设立“减税日本”党[18]。其后，以2012年大选为契机，“大阪维新会”和“减税日本”党加快了进军国家政坛的步伐。再加上经济低迷、社会消沉的时代环境，选民们某种程度上也希望从地方杀出的强势新政客出现。[19]直到2017年大选前，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率领的“都民第一会” 在东京地方选举中大胜自民党，宣称要大举进军中央政坛。
不过，在日本，擁有地方政治基础的新兴政党势力挺进并影响中央政坛，却非易事。2012年9月在“大阪维新会”基础上成立的“日本维新会”，同年12月通过众议院选举获得仅次于自民党和民主党议席的54席，一举成为日本第三大党，首开日本政治史上地方政党成功进军国家政坛的先河。但是，经过不断的分裂重组，该党在选举中战绩渐颓，党势日衰，在最近的2017年大选中议席数已减为11席，对国家政坛的影响几近无足轻重。而2012年扬言进军国政并为此与“日本未来党”合并的“减税日本”党，也因2012年大选不利等原因，已早早回归地方政治活动。曾宣称要进军国政的小池百合子，接受2017年10月希望党的选举失败，也表示要专心于东京市政，不问“国政”。综合而言，地方政党进军国家政坛，至少面临如下两重制约因素。 一是政治文化及社会环境的制约。欧美近期的中央政坛受到冲击，都与阶层及种族分裂、地区差距、民粹盛行有着直接的关联，也与既成保守政治和精英建制派丧失信用有关，具有深厚的社会及地域背景因素。这一动向体现了相当多的地方选民对于建制派精英的理念和自由主义“政治正确”的反感和厌倦，也体现在精英阶层内部的分化——他们对世界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界定、国家发展走向都存在很大分歧。相比之下，目前日本政治与社会的分裂及乱象等，没有像欧美那么严重和明显，这些环境并没有给地方政党及强势领导人提供足够的出头土壤和挑战建制派的条件。没有美欧那样的贫富分化、地区差异、主流价值观分裂、阶层和种族矛盾等，日本的“草根民粹”就缺乏汹涌泛滥的社会基础，至多表现为政治人物（桥下、河村、小池等）可以煽动并有效掌控的选举剧场秀。而没有强烈、广泛的民粹或民族主义风潮这种具有大众动员能力的另类意识形态作为基础，进军中央、反建制派运动的结局，基本上都走不出地区政治或政党的范围。
二是选举制度、政治体系的制约和壁垒。 新兴政治势力的最大特点在于，力图通过将地方政党变为全国性政党的方式实现崛起。然而，日本国家政治与地方政治的制度性差异，使其成功并非易事。日本央地政治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制度性差异。议会内阁制的特性是通过获得国会多数派来选任首相并组建内阁。然而，众议院采用的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是一种对大党有利的制度，地方政党或第三势力党派要挑战这一制度则十分困难。如果日本这种国家政治制度结构不出现大的变革，那么地方新兴势力及政党打入并主导中央政坛将难以实现。在战后日本，国家政治与地方政治未能保证制度性的联系，国家政治层面上并不存在那种赋予桥下彻等人可以自动介入国政的制度安排，地方首长必须组建全国性政党并大幅赢得国会选举，才有可能成为中央领导人。[20]但这其中的悖论是，地方政党或新兴政治势力正是由于立足于地方政治，才会取得成功，一旦其通过地方政党的全国化来进军国家政坛，就等于失去了根据地和优势长项，从而难以发展壮大。因此，只要采用议会内阁制与两院制的组合，日本政治就难以出现以下格局——那些来自地方的魅力型领袖在国家政坛迅速崛起并成为主导力量。[21]
结 语
自2012年底赢得大选以来，日本自民党又经历了多场连选连胜。1955年立党以来，自民党超长期称霸政坛，即便今后有一两次选举的失利，也很难想象此“百年老店”式政党会从内部分崩离析。近年，拥有地方政治基础的新兴政党势力“中央化”已成为当代日本政治的新现象。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起，从“大阪维新会”，到名古屋“减税日本”党，再至东京“都民第一会”，超大都市圈都出现了地方政党意图进军国家政坛的举动。不过，这种新党和新现象很难左右中央政治并改写日本政党格局。
当前，日本政党政治及政坛格局发展的看点，多不在于作为恒定系数的自民党，而更在于在野党的生存发展态势。如果目前的一强多弱格局有变，还是在于“多弱”能否崛起——即在野党实现聚力整合并维持一个平稳状态。而这一事关日本政治走向的基本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无党派阶层选民的投票行为。当前，无党派阶层选民已占全部选民的50%左右，高居西方国家之首。无党派选民数量庞大且投票低迷是自民党胜选的重要条件。从中期前景看，这部分选民如果对处境不满，将有可能通过投票对执政党进行评判，而这将是在野党翻盘、日本政坛格局改写的重要机会。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日本‘军事崛起’与我国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7AGJ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凯）
[1] 2018年5月新成立的国民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偏右，大致扮演着“55年体制”下的民社党角色。
[2]中野晃一，「有権者が教訓として学ぶべきことは、小選挙区の機能不全」，https：//news.goo.ne.jp/article/dot/politics/dot-2017101900057.html[2017-12-20]。
[3] 小池提出“改革保守”，而意图与小池联合组建希望党的前原诚司（2017年9月当选为民进党新代表，公开反对民进党与理念、政策不一的共产党合作），主张“稳健保守”，均反映他们有意创建有别于的自民党的第二保守大党。
[4] 大井赤亥，「改革の政治とは何か」，『現代思想』2018年2月号、130—132頁。实际上，希望党、国民民主党中，也都有立场与立宪党接近的议员。
[5]「民進·希望：再結集へ苦闘 揺れた両院議員総会」，『毎日新聞』2017年10月28日。
[6] 同期，自民党的政党支持率已回复至40%左右。
[7] 目前，安倍领导的自民党拥有相对较高的支持率，但这是选民别无选择的选择结果。
[8] Tanaka Aiji， Japan’s Independent Voters， Yesterday and Today， https：//www.nippon.com/en/in-depth/a01104/.
[9] 例如1989年发生了里库路特事件，1993年发生了金丸信金权政治丑闻等。
[10] 同[8]。
[11] 也因如此，随着民主党执政日益失败化、内部斗争、行情下跌，无党派层群体又再次扩大。
[12] [13] 同[8]。
[14] 王鹏飞：《自民党的政党转型演进与党内改革历程述考》，载《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第32页。
[15] 同[8]。
[16] Machidori Satoshi， From Local Juggernaut to National Leader—Can Hashimoto Make the Leap？， https：//www.nippon.com/en/in-depth/a01101/.
[17] 同[16]。
[18] 例如，2011年的名古屋市議会选举中，减税日本党曾力克自民党、民主党和公明党，一跃成为第一大党，客观上为进军国政提供了有利基础。
[19] 砂原庸介：『分裂と統合の日本政治』，2017年、千倉書房、151-166 頁。
[20] [21] 同[16]。
关键词 日本；政党形势；在野党 ；无党派选民；地方政党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10.015
自2012年安倍晋三重掌政权以来，自民党及其执政联盟主导政坛日久，日本政党政治格局由此呈现“一强多弱”态势。展望未来，短期内，自民党及安倍主导日本政党政治格局的形势难以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深入理解日本政党政治变化的深层结构和中期走向，就需要系统分析以下三大焦点和结构性问题：在野党的重组与复兴前景、无党派阶层选民的状态、地方政党“中央化”走势。
“55年体制”下 的在野党
格局似在重现？
目前，日本政党政治格局呈现出“自民独大”“一强多弱”态势。2017年大选后，自民党在众议院465个议席中拥有284席，加上公明党的35席，执政联盟掌控的议席数量已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的议席数仅为55席，位居其次的国民民主党拥有38席，其他在野党共产党、维新会、社会党等皆为10席左右或以下。截至2018年8月，自民党在众参两院拥有407席，两个较大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拥有74席、国民民主党拥有62席，其他在野党拥有的议席数量更少。自1955年自民党成立以来，日本朝野政党势力处于史上最不均衡的时期，在野党普遍弱小，有效的议会斗争几乎无法开展。对选民来说，当前情况与“55年体制”时代有些相似。自2012年以来自民党在国会中优势巨大，在野党议席难以过半，缺乏对自民党的“可替代选项”，政权无法更替。[1]
很明显，这种格局能否改变，主要依靠在野党是否能够奋发有为、重整旗鼓。改变现状的主要路径无非有两条：其一，保守阵营内部形成一个在政策上有别于自民党的保守新党，将不满自民党的保守选民吸纳到旗下；其二，中左政党势力重新聚集和整合，即将大部分反对保守政党政策、要求护宪和平或社会革新的自由及中道政治势力团结在一起，扮演类似“55年体制”下的社会党角色。此外，改变现状的次要路径也有两条：一是为了选举，在野党临时进行合作。但实践证明，这可能一时把执政党拉下马，但因选举后的权力分配等复杂原因，并不能产生稳定的政治格局。二是同样为了选举，在野党进行合并。但是，二战后缺乏意识形态凝聚力的此类合并，都以大规模分裂告终。
然而，主要路径中的第一条，看似便利却也往往经不起历史考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保守党群起，远者如新生党、日本新党、新进党等转瞬即逝，近者像日本维新会、民进党、希望党等零落衰颓，这些政党都没能树立起抗衡自民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其中的典型是，有着20年“党龄”、五年多前还是执政党、曾被寄希望能与自民党形成两大政党制的民进（民主）党，2017年10月大选后 “一夜间四分五裂，简直像漫画一样”。[2]几乎同时，小池百合子建立希望党并掀起新党“旋风”，似乎形成第二保守党对抗自民党的两极竞选图景，被期望带动政界重组。[3]然而，小池在理念和操作上的失误，使反自民党的保守力量无法集结，最后导致希望党迅速衰落，在野党也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即使2018年5月由民进党和希望党部分合并而成的国民民主党，其支持率也已跌至1%以下。两大保守政党制的前景似渐行渐远，给今后的日本政党政治发展及走向造成了深刻影响。
显然，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日本政治格局、政党态势的变化还没有稳定下来。就朝野博弈和中期前景而言，日本中左政党势力能否实现再联合与整合、重整旗鼓，将从深层次决定日本政党政治格局的走向。其中，相当一部分希望，取决于立宪民主党能否行稳致远、发展壮大。出于对安倍“一强”政治的担心，部分日本选民希望“55年体制”下保革对峙那种政治局面再度复活。以标榜“立宪”与“自由主义”出现的立宪民主党，能否纠合左翼进步和自由主义的势力，扮演类似“55体制”下那种反对党势力，对日本的政治格局及发展走向影响甚大。在2017年大选中，由民进党中左翼另创的立宪民主党是在野党方面唯一的胜者，较之大选前议席暴涨三倍多，一举成为最大在野党。立宪、社民与日共三个革新派政党的议席也因此由选前的38席增加到69席，这说明日本选民对安倍独大及保守势力垄断政权仍存有一定戒心和抵制。2017年大选中，原民主党护宪派的海江田万里、长妻昭、菅直人等重量级政治家，也由此在各自小选举区当选议员。这一事实也证明，能够对抗中道右派保守党的中心在野党势力，只能是中道左派加上自由主义派。[4]
当然，即便如此，目前中左联合或自由主义政党还难以问鼎政权。立宪民主党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其立场与过去的社会党相近，但其处境可能也和社会党相似——总是处于在野，很难夺取政权。这可算作一种新时代条件下的拟似“55年体制”。立宪民主党虽然在2017年大选之际与共产党等在野党进行了政策协调，但其党首枝野幸男主张以“自由（主义的）保守”打破“安倍政治”，对与中左势力的广泛团结缺少足够热情和决心。[5] 2018年8月的民调显示，立宪民主党的支持率也仅为10%左右，其他在野党更是不值一提。[6]立宪民主党在扩大规模效应和坚持政治理念之间面临结构矛盾，能否保持扩容势头并在2019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再有斩获，还存有未知数。所以，目前的迹象表明，今后一段时间仍然难以出现强有力的在野党势力挑战安倍及自民党的执政地位。 无党派阶层选民
会否改写选举？
当前，日本无党派阶层在全体选民中所占比例，已经超过了前三大党——自民党、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支持者的总数。2012年以来，无党派阶层比例一路扩大，达到53%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高位。无党派阶层规模不断扩大是因为选民对各个政党都感到失望，于是开始拒绝支持某个特定的政党。[7]
按政治学的定义，无党派阶层一般指“不支持某个特定政党的选民群体”。从全球范围来看，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由于左翼思潮及学生运动的勃兴，选民尤其是年轻人群对既成政治产生了疑虑或反感，导致无党派选民迅猛增加。日本也概莫能外，20世纪60年代无党派阶层在选民中仅占6%左右，70年代后日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政治失去兴趣，无党派阶层人数迅速增加并超过了20%，之后仍持续增长并在90年代初期达到了35%。[8]
日本无党派选民阶层的壮大，与各个时期主要大党的施政无能、腐败及各种丑闻、分裂内斗等导致的政治怀疑及期待破灭有关。尤其冷战结束前后开始，日本经济面临“失去的二十年”困境，政党及政府反复折腾而收效有限，选民屡怀希望投票但最后又不免失望，再加上自民党屡屡发生丑闻及分裂等，[9]激起民众对政治的强烈不满和不信任。到1995年前后，无党派阶层大幅增加，其数量惊人地达到占总体选民的50%。冷战后，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唯有日本的无党派阶层出现如此异常增长。同时，与之相对，进入21世纪后可以观察到这样一种逆向紧张关系：只要优势大党支持率下降，无党派阶层的比例就会上升；反之如果优势大党人气旺盛、前景看好，无党派阶层选民就会随之减少。[10]例如，2005年小泉首相打出邮政改革旗号举行大选时，2009年民主党政权首次实现政党轮替并闪亮登场时，都拉高了本党的支持率，使民众对政党燃起期待并使无党派选民大幅减少。[11]
如果详细划分，无党派阶层又可分为“消极无党派阶层”和“积极无党派阶层”。前者是指对政治漠不关心或持消极态度者，老人居多，学历偏低，很少参加投票；后者指没有特定政党支持或偏好，但对自己认为“重要”的选举却关心度极高，并会认真思考投票行为的选民。在当前日本50%左右的无党派选民中，前者约占15%，后者约占35%。两者的政治取向及规模差异表明，要想在当今日本赢得无党派选民支持乃至国政选举，就需要有区分类别、精准到位的“无党派阶层对策”。[12]
“积极无党派阶层”年轻群体居多，学历较高，所以对经济政策和国际事务的关注度比较高。同理，在环境问题和社区治理等有关生活和价值观等议题上，“积极无党派阶层”甚至比特定政党支持者都有更多兴趣和关注。不过，对有关政界和政党政治的日常动向和现象（派系、统治、权斗等），“积极无党派阶层”的关注度则严重降低，远远低于有政党支持者。这里就产生出一个巨大的陷阱，导致“政治从业者”很容易将“积极无党派阶层”误解为政治不关心群体。然而，当日本经济遭遇危机或长期不景气，抑或涉及切身利益的社区治安或环境恶化时，“积极无党派阶层”就会前往投票并给出各党派无法预测的一票。[13] “无党派阶层”选票已超越传统政党的地盘票和组织票，成为左右选举和政局的关键。日本几次意外的选举结果，例如小泉主导的2005年大选、2009年民主党获胜的大选，都与无党派选民的支持流向有关。“无党派阶层”不同于自民党与民主党的传统票仓，政治偏好与利益诉求的多元性使其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14]
鉴于上述分析，自民党虽有较高的支持率，但如果像现在这样“安倍经济学”收效有限、重大丑闻时有发生，那么也可能由于无党派选民的投票去向而在下次大选时遭到终结。因为日本选民的一半以上属于无党派阶层这一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定时炸弹”没有拆除。[15]中长期而言，日本的在野党如能塑造负责任政党形象，展示后现代国家发展蓝图，再辅以自民党长期执政造成的制度疲劳和政治弊端，届时将可能获得较多无党派阶层选民尤其青年选民的支持，从而打开问鼎政权的机会。
地方政党能否问鼎中央政坛？
2010年以来，日本最大的三个都市都出现了地方政党（亦称“地方首长党”）意欲“进军中央”的现象，应该说不是偶然的。现代国家，都存在广义性的城乡差别或区域隔阂。经过20世纪90年代采用小选举区制度，以及从那时开始的各种地方分权改革、市町村合并和行政财政改革等，日本都市地区的政治代表性及权重大为增加，地方行政首长的权势不断增强，这些都刺激地方为寻求和保护自身利益而对中央权力机构施加影响。其中的一条途径是组建地方性政党，首先在地方选举中展示支持基础力量，这样既能巩固地方领导人的执政地位，也可对中央政府或全国性政党造成压力。[16]另一条更有效力的途径是将这种地方政党“全国化”并进军中央政坛，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后一动向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才开始真正显现并具有现实意义的，这种前所未有的现象不时成为当代日本政治的焦点，也意味着可能给中央政坛造成新的挑战和变数。
这些动向中，最受瞩目的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桥下热潮”。2010年，大阪府知事桥下彻组建“大阪维新会”这样一个由知事本人统领的地方执政党，被视为“地方新势力”崛起的象征。[17]同年，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设立“减税日本”党[18]。其后，以2012年大选为契机，“大阪维新会”和“减税日本”党加快了进军国家政坛的步伐。再加上经济低迷、社会消沉的时代环境，选民们某种程度上也希望从地方杀出的强势新政客出现。[19]直到2017年大选前，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率领的“都民第一会” 在东京地方选举中大胜自民党，宣称要大举进军中央政坛。
不过，在日本，擁有地方政治基础的新兴政党势力挺进并影响中央政坛，却非易事。2012年9月在“大阪维新会”基础上成立的“日本维新会”，同年12月通过众议院选举获得仅次于自民党和民主党议席的54席，一举成为日本第三大党，首开日本政治史上地方政党成功进军国家政坛的先河。但是，经过不断的分裂重组，该党在选举中战绩渐颓，党势日衰，在最近的2017年大选中议席数已减为11席，对国家政坛的影响几近无足轻重。而2012年扬言进军国政并为此与“日本未来党”合并的“减税日本”党，也因2012年大选不利等原因，已早早回归地方政治活动。曾宣称要进军国政的小池百合子，接受2017年10月希望党的选举失败，也表示要专心于东京市政，不问“国政”。综合而言，地方政党进军国家政坛，至少面临如下两重制约因素。 一是政治文化及社会环境的制约。欧美近期的中央政坛受到冲击，都与阶层及种族分裂、地区差距、民粹盛行有着直接的关联，也与既成保守政治和精英建制派丧失信用有关，具有深厚的社会及地域背景因素。这一动向体现了相当多的地方选民对于建制派精英的理念和自由主义“政治正确”的反感和厌倦，也体现在精英阶层内部的分化——他们对世界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界定、国家发展走向都存在很大分歧。相比之下，目前日本政治与社会的分裂及乱象等，没有像欧美那么严重和明显，这些环境并没有给地方政党及强势领导人提供足够的出头土壤和挑战建制派的条件。没有美欧那样的贫富分化、地区差异、主流价值观分裂、阶层和种族矛盾等，日本的“草根民粹”就缺乏汹涌泛滥的社会基础，至多表现为政治人物（桥下、河村、小池等）可以煽动并有效掌控的选举剧场秀。而没有强烈、广泛的民粹或民族主义风潮这种具有大众动员能力的另类意识形态作为基础，进军中央、反建制派运动的结局，基本上都走不出地区政治或政党的范围。
二是选举制度、政治体系的制约和壁垒。 新兴政治势力的最大特点在于，力图通过将地方政党变为全国性政党的方式实现崛起。然而，日本国家政治与地方政治的制度性差异，使其成功并非易事。日本央地政治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制度性差异。议会内阁制的特性是通过获得国会多数派来选任首相并组建内阁。然而，众议院采用的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是一种对大党有利的制度，地方政党或第三势力党派要挑战这一制度则十分困难。如果日本这种国家政治制度结构不出现大的变革，那么地方新兴势力及政党打入并主导中央政坛将难以实现。在战后日本，国家政治与地方政治未能保证制度性的联系，国家政治层面上并不存在那种赋予桥下彻等人可以自动介入国政的制度安排，地方首长必须组建全国性政党并大幅赢得国会选举，才有可能成为中央领导人。[20]但这其中的悖论是，地方政党或新兴政治势力正是由于立足于地方政治，才会取得成功，一旦其通过地方政党的全国化来进军国家政坛，就等于失去了根据地和优势长项，从而难以发展壮大。因此，只要采用议会内阁制与两院制的组合，日本政治就难以出现以下格局——那些来自地方的魅力型领袖在国家政坛迅速崛起并成为主导力量。[21]
结 语
自2012年底赢得大选以来，日本自民党又经历了多场连选连胜。1955年立党以来，自民党超长期称霸政坛，即便今后有一两次选举的失利，也很难想象此“百年老店”式政党会从内部分崩离析。近年，拥有地方政治基础的新兴政党势力“中央化”已成为当代日本政治的新现象。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起，从“大阪维新会”，到名古屋“减税日本”党，再至东京“都民第一会”，超大都市圈都出现了地方政党意图进军国家政坛的举动。不过，这种新党和新现象很难左右中央政治并改写日本政党格局。
当前，日本政党政治及政坛格局发展的看点，多不在于作为恒定系数的自民党，而更在于在野党的生存发展态势。如果目前的一强多弱格局有变，还是在于“多弱”能否崛起——即在野党实现聚力整合并维持一个平稳状态。而这一事关日本政治走向的基本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无党派阶层选民的投票行为。当前，无党派阶层选民已占全部选民的50%左右，高居西方国家之首。无党派选民数量庞大且投票低迷是自民党胜选的重要条件。从中期前景看，这部分选民如果对处境不满，将有可能通过投票对执政党进行评判，而这将是在野党翻盘、日本政坛格局改写的重要机会。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日本‘军事崛起’与我国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7AGJ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凯）
[1] 2018年5月新成立的国民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偏右，大致扮演着“55年体制”下的民社党角色。
[2]中野晃一，「有権者が教訓として学ぶべきことは、小選挙区の機能不全」，https：//news.goo.ne.jp/article/dot/politics/dot-2017101900057.html[2017-12-20]。
[3] 小池提出“改革保守”，而意图与小池联合组建希望党的前原诚司（2017年9月当选为民进党新代表，公开反对民进党与理念、政策不一的共产党合作），主张“稳健保守”，均反映他们有意创建有别于的自民党的第二保守大党。
[4] 大井赤亥，「改革の政治とは何か」，『現代思想』2018年2月号、130—132頁。实际上，希望党、国民民主党中，也都有立场与立宪党接近的议员。
[5]「民進·希望：再結集へ苦闘 揺れた両院議員総会」，『毎日新聞』2017年10月28日。
[6] 同期，自民党的政党支持率已回复至40%左右。
[7] 目前，安倍领导的自民党拥有相对较高的支持率，但这是选民别无选择的选择结果。
[8] Tanaka Aiji， Japan’s Independent Voters， Yesterday and Today， https：//www.nippon.com/en/in-depth/a01104/.
[9] 例如1989年发生了里库路特事件，1993年发生了金丸信金权政治丑闻等。
[10] 同[8]。
[11] 也因如此，随着民主党执政日益失败化、内部斗争、行情下跌，无党派层群体又再次扩大。
[12] [13] 同[8]。
[14] 王鹏飞：《自民党的政党转型演进与党内改革历程述考》，载《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第32页。
[15] 同[8]。
[16] Machidori Satoshi， From Local Juggernaut to National Leader—Can Hashimoto Make the Leap？， https：//www.nippon.com/en/in-depth/a01101/.
[17] 同[16]。
[18] 例如，2011年的名古屋市議会选举中，减税日本党曾力克自民党、民主党和公明党，一跃成为第一大党，客观上为进军国政提供了有利基础。
[19] 砂原庸介：『分裂と統合の日本政治』，2017年、千倉書房、151-166 頁。
[20] [21] 同[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