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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局势好转，中国与苏联开始相互试探，缓和两国自60年代以来的紧张关系。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特殊作用，多次巧妙地向苏方传递出重要的信息。
钱其琛举行记者会：
我们看重的是实际行动
上世纪80年代初，在美苏争霸中渐处劣势的苏联，开始着手缓和与中国的关系。1982年3月24日，年迈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飞赴中亚城市塔什干，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问题的长篇讲话，虽然其中仍然充满了对于中国的攻击，但也明确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并建议重开两国谈判。
邓小平很快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传递的重要信息，他当即指示外交部对其讲话做出正式的回应。此前，外交部并没有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据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回忆，此事便成为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李肇星。
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我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立即引起中外媒体的极大关注。第二天，简短的“三句话”声明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中间位置，表明消息虽短但却非常重要。不久，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并发表评论，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中苏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1982年盛夏的一天，邓小平邀集陈云、李先念等中央老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领导在自家开会，专门研究中苏关系问题。据钱其琛回忆，邓小平决意进一步向苏联传递具体的信息：
小平同志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提出了要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在这次会谈中，陈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向苏方传递信息时，既要引起对方的注意，又不能引起外界的猜疑；如果召见使馆人员或派人前去访问，恐怕过于正式，而当时中苏之间又没有什么其他的接触渠道。上述问题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普遍重视，也预示着新闻媒体将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黄华答新华社记者问：希望苏联当局作出新的努力
1982年，在中苏之间的一系列外交接触与谈判中，双方争吵不休、翻来覆去、各说各话，始终难有大的进展。恰在山重水复之际，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病逝。当中方受邀参加葬礼时，中苏之间意外地出现了一次传递信息的历史机遇。
邓小平决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据黄华回忆，在他临行前晚，邓小平向他指示，要通过新闻媒体，“向苏联人民说话”：
我打电话向小平同志报告行程安排和准备工作情况，并请他指示。小平同志表示，他考虑需要对原定方针作一些补充，要就勃列日涅夫逝世和中苏关系进一步阐明我国的原则立场，并向苏联人民说话。……为及时使苏联领导和广大人民了解我们的主张，可考虑用外长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的方式直接广播出去。
不过，由于黄华第二天凌晨即要离京，已经没有时间接受记者采访了。邓小平于是召见了吴学谦和胡乔木，拟定了新华社对外发布消息的口径。鉴于黄华已经启程，新华社便以“外长答记者问”的书面稿形式，公布了中方对于中苏关系的态度。在这篇新华社的对外新闻稿中，中方表达了对于苏联新任领导人的期望：
中国人民诚心诚意地希望两国关系能够排除障碍，得到真实的改善，并逐步恢复正常化。在这悼念勃列日涅夫主席的时候，我们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党政当局作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逐步改善。
据黄华回忆，新华社电文同时以对外广播的形式直接播出。苏联的电台与报刊当天即转播和转载了这篇谈话，在苏联上下引起了极大反响，甚至有苏联百姓打电话到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站，对这一谈话表示高兴，并希望中苏关系和平友好。
不久，苏联新任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发表谈话，称苏联希望改善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然而，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苏联却始终没有实际行动。
既想要与中国缓和关系，又不愿在实质问题上做出让步，苏联人的算盘未免打得太精了。1983年，中苏谈判依旧没有实质性的进展。1984年1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接受了法国记者的采访，对于停滞不前的中苏谈判，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我们是真心诚意地愿意同苏联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但遗感的是，在这方面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原因可能是我们两国对问题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我从事政治活动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从我的观察和亲自参加国际交往的经验来看，在国际交往中把自己看得绝顶聪明、无所不能，这种态度是非常不成功的。
邓小平接受华莱士采访：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
1984年2月9日，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去世，契尔年科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也去世了。于是，再一次借葬礼的机会，中方派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前往莫斯科传递重要的信息。据李鹏回忆，当他在莫斯科见到前来迎接的苏联外交官罗高寿时，表达了与苏联领导人直接会面的意愿：
在车上，我告诉罗高寿，如能会见苏领导人，我有些信息传递，但没有指明要见谁。我觉得，中国已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改变了“一条线”的政策，改善中苏关系有利于增加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回旋余地。
葬礼第二天，新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便心领神会地与李鹏举行了会谈，并表示愿意与中国加强友好关系。此后，看准了戈尔巴乔夫的变革决心，邓小平决定亲自传递和解的信号。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通过接受国际知名媒体的采访，最终打破了中苏关系的僵局。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了美国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的专访，并且开门见山地回应了有关中苏关系的提问：
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八十二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82岁的邓小平表达了亲自赴苏访问的意愿，这一重磅新闻很快便在国际社会炸开了花。此后，在国际舆论的推动下，中苏外交谈判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88年12月，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抵达莫斯科，这是自1957年以后中国外长第一次访问苏联。
抵达莫斯科后，钱其琛彻夜未眠。第二天清晨，他与苏欧司司长戴秉国、新闻司司长李肇星一起，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宾馆的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商谈着谈判事宜。据钱其琛回忆，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最终取得了突破：
戈尔巴乔夫主动表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苏联也有过错。在谈及中苏高级会晤时，他主动提出，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我向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并表示，对于两国关系，中方主张着眼于未来，不纠缠历史的旧账，向前看，探讨建立新的关系。
不久之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裁军50万，并撤回驻扎在蒙古的大部分军队；越南政府也宣布，即将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至此，横亘在中苏两国之问的各种障碍都已开始向着协商解决的方向发展。1989年5月16日，当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面见邓小平之时，中苏关系也即实现了得来不易的正常化。
责编：吴奇志
钱其琛举行记者会：
我们看重的是实际行动
上世纪80年代初，在美苏争霸中渐处劣势的苏联，开始着手缓和与中国的关系。1982年3月24日，年迈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飞赴中亚城市塔什干，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问题的长篇讲话，虽然其中仍然充满了对于中国的攻击，但也明确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并建议重开两国谈判。
邓小平很快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传递的重要信息，他当即指示外交部对其讲话做出正式的回应。此前，外交部并没有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据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回忆，此事便成为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李肇星。
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我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立即引起中外媒体的极大关注。第二天，简短的“三句话”声明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中间位置，表明消息虽短但却非常重要。不久，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并发表评论，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中苏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1982年盛夏的一天，邓小平邀集陈云、李先念等中央老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领导在自家开会，专门研究中苏关系问题。据钱其琛回忆，邓小平决意进一步向苏联传递具体的信息：
小平同志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提出了要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在这次会谈中，陈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向苏方传递信息时，既要引起对方的注意，又不能引起外界的猜疑；如果召见使馆人员或派人前去访问，恐怕过于正式，而当时中苏之间又没有什么其他的接触渠道。上述问题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普遍重视，也预示着新闻媒体将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黄华答新华社记者问：希望苏联当局作出新的努力
1982年，在中苏之间的一系列外交接触与谈判中，双方争吵不休、翻来覆去、各说各话，始终难有大的进展。恰在山重水复之际，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病逝。当中方受邀参加葬礼时，中苏之间意外地出现了一次传递信息的历史机遇。
邓小平决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据黄华回忆，在他临行前晚，邓小平向他指示，要通过新闻媒体，“向苏联人民说话”：
我打电话向小平同志报告行程安排和准备工作情况，并请他指示。小平同志表示，他考虑需要对原定方针作一些补充，要就勃列日涅夫逝世和中苏关系进一步阐明我国的原则立场，并向苏联人民说话。……为及时使苏联领导和广大人民了解我们的主张，可考虑用外长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的方式直接广播出去。
不过，由于黄华第二天凌晨即要离京，已经没有时间接受记者采访了。邓小平于是召见了吴学谦和胡乔木，拟定了新华社对外发布消息的口径。鉴于黄华已经启程，新华社便以“外长答记者问”的书面稿形式，公布了中方对于中苏关系的态度。在这篇新华社的对外新闻稿中，中方表达了对于苏联新任领导人的期望：
中国人民诚心诚意地希望两国关系能够排除障碍，得到真实的改善，并逐步恢复正常化。在这悼念勃列日涅夫主席的时候，我们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党政当局作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逐步改善。
据黄华回忆，新华社电文同时以对外广播的形式直接播出。苏联的电台与报刊当天即转播和转载了这篇谈话，在苏联上下引起了极大反响，甚至有苏联百姓打电话到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站，对这一谈话表示高兴，并希望中苏关系和平友好。
不久，苏联新任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发表谈话，称苏联希望改善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然而，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苏联却始终没有实际行动。
既想要与中国缓和关系，又不愿在实质问题上做出让步，苏联人的算盘未免打得太精了。1983年，中苏谈判依旧没有实质性的进展。1984年1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接受了法国记者的采访，对于停滞不前的中苏谈判，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我们是真心诚意地愿意同苏联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但遗感的是，在这方面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原因可能是我们两国对问题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我从事政治活动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从我的观察和亲自参加国际交往的经验来看，在国际交往中把自己看得绝顶聪明、无所不能，这种态度是非常不成功的。
邓小平接受华莱士采访：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
1984年2月9日，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去世，契尔年科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也去世了。于是，再一次借葬礼的机会，中方派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前往莫斯科传递重要的信息。据李鹏回忆，当他在莫斯科见到前来迎接的苏联外交官罗高寿时，表达了与苏联领导人直接会面的意愿：
在车上，我告诉罗高寿，如能会见苏领导人，我有些信息传递，但没有指明要见谁。我觉得，中国已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改变了“一条线”的政策，改善中苏关系有利于增加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回旋余地。
葬礼第二天，新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便心领神会地与李鹏举行了会谈，并表示愿意与中国加强友好关系。此后，看准了戈尔巴乔夫的变革决心，邓小平决定亲自传递和解的信号。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通过接受国际知名媒体的采访，最终打破了中苏关系的僵局。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了美国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的专访，并且开门见山地回应了有关中苏关系的提问：
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八十二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82岁的邓小平表达了亲自赴苏访问的意愿，这一重磅新闻很快便在国际社会炸开了花。此后，在国际舆论的推动下，中苏外交谈判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88年12月，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抵达莫斯科，这是自1957年以后中国外长第一次访问苏联。
抵达莫斯科后，钱其琛彻夜未眠。第二天清晨，他与苏欧司司长戴秉国、新闻司司长李肇星一起，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宾馆的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商谈着谈判事宜。据钱其琛回忆，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最终取得了突破：
戈尔巴乔夫主动表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苏联也有过错。在谈及中苏高级会晤时，他主动提出，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我向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并表示，对于两国关系，中方主张着眼于未来，不纠缠历史的旧账，向前看，探讨建立新的关系。
不久之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裁军50万，并撤回驻扎在蒙古的大部分军队；越南政府也宣布，即将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至此，横亘在中苏两国之问的各种障碍都已开始向着协商解决的方向发展。1989年5月16日，当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面见邓小平之时，中苏关系也即实现了得来不易的正常化。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