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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湾汉墓群位于平川区水泉镇中村黄沙湾,1976年定西地区进行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并在当地一处地名为知青台的地方清理大型竖穴木椁墓一座,出土玉口蝉、灰陶罐等四十多件文物,现保存于靖远县博物馆。同年该墓群被靖远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平川区成立后,黄湾汉墓群又被平川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墓群分布面积约2平方公里,东高西低,主要分布于两条垂直高度约10米的黄土山梁上,两条山梁同起源于黄河二层台地边,相距约1公里,向东北延伸,至中村中部时,两山梁合一向东北延伸,到兴电工程灌溉渠。
该发掘区位于一条北偏东约45°向的黄土梁上,面积约200平方米,山梁垂直高度约10米,墓葬所在山梁海拔高度为1403米,地理坐标为东经104°36′18″,北纬36°47′21″,周边紧邻村民宅院和农家果园。发掘区域西侧约600米处为黄河,东侧约7.3公里处为国道109线。
清理发掘时在山梁北侧东西向铲出一个竖立面后,很清晰的显现出了一条墓道痕迹,这就是后来一号墓的墓道。在寻找一号墓墓道的同时,我们发现了二号墓的墓圹,随即先对二号墓进行了清理。
二号墓为竖穴土坑木椁墓,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出土有灰陶罐2件,铜镜一枚。铜镜是一面具有典型的东汉早中期特征的四乳四螭纹铜镜。螭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龙,《说文·虫部》:“螭,若龙而黄。”在汉代的铜镜上,经常由多条盘曲缠绕的龙纹组成蟠螭纹,是两汉比较常见的纹饰。
二号墓发掘完毕后,在其下前方,发现了另外一座墓葬,也就是后来发表的发掘简报 上的四号墓。四号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其陪葬品除了灰陶罐、灰陶尊、灰陶灶之外,还在内椁室前室出土了漆器,一个耳杯和一个漆盘。漆盘内还盛有腐烂成黑色的食物。这与汉代在墓前祭祀的记载完全相符。虽然如今我们已经在地表安放供桌进行祭祀,但墓前祭祀的传统还是保留了下来。四号墓女墓主呈仰身屈肢葬。此外,该墓中出土了5件琉璃耳珰值得关注。耳珰在东北、甘肃、青海、云贵地区出土较多,在少数民族佩戴较为流行,汉人墓葬中出土琉璃耳珰,说明当时该地区与少数民族融合程度较高,少数民族的部分习俗已经被汉人所接受并开始流行。根据《上孙家寨汉晋墓》分析,此类琉璃应属于中原制造并传入到此地。
由于一号墓前方的三号墓打破一号墓,故先对三号墓进行清理。按照清理发掘规程,清理了外椁顶,内椁顶,当清理发掘小组将内椁室泥土清理完毕后,椁室内只有一具棺,且斜向放置,棺盖打开,斜搭在棺上。该墓出土了灰陶罐、灰陶灶、五铢钱币、货布、铜印等实物。铜印由于腐蚀严重,不能辨清其上的印文,汉代私印出土量很大,根据其他地方出土的私印印文分析,推测该印为汉代的私印。由于三号墓墓内只有一具棺,而内椁室却很大,显然可以放置两具棺,因此可能是因为战乱、迁徙、变故等等原因而未能将另一位墓主埋葬于此。
三号墓清理结束后,一号墓墓道在发掘中,逐渐清晰的展现在人们面前:台阶式斜坡墓道。斜坡墓道在汉代及以后多比较常见,但台阶式斜坡墓道在汉代较为少见,值得关注。由于当地政府决定要原址保护该墓葬,故而没有对一号墓墓顶进行揭露,清理发掘小组采取通过墓道进入椁室进行清理的方式清理发掘了该墓葬。内椁室放置两具棺,均被打开,棺内发现几枚五铢钱币和一对水晶饰品。一号墓还出土有彩绘陶器、木器、铜车马器零部件、骨器、漆器等。墓门和内椁室发现有墨书文字和青龙图案。
经过此次清理发掘,我得到以下认识:
第一,重新认识了考古发掘是一项谨慎、细致、科学的工作。首先要有考古素养,必须严格按照考古发掘规程进行操作;其次,在不理解或者不懂得当前所出现的现象时,一定要小心求证,深入思考,搞清楚之后再进行下一项工作,不得慌乱和急躁,否则,将只会留下遗憾;第三,在细致入微的发掘基础之外,科学整理出土物,绘制平面图、拍摄照片,编写发掘简报等每一项工作,都非常重要,不仅是对发掘工作的再现,也是引导读者走入现场的唯一通道。
第二,该墓葬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该墓葬的发掘,对于史料记载鹯阴县的位置确定,有很大帮助。在距离该墓葬10公里外有一座古城,初步认定为汉代城址,有学者认为该城址为汉代鹯阴县治,该墓葬与鹯阴城距离较近,并且方圆十公里之内,再无其他汉代墓葬,因此,该墓葬群就是鹯阴县城的墓葬区,也就从出土物侧面证实了该城为汉代鹯阴县城。其次,墓葬中的屈肢葬式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在我省史前时期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中都有屈肢葬的发现,如景泰张家台遗址、武威黄娘娘台遗址、兰州红谷下海石遗址等都有出土。秦人墓葬中也有大量屈肢葬发现,如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等。关于屈肢葬式的意义,高去寻在《黄河下游的屈肢葬问题》一文中对其分了四种:“1.有人认为是希图在墓内节省地方或节省人工,使尸体屈肢则所占的墓扩便可缩小;2.有人意味屈肢是合乎休息或睡眠的自然姿态;3.有人判定这种姿态是用绳绑起来阻止死者灵魂走出,向生人作祟;4.有人认为这种姿式象胎儿在胎包内的样子,象征着人死后又回到他们所生的地胎里面去。”此外,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环境背景下阶级压迫或不平等的社会身份也是屈肢葬所体现出的意义。而此地出土的屈肢葬葬式,却很难归入其中的任何一类,因此,有很重要的研究意义,由于该地在汉代与少数民族接触比较紧密,推测当与羌族或匈奴有很大关系。
第三,在三号墓男墓主墓内出现琉璃耳珰的现象,充分说明在汉代不仅有女性佩戴耳饰,男人也有佩戴耳饰的现象。
第四,墓葬内没有出现东汉中期以后的文物,这与史料记载东汉永初五年的羌族叛乱占领该地区有很大关系,也充分的印证了史料的记载。在《后汉书·安帝纪》中有关于东汉时羌人叛乱的记载: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因征陇西、安定郡的羌人从军征西域,引起羌人的大规模叛乱。安定郡的迁徙,也终止了汉人在黄湾地区的埋葬。而墓葬在东汉中期的戛然而止,也充分印证了史料记载。
第五,木椁墓的大量出现并从西汉早期延续到东汉中期,在中原其他地区较为少见。一般从西汉中后期开始,中原地区已经不再流行木椁墓,砖室墓比较流行,在黄湾地区木椁墓一直延续到东汉中期,说明该地区的族群非常稳定,体现在墓葬中就是墓葬的葬式相同且延续时间长。
参考文献:
[1]白银市文物局、平川区文化体育和广播影视局:《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黄湾汉代木椁墓清理简报》,《形象史学》2013年,第230页.
[2]《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3期.
[3]甘肃省博物馆:《甘肃黄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红谷下海石——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北京,2008年6月,第165页.
[5]雍城考古队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第14页.
墓群分布面积约2平方公里,东高西低,主要分布于两条垂直高度约10米的黄土山梁上,两条山梁同起源于黄河二层台地边,相距约1公里,向东北延伸,至中村中部时,两山梁合一向东北延伸,到兴电工程灌溉渠。
该发掘区位于一条北偏东约45°向的黄土梁上,面积约200平方米,山梁垂直高度约10米,墓葬所在山梁海拔高度为1403米,地理坐标为东经104°36′18″,北纬36°47′21″,周边紧邻村民宅院和农家果园。发掘区域西侧约600米处为黄河,东侧约7.3公里处为国道109线。
清理发掘时在山梁北侧东西向铲出一个竖立面后,很清晰的显现出了一条墓道痕迹,这就是后来一号墓的墓道。在寻找一号墓墓道的同时,我们发现了二号墓的墓圹,随即先对二号墓进行了清理。
二号墓为竖穴土坑木椁墓,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出土有灰陶罐2件,铜镜一枚。铜镜是一面具有典型的东汉早中期特征的四乳四螭纹铜镜。螭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龙,《说文·虫部》:“螭,若龙而黄。”在汉代的铜镜上,经常由多条盘曲缠绕的龙纹组成蟠螭纹,是两汉比较常见的纹饰。
二号墓发掘完毕后,在其下前方,发现了另外一座墓葬,也就是后来发表的发掘简报 上的四号墓。四号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其陪葬品除了灰陶罐、灰陶尊、灰陶灶之外,还在内椁室前室出土了漆器,一个耳杯和一个漆盘。漆盘内还盛有腐烂成黑色的食物。这与汉代在墓前祭祀的记载完全相符。虽然如今我们已经在地表安放供桌进行祭祀,但墓前祭祀的传统还是保留了下来。四号墓女墓主呈仰身屈肢葬。此外,该墓中出土了5件琉璃耳珰值得关注。耳珰在东北、甘肃、青海、云贵地区出土较多,在少数民族佩戴较为流行,汉人墓葬中出土琉璃耳珰,说明当时该地区与少数民族融合程度较高,少数民族的部分习俗已经被汉人所接受并开始流行。根据《上孙家寨汉晋墓》分析,此类琉璃应属于中原制造并传入到此地。
由于一号墓前方的三号墓打破一号墓,故先对三号墓进行清理。按照清理发掘规程,清理了外椁顶,内椁顶,当清理发掘小组将内椁室泥土清理完毕后,椁室内只有一具棺,且斜向放置,棺盖打开,斜搭在棺上。该墓出土了灰陶罐、灰陶灶、五铢钱币、货布、铜印等实物。铜印由于腐蚀严重,不能辨清其上的印文,汉代私印出土量很大,根据其他地方出土的私印印文分析,推测该印为汉代的私印。由于三号墓墓内只有一具棺,而内椁室却很大,显然可以放置两具棺,因此可能是因为战乱、迁徙、变故等等原因而未能将另一位墓主埋葬于此。
三号墓清理结束后,一号墓墓道在发掘中,逐渐清晰的展现在人们面前:台阶式斜坡墓道。斜坡墓道在汉代及以后多比较常见,但台阶式斜坡墓道在汉代较为少见,值得关注。由于当地政府决定要原址保护该墓葬,故而没有对一号墓墓顶进行揭露,清理发掘小组采取通过墓道进入椁室进行清理的方式清理发掘了该墓葬。内椁室放置两具棺,均被打开,棺内发现几枚五铢钱币和一对水晶饰品。一号墓还出土有彩绘陶器、木器、铜车马器零部件、骨器、漆器等。墓门和内椁室发现有墨书文字和青龙图案。
经过此次清理发掘,我得到以下认识:
第一,重新认识了考古发掘是一项谨慎、细致、科学的工作。首先要有考古素养,必须严格按照考古发掘规程进行操作;其次,在不理解或者不懂得当前所出现的现象时,一定要小心求证,深入思考,搞清楚之后再进行下一项工作,不得慌乱和急躁,否则,将只会留下遗憾;第三,在细致入微的发掘基础之外,科学整理出土物,绘制平面图、拍摄照片,编写发掘简报等每一项工作,都非常重要,不仅是对发掘工作的再现,也是引导读者走入现场的唯一通道。
第二,该墓葬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该墓葬的发掘,对于史料记载鹯阴县的位置确定,有很大帮助。在距离该墓葬10公里外有一座古城,初步认定为汉代城址,有学者认为该城址为汉代鹯阴县治,该墓葬与鹯阴城距离较近,并且方圆十公里之内,再无其他汉代墓葬,因此,该墓葬群就是鹯阴县城的墓葬区,也就从出土物侧面证实了该城为汉代鹯阴县城。其次,墓葬中的屈肢葬式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在我省史前时期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中都有屈肢葬的发现,如景泰张家台遗址、武威黄娘娘台遗址、兰州红谷下海石遗址等都有出土。秦人墓葬中也有大量屈肢葬发现,如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等。关于屈肢葬式的意义,高去寻在《黄河下游的屈肢葬问题》一文中对其分了四种:“1.有人认为是希图在墓内节省地方或节省人工,使尸体屈肢则所占的墓扩便可缩小;2.有人意味屈肢是合乎休息或睡眠的自然姿态;3.有人判定这种姿态是用绳绑起来阻止死者灵魂走出,向生人作祟;4.有人认为这种姿式象胎儿在胎包内的样子,象征着人死后又回到他们所生的地胎里面去。”此外,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环境背景下阶级压迫或不平等的社会身份也是屈肢葬所体现出的意义。而此地出土的屈肢葬葬式,却很难归入其中的任何一类,因此,有很重要的研究意义,由于该地在汉代与少数民族接触比较紧密,推测当与羌族或匈奴有很大关系。
第三,在三号墓男墓主墓内出现琉璃耳珰的现象,充分说明在汉代不仅有女性佩戴耳饰,男人也有佩戴耳饰的现象。
第四,墓葬内没有出现东汉中期以后的文物,这与史料记载东汉永初五年的羌族叛乱占领该地区有很大关系,也充分的印证了史料的记载。在《后汉书·安帝纪》中有关于东汉时羌人叛乱的记载: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因征陇西、安定郡的羌人从军征西域,引起羌人的大规模叛乱。安定郡的迁徙,也终止了汉人在黄湾地区的埋葬。而墓葬在东汉中期的戛然而止,也充分印证了史料记载。
第五,木椁墓的大量出现并从西汉早期延续到东汉中期,在中原其他地区较为少见。一般从西汉中后期开始,中原地区已经不再流行木椁墓,砖室墓比较流行,在黄湾地区木椁墓一直延续到东汉中期,说明该地区的族群非常稳定,体现在墓葬中就是墓葬的葬式相同且延续时间长。
参考文献:
[1]白银市文物局、平川区文化体育和广播影视局:《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黄湾汉代木椁墓清理简报》,《形象史学》2013年,第230页.
[2]《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3期.
[3]甘肃省博物馆:《甘肃黄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红谷下海石——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北京,2008年6月,第165页.
[5]雍城考古队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