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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共十八大代表的基层选举拉开了帷幕。
“十八大”这个被中共党内及中国社会已经议论很久的话题，从此将逐渐走向中国舆论的中心位置。
它对中国各级政府的工作，包括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微妙影响都将逐渐显现；甚至对当今世界来说，它的准备、召开和成果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动向之一。而代表的选举是它要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差额选举比例日渐扩大
2011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对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通知》中明确提出：“选举产生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差额选举的比例应多于15%。”
对照“十七大”时的相关表述，上一次的相关文件中提出要按照“不少于15%的差额比例”。
这个比例，“十六大”时规定的差额是10%。
有党建专家表示：“从‘不少于’到‘应多于’，表述上略有变化，一方面是强调了扩大党内民主的努力，同时也体现出执政党在自身改革时的谨慎。”
“差额选举是民主的主要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意的更加尊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差额选举党代表，差额比例由10%扩大到15%，杨建顺教授对这一变化赞不绝口：“党代表选举开始有了竞争，党员们也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普通党员比例近三分之一
中组部负责人表示，本次“十八大”代表名额为2270名，由全国40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这两个数据，均较“十七大”有所增加。
资料显示，自中共“十二大”以来，历届党代会代表数量均呈逐年递增趋势。
“十七大”的代表人数是2220人，是从全国38个选举单位的7000多万名党员中选出来的，比上一届大会的代表人数多了100人。
虽然基层代表的数量在增加，官员仍占了代表的绝大部分。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过去的代表比例结构，领导干部占70%至80%，很容易使“党员代表大会”变成“党员领导干部代表大会”，或各方面各部门领导干部的工作会议，“那样的构成有违‘党员代表大会’的本意”。
2011年11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表示，“十八大”代表选举在结构比例上要做到“两增两减”“一个提高”。
“两增两减”是指，省区市和中央企业系统（在京）代表中，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所占比例从“十七大”时的一般不少于30%，分别增加到一般不少于32%；党员领导干部所占比例从“十七大”时的一般不超过70%，分别减少为一般不超过68%。据此，普通党员人数将接近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
“一个提高”是指，工人党员代表比例要在“十七大”的基础上有较大幅度提高，其中省区市工人党员代表所占比例一般要达到本省区市代表总数的10%，中央企业系统（在京）的工人党员代表数要明显增加。
有党建专家表示，增大工人党员的比例与《党章》的相关规定是密切吻合的，“毕竟中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个群体应该是其最大的群众基础”。
而强调要“有适当数量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工人”，则被上述专家解读为：“针对了现在所存在的现实情况而制定的。”
目前，民营企业是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主力军”，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其中党员占了相当比例。除此之外，随着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发展壮大，在这些同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就业的人口比例也在增加。
人事变动传递信号
“十八大”的重头戏是高层领导换届。不过在“十八大”之前，地方层面的人事布局早已全面展开。全国16省区党政一把手变动，共有78位省部级高官履新，涉及各大机关部委的首长。
从目前调整的情况来看，干部年轻化趋向进一步凸显。除少数地方外，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党政一把手绝大多数为“50后”官员，“60后”则逐渐崭露头角。
事实上，随着年龄的更替，近年来中央已经作出几轮人事调整。“40后”官员已经逐步退出各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岗位。
截至目前，在任的“40后”省委书记只有1948年出生的江西省委书记苏荣、1947年出生的甘肃省委书记陆浩、1947年出生的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1946年出生的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以及4个直辖市市委书记，后者均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此外，干部交流的趋势也很明显。
“在此轮省部级官员调整中，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交流都十分明显，对于交流制度的落实以及多层面交流的体现也十分彻底。”杨建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对于新近一轮的地方人事调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这次的人事变动呈现三大特点，其中最根本的还是年龄。
一般来说，部级以下的领导都是65岁以下，部级以上可以适当放宽。对于省委书记来说，在“十八大”以后年龄不能超过65岁。
竹立家认为，人事调整还得考虑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未来十年，中国将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因此对公共政策、社会趋势比较熟悉的会有优势。
“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多发阶段，贫富差距加大，腐败现象突出，懂得社会治理将是必须。具体说来，法律、管理、经济等文科背景将会越来越被看重，这和以前重理工科背景有所差别。”竹立家说。
对此，中央党校教授、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另有一番理解。他认为，各省党委的换届安排，将体现中央有关“五湖四海”思想的最新设计。
他指出，由于中国未来十年将面临新形势，“五湖四海”选人用人思想，将突破简单的地域概念，凸显在本次换届跨越中央、地方、行业及高校之间的“3D版”深层人事安排，最终达到主要领导干部具有“多项全能”经验、素质的目标。
摘自《法治周末》2011.11.8
回顾
1953年，中央《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基层选举委员会提到选举大会上的代表候选人名额，一般应与当选代表人数相等。这种等额选举制度，突出的特点是“上边提名单，下边画圈圈”，选民并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选举法，其中将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被视为一大亮点。
1990年，《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发布，随后，《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通过，规定就党的地方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而言，部分党内职务要实行差额选举，将差额选举引入党内选举。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3年后，在中共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进行预选，预选采用差额选举办法，差额比例在8%以上。
“十八大”这个被中共党内及中国社会已经议论很久的话题，从此将逐渐走向中国舆论的中心位置。
它对中国各级政府的工作，包括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微妙影响都将逐渐显现；甚至对当今世界来说，它的准备、召开和成果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动向之一。而代表的选举是它要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差额选举比例日渐扩大
2011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对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通知》中明确提出：“选举产生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差额选举的比例应多于15%。”
对照“十七大”时的相关表述，上一次的相关文件中提出要按照“不少于15%的差额比例”。
这个比例，“十六大”时规定的差额是10%。
有党建专家表示：“从‘不少于’到‘应多于’，表述上略有变化，一方面是强调了扩大党内民主的努力，同时也体现出执政党在自身改革时的谨慎。”
“差额选举是民主的主要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意的更加尊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差额选举党代表，差额比例由10%扩大到15%，杨建顺教授对这一变化赞不绝口：“党代表选举开始有了竞争，党员们也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普通党员比例近三分之一
中组部负责人表示，本次“十八大”代表名额为2270名，由全国40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这两个数据，均较“十七大”有所增加。
资料显示，自中共“十二大”以来，历届党代会代表数量均呈逐年递增趋势。
“十七大”的代表人数是2220人，是从全国38个选举单位的7000多万名党员中选出来的，比上一届大会的代表人数多了100人。
虽然基层代表的数量在增加，官员仍占了代表的绝大部分。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过去的代表比例结构，领导干部占70%至80%，很容易使“党员代表大会”变成“党员领导干部代表大会”，或各方面各部门领导干部的工作会议，“那样的构成有违‘党员代表大会’的本意”。
2011年11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表示，“十八大”代表选举在结构比例上要做到“两增两减”“一个提高”。
“两增两减”是指，省区市和中央企业系统（在京）代表中，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所占比例从“十七大”时的一般不少于30%，分别增加到一般不少于32%；党员领导干部所占比例从“十七大”时的一般不超过70%，分别减少为一般不超过68%。据此，普通党员人数将接近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
“一个提高”是指，工人党员代表比例要在“十七大”的基础上有较大幅度提高，其中省区市工人党员代表所占比例一般要达到本省区市代表总数的10%，中央企业系统（在京）的工人党员代表数要明显增加。
有党建专家表示，增大工人党员的比例与《党章》的相关规定是密切吻合的，“毕竟中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个群体应该是其最大的群众基础”。
而强调要“有适当数量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工人”，则被上述专家解读为：“针对了现在所存在的现实情况而制定的。”
目前，民营企业是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主力军”，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其中党员占了相当比例。除此之外，随着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发展壮大，在这些同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就业的人口比例也在增加。
人事变动传递信号
“十八大”的重头戏是高层领导换届。不过在“十八大”之前，地方层面的人事布局早已全面展开。全国16省区党政一把手变动，共有78位省部级高官履新，涉及各大机关部委的首长。
从目前调整的情况来看，干部年轻化趋向进一步凸显。除少数地方外，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党政一把手绝大多数为“50后”官员，“60后”则逐渐崭露头角。
事实上，随着年龄的更替，近年来中央已经作出几轮人事调整。“40后”官员已经逐步退出各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岗位。
截至目前，在任的“40后”省委书记只有1948年出生的江西省委书记苏荣、1947年出生的甘肃省委书记陆浩、1947年出生的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1946年出生的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以及4个直辖市市委书记，后者均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此外，干部交流的趋势也很明显。
“在此轮省部级官员调整中，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交流都十分明显，对于交流制度的落实以及多层面交流的体现也十分彻底。”杨建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对于新近一轮的地方人事调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这次的人事变动呈现三大特点，其中最根本的还是年龄。
一般来说，部级以下的领导都是65岁以下，部级以上可以适当放宽。对于省委书记来说，在“十八大”以后年龄不能超过65岁。
竹立家认为，人事调整还得考虑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未来十年，中国将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因此对公共政策、社会趋势比较熟悉的会有优势。
“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多发阶段，贫富差距加大，腐败现象突出，懂得社会治理将是必须。具体说来，法律、管理、经济等文科背景将会越来越被看重，这和以前重理工科背景有所差别。”竹立家说。
对此，中央党校教授、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另有一番理解。他认为，各省党委的换届安排，将体现中央有关“五湖四海”思想的最新设计。
他指出，由于中国未来十年将面临新形势，“五湖四海”选人用人思想，将突破简单的地域概念，凸显在本次换届跨越中央、地方、行业及高校之间的“3D版”深层人事安排，最终达到主要领导干部具有“多项全能”经验、素质的目标。
摘自《法治周末》2011.11.8
回顾
1953年，中央《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基层选举委员会提到选举大会上的代表候选人名额，一般应与当选代表人数相等。这种等额选举制度，突出的特点是“上边提名单，下边画圈圈”，选民并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选举法，其中将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被视为一大亮点。
1990年，《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发布，随后，《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通过，规定就党的地方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而言，部分党内职务要实行差额选举，将差额选举引入党内选举。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3年后，在中共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进行预选，预选采用差额选举办法，差额比例在8%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