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唐代科举取士制度是在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等内部因素与各个国家、民族之间彼此互通有无，礼尚往来，汇聚、融合思想，交流、交锋文明等外部因素的广袤背景下，继承隋朝擢官拔吏制度的优良传统，汲取前代举贤任能机制的弥贵精华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完善，并日臻成熟的一种独具大唐帝国思想内涵与文化特色的遴选人才制度。毋庸置疑，这项制度对唐朝文人士大夫们的理想、心理、生活、人生、文学创作尤其诗赋创作都产生了内在影响。
关键词：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唐人诗赋创作；内在影响
唐代科举取士制度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与其说是一项考察制度，倒不如说是一种遴选文化。这项考察制度，或者称为这种遴选文化，不仅给予莘莘寒门庶族士子们鲤鱼跃龙门、出世入仕的机会，而且作为一种符号标志表征着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因此，不得不承认，唐代科举取士制度与唐人诗赋创作可谓是息息相关。
一、读书习业与投文干谒之时诗赋创作蔚为大观
唐朝科举考试有明经科与进士科之分。明经科主要测试儒家经典，基本是凭借硬背死记的功夫，即帖经。每年录取近百人，考试环节也很简单，相对进士科来讲比较容易考中；而进士科虽也有帖经，但以测查诗词歌赋，政治见解为主，综合考量应试者治国理家的潜力和深层次挖掘题目内涵与真谛的能力，并且要在文章中提良谏，献妙策，还要关注文章措辞规范以及重视文笔优美。考试过程也相对较麻烦，先要经过童试（县试、府试、院试），然后经过乡试（秋闱），再经过会试（春闱），最后才是殿试。只有在殿试中举后，才能被称为“进士”。每年应举者少则八九百人，多则一两千人，而其中最终能进士及第被录用者不过十数人，录取比例仅百分之一二，与明经科相比有较高难度。所以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由此，不难想象进士科考试之艰难。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有言：“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1]作为唐代科举考试进士科的重要测查科目，练诗攻赋理所当然成为学子文士们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加之，当时士人们普遍认为进士及第要比明经中举地位高很多。因此，一批又一批学人举子们前赴后继、承前启后，从识字开始就把大量心血与精力倾注到制诗作赋方面。无论是少年时期的读书习业还是之后的乡举里选以及青年时代的投文干谒，科举取士制度作为最普遍、最直接的动力刺激举子文人们诗赋创作蔚然成风，兴盛空前。
众所周知，名士顾况凭着白居易投献的诗作《赋得古原草送别》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语，立刻认定眼前这个寂寂无闻的少年“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2]，从而竭力为香山居士延誉，终使白乐天声名大噪；项斯以诗卷投赠杨敬之，杨甚雅爱之，曾给项斯赠诗赞誉道“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项斯由此诗名鹊起，次年即登高第；[3]而赏爱杜樊川的吴武陵，居然在知贡举崔郾的践行宴会上，持《阿房宫赋》直言不讳的向其索要状元，只因人选已拟，不得已而接受“第五名”的许诺。除此之外，还有朱庆余的那首《近试上张水部》也是他投谒当时位居水部郎中张籍的行卷之作。凡此事例种种，不一而足，无非证明一点：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对诗赋创作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蟾宫折桂与名落孙山之际诗赋创作风生水起
唐朝颇负盛名的诗人，文豪，学者们青壮年时期也都曾经历过进士科考试，并最终金榜题名。加之，这些诗坛文林大家巨擘本身具有很高的文艺涵养，并且身体力行创作诗赋，一时间，诗赋创作如日中天，蒸蒸日上。
王江宁，岑嘉州，韩昌黎，柳柳州等皆诗赋创作巨匠，这些人在进士及第后，大量创作诗赋。盛唐著名诗人王昌龄，诗歌创作以边塞诗最著，有“诗家夫子王江宁”美名。以七绝笑傲，后人誉为“七绝圣手”。后世“韩柳齐芳”的韩愈柳宗元不仅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先驱，亦是诗赋创作巨匠大椽。韩昌黎的《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赋》皆赋中可圈可点之作，还有韩昌黎进士殿试卷《明水赋》也不失佳品。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文均成就斐然，一时难分轩轾的柳柳州进士及第后，历经长达十四载贬谪生涯。诗歌成就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赋作诸如《囚山赋》、《瓶赋》、《牛赋》等等也咀华含英，耐人寻味。
唐代进士科试赋登状元第者，目前有名可稽考者10人，他们分别是先天二年（公元714年）常无名《出师赋》，先天二年（公元714年）李昂《旗赋》，大历12年（公元777年）黎逢《通天台赋》，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尹枢《珠还合浦赋》，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李程《日五色赋》，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李固言《人镜赋》，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卢储《大羹赋》，大和元年（公元827年）李郃《观民风赋》，咸通四年（公元863年）韩兖《被兖以象天赋》，乾宁四年（公元897年）杨赞图《未名求衣赋》。[4]
唐朝每次举行科举考试都会有很多举子去应试，但是最终录取人数与实际参加人数比例悬殊，造成众多文士们名落孙山，有的甚至屡挫屡战，很可悲的是终就面临名落孙山，屡试不第的厄运。因此，很多落第诗赋应时而生。在众多落第诗赋中最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非张继那首千古传诵不衰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正是诞生于张继落榜之后，泊舟孤寂江面，辗转难寐，心情极度苦闷、压抑，怅然若失，迷惘彷徨之际感慨仕途多舛，哀叹生不逢时之作。[5]除此以外，钱起的《长安落第》：“花繁柳暗九门深，对饮悲歌泪满襟。数日莺花皆落羽，一回春至一伤心。”诗中“花繁柳暗”写出春光的明媚丽艳，作者却“对饮悲歌”、“泪满襟”；“莺花皆落羽”是相当的令人伤感。最后一句“一回春至一伤心”写尽了诗人的沮丧、失意和凄凉，这也是众多落第士人内心真实的写照。还有那“九陌初晴处处春，不能回避看花尘。由来得丧非吾事，本是钓鱼船上人。”（赵嘏的《落第》），“柳桂九衢丝，花飘万家雪。如何憔悴人，对此芳菲节。”（武元衡的《寒食下第》），“惆帐兴亡系绮罗，世人犹自选青蛾。越王解破夫差国，一个西施已是多。”（卢注的《西施》）。他们伤春悲秋，“曾和秋雨驱愁入，却向春风领恨回”。（李山甫的《下第出春明门》），字里行间里渗透着说不尽的“伤”。 总而言之，在蟾宫折桂与名落孙山这样两种截然相反背景下造就的诗赋作品，以作者们主观化、情绪化、个性化的思想表达与情感抒发，不仅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期士子的种种心态，而且为我们深入了解唐代社会开辟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
三、后世学人关于科举取士制度对诗赋创作内在影响的讨论
就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对诗赋创作的内在影响而言，后世学者进行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探讨与争论，总结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可以称为“赞成派”，认为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对诗赋创作的内在影响是有利的；另一派可以称为“反对派”，认为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对诗赋创作的内在影响并非是有利的，甚至还可能是是促退的。
“赞成派”认为：“唐代士人通过科举入仕，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切磋诗赋创作，崇拜文学明星，蔚然成风，人们普遍将诗赋技能作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文明化程度。”[6]“科举为士人的竞争提供了机会形式平等的竞技场（平台），诗赋考试的实行则为这种竞技比赛增加了新的游戏规则，这一创设虽然使竞技增加了难度，但亦增加了公正性与智能性，它既可以考出举子的智商，又能考出情商，从考试检测角度有其优越性。”[7]此外，刘虹先生在其《科举学的文学视角》一文中也进行了阐述：“一方面唐代科举考试诗赋是唐代诗赋繁荣的结果，唐诗的发展催促以诗赋取士的兴盛，而另一方面以诗赋取士，诗歌便成为仕进的一块敲门砖，士子唯在善于此道才有希望跻身仕进之门，这就必然促进士子将心血用于诗歌的创作，并形成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又反过来促进唐诗更加繁荣，换句话说，唐诗的繁荣与科举考试是互为表里的。”[8]
“反对派”提出：“以甲赋、律赋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来考察，唐代科举考试对文学基本上是‘促退的’，如果有促进作用的话，那是因为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这种特殊风尚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9]“唐代进士科的考试诗赋，还对文学的发展起过一定消极的作用。”[10]除此之外，郑临川先生在述评其著作《闻一多论古典文学》一书中提出：“闻一多指出：‘唐人把整个精力消耗在作诗上面，影响后代知识分子除了写诗外百无一能，他们自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不过他们当时那样作，也是社会背景造成的，因为诗的教育被政府大力提倡，知识分子要想由进士及第登上仕途，必要的起码条件是能作诗，作诗几乎成了唯一的生活出路，你怎能责怪他们那样拼命写诗呢？可是，国家的政治却因此倒了大霉！’”[11]更有学者，甚至指出进士诗赋制度对于唐代最终走向灭亡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唐人以进士为宰相之极选，以诗赋为致治之本原，驯至国亡，而犹不悟，聋虫瞎马，并为一谈，史官无识，奉为定论。”[12]
然而笔者确认为不能笼统地定性科举取士制度对诗赋创作内在影响是有利还是生弊，是利多弊少还是弊多利少。诗赋作为科举取士制度进士科一项重要考试科目，仅是一种遴拔人才，选聘官吏制度的工具，凭借，在科举考试制度约束下，自然要适应机制和符合阅卷标准，进而保证程式化的规定得以贯彻实施，系统化的章程得以顺畅运行。作为一种融合进考试的制度存在，诗赋创作有利亦有弊。毕竟制度本身存在利弊纷争，但是纯粹探讨诗赋创作与科举取士制度两者的关系，则无利弊纷争。两者可谓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因此，单纯地认为科举制度下的诗赋创作对文学、文化、社会、思想等起到繁荣或倒退作用也就不甚准确。笔者在此认为，这里我们讨论科举取士制度与诗赋创作的关系时，不妨借鉴祝尚书先生在《论科举与文学关系的层级结构--以宋代科举为例》一文中的看法：“把科举制度分为两大层级，分别讨论它们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或‘促进’或‘促退’，从不同的方向考察与观照，从而得出各自应有的结论，不能混一以立说。”[13]
总而言之，唐朝是我国诗赋创作最旺盛的时期，是我国诗赋创作大发展、大繁荣时期，诸多名篇佳作问世，综合考量，这些不朽篇章的传世，可以说与唐人读书习业与投文干谒，蟾宫折桂与名落孙山阶段的创作时间、空间、条件、心态、处境与背景等密不可分。科举取士制度对唐人诗赋创作具有潜在影响，我们通过诗赋创作之尺来考量唐代科举制度进而审度唐代文学与古代历史文化，我们借用唐代科举制度之鉴来反观诗赋创作来把握唐人文化氛围进而统观唐代社会与古代思想文明。
参考文献：
[1][宋]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2][五代]王定保《唐摭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4]王士祥：《唐代状元赋的文体意义》，《中州学刊》[J]，2011年第4期.
[5]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
[6]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7]刘虹：《科举学的文学视角》，《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J]，2005年第1期.
[8]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9]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10]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
[11]李慈铭《旧唐书札记》，张舜徽主编《二十五史三编》第7分册《唐书之属》，湖南：岳麓书社，1995年.
[12]祝尚书：《论科举与文学关系的层级结构--以宋代科举为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0年第1期.
[13][清]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14]马茂元、赵昌平《唐诗三百首新编》[M]，湖南：岳麓书社，1985年.
注 释：
[1][宋]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
[2][五代]王定保《唐摭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卷七，第81页.
[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卷一六〇，《杨凭传》附传，第4045页.
[4]王士祥：《唐代状元赋的文体意义》，《中州学刊》[J]，2011年第4期.
[5]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638页.
[6]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55页.
[7]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64页.
[8]刘虹：《科举学的文学视角》，《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J]，2005年第1期.
[9]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8页.
[10]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08页.
[11]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第83页.
[12]张舜徽：《二十五史三编》[M]，湖南：岳麓书社，1995年，第176页.
[13]祝尚书：《论科举与文学关系的层级结构--以宋代科举为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0年第1期.
关键词：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唐人诗赋创作；内在影响
唐代科举取士制度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与其说是一项考察制度，倒不如说是一种遴选文化。这项考察制度，或者称为这种遴选文化，不仅给予莘莘寒门庶族士子们鲤鱼跃龙门、出世入仕的机会，而且作为一种符号标志表征着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因此，不得不承认，唐代科举取士制度与唐人诗赋创作可谓是息息相关。
一、读书习业与投文干谒之时诗赋创作蔚为大观
唐朝科举考试有明经科与进士科之分。明经科主要测试儒家经典，基本是凭借硬背死记的功夫，即帖经。每年录取近百人，考试环节也很简单，相对进士科来讲比较容易考中；而进士科虽也有帖经，但以测查诗词歌赋，政治见解为主，综合考量应试者治国理家的潜力和深层次挖掘题目内涵与真谛的能力，并且要在文章中提良谏，献妙策，还要关注文章措辞规范以及重视文笔优美。考试过程也相对较麻烦，先要经过童试（县试、府试、院试），然后经过乡试（秋闱），再经过会试（春闱），最后才是殿试。只有在殿试中举后，才能被称为“进士”。每年应举者少则八九百人，多则一两千人，而其中最终能进士及第被录用者不过十数人，录取比例仅百分之一二，与明经科相比有较高难度。所以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由此，不难想象进士科考试之艰难。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有言：“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1]作为唐代科举考试进士科的重要测查科目，练诗攻赋理所当然成为学子文士们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加之，当时士人们普遍认为进士及第要比明经中举地位高很多。因此，一批又一批学人举子们前赴后继、承前启后，从识字开始就把大量心血与精力倾注到制诗作赋方面。无论是少年时期的读书习业还是之后的乡举里选以及青年时代的投文干谒，科举取士制度作为最普遍、最直接的动力刺激举子文人们诗赋创作蔚然成风，兴盛空前。
众所周知，名士顾况凭着白居易投献的诗作《赋得古原草送别》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语，立刻认定眼前这个寂寂无闻的少年“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2]，从而竭力为香山居士延誉，终使白乐天声名大噪；项斯以诗卷投赠杨敬之，杨甚雅爱之，曾给项斯赠诗赞誉道“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项斯由此诗名鹊起，次年即登高第；[3]而赏爱杜樊川的吴武陵，居然在知贡举崔郾的践行宴会上，持《阿房宫赋》直言不讳的向其索要状元，只因人选已拟，不得已而接受“第五名”的许诺。除此之外，还有朱庆余的那首《近试上张水部》也是他投谒当时位居水部郎中张籍的行卷之作。凡此事例种种，不一而足，无非证明一点：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对诗赋创作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蟾宫折桂与名落孙山之际诗赋创作风生水起
唐朝颇负盛名的诗人，文豪，学者们青壮年时期也都曾经历过进士科考试，并最终金榜题名。加之，这些诗坛文林大家巨擘本身具有很高的文艺涵养，并且身体力行创作诗赋，一时间，诗赋创作如日中天，蒸蒸日上。
王江宁，岑嘉州，韩昌黎，柳柳州等皆诗赋创作巨匠，这些人在进士及第后，大量创作诗赋。盛唐著名诗人王昌龄，诗歌创作以边塞诗最著，有“诗家夫子王江宁”美名。以七绝笑傲，后人誉为“七绝圣手”。后世“韩柳齐芳”的韩愈柳宗元不仅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先驱，亦是诗赋创作巨匠大椽。韩昌黎的《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赋》皆赋中可圈可点之作，还有韩昌黎进士殿试卷《明水赋》也不失佳品。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文均成就斐然，一时难分轩轾的柳柳州进士及第后，历经长达十四载贬谪生涯。诗歌成就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赋作诸如《囚山赋》、《瓶赋》、《牛赋》等等也咀华含英，耐人寻味。
唐代进士科试赋登状元第者，目前有名可稽考者10人，他们分别是先天二年（公元714年）常无名《出师赋》，先天二年（公元714年）李昂《旗赋》，大历12年（公元777年）黎逢《通天台赋》，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尹枢《珠还合浦赋》，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李程《日五色赋》，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李固言《人镜赋》，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卢储《大羹赋》，大和元年（公元827年）李郃《观民风赋》，咸通四年（公元863年）韩兖《被兖以象天赋》，乾宁四年（公元897年）杨赞图《未名求衣赋》。[4]
唐朝每次举行科举考试都会有很多举子去应试，但是最终录取人数与实际参加人数比例悬殊，造成众多文士们名落孙山，有的甚至屡挫屡战，很可悲的是终就面临名落孙山，屡试不第的厄运。因此，很多落第诗赋应时而生。在众多落第诗赋中最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非张继那首千古传诵不衰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正是诞生于张继落榜之后，泊舟孤寂江面，辗转难寐，心情极度苦闷、压抑，怅然若失，迷惘彷徨之际感慨仕途多舛，哀叹生不逢时之作。[5]除此以外，钱起的《长安落第》：“花繁柳暗九门深，对饮悲歌泪满襟。数日莺花皆落羽，一回春至一伤心。”诗中“花繁柳暗”写出春光的明媚丽艳，作者却“对饮悲歌”、“泪满襟”；“莺花皆落羽”是相当的令人伤感。最后一句“一回春至一伤心”写尽了诗人的沮丧、失意和凄凉，这也是众多落第士人内心真实的写照。还有那“九陌初晴处处春，不能回避看花尘。由来得丧非吾事，本是钓鱼船上人。”（赵嘏的《落第》），“柳桂九衢丝，花飘万家雪。如何憔悴人，对此芳菲节。”（武元衡的《寒食下第》），“惆帐兴亡系绮罗，世人犹自选青蛾。越王解破夫差国，一个西施已是多。”（卢注的《西施》）。他们伤春悲秋，“曾和秋雨驱愁入，却向春风领恨回”。（李山甫的《下第出春明门》），字里行间里渗透着说不尽的“伤”。 总而言之，在蟾宫折桂与名落孙山这样两种截然相反背景下造就的诗赋作品，以作者们主观化、情绪化、个性化的思想表达与情感抒发，不仅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期士子的种种心态，而且为我们深入了解唐代社会开辟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
三、后世学人关于科举取士制度对诗赋创作内在影响的讨论
就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对诗赋创作的内在影响而言，后世学者进行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探讨与争论，总结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可以称为“赞成派”，认为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对诗赋创作的内在影响是有利的；另一派可以称为“反对派”，认为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对诗赋创作的内在影响并非是有利的，甚至还可能是是促退的。
“赞成派”认为：“唐代士人通过科举入仕，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切磋诗赋创作，崇拜文学明星，蔚然成风，人们普遍将诗赋技能作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文明化程度。”[6]“科举为士人的竞争提供了机会形式平等的竞技场（平台），诗赋考试的实行则为这种竞技比赛增加了新的游戏规则，这一创设虽然使竞技增加了难度，但亦增加了公正性与智能性，它既可以考出举子的智商，又能考出情商，从考试检测角度有其优越性。”[7]此外，刘虹先生在其《科举学的文学视角》一文中也进行了阐述：“一方面唐代科举考试诗赋是唐代诗赋繁荣的结果，唐诗的发展催促以诗赋取士的兴盛，而另一方面以诗赋取士，诗歌便成为仕进的一块敲门砖，士子唯在善于此道才有希望跻身仕进之门，这就必然促进士子将心血用于诗歌的创作，并形成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又反过来促进唐诗更加繁荣，换句话说，唐诗的繁荣与科举考试是互为表里的。”[8]
“反对派”提出：“以甲赋、律赋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来考察，唐代科举考试对文学基本上是‘促退的’，如果有促进作用的话，那是因为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这种特殊风尚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9]“唐代进士科的考试诗赋，还对文学的发展起过一定消极的作用。”[10]除此之外，郑临川先生在述评其著作《闻一多论古典文学》一书中提出：“闻一多指出：‘唐人把整个精力消耗在作诗上面，影响后代知识分子除了写诗外百无一能，他们自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不过他们当时那样作，也是社会背景造成的，因为诗的教育被政府大力提倡，知识分子要想由进士及第登上仕途，必要的起码条件是能作诗，作诗几乎成了唯一的生活出路，你怎能责怪他们那样拼命写诗呢？可是，国家的政治却因此倒了大霉！’”[11]更有学者，甚至指出进士诗赋制度对于唐代最终走向灭亡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唐人以进士为宰相之极选，以诗赋为致治之本原，驯至国亡，而犹不悟，聋虫瞎马，并为一谈，史官无识，奉为定论。”[12]
然而笔者确认为不能笼统地定性科举取士制度对诗赋创作内在影响是有利还是生弊，是利多弊少还是弊多利少。诗赋作为科举取士制度进士科一项重要考试科目，仅是一种遴拔人才，选聘官吏制度的工具，凭借，在科举考试制度约束下，自然要适应机制和符合阅卷标准，进而保证程式化的规定得以贯彻实施，系统化的章程得以顺畅运行。作为一种融合进考试的制度存在，诗赋创作有利亦有弊。毕竟制度本身存在利弊纷争，但是纯粹探讨诗赋创作与科举取士制度两者的关系，则无利弊纷争。两者可谓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因此，单纯地认为科举制度下的诗赋创作对文学、文化、社会、思想等起到繁荣或倒退作用也就不甚准确。笔者在此认为，这里我们讨论科举取士制度与诗赋创作的关系时，不妨借鉴祝尚书先生在《论科举与文学关系的层级结构--以宋代科举为例》一文中的看法：“把科举制度分为两大层级，分别讨论它们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或‘促进’或‘促退’，从不同的方向考察与观照，从而得出各自应有的结论，不能混一以立说。”[13]
总而言之，唐朝是我国诗赋创作最旺盛的时期，是我国诗赋创作大发展、大繁荣时期，诸多名篇佳作问世，综合考量，这些不朽篇章的传世，可以说与唐人读书习业与投文干谒，蟾宫折桂与名落孙山阶段的创作时间、空间、条件、心态、处境与背景等密不可分。科举取士制度对唐人诗赋创作具有潜在影响，我们通过诗赋创作之尺来考量唐代科举制度进而审度唐代文学与古代历史文化，我们借用唐代科举制度之鉴来反观诗赋创作来把握唐人文化氛围进而统观唐代社会与古代思想文明。
参考文献：
[1][宋]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2][五代]王定保《唐摭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4]王士祥：《唐代状元赋的文体意义》，《中州学刊》[J]，2011年第4期.
[5]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
[6]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7]刘虹：《科举学的文学视角》，《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J]，2005年第1期.
[8]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9]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10]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
[11]李慈铭《旧唐书札记》，张舜徽主编《二十五史三编》第7分册《唐书之属》，湖南：岳麓书社，1995年.
[12]祝尚书：《论科举与文学关系的层级结构--以宋代科举为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0年第1期.
[13][清]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14]马茂元、赵昌平《唐诗三百首新编》[M]，湖南：岳麓书社，1985年.
注 释：
[1][宋]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
[2][五代]王定保《唐摭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卷七，第81页.
[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卷一六〇，《杨凭传》附传，第4045页.
[4]王士祥：《唐代状元赋的文体意义》，《中州学刊》[J]，2011年第4期.
[5]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638页.
[6]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55页.
[7]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64页.
[8]刘虹：《科举学的文学视角》，《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J]，2005年第1期.
[9]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8页.
[10]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08页.
[11]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第83页.
[12]张舜徽：《二十五史三编》[M]，湖南：岳麓书社，1995年，第176页.
[13]祝尚书：《论科举与文学关系的层级结构--以宋代科举为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