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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建筑文化是世界公认的四个最古老的文化发源地中唯一绵延不断发展至今的一支特立独行的体系。但专门记述建筑的专著却寥寥无几，流传下来的较完整的只有：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周礼·东官·考工记》、颁行于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的《营造法式》（崇宁本）和清雍正十二年（1734）由工部颁布的《工程作法则例》等三部官方文献。宋以前的古建筑保存下来的为数极少，故《营造法式》填补了这个阶段的空白，因而在研究我国建筑历史发展中最为重要。但至近现代，“西风东渐”，传统建筑日渐衰微，这部文献亦湮没已久，鲜为人知。
纪实
1919年，朱启钤先生意外地在江南图书馆获见嘉惠堂丁氏影宋本《营造法式》，随即缩小影印，次年又由商务印书馆按原大本影印，是为石印大本，被称作“丁本”《营造法式》。
但“丁本”系辗转传抄绍兴本《营造法式》三次以上，错漏之处甚多，影绘原图更为粗陋，而崇宁本失传已久。因此，朱启钤在“丁本”序言中提出，邀请同好者在这一版本之外旁求博采，补所未备，参互考证，从而将此“一线绝学”发扬光大。
随后，朱启钤挚友陶湘应邀以丁本与《四库全书》文渊、文溯、文津各本进行校勘，并参考了民间各类《营造法式》抄本与引述过《营造法式》的书文，参校者还有傅增湘、罗振玉、祝书元、郭世五、阚铎、吴昌绶、吕铸、章钰、陶珙、陶洙、陶祖毅等众多当时顶级名家。而“丁本”的发现人朱启钤此时并未参与“陶本”的校勘出版工作。1925年，陶本《营造法式》以宋残叶版式和大小刻版印行。
藏书家出身的陶湘对书籍的印制装订十分讲究，经他之手休整过的古籍有“陶装”的美誉，傅增湘曾称赞“陶装”说：“被以磁青之笺、袭以靛布之函，包角用宣州之绫，钉册用双丝之线，务为整齐华焕，新若未触。有时装订之钱过于求购之费，而毫不知吝，故持书入市，一望而识‘陶装’者。”陶本《营造法式》也沿袭了“陶装”书籍的优点，此轮校勘之后，陶本不仅在内容上校勘考订得尽可能准确完备，而且在版式印制等方面也非常精致考究，较以前之所有古本更为完善，尤其在彩色套印方面则为前所罕见之创举，在中国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但陶本仍有不足。陶本印行后，陶湘在故宫图书馆鉴定殿本书时又在故宫殿本《营造法式》中发现有更丰满于“陶本”的内容：第四卷“造之制有五”中的“五曰慢或谓之肾拱施之于泥道，瓜子之上，其长九十二分，每头以四瓣卷杀，每瓣长三分，骑伏及至角，则用足材”共46字，是以往从未发现过的。至此，《营造法式》之文字考订才算完备。
此时，印行的“陶本”《营造法式》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建筑家及汉学家的极大重视。英国建筑家叶慈博士、日本建筑家关野贞博士与学生竹岛卓一等学者纷纷发表研究《营造法式》的论文，并寄赠陶湘。
但陶湘当时正致力于故宫殿本书的编订整理，无暇顾及国际间的文学交流，于是有关《营造法式》的论文及信件都转给了朱启钤。因此，在1929年朱启钤与陶湘、孟锡钰等三人倡议成立“营造学社”后，决定由朱任社长，并提议发行《营造学社汇刊》，1930年2月，“营造学社”正式定名为“中国营造学社”。
为支持研究，营造学社申请了中美及中英庚款中华文化基金会的经费。但这一基金要求研究单位必须有受过系统现代的专门人才，1931年秋，留学归国的梁思成、刘敦桢等人相继参加学社工作。
陶湘虽为学社发起人，但其1926年到1933年7年间忙于故宫图书馆藏殿本书的鉴定和编目，1934年又迁居上海，所以对学社工作很少参加，陶氏族内主要由陶湘之弟陶洙及堂女婿刘南策参加学社工作。
辩伪
“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社会人士与中央领导对传统历史文化的整理研究也日益重视，但直到1980年代初，有不少刊物在报道时将“陶本”与“丁本”混淆不清，伪讹甚多。如中国书店（负责人白马建农）在重印陶本《营造法式》时误指为朱启钤校印出版；《北京日报》亦把“陶本”宣传成朱启钤校印；中国建筑出版社在出版梁思成先生的《营造法式注释》时，又误将梁先生的《营造法式注释序》的未定稿版本当作定稿发表，进一步将朱启钤误指为“陶本”的主要校勘者；梁先生的妻子林洙编著的《叩开鲁班的大门》中第四节“《营造法式》编修及版本”中，再将朱启钤误指为校勘“陶本”的领导人。
更早之前的1925年，“陶本”《营造法式》刚刚付印发行，正在美国学习建筑学的梁思成就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部，在扉页的题词中，梁启超先生盛赞了《营造法式》的文化价值，但同时却将“陶本”出处误认为是“朱家辛氏校印”。由于此后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学及《营造法式》研究中的极高地位，这一扉页提款被不断复印推广，乃至最近王军所编著的《城记》中又再如此叙述：“……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经朱启钤整理重新出版的北宋将作少监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并在扉页上写道：‘一千年前有如此杰作可谓吾族文化之光宠也，朱家辛氏校印甫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
事实上，诸多误会主要来自朱启钤的《营造法式后序》及“陶本”参校人之一罗振玉的题记。朱氏在《重刊营造法式后序》中表示：“李明仲之营造法式三十六卷已末之春（1919年）曾以影宋钞本付诸石印，庚辛之际远涉欧美，见其一艺一术皆备图案而新旧营建悉有专书，益矍然于明仲此作为营国筑室不易之成规，还国以来收集公私传本重校付梓（下略）。”朱启钤在“远涉欧美”时是1920到1921年两年，而陶湘早在1919年就邀集傅增湘等十一位当时的顶级名家开始校勘，历时7年至1925年完成。如果按照朱氏所言，在他“还国以来（1921年）集公私传本重校付梓”，开始时间就已经晚了3年。这段话语气含糊，使读者误以为是朱氏自己收集了各类传本重新校勘出“陶本”。所以，梁启超先生据此误题记为“朱桂辛校印甫竣增我此本”。
另外，罗振玉在《营造法式》扉页上的题记全文为“紫江朱氏依据影印影抄绍兴本，按崇宁本格式校刻并附大木作制度图样，今释二卷，彩画作制度图样填色二卷，附卷、附录一卷，已未仲春锓木，癸亥季秋影石，乙丑孟夏毕工，上虞罗振玉，书耑并题记（图章）”。
这段话将未指明版本的《营造法式》整理人说成是朱启钤，但寥寥数语却讹误百出：“已未仲春”是1919年，为“丁本”印制的时间，但“丁本”是石印，何需“锓木”（刻板）？“陶本”是木版，才需要“锓木”，但这个时间陶湘刚刚开始收集诸版本校勘，如何又能当即刻板？如果按照罗振玉所述“癸亥（1923年）季秋影石（石印）”，那么“丁本”只能是1923年后出版的，但实际上“丁本”1919年即已刊行，这又一次自相矛盾。罗之题记又云：“乙丑（1925年）孟夏毕工”，这个年代是“陶本”的毕工时间，但具体月份上又不对。身为一个亲身参与了“陶本”校勘的人，却在“题记”中对陶湘的工作一概不提，似乎丁本、陶本皆为朱启钤氏一人所为。
而且，1925年初次付印后梁任公寄给梁思成的“陶本”《营造法式》、陶湘家藏的“陶本”和1933年商务印书馆据“陶本”缩印之的《万有文库》版都没有罗振玉的题记。在营造学社汇刊一卷一期所发表的营造法式印行消息中表示：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表广告印行《营造法式》及缘起中，明确表述为“原为陶氏家刊，民国十四年成书”。
罗振玉在“陶本”上为朱启钤题记的时间当在1930到1931年之间，刊载题记的版本也绝非1925年的“陶本”原版。这个题记不仅未经陶湘、傅增湘等人的认可，也不可能经过商务印书馆的统一，而是背地里加的插页。
朱启钤任社长的营造学社汇刊一卷一期登载了《英叶慈博士论中国建筑》一文，其中提到关于《营造法式》（陶本）之记述时，原文为：With these fragments as a basis ,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original treatise was carried out with infinite car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Mr.Tao Hsiaug and at the initiative of Mr.Chu ch i-chien. 这段叙述本应译为：“在这些残页（指傅增湘在故宫内阁大库中发现的崇宁本《营造法式》残页）的基础上，在陶湘先生的无限关心和监督下重新校勘了原书，而起源于朱启钤发现的（丁本）”。这一段原文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但汇刊上刊载的译文却将这一段改为“此事系由朱启钤总其成，陶湘君司其事”。
陶湘在其文《识语》中对校勘过程、参校与参与者的具体分工负责诸事都记述甚详，但并未记述朱启钤曾参与对“陶本”之校勘出版。朱启钤之“后序”中，亦无具体记述。而从朱启钤的《前序》和陶湘的《识语》等资料看：实际上朱启钤对“丁本”也根本没有校勘过，发现之后立即“商之震岩省长，缩付石印，以广其传世”。既没有校勘的事实为据，又无“总其成”的具体事实可以申明，却因为对外国学者错误译文与罗振玉在再版的“陶本”《营造法式》中谬误甚多的题记使得国人对该事件懵懵懂懂，以讹传讹，反倒不如友邦学者叶慈、竹岛卓一等清楚。
当然，辨明真伪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对《营造法式》这部古籍的性质、在当时的作用和在今天的价值所在，以及应如何继承发展等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以便利于为当代需要使用。这是远远重于朱启钤个人真伪的大事，故必需正本清源！
（作者系前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建筑师、
建设部顾问，为梁思成弟子、陶湘之孙）
纪实
1919年，朱启钤先生意外地在江南图书馆获见嘉惠堂丁氏影宋本《营造法式》，随即缩小影印，次年又由商务印书馆按原大本影印，是为石印大本，被称作“丁本”《营造法式》。
但“丁本”系辗转传抄绍兴本《营造法式》三次以上，错漏之处甚多，影绘原图更为粗陋，而崇宁本失传已久。因此，朱启钤在“丁本”序言中提出，邀请同好者在这一版本之外旁求博采，补所未备，参互考证，从而将此“一线绝学”发扬光大。
随后，朱启钤挚友陶湘应邀以丁本与《四库全书》文渊、文溯、文津各本进行校勘，并参考了民间各类《营造法式》抄本与引述过《营造法式》的书文，参校者还有傅增湘、罗振玉、祝书元、郭世五、阚铎、吴昌绶、吕铸、章钰、陶珙、陶洙、陶祖毅等众多当时顶级名家。而“丁本”的发现人朱启钤此时并未参与“陶本”的校勘出版工作。1925年，陶本《营造法式》以宋残叶版式和大小刻版印行。
藏书家出身的陶湘对书籍的印制装订十分讲究，经他之手休整过的古籍有“陶装”的美誉，傅增湘曾称赞“陶装”说：“被以磁青之笺、袭以靛布之函，包角用宣州之绫，钉册用双丝之线，务为整齐华焕，新若未触。有时装订之钱过于求购之费，而毫不知吝，故持书入市，一望而识‘陶装’者。”陶本《营造法式》也沿袭了“陶装”书籍的优点，此轮校勘之后，陶本不仅在内容上校勘考订得尽可能准确完备，而且在版式印制等方面也非常精致考究，较以前之所有古本更为完善，尤其在彩色套印方面则为前所罕见之创举，在中国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但陶本仍有不足。陶本印行后，陶湘在故宫图书馆鉴定殿本书时又在故宫殿本《营造法式》中发现有更丰满于“陶本”的内容：第四卷“造之制有五”中的“五曰慢或谓之肾拱施之于泥道，瓜子之上，其长九十二分，每头以四瓣卷杀，每瓣长三分，骑伏及至角，则用足材”共46字，是以往从未发现过的。至此，《营造法式》之文字考订才算完备。
此时，印行的“陶本”《营造法式》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建筑家及汉学家的极大重视。英国建筑家叶慈博士、日本建筑家关野贞博士与学生竹岛卓一等学者纷纷发表研究《营造法式》的论文，并寄赠陶湘。
但陶湘当时正致力于故宫殿本书的编订整理，无暇顾及国际间的文学交流，于是有关《营造法式》的论文及信件都转给了朱启钤。因此，在1929年朱启钤与陶湘、孟锡钰等三人倡议成立“营造学社”后，决定由朱任社长，并提议发行《营造学社汇刊》，1930年2月，“营造学社”正式定名为“中国营造学社”。
为支持研究，营造学社申请了中美及中英庚款中华文化基金会的经费。但这一基金要求研究单位必须有受过系统现代的专门人才，1931年秋，留学归国的梁思成、刘敦桢等人相继参加学社工作。
陶湘虽为学社发起人，但其1926年到1933年7年间忙于故宫图书馆藏殿本书的鉴定和编目，1934年又迁居上海，所以对学社工作很少参加，陶氏族内主要由陶湘之弟陶洙及堂女婿刘南策参加学社工作。
辩伪
“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社会人士与中央领导对传统历史文化的整理研究也日益重视，但直到1980年代初，有不少刊物在报道时将“陶本”与“丁本”混淆不清，伪讹甚多。如中国书店（负责人白马建农）在重印陶本《营造法式》时误指为朱启钤校印出版；《北京日报》亦把“陶本”宣传成朱启钤校印；中国建筑出版社在出版梁思成先生的《营造法式注释》时，又误将梁先生的《营造法式注释序》的未定稿版本当作定稿发表，进一步将朱启钤误指为“陶本”的主要校勘者；梁先生的妻子林洙编著的《叩开鲁班的大门》中第四节“《营造法式》编修及版本”中，再将朱启钤误指为校勘“陶本”的领导人。
更早之前的1925年，“陶本”《营造法式》刚刚付印发行，正在美国学习建筑学的梁思成就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部，在扉页的题词中，梁启超先生盛赞了《营造法式》的文化价值，但同时却将“陶本”出处误认为是“朱家辛氏校印”。由于此后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学及《营造法式》研究中的极高地位，这一扉页提款被不断复印推广，乃至最近王军所编著的《城记》中又再如此叙述：“……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经朱启钤整理重新出版的北宋将作少监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并在扉页上写道：‘一千年前有如此杰作可谓吾族文化之光宠也，朱家辛氏校印甫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
事实上，诸多误会主要来自朱启钤的《营造法式后序》及“陶本”参校人之一罗振玉的题记。朱氏在《重刊营造法式后序》中表示：“李明仲之营造法式三十六卷已末之春（1919年）曾以影宋钞本付诸石印，庚辛之际远涉欧美，见其一艺一术皆备图案而新旧营建悉有专书，益矍然于明仲此作为营国筑室不易之成规，还国以来收集公私传本重校付梓（下略）。”朱启钤在“远涉欧美”时是1920到1921年两年，而陶湘早在1919年就邀集傅增湘等十一位当时的顶级名家开始校勘，历时7年至1925年完成。如果按照朱氏所言，在他“还国以来（1921年）集公私传本重校付梓”，开始时间就已经晚了3年。这段话语气含糊，使读者误以为是朱氏自己收集了各类传本重新校勘出“陶本”。所以，梁启超先生据此误题记为“朱桂辛校印甫竣增我此本”。
另外，罗振玉在《营造法式》扉页上的题记全文为“紫江朱氏依据影印影抄绍兴本，按崇宁本格式校刻并附大木作制度图样，今释二卷，彩画作制度图样填色二卷，附卷、附录一卷，已未仲春锓木，癸亥季秋影石，乙丑孟夏毕工，上虞罗振玉，书耑并题记（图章）”。
这段话将未指明版本的《营造法式》整理人说成是朱启钤，但寥寥数语却讹误百出：“已未仲春”是1919年，为“丁本”印制的时间，但“丁本”是石印，何需“锓木”（刻板）？“陶本”是木版，才需要“锓木”，但这个时间陶湘刚刚开始收集诸版本校勘，如何又能当即刻板？如果按照罗振玉所述“癸亥（1923年）季秋影石（石印）”，那么“丁本”只能是1923年后出版的，但实际上“丁本”1919年即已刊行，这又一次自相矛盾。罗之题记又云：“乙丑（1925年）孟夏毕工”，这个年代是“陶本”的毕工时间，但具体月份上又不对。身为一个亲身参与了“陶本”校勘的人，却在“题记”中对陶湘的工作一概不提，似乎丁本、陶本皆为朱启钤氏一人所为。
而且，1925年初次付印后梁任公寄给梁思成的“陶本”《营造法式》、陶湘家藏的“陶本”和1933年商务印书馆据“陶本”缩印之的《万有文库》版都没有罗振玉的题记。在营造学社汇刊一卷一期所发表的营造法式印行消息中表示：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表广告印行《营造法式》及缘起中，明确表述为“原为陶氏家刊，民国十四年成书”。
罗振玉在“陶本”上为朱启钤题记的时间当在1930到1931年之间，刊载题记的版本也绝非1925年的“陶本”原版。这个题记不仅未经陶湘、傅增湘等人的认可，也不可能经过商务印书馆的统一，而是背地里加的插页。
朱启钤任社长的营造学社汇刊一卷一期登载了《英叶慈博士论中国建筑》一文，其中提到关于《营造法式》（陶本）之记述时，原文为：With these fragments as a basis ,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original treatise was carried out with infinite car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Mr.Tao Hsiaug and at the initiative of Mr.Chu ch i-chien. 这段叙述本应译为：“在这些残页（指傅增湘在故宫内阁大库中发现的崇宁本《营造法式》残页）的基础上，在陶湘先生的无限关心和监督下重新校勘了原书，而起源于朱启钤发现的（丁本）”。这一段原文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但汇刊上刊载的译文却将这一段改为“此事系由朱启钤总其成，陶湘君司其事”。
陶湘在其文《识语》中对校勘过程、参校与参与者的具体分工负责诸事都记述甚详，但并未记述朱启钤曾参与对“陶本”之校勘出版。朱启钤之“后序”中，亦无具体记述。而从朱启钤的《前序》和陶湘的《识语》等资料看：实际上朱启钤对“丁本”也根本没有校勘过，发现之后立即“商之震岩省长，缩付石印，以广其传世”。既没有校勘的事实为据，又无“总其成”的具体事实可以申明，却因为对外国学者错误译文与罗振玉在再版的“陶本”《营造法式》中谬误甚多的题记使得国人对该事件懵懵懂懂，以讹传讹，反倒不如友邦学者叶慈、竹岛卓一等清楚。
当然，辨明真伪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对《营造法式》这部古籍的性质、在当时的作用和在今天的价值所在，以及应如何继承发展等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以便利于为当代需要使用。这是远远重于朱启钤个人真伪的大事，故必需正本清源！
（作者系前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建筑师、
建设部顾问，为梁思成弟子、陶湘之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