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可能让你白白得一套房”

　　项目实施时，拆不拆房子说法模糊，这是搬迁的贫困户们的心结。
　　此外，还有不少人反映，刚开始政府承诺会给搬迁户留2～3间生产用房，最后却全部拆除，让农户们觉得自己受了欺骗。
　　宋强的大哥告诉南风窗，他从一开始就看穿了这件事。“免费给你房子，那肯定有别的打算，咋可能让你白白得一套房？我当时就觉得肯定会拆老家的房子，所以我没要。”
　　他说，当初他兄弟和其他人决定要县城的房子时，是签了宅基地复耕协议的，协议上面写明了参与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后，在老家的宅基地要复耕。
　　然而韩彬称自己基本属于文盲，根本不懂什么是复耕协议。而包括宋强和吴平在内的更多人其实也看到了复耕协议，但在从众心理和侥幸心理的作用下签了名。
　　临夏县韩集镇分管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副镇长韩国强告诉南风窗， 2017年开始，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直都是跟群众面对面地讲明了“拆旧复耕”的情况。通过大量的谈话和解释，参与该项目的贫困户都签署了“拆旧复耕”协议，不存在群众所反映的模糊回答和不兑现承诺问题。
　　但他也表示，不排除有的村干部在工作中存在不细致和不到位的情况。
　　关于先期承诺留2～3间生产用房的说法，韩国强予以否认。“按照‘拆旧复耕’协议和国家相关政策，留下2～3间生产用房既不符合规定，又无法达标。”
　　韩国强坦言，在整个“拆旧”过程中，他们必须做到“全拆”，但也坚决没有强拆。“十三五”以来，韩集镇共搬迁贫困户98户，目前已拆除60户，另外38户抵触情绪较重，目前仍在做思想工作。
　　宋强的情况比较特殊，韩国强说，按照国家扶贫工作规定，贫困户的债务负担每月不能超2500元。宋强这样的通过按揭贷款购房的贫困户，超出了这个债务负担红线，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政府将其住房转为安置房。

房子拆掉后

　　老家被拆除后，韩彬在同村租了几间屋子。虽然在县城有房，但他们不愿意住进去。最大的困难来自母亲。
　　韩彬父亲在5年前去世，母亲是个聋哑人，精神上也有一些问题，基本处于一种半自理的状态。如果搬去县城的话，等韩彬夫妇出去务工，不仅两个孩子无人照料，韩彬母親也无法自理生活。
　　因为她根本无法使用楼房里的现代化厨具，带电的东西也不敢让她碰。若要去县城生活，韩彬妻子只能全职在家照顾老人。“这样的话，我一个人的收入维持不了在县城的开支。”

　　韩彬和宋强回村干活儿，可以坐公交到附近，再走过去，单趟半小时左右。吴平回家则没有公交车，逢集才有直达的车，其余时候就要绕行，单趟至少需要1个小时，并花费最少7元的交通费。
　　吴平家在老家搭了帐篷，妻子、母亲和小儿子住在帐篷里，负责照料庄稼，吴平和大儿子平日里外出打工。这两天因为夏收，吴平从外地回来，跟妻子和母亲等一起挤在帐篷里。
　　夏收时节容易出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熟透的小麦会因被打落穗头而造成减产灾害。这种时候待在县城让他们无法安心，而吴平母亲的不安比他们都强烈。
　　在儿子还没回来的时候，84岁的她按捺不住焦虑，自己跑去割了半天小麦，近傍晚的时候遇上雷阵雨，回家时早已淋了个透。
　　为此，吴平和孙子批评了她一番，但她只回了一句：“庄稼熟了，我能坐得住吗？”
　　搬去县城了为什么还要种地？吴平说：“农民不种地那还叫农民吗？”
　　跟吴平同村的小伙何艳兵认为，种地能减少他们在县城生活的开支。“你在家里种几亩地，最起码你不用买面、买油和土豆，平时还可以种点菜。”
　　何艳兵说，他们家里还种着12亩左右的田，今年光小麦就种了6亩，其他还有油菜、土豆和玉米等。

城里处处都要钱：一年1000多元的物业费、2000多元的采暖费……甚至他们每天吃的面和馍也要花钱购买，而在农村，都是自给自足。

　　何艳兵平常也在外务工，这两天因为夏收回了家。自从他们老家拆除后，他和父亲外出，妻子在县城一个餐厅当服务员，母亲带着孙子住在老家搭的帐篷里，偶尔也去他妹妹家住，爷爷住在县城。
　　跟他母亲不一样，他爷爷喜欢住在县城，因为在那里他不用每天喂猪、干农活儿，每天出去遛弯、看看其他人打牌就觉得很舒服。他很适应县城的生活，虽然以往的炕换成了床，但他不觉得有什么不适。

　　但何艳兵的母亲对无法继续养猪的事不能释怀，因为“不养猪后，我们家的收入就减少了”。而不能再养猪，迫使母亲更加坚定了要坚持种田的想法。“收入已经减少了，不能再增加开支。”

额外的担心

　　当种田有了额外的意义和功能后，何艳兵母亲反而多了一份担心。
　　她害怕过段时间，不让他们种田了怎么办？因为她听到有人在议论，易地搬迁户的农田将被收回。
　　跟同村别的妇女坐到一起时，她总会问大家：“明年还让不让种了？让种的话今年要把地犁了，不让种的话就不费那个辛苦了。”
　　没人能答得上来，大家只说同一句“再不知道（谁知道呢）”。 　　出于异地务农的不便和对老家的留恋，何艳兵希望政府允许他们在老家建几间生产用房，既方便务农也好让他们有进有退，在城市生活不下去时，还可以退守农村。
　　何艳兵的母亲也想有几间生产用房，她更喜欢生活了几十年的农村。“如果能有几间房，我還是愿意住在农村。”她告诉南风窗，虽然政府在县城给了他们一套房，但因为没有房产证，她觉得那房子并不是属于他们的，她担心有一天突然不让住了，又该去哪里？
　　离了根的他们，总有些不安感，以至于有些流言开始在扶贫搬迁群体中传播开来：搬到此地的贫困户以后会被迁移到新疆、酒泉等人烟稀少的地方。
　　何艳兵母亲相信有这种可能性，一是因为房子没有产权，二是她记得当初交房子的时候政府工作人员曾告诉他们，不要把房子装修得太好，她觉得这是个暗示，暗示他们不会在这住太久。

“搬得出，稳得住”

　　“搬得出，稳得住。”这是易地扶贫搬迁的关键所在。“搬得出”容易实现，而“稳得住”却是一件难事。
　　贫困户进城，必然要面对陌生的环境和更大的生活压力及额外的开支。此时，促进他们融入新的集体和解决就业问题，就是紧急任务。
　　之所以有很多像韩彬、吴平一样的贫困户在自己的老家被拆除后，仍然以各种方式留在农村，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没有一直在城市生活下去的底气。
　　记者在临夏县扶贫搬迁安置小区惠民嘉苑了解到，当地政府为了增加小区的集体认同和归属感，先后举办了文艺晚会、拔河比赛和流动观影等一系列活动。
　　2020年7月18日晚，记者来到惠民嘉苑附近，看到惠民嘉苑一期和二期的主干道两边全是摆好的地摊，摆卖着各种小物件和生活用品，路上挤满了人，一幅市井气和烟火气十足的画卷沿着主干道由北向南铺展下去。
　　记者随机询问了几个摊主，有两个恰好是刚搬来的贫困户，他们告诉南风窗，这个夜市摊是由政府划定给他们的，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位置，主要面向搬来此地的贫困户家庭，是为了增加他们的收入而采取的措施。
　　此外，韩集镇副镇长韩国强告诉南风窗，政府方面目前正在统计宅基地复耕和贫困户搬迁的资料，针对他们的就业保障问题，已经计划了分配蔬菜大棚和提供100余辆免费出租车的方案。
　　韩彬、吴平和何艳兵等也表示确有此事，但他们都不以为然。

核桃、果树、杏子树都结了很多果，今年是个丰收季。何艳兵看了看满树的果实，随口说了一句：“老家都没了，果实结得好有什么用？”

　　韩彬告诉南风窗，计划给他们分配的蔬菜大棚在距离县城37公里的另外一个乡镇，他觉得这有些荒唐，距离相差那么远，平日的种植和维护怎么进行？
　　吴平一家也觉得不现实。“要是家里没老人孩子还能考虑，不然你跑那么远种菜，家里面谁管？”
　　对于提供免费出租车的措施，何艳兵觉得这跟去几十公里外种蔬菜大棚一样不现实。“双城（县城所在地）那么小，还没多少人，哪有人坐出租车？”
　　临夏县县城所在地双城原是一个村子，后来因县址迁移而成了县城。经过近6年的建设，城区整体形态已基本完备，但整个城区面积不足5平方公里，南北不足2公里，东西2.3公里左右，常住人口不足2万。城区内没有环行的公交车，只有两条开往市区路过城区的公交线路。
　　韩国强说，虽然目前规划的蔬菜大棚的确距离较远，但也有灵活措施：有条件去经营的群众可以自己独立经营，没有条件经营的群众可以申请托管经营，然后自己领取分红便可。
　　韩国强还建议，苦于异地务农的群众可以将自己在农村的土地流转，从而收取租金。
　　另外，关于房子产权问题，韩国强表示贫困户所住房屋性质为廉租房，贫困户拥有70%的产权。经过几年发展后，如果贫困户经济能力允许，可以购回剩余30%的产权。但具体的操作细节和时间问题还要等县上做统一安排。
　　根据临夏县政府网站介绍，临夏县是国家六盘山片区集中连片特困县和“三区三州”政策扶持重点县之一，全县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村116个（省级深度贫困村67个）、建档立卡人口29760户13.73万人、贫困发生率为38.95%。经过几年的扶贫工作，剩余贫困村19个、贫困人口2699户8011人。韩彬、宋强、吴平和何艳兵他们，就是这串数字的一部分。
　　这几年临夏县有2329户11321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也意味着有2300多户老宅被拆。
　　7月19日下午3时许，在何艳兵老家采访，他带记者去摘他们自家的杏子。核桃、果树、杏子树都结了很多果，今年是个丰收季。
　　何艳兵看了看满树的果实，随口说了一句：“老家都没了，果实结得好有什么用？”
　　（文中受访的农户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