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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这是著名作家和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一次艰难的寻找。一位普通的战士雷锋，从一本《新民歌300首》的诗集中读到了蕉萍的诗作《唱支山歌给党听》，摘抄在了日记中，在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代热潮中，被践耳作曲、才旦卓玛演唱，作为电影《雷锋》的插曲，广为流传，响彻全国，长久不衰。从蕉萍的诗作署名开始被忽略到确认，到隐姓埋名的真实姓名姚筱舟的被发现，一位下放劳动的普通煤矿职工，写作这首诗的经过，和作者从朝鲜战场写的一份入党申请书到50年后加入党组织的传奇故事，才渐渐浮出水面。他坚持最初的梦想，虽经历生活的坎坷，入党的愿望始终强烈，终于梦想成真，令人感佩。作品真实反映这首经典歌曲诞生的时代背景，深刻展现了主人公平凡而高尚的精神情操，从百年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视角，诠释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爱国爱党的情感共鸣和时代心声。故事扑朔迷离，文笔简洁优美，弥漫着流水般动人的音乐气韵。
2021年，农历正月初上，我从西安城里回到家乡铜川南凹。冬去春归，土原上普照着提早到来的暖阳，田间返青的小麦绿毯似的喜人，似比城里精心养护的草坪鲜活生动。八十有六的老母亲，腊月二十突患脊椎压缩性骨折，疼痛难忍，好不容易耐过了年关，不得不送医院手术治疗。为陪护方便，我留宿在附近宾馆。
打开电视，看到了央视新闻的一则报道：“传唱五十八年，《唱支山歌给党听》为啥能打动人心？一起看它的诞生记。”“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五十多年来，这首歌曲唱遍祖国大地，成为新中国文艺舞台上不朽的民族经典。
这让我为之一振，兴奋异常。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上海实验歌剧院作曲家朱践耳，看到雷锋日记中有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诗后深受感动，谱写了具有山歌风格的曲子，并注明歌词是摘自雷锋日记。之后发现，雷锋日记摘抄自《陕西文艺》“大跃进诗传单”中蕉萍的小诗，从此词作者便署名蕉萍。
蕉萍是谁？
名不见经传，在一群词作家或诗人中找不到这个名字，无疑是来自基层的一个无名小卒。依据蛛丝马迹，音乐工作者找到了陕西省铜川市焦坪煤矿，但这里却并无蕉萍这么个真名实姓的人。开始猜测是不是一个女作者，后经知情人举报，蕉萍是戴罪下放劳动的矿工姚筱舟的笔名，为焦坪的谐音，给报刊投过稿。矿党委书记找来姚筱舟，他却不敢承认自己是蕉萍，害怕又犯了什么错误。
书记说明事由，姚筱舟这才消除疑虑，诚惶诚恐地承认自己就是蕉萍，《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小诗是他写的。当时还得了二元钱稿费，买了少半袋面粉，一家人乐在其中。
姚筱舟说，这首歌能出名功在雷锋。由旧社会的苦难日子走向今天的幸福生活，对党的恩情，中国人民都记在心中。我只是写出了大家的心声。工作这么多年，的确认为共产党是老百姓的党，而我想完成我的心愿。
这一生，一心向党的姚筱舟，1951年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就写下了人生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多少年来，不管经历多少坎坷，忍受多少委屈，他的赤诚之心从未改变，不停地递交入党申请书，强烈的入党愿望始终如一。2001年，这位断断续续写了五十年入党申请书的退休老人，終于实现了自己半个世纪的追求，投入党的温暖怀抱，梦想成真，喜极而泣。
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其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
一石激起千重浪。由此，从潜流中泛起一段欢快明媚、起伏跌宕甚至讳莫如深的当代诗人的命运交响曲。
雷锋，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名字，在中国以至世界响彻了半个多世纪，成为深刻影响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和当今人类价值观的精神符号。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在亿万人的心目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几代人耳熟能详，妇孺皆知。
蕉萍，即姚筱舟，所写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小诗，被千里之外而从未谋面的一个叫雷锋的普通读者摘录在日记中，因《雷锋日记》的发表被谱曲演唱，广泛流传于世。而这首经典歌曲，并未给词作者姚筱舟带来多少好运，由于他履历中的阴影和复杂的海外社会关系而被歧视，很长一段时期中他屡遭打压，备受磨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平反昭雪，驱除了心头的忧虑，像重放的鲜花，获得了新的生命。然而，他的生活道路并非从此便一帆风顺，而是不断经历着风风雨雨。
半个多世纪，姚筱舟究竟经历了多少人生道路上的坎坷？是怎样从九死一生的战火中，从异常艰苦的煤矿劳作中，从急风暴雨式的历次政治运动的磨砺中，从鸡零狗碎的编辑生涯中顽强地走过来的？
这是一个值得追溯、勿需言讳的问题。
回想1963年，学习雷锋的热潮如火如荼，当时十一岁的我，在唐宋耀州陶瓷窑神庙的遗址黄堡高小读书，就学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点燃了一颗蓬勃向上的少年心。我朦胧记得这首歌是雷锋写的，而对近在咫尺的焦萍却压根不知。此时，这首歌的词作者姚筱舟，他在做什么？在相距不远的焦坪煤矿挖掘煤炭，还是在舞文弄墨？
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开始从事编辑和文学写作，才明白这首经典歌曲的词作者蕉萍，竟然是铜川焦坪煤矿的普通职工姚筱舟，不由惊讶并油然而生敬重之情。在参加家乡的文学活动时，我终于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词作家，上前致以问候。他不是我想象中能写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蕉萍，个头不高，面目瘦削，不善言辞，性情内向，郁郁寡欢的样子。在一起聊天，问及《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创作经过，他也含蓄自谦，谈到他的身世则面有难色，说不了几句便陷入沉默。感觉他把自己藏得很深，如同大地底层被掩埋的煤炭，蕴含着熊熊燃烧的火焰。
之后，知道姚筱舟做了《矿工报》的副刊编辑，我向《矿工报》投寄过《亡友》等稿件得以发表，却与他交集不多，但心存敬意。姚筱舟后来当了铜川市文联副主席，单凭借《唱支山歌给党听》一首歌词，也应该是实至名归。一个人冠以词作家或诗人作家，皓首穷经，能够有这么几句诗词传世，也不枉其称谓。 《诗经》云：“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2018年夏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铜川建市六十周年表彰百名杰出贡献人物，我忝列其中，有幸与姚筱舟一同登上领奖台，短暂相处，终于看到他欣喜宽慰的笑容，交谈甚欢，合影留念。在餐桌上，在散步途中，相互谈及诸多文学艺术的话题。我建议他写一部自传，或口述由子女整理出来，这是一个独特的记录这个时代和个人心路历程的真实故事，一个缩影，一个细胞切片，也是一笔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姚筱舟显得很沉静，摇摇头说，不必了，不好说，还是留给后人去评说吧！
姚筱舟的态度让我有些不解，到了八十有五高龄，况且在这般开明的时代处境中，难道他还心有余悸？往事如烟，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一切都过去了，还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呢？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淡淡的忧伤。好像在喜悦欣慰之余，不想抚摸一下已经痊愈的某种伤疤。
不曾料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姚筱舟。
一年之后，我偶尔读到了2019年9月10日《三秦都市报》的报道：“传唱大江南北，影响了几代人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词作者姚筱舟，因肺网状、脑梗等疾病引起的并发症，于2019年9月1日在铜川逝世，享年86岁。”我深感震惊，顿时黯然神伤。没有讣告，没有告别仪式，没有追思会，姚筱舟悄悄地走了。
《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声，经久不息地在中国大地传唱，却不见了它的词作者蕉萍，世上再无姚筱舟。据说，他安息在漆水河边崇山峻岭的某一片偏僻的荒坡上，融入泥土。
在陪老母亲住院的日子里，下榻于家乡宾馆，我失眠了。我梦见了姚筱舟，他朝我微笑。我突然想到，得去云彩里寻找他，寻找那个蕉萍，因雷锋在日记中摘抄了他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小诗，而诞生了一首经典歌曲的蕉萍。
寻找雷锋的蕉萍。
于是，在乍暖还寒的霏霏雨雪中，我接康复的老母亲出院，回到西安清凉山下，乐此不疲于这种煞费苦心的寻找。从他的子女亲属和诸多文友甚至是八九十岁老者的访谈中，以及被时光漶漫了的大量档案资料中，寻找姚筱舟苍茫的生平踪迹和心灵图谱。
蕉萍，只不过是一叶飘浮于河流中的小小扁舟。
这是一条源远流长的历史的河流，一条从遥远的诗经泉眼里流出的诗歌的河流，以及在时代背景下诗人命运的河流。宽博壮阔，急流跌宕，在每一滴水珠里，都蕴含着生命的血脉，奏响阳光和风霜雨雪绚烂而凄美的歌唱。
透过时光的迷雾，是江西省上饶甘溪区姚家寨，这里是姚筱舟的原籍。大约到了他出生的前四辈，姚家迁居到了铅山县石塘镇。
姚筱舟祖父读书当了秀才，家里却因供他读书倾尽家产，曾祖父病故，家道中落，祖父沦为流浪的担脚客，凭借挑石灰的苦力生活。祖父没有力气，承受不了繁重的体力活，积劳成疾，本来已有了空缺可以去当知县时，未及上任就病死了。
祖母姓祝，是石塘镇的大姓人家，带着伯父和父亲两个孩子，当时又怀孕在身，因生活无着落，便改嫁给了帅姓人家的帅宋康。帅家是江西北部奉新县人，小时候流落到石塘镇开粉坊。重新成家后，祖母生下了姑姑和叔父。可惜继祖父又早早去世，叔父是遗腹子出生的。
伯父姚学鳌长大后，学做纸匠手艺，生有一儿一女，死后留下一子帅介民，又叫姚立星，随祖母读书。一女姚莲英出嫁后，男方是石塘镇种田的农民。
姑父跟着叔父，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采购员、保管员，之后回乡以染旧衣为生。
父亲姚学金，读过两年私塾，长大后学艺，做了箍圆桶的木匠，用辛苦的手艺养家糊口。家有十一亩水田，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住石塘镇第四选区二街洪都弄九号，有街房三间。
叔父姚学富，改姓叫帅学富，之后叫帅镛。小时候读过七年私塾，后到铅山县河口镇一家金银铺做学徒。河口镇位列江西四大名镇之一，有中西合璧的纸号、茶行、药店、银行、邮局、会馆等百栋老字号古建及老宅民居。
叔父正在学习金银器手艺经商的时候，听说北伐革命兴起，广州黄埔军校四处招生，立志兴军救国。这时，石塘镇发生了一场大火灾，老板的店铺被烧了，他背信弃义，偷了商铺老板的金戒指，变卖做了盘缠，逃到了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干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因军事才干超群，任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惠州攻城敢死队队长，作战英勇，从班、排、连长一步步晋升，1930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六师上校团长、军委会南昌行营第一师团长兼泰和、乐平县长。
抗战爆发后，帅镛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参谋长，曾被日本人捉住，强迫做伪县长。后又伺机回到部队，到了上海军政部骡马采购组任少将主任，搞到好多钱财。1941年任万梁警备副司令，三青团干事书记。1947年后任国民党政府某部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1949年到台湾。
叔父帅镛家中有二位婶母，大婶母是上海人，二嬸母是四川人，生一男二女。
姚筱舟父亲姚学金，母亲江玉兰，养育了四男一女。姚筱舟排位老二。
他的同胞兄长姚文星，改姓名为帅天民，跟随叔父帅镛读书，大学毕业后入国民党海军厦门造船厂任会计科长，后随造船厂去了台湾。
大弟姚进星在原籍经营一小商店为生。1970年因亲属叔父帅镛和长兄帅天民逃到台湾，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78年平反回家，后病死。
小弟姚步星，在原籍务农。1970年与哥哥姚进星以相同罪名入狱，同时平反释放。
姐姐姚秋英，在原籍务农，曾任生产队女队长、会计。姐夫徐振太，当过生产队长，终生务农。
父亲姚学金在叔父帅镛任湖北省罗田县县长时，放下箍圆桶的木匠生计，随之出外工作，母亲仍留在老家看守门户。父亲在叔父的提携关照下，做过排长、连长、副官之职。后叔父调到江西省乐平县任县长时，父亲随之到乐平，便将全家人接到南昌，和叔父一家人一起居住。姚筱舟时年五六岁，还没上学。一年之后，因叔父调动，父亲又与叔父因故吵了架，兄弟反目，便带领姚筱舟和全家人上路，流落到浙江省龙游县居住下来。 在龙游，父亲和舅父一块儿开起了一个小纸坊，想以此生意解决生活来源，养家糊口。背井离乡，人生地不熟，纸坊经营不善，蚀了本钱后又回到了祖母的老家，落脚到了江西铅山县石塘镇，继续做箍圆木桶的活计。兵荒马乱，一家人绕了一大圈，颠沛流离，还是被故乡收留了。这时，日本人打到了上饶，上饶和石塘镇相距六十里，处于战火的直接威胁之中。
1944年，国民党地方政府实行轮流当保长，父亲担任了石塘镇第四保保长。因受不了上级的欺压而辞职，前后在任约十个月。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父亲仍然做他的老本行，当箍圆木桶的木匠。1946年，父亲病逝。
姚筱舟是1933年出生的，他曾随父母从老家流落到南昌，在北营口坊寄读，又辗转到浙江龙游上学，最后回到江西铅山石塘镇继续读书，经历了战争年月的生存困苦和精神的折磨。父亲去世时，十三岁在读中学的他深感天塌下来了，苦命的母亲怎么才能含辛茹苦让一家人活下去，把孩子们养活大？而自己的出路又在哪里？
1944年，日寇侵略者进逼浙沪一线。当时，叔父帅镛还未娶二婶母，只有一个女孩，没有男孩子，大婶母特别喜欢姚筱舟的长兄姚文星，多次来电催促，要父亲把长子交给他们抚养，意思是过继给叔父名下，传承香火。
这时，父母一家生活拮据，到了快揭不开锅的境地了。哥哥在读书，姚筱舟和姐姐也在读书，上学的一切费用都是叔父帅镛寄来的。父亲尽管在离开南昌时，与叔父吵翻了脸，怎么说也是同胞兄弟，从一个娘的肚子里掉下来的肉，不看僧面看佛面，亲情总是藕断丝连，兄弟之间一时的分歧计较不得。
这样，父亲便忍痛割爱，答应将长子姚文星送到了叔父帅镛身边。当时，叔父上黄埔军校时的一位姓王的同学，已经是国民党某部的军长，从浙江调防到江西铅山，准备沿湘入川，叔父便电托王军长从铅山把姚文星带过去，到了叔父临时驻防的四川万县。
之后，姚文星随叔父到了上海，改姓帅，名天民，从一个吃不饱饭的贫家子弟，摇身一变，成了生活待遇优渥的国民党高官公子。帅天民才思敏锐，学业优秀，考入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院读书。此校始创于1928年，是由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赴美留学，取得美国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教育家潘序伦创办的，之后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帅天民从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院毕业后，成为当时出类拔萃的人才，曾在南京政府某机关见习六个月，由叔父介绍去了福建，在国民党政府厦门造船厂任会计，很快升任科长。
1949年解放后，远在江西铅山老家的家人，写信给厦门有关组织单位寻找帅天民，才知他已随造船厂去了台湾。
姐姐姚秋英，从高小毕业后，先是经姨父做媒，嫁给了离石塘镇十二里远的桔村地主李家四子李争春。李家有良田百亩，老地主早死，只有老太婆和四个儿子。在铅山紫溪乡当小学教师的姐夫，是国民党党员，乡武装干事。解放后，姐夫参加了县上的干部学校，后随西南工作团到了贵州省工作，陆续做了望谟县乡长和副县长，后在县中学教书。1952年，姐夫与姐姐离婚，与另一女护士再婚。可怜的姐姐，改嫁给了老家曾在姚家帮工的雇农徐振太，在乡下务农种田。
姚筱舟的家庭生活来源，父亲活着时，一边靠父亲手工劳动收入，一边靠叔父帅镛资助，父亲死后，完全依靠叔父和哥哥帅天民供给。从解放之日起，姚筱舟和寡居的可怜的母亲，彻底失去了对骨肉至亲的指望。
但是，逃往台湾的叔父帅镛和胞兄帅天民，日后带给姚筱舟的是无尽的株连和政治前途的羁绊。
姚筱舟原名姚明星，聪明好学，秉性刚强，得到胞叔姚学富经济上的接济进入小学堂读书。接着，跟父母辗转江西南昌、浙江龙游寄读，后来又回到老家继续读书。
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回乡探亲的叔父帅镛告诉他，长大不要当官，要多读书，学点本事。所以他上中学时学业很好，数理化在同学里面是拔尖的。
上饶解放前的那段时间，兵荒马乱战火纷飞，民众很茫然，不知道以后的出路在哪里。16岁的姚明星在铅山中学读三年级下半学期，临近初中毕业，旧社会的残阳与新中国黎明的迷雾和青春期的彷徨，让他深感自己是一叶孤舟，遂将姚明星易名为姚筱舟。筱，含义小竹、细竹，读音跟小一样，但字面的感觉却别有诗意。
1949年三四月间，叔父帅镛曾回到老家为母亲奔丧，请了十几桌酒席款待乡亲邻里。也许已经预料到国民党政权日薄西山，江山易主，前程渺茫，最后一次与故乡告别。
姚筱舟从小颠沛流离，跟着贫穷的父母过着底层人受苦受难的生活，共產党是为穷苦人民打江山的，尽管与叔父和胞兄至亲同根同脉，但归根结底却不是一个阶层，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他下定决心与在国民党里的亲属分道扬镳，立志投身革命队伍，走自己的路。
铅山地处武夷山脉北麓，隶属江西省上饶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一半多地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铅山、上铅苏区归闽北分区领导，是方志敏创建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红十军团担任抗日先遣队，遭遇敌人围攻而失败，余部突围到浙南地区，在粟裕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打响渡江战役。5月5日，江西铅山解放了。姚筱舟当时找了一份临时工糊口，但一门心思想上学。5月底，他与数十名同窗好友一起，奔赴河口镇，投笔从戎，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前往贵溪县上清镇学习。从那时起，他就投身革命，开始认识共产党，并渴望加入为人民打天下谋幸福的党的组织。
此前，姚筱舟从铅山中学高中部肄业时，走投无路，无业可就。为了生计，他被迫在国民党部队后勤被服厂运输队当了三个月勤务兵，又在上饶国民党《民锋日报》印刷厂当了四十五天的排字学徒工。在日后多年的自述履历中，他隐瞒了这段经历。直到之后的一次组织外调中，这段经历被发现。在真凭实据面前，他本人才承认了年轻时的事情。在那个年代，这当然被视为对党不老实不忠诚，别有用心。这真是一错百错，有口莫辩。在刚参军时，他是轻信一位同学所说，共产党队伍不要在国民党当过差的人，他惊恐不已，便隐瞒了这段不光彩的经历。 姚筱舟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家中的经济来源全靠母亲一人，帮人家洗衣服，勉强维持日常生活。直到他参军奔赴朝鲜战场第三年，工资待遇有所提高，便依赖于他每月寄的钱维系母亲和家中弟弟们的生活。参加了革命，共产党给了他一个饭碗，他能够自立了，而且可以帮衬家里人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两个弟弟也上了学。家里相继加入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母亲成了一个生产队的普通社员。姑父姑姑一家开染坊，舅父当泥水匠，姨父母在乡下小学做校工。家庭成分起初划定为工人、贫农，之后改为小土地出租。他由此对共产党和新社会充满了感激之情。
1949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进军华南和西南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于8月19日下达了川黔作战的命令。11月，第二野战军主力在第一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各一部的协同下，以大迂回大包围的行动，向川黔进军。
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五大队二中队三十三分队行军至江西贵溪县上清镇，由分队长单乃连介绍，姚筱舟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随校进军大西南，与学员们一起各自肩负着数十斤重的行军背包，腰间左右各挂一枚手榴弹，历时三个多月，经江西萍乡，过湖南邵阳，跋涉一千八百余华里，到达贵阳。随即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驻地在镇远的第二野战军十七军五十师政治部民运科任干事，随部队参加剿匪建政工作。
是年12月，进军大西南中，因吃苦耐劳，宣传工作做得好，姚筱舟被军大五分校授予“进军模范”称号。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1951年3月，在贵州十七军五十师服役时，姚筱舟曾参加黔东南大围剿合围作战，前后两个月，任武工队长，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屡受部队表彰。
正值1951年秋，朝鲜战争开始停战谈判之际，战事依然惨烈，18岁的列兵姚筱舟满腔热血，报名参加抗美援朝，随部队奔赴朝鲜，投入血与火的生死战场。他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补充十一师一团三连，一度在政治部工作，后入铁道兵8503部队第三师一团直属卫生连，担任文化干事。经常参加修筑被敌人炸毁的桥梁和道路，他吃苦在前，再累也坚持不下火线。置身战地，他热情地教战士们识字读书，吹口琴，拉手风琴，教唱歌曲，活跃部队的业余生活，当上了“模范战士”。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面对生死抉择，他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心想加入党组织，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其间，他被派往七团一营一连当文教干事。
一次，在与朝鲜人民军一起慰问演出时，他偶尔认识了一位漂亮温柔的朝鲜族姑娘，青春爱情的萌动，使他一时感情冲动，未能及时向部队首长请示汇报，竟然和文书周德良一起，偷偷地与一见钟情的姑娘约会，出外看剧。在九死一生的战争环境中，这一行为违犯了组织纪律，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从此，他断绝了与那位朝鲜族姑娘的联系，将朦胧的爱情种子埋在异国他乡的战争废墟中，成为一生美好而痛楚的回忆。
事情还没有完结。有人认为，姚筱舟与文书周德良很靠近，使一向工作很好的周德良工作也疲塌了。领着朝鲜族姑娘看剧这件事，被认为有腐化思想。在驻地，有一次在卫生指导员屋里，他背着药包子逗房东姑娘开心。又有一次夜晚，他在有三十多岁的女人和一小孩子的房东屋里坐着聊天，被连长发现后进行了制止和批评。但他有点不以为然，心情很沮丧，工作的主动性没有平时那么高了。九月份因病在医院休养回来后，工作十五分钟头就痛，不能堅持工作。
这期间有一份组织鉴定认为，该同志（姚筱舟）从战备至现在，一直表现不好，认为自己在革命部队前途不大，产生悲观情绪，工作消极，在群众中威信较低，不能经常地主动接近广大战士，不愿搞文娱活动，因此也就不愿到现场去。但在对文化学习中，能和一些文教干事商议研究教学的方式方法，工作上一般是肯干的。
1951年6月1日，姚筱舟也有一份自我检讨：“我自政治部出来，思想上想锻炼一下，但来连队工作后，不够深入，很少到班里去，并对上级和排长的联系较差，在工作中的主动性不强，团的汇报工作不够。因排里有排长，所以有依赖性，有时同别人团结不好，和一些工作人员闹不团结，生活有些散漫。”
他所在部队的党支部，对其优点和缺点给出意见：“自来到本连工作很积极，主动想办法，对班里个别同志经常谈话。对排长的工作配合较好，经常代排长研究工作。对团的生活抓得很紧，能做到表扬和批评。思想斗争比较积极，对别人有意见敢大胆提出来。服从性很好，分配工作没有打过折扣。缺点是政治学习时精神不够集中，好看书报，贪玩。生活散漫，如集合经常迟到。有点地位观念，在工作中悲观。”
1952年4月27日，部队对姚筱舟的鉴定是：“在卫生连，没有支书，指导员又不识字，个人埋头苦干，造名册，写报告，每晚都工作到半夜，白天给新战士上课，教育部队，吃苦耐劳好。推动连队文娱活动，搞得很好。工作能干，推动布置工作，忙时能重点突击完成任务。工作特别虚心，态度老实。能帮助别人学习文化很好，政治表现不错，对工作负责，关心文化教育，团结好，才高能干。但个人性强，修养较差，身体弱，有悲观思想。”
1952年9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政治部中南调查组意见认为：“姚筱舟，其父虽于民国二十七年当过乐平县警察局长，并随叔父到赣浙一线，社会关系复杂，但本人年纪尚小，旧社会影响不深，尚可改造教育，因此留队工作，继续审查。”
1953年7月11日，部队在政审调查中，收到原籍江西省铅山县人民政府第二区公所一份证明：“兹有我区军人姚筱舟，家庭成分工人，历史清楚，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特此证明，请予参考。”
历经战火的考验，姚筱舟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有了切身的生命体验。在枪林弹雨中，亲自面对血肉模糊的伤残的士兵和牺牲的战友的遗体，心灵受到了莫大的洗礼。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不屈、不怕牺牲的精神，增强了姚筱舟的战斗意志和保卫祖国的信念，但由于自己的出身和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这期间他也被自己一抹淡淡的没有前途的悲观消极情绪笼罩。 直到1954年朝鲜停战之后，姚筱舟跟随部队凯旋回国。
这年6月在宝鸡，铁道兵第一转业大队集合后，姚筱舟服从组织安排，整体转入支援西北建设转建大队学习。结业后，来到地处丹凤县山区的陕西省工业厅所属的商洛石棉矿，任云母试探队人事股干事。石棉矿，为纤铁蓝闪石石棉，具有良好的耐酸、耐碱性能。不久，因资源枯竭，石棉矿被撤销。
这期间，姚筱舟写过两份入党申请书，皆因台湾亲属关系背景未被研究过。积极要求进步的他，难免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有人从他的日记和所写的材料中，挑出与时局不协调的话语，或者是笔误，耻笑或批评他，使他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加上他平时生活中不拘小节，一些言行受到了非议，更被人蓄意抹黑。对此，他有些心灰意冷，便产生了回到老家江西铅山石塘镇另找工作的想法。
自从离开家乡，从朝鲜回到祖国，走上工作岗位，姚筱舟这才第一次回家探亲。他一把抱住慈祥的老母親，忍不住号啕大哭。儿子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光荣地回来了，而且有了工作，成了国家干部，实现了做母亲的最大心愿，母亲怎能不喜极而泣。父亲解放前去世后，一家人的生活来源，依靠叔父和在厦门造船厂供职的大哥资助，解放以后则靠姚筱舟节省下来的薪水维持生计。母亲种了十一亩水田，加入了合作社，生活有了保障，姊妹们也上了学，过上了安稳的日子。母亲劝他服从组织分配，听党的话，因台湾亲属关系不能入党是暂时的，好好努力工作是会成为共产党员的，千万不要泄气。
思考再三，姚筱舟从老家回到了陕西，还是接受组织的安排，被调到铜川矿务局第一煤矿史家河矿学习采矿业务。对于高中学历的他来说，采矿技术尽管艰深，但经过努力钻研，他很快爱上了这门技术，并觉得其奥妙无穷。
1956年秋，他被调入焦坪煤矿任技术员，为正排级干部。
姚筱舟，满怀对新生活的希冀，在煤城铜川开始了他终生再未离开的新中国煤炭建设事业。
铜川矿区位于陕北高原与关中盆地过渡带，北边是连绵起伏的子午岭，南边是广袤富饶的渭河平原，属于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西部。矿井呈东西横向点布，长达100多华里，号称百里煤海。所采煤田，按地质年代分为铜川、焦坪两个自然矿区，主要生产焦煤、瘦煤、长焰煤和不粘煤，供应陕西省内电厂和工业用户及民用。因煤而兴，1958年，铜川成为继省会西安之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第一个设市的城市。由此，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这片山川，步入了现代工业化城市的进程。
得以充分了解脚下这片矿区的煤炭开采史，和它的嬗变过程，是姚筱舟在出名后，借调到铜川矿务局宣传部参与编写《铜川煤矿史》之时，他庆幸自己被命运安排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为之奉献出青春年华，谱写了自己丰沛婉转的人生诗篇。
唐宋时，同官人就依山掘洞或平地下挖取煤，在十里窑场不夜天的黄堡镇，造就了千年炉火不熄的耀州陶瓷官窑，取云破天青之诗意的青瓷，誉满丝绸之路。至元代，始在黄堡新村沟开挖方型立井采煤。两个井口，一作出煤口，一作进风口，各深120米。每下30米，缩井筒一次，井呈倒金字塔状。井下有主巷道延伸接通，用手工刨煤。明代，已有长年专业挖煤和农闲季节采煤的分工，采煤地点多择于煤层浅显处。清乾隆年间，同官的工场手工业炭窑已有山主，由经纪人管理组织，并有挖煤纳税之记载。清末因灾荒，煤炭开采业相继歇业。
民国初年，焦坪地区新煤窑重新开窑采煤。至1928年，同官县生产煤炭的矿井达34处。陈家河煤窑每班下井220人，日产煤600多吨，每日有四五百匹骡子往返驮炭。1939年因灾荒战乱，同官煤炭生产陷入低潮。井口提升用辘轳，下井工人用手镐、铁錾凿挖煤块，工艺落后，效率低下。
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第二战区的后勤生产基地，陕西省政府与陇海铁路局合办同官煤矿。加之陇海铁路咸同支线通车，同官煤炭生产逐渐发达。其时，不仅官办同官煤矿开始引用蒸汽机、卷扬机、小型电机、锅炉、绞车，在北区煤田以6孔立井开采，私营的20个煤矿公司也争相效法，引入现代工业化机器设备，使煤炭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铜川煤矿工人的劳动条件开始改变，矿灯代替了古老而不安全的鸡娃灯，采煤工作面普遍采用电溜子，代替了旧社会肩拉人爬的出煤方式。采煤由高落式逐渐演变为长壁式，又将沿煤层分层巷道改为联合布置，使用截煤机和顿巴斯康拜因，跨入国际先进采煤技术机械化矿井行列。
1954年7月1日，焦坪地区的铜宜、新利、兴华三座私营煤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式成为宜君县公司合营焦坪煤矿。1956年，成立焦坪新华煤矿，隶属于陕西省工业厅煤矿管理局，日产原煤500吨。
这一年，姚筱舟历经朝鲜战场血与火的洗礼，从此扎根于焦坪煤矿。人民军队文化干事出身的姚筱舟，在焦坪这片蕴藏着热量的土地上，一边兢兢业业地做好安全技术员的本职工作，一边在茅草屋的灯下读书学习，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悄悄继续文学写作，潜入他从中学时代就向往的诗歌王国。
就在这个时候，24岁的诗歌爱好者姚筱舟，怎么也想不到，平生与一次事关个人前途命运的灾难事件不期而遇。
1957年1月8日，姚筱舟所在的公私合营的焦坪新华煤矿井下发生重大生产事故，因安全管理不慎，一个班长违章作业，取暖的火堆引燃竖井中的木柱，引发了可怕的火灾，继而引发瓦斯爆炸，造成重大伤亡事故，十四名矿工不幸遇难。之后焦坪立井封闭报废，生产重心移至前河露天矿开采。
生病在家休息的安全技术员姚筱舟，压根也料想不到井下会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伤亡事故。当听到发生事故死了十四个人的噩耗时，他一时被吓呆了。完了，一切都完了！他眼前一片漆黑，像钻进没有灯光的深深的巷道里，魂不附体，快要窒息了。
发生火灾后，姚筱舟从井下上来，对曾在延长油矿看过油井的缪兆荣说，小缪你好好干，我完了，完了！
在事故发生的那一刻，自己为什么生病休息而不在现场？作为一个安全技术员，也许在现场能够及时发现事故苗头，阻止事故的发生，或者及时地组织扑灭火苗，挽救自己的矿工兄弟的宝贵生命。也许自己是遇难的十四名矿工兄弟之一，换回一个矿工的生命，也比发生事故后自己忍受极大的羞愧和恐惧，被追究责任而备受心灵煎熬的好。 新中国成立以来，煤炭生产在经济建设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也是高危行业，生产安全成为煤矿的头等大事。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就会给矿工生命和国家财产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在1957年1月8日焦坪煤矿事故追究责任的处理中，经过层层严格盘查，姚筱舟被认定为负有间接责任。在他想来，已经是组织对他从宽对待了。他默默地吞下这一剂苦药，赎罪般地面对命运的惩罚。
按煤矿安全生产规程，不得在井下入风口生火。1月5日，姚筱舟听杨矿长催促了维修直井工作任务后，在区班会议上，作为安全技术员向二生产区主任易生明提出建议，派一名矿工在井下生火化冰。在征得易生明同意后，未与其他安全技术员商量，就马上叫保安班长去找工人安振东，于6日早上6时起，一人在入风口的直井底下生起两堆大火。姚筱舟同时指示，在早上人下井时将火搭大些，下午人上井后叫火小些，但不能让火熄灭，这样火堆便整天燃烧。
姚筱舟作为安全技术员，亲自请示并布置了井下生火化冰任务，又没有对责任人进行耐心细致的安全教育，在未深入检查时休了病假。
根据以上调查核实，姚筱舟身为安全技术员，未经矿上正式会议研究，指示工人生火，又派一人整天操作，直接违反煤矿生产保安规程，引发火灾事故，导致十四人遇难，因而使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相关责任人罪责难逃。
据1957年1月19日陕西公私合营焦坪煤矿关于火灾事故有关分子姚筱舟单行材料，经宜君县人民法院判决，姚筱舟因矿难间接责任，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交由机关执行管制。后定为行政撤职、下放劳动三年的处分，被降为普通工人下矿采煤。从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工资待遇正科级的每月58.5元，下降到了40元。
这无异于他人生道路上的晴天霹雳！
姚筱舟几乎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精神打击。作为技术员，十四名矿工兄弟在火灾事故中丧生，让他痛不欲生，甚至产生了轻生的想法。自己对事故罪责难逃，他抱愧于死难的矿工兄弟，下决心在管制下放的高强度劳动中，用汗水洗涤自己的灵魂。
1957年9月5日，姚筱舟在管制下放劳动期间，一位工友因病住院，他请了几天假，去铜川市区医院看望。去时带了正在恋爱的女朋友，到几处名胜古迹参观游览，还看了一场电影。事后有人揭发，说他一个受管制的人员，竟然不参加整风学习，找借口携带女人游山玩水，还一起看电影，生活作风有问题。
姚筱舟有点不服气，在生活中时有牢骚。这些牢骚被别有用心的人发酵扩大，就成了他对党的领导的恶意攻击的证据。
这使他又一次陷入尴尬的处境，也就破罐子破摔，有几次没有执行工作安排。矿上便汇报给宜君县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前来处置。经法院法官教育劝说，他只好服从。但这个坎矿上还是过不去，经9月25日矿领导会议研究：将姚筱舟收监执行。
争辩不过的姚筱舟，只好写了检讨，认罪服法，避免了被收监执行的处理，仍由机关管制下放劳动。因怕连累相恋的女朋友，姚筱舟主动提出与之分手。
有着诗人浪漫情怀的姚筱舟，在青春萌動的年龄，一直渴望用美好的爱情，来排解战争带来的恐惧和复员就业后的举步维艰，给生活一点温存。却因自己偏执的个性，和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修养缺陷，连续受到了情感上的撞击。与朝鲜族姑娘短暂的交往，已经成为不可磨灭的记忆，如今又一次与相恋的女朋友割断情愫，又成为他心上难以抚平的伤疤。
在下井劳动时，在挖掘煤炭的掌子面上，身单力薄的姚筱舟简直成了一个疯子和木偶。他有时挥汗如雨地拼命干，有时扶着锨铲柄静静地傻看，呆若木鸡。升井后休息的时间，不是漫无目的地溜达，就是仰面朝天躺在僻静的山坡上，睁大眼睛凝望着天空。
有一次，矿区放炮剥离地面上的土层，瞬间井下开始剧烈摇晃，岩石往下倾泻。班长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个翻身把他狠狠地压趴下，要不掉落的煤块可能就把他砸伤了，甚至就没命了。
又有一次，下班的时候，一辆装满煤炭的矿车脱钩飞驰而下，人们惊慌失措，大喊大叫，但走在轨道边的姚筱舟不知在冥想什么，竟然毫无知觉，没有一点反应。幸亏一位党员老矿工一把揪住他的领子，把他甩到了一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姚筱舟内心感谢着矿工兄弟的救命之恩，却赌气地说，谁让你救我，让我干脆死了拉倒，再也不受精神折磨了。
然而赌气归赌气，两次死里逃生，都是党员矿工救了他，这给他内心很大的震动。
所在的区队党支部老书记知道姚筱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不能自拔，经常找他谈心，安慰并鼓励他振作精神，重新干好工作。“年纪轻轻的，前边的路还长着哩。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才算是好汉子。”
见他吃不消井下掌子面的劳动强度，书记还有意把他抽调出来，只负责给矿上的好人好事写表扬稿，编写黑板报，让他发挥文字写作的特长。有几个党员矿工主动接近他，帮助他完成繁重的生产任务，常常在工休时找他划拳、猜谜语、下四子棋，下班后拉他去喝茶聊天、谝闲传。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党小组研究决定才交给他们的任务，目的是帮助他丢下思想顾虑，挽救他，防止他自杀走上绝路。
在大伙的热心帮扶下，姚筱舟逐渐摆脱了极度的沮丧情绪，终于挺直了腰杆站了起来。他读到了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劳动在心理和教育上的作用》的文章，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你成功地选择劳动，并把自己的全部精神灌注到它里面去，那么幸福本身就会找到你。
人生道路上的坎儿，姚筱舟在大伙的帮助下终于迈过去了。当了井下挖煤的工人，他才有机会平等地与工人们进行对话，在艰苦的劳作中才对矿工有了深层的了解，逐渐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兄弟般的情谊。
他说，在朝鲜战场，作家魏巍写了《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些英勇战斗、出生入死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那么，在和平的日子里，身边这些一起黑水汗流地为祖国献煤炭的矿工，他们牺牲了自己应该享受的那部分阳光，把又脏又险又苦又累的劳作留给自己，把光和热、把欢笑和快乐贡献给人民，就是最可爱的人。 这些矿工，绝大多数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由于受到地主和煤窑主的剥削和压迫，所以识字不多，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翻身解放了，对于共产党和新社会有着质朴而浓厚的爱，心中惦记着共产党的大恩大德，一心想用劳动创造报答党的恩情。姚筱舟常常听矿工们讲，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救了咱，咱还是会说话的牲口，还要在十八层地狱受罪。他们淳朴的阶级感情，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
姚筱舟与矿工们亲如兄弟，一起拉家常，为不识字的矿工代写家信，与他们共同回忆旧社会的苦难，赞叹新社会有吃有喝有穿、当家作主的生活。有个不识字的矿工多次请他代写家信，信的末尾总要写上：听党的话，交好公粮。朴实的话语，反映出人民群众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由衷的爱戴之情。矿工们的精神宝库中，蕴藏着生命的智慧和浓厚的民间民俗文化，随意编出的顺口溜朗朗上口，情真意切。老矿工给他讲起亲身经历，在黑暗的岁月里，吃人的霸王窑和恶工头如何压榨他们的血汗。
霸王窑，是个让人发怵的名字，是人间地狱的代名词，象征着解放前煤矿工人的血泪史。霸王窑，本名复兴煤矿公司，位于铜川王石凹陈家河老虎沟。由于窑主的残酷剥削，野蛮迫害，窑工死伤甚多，白骨成堆，民间称它为霸王窑。始建于清朝康熙四十九年，即公元1710年，由富平赵姓旺族购买了半成品矿井，往下挖数米见到了煤，办起了炭窼，世代经营。1940年，民族工业兴起，窑主赵成柱将炭窼更名为复兴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发财致富，贪心太重，窑主私自抓捕过往无辜百姓下井挖煤。有一位政府的官员，官职道台，也在上任途中被抓去，他将自己的遭遇写在大块煤上，希望有人来救。三年过去，有知县听闻此处的煤质量好易燃烧，特来采购，道台无故失踪的陈年积案才得以破解。窑主与土匪合伙，在富平与同官交界的老虎桥设下埋伏，强行绑架路人充窑工下井，甚至勾结国民党军队以抓壮丁为名捕捉下井，或勾结警察在庙会戏场假设赌场，以查赌抓赌为名，捕捉赌徒下井。还伪装成驮炭客做引线人，或打着雇麦客叫短工招牌，使许多人落入陷阱。强行抓来的窑工被送入井下，收工上井后被武装押解关进黑窑，仅从门上一小孔中送进饭食，终身为其挖煤，不给分文工钱。矿工实行一年三班倒，一次下井就是四个月不见太阳。不少窑工含恨而死，其尸体被扔进采过煤的老巷，或堆在两孔破窑里，真正是白骨累累，罪恶滔天。
直到1949年4月28日铜川解放，窑主赵成柱自知法网难逃，畏罪吞金自杀。1950年，赵家炭窼关闭，开采历时240多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霸王窑被建成阶级教育馆供人们参观，让人们了解旧社会的黑暗和劳动人民被资本家残酷剥削的血泪史。
老矿工讲述霸王窑的故事，其中的顺口溜和民谣很生动形象，姚筱舟就虚心地记录在本子上。比如：紧三鞭，慢三鞭，不紧不慢又三鞭。鞭子是窑主的枪杆子，煤窑是窑工的棺材板子。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旧社会，咱是冬天里的葱;新社会，咱是回家主人翁;冬天里的葱能成为国家主人翁，全靠共产党，忘不了毛泽东。诸多例子，不胜枚举。
民俗即国风。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姚筱舟听多了，记录了不少，使他开阔了视野，也给自己下放劳动的业余生活，带来了浓厚的诗的情趣。
姚筱舟在朝鲜战场上当文化干事时，就爱好唱歌，吹口琴，拉手风琴，也写诗歌，矿工生活的熔炉，又一次点燃了他蕴藏在胸中的诗的火焰。
在姚筱舟看来，写作和发表诗作，一是反映现实生活，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抒发某种审美的情趣。二是填补或充盈自己当下处境的精神生活，有一种失意中的成就感，得到心理上的一种平衡。三是艺术创作所获得的报酬即稿费，可以弥补被消减的工资待遇，帮着养家糊口。
出于个人际遇的某种顾虑，他考虑作品不便署真实姓名，便反复捉摸掂量，想到了一个化名：蕉萍。诗人，有一种多愁善感的本性。蕉萍，与矿名谐音。当然，姚筱舟赋予这个字眼的含义，也另有奥妙。蕉萍，暗含自己是焦坪煤矿的一名普通矿工，一棵寂寞孤獨的无名小草。他读到了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读到了徐再思的《水仙子·夜雨》：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读到了纳兰性德的《浣溪沙》：浮萍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残雪凝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已三更，更无人处月胧明。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于是，便借用其中的蕉萍二字，自我感觉是再也合适不过了。
于是，署名蕉萍的诗作稿件，便通过邮差送到了多家报刊。稿件大多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庆幸有几首得以变成铅字发表，寄来了样报样刊，每篇还有二元钱的稿费。这无疑让工作和生活处境艰难的他，获得了荣誉和报酬，尽管无人知晓诗作的真实作者。
在此前后，他写了一些诗和散文、小说，用蕉萍的笔名发表，有一个月，收到的稿费比正常上班40元的工资还要多。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一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矛盾做了新的分析，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提法;二是根据毛主席的倡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三是提出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党的建设，以及改进管理体制和改进国家工作的任务。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的高潮。
同年10月，陕西省工业厅将公私合营焦坪煤矿交给铜川矿务局管理，改为国营企业，铲除私有化，工人当家作主，期望激发出人民群众巨大的劳动生产热情。10月25日，在全国全省大跃进、高指标的强烈影响下，焦坪煤矿遍地开花，新开了西北塔、东北塔、石头坡、蛤蟆咀等10个露天矿，放出日产原煤1.16万吨的卫星。11月6日，焦坪煤矿放出第二颗卫星，日产原煤3.36万吨，似乎书写了焦坪煤矿辉煌的一页。 1959年2月，焦坪煤矿35千伏输电线路建成投入使用，全长35公里。9月，七一煤矿建成投产，年设计能力15万吨，后并入焦坪煤矿。
与此同时，中国诗坛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形势。陕西临潼的农民诗人王建禄，因排行第九，人称王老九，写了近百首歌唱总路线的诗。他曾逃荒要饭，常把旧社会的不平之事编成顺口溜。1951年，王老九应邀出席了西北文代会，著名诗人柯仲平鼓励他多编快板多宣传。
柯仲平，曾于1937年到延安，参与倡导街头诗，担任边区文协战歌社社长，成立延安诗会，推进延安群众诗歌的运动。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做了热情发言，毛泽东亲自提名他为《解放日报》特邀撰稿人。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北文联主席，发表了长篇抒情诗《献给志愿军》。他所创作的诗歌戏剧被毛泽东称为“既是大众性的，又是文艺性的，体现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著名诗人臧克家评价他“猛似狂飙热似火”，诗作《不到黄河心不甘》：左边一条山，右边一条山，川水喊着要到黄河去，这里碰壁转一转，那里碰壁弯一弯，它的方向永不改，不到黃河心不甘。一时广为流行，妇孺皆知。
王老九经常和西北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诗人探讨创作，参加群众性的诗歌活动。1953年，他写《进北京》：我老九活了六十整，翻身进了西安城。过去讨饭钻过南山，往北逃难到过铜川。谁想今天真荣幸，要过潼关到北京。枯树开花朵朵红，死了的竹子又发青，老马脱毛变成龙，生锈的古铜放光明。1954年出版诗集《王老九诗选》，1958年出版诗集《东方飞起一巨龙》。先后五次去北京参加会议，曾即兴和郭沫若对过诗：郭老人老心不老，写诗更比李白高。日日夜夜我想见，胡子盼白也见不到。今日相会颐和园，我心里喜得像蛤蟆跳。他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伴随着一场新民歌运动的开启，诗人王老九备受追捧，成为那个时代的符号。
王老九写的《想起毛主席》：梦中想起毛主席，半夜三更太阳起。做活想起毛主席，周身上下增力气。走路想起毛主席，手推小车不知累。吃饭想起毛主席，蒸馍拌汤添香味。开会欢呼毛主席，千万拳头齐举起。墙上挂着毛主席，一片红光照屋里。中国有了毛主席，山南海北飘红旗。中国有了毛主席，老牛要换拖拉机。
1959年8月，《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编、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王老九诗选》，收入王老九谈、黄桂华整理的《谈谈我的创作和生活》一文中写道：以前做梦常是黑洞洞的，现在做梦咋这样红哩，是想起毛主席了，一下子我就写开了头。先前有吴奔星搜集的新湖南民歌《毛泽东》发表，多年后仍有王老九是否为仿写此作的异议，这当是当代文化文艺史上的另一个话题，在此不赘。只说王老九写过《唱支歌儿朋友听》，那么是王老九启发了蕉萍写《唱支山歌给党听》，还是蕉萍启发了王老九，无人对此有过考证。只要想一想，它们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语境中竞相迸发的陕西声音，其中确实包含诸多耐人寻味之处。
时值1958年5月下旬的一个夜晚，鄂尔多斯高原的风吹过南缘山川，焦坪地域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温润如酥。
此时，轮到姚筱舟休班，他临时借住在岳父家。
岳父韩大奎是江苏沛县人，也是在旧社会受过苦的普通矿工，人很诚实，娶张桂英为妻。岳父岳母的宝贝女儿，高中毕业的韩淑华，比姚筱舟小七岁，刚考入焦坪煤矿机电科当钳工学徒，聪慧能干。老两口看重姚筱舟的人品和才能，不嫌弃他犯错误受到管制下放的身份，把喜欢文化人的独生女儿韩淑华嫁给了姚筱舟。
火灾事故后受到处分的姚筱舟，主动与原来的恋人分道扬镳，与韩淑华结为夫妻，生儿育女，过起普通人的小日子。
晚饭后，爱人韩淑华带孩子睡着了。屋外，平时机器轰鸣的矿区难得有短暂的宁静，夏天的微风带着夜雨的清新吹进茅草屋，姚筱舟略有所思地走到小饭桌旁，倒了一杯水，在一粒光亮的煤油灯下坐下来，开始做他读书写作的功课。
近来，姚筱舟的心头一直萦绕着矿工兄弟说的顺口溜：党是咱妈，矿是咱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同时想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那里有他的老母亲，在旧社会饱受苦难，如今过上了安稳的生活。这一切是党给予的，就像母亲给了自己生命，党如同母亲般教育培养他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顿时眼睛湿润了。
母爱，是母亲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把儿子和女儿由婴儿抚养至儿童、青少年，直至成年，供书教学，关怀照顾。母爱是母亲对子女的恩情，是无私伟大的。古代有不少歌颂母爱的诗词，不胜枚举。
例如唐朝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表现母亲对子女无微不至关怀的诗篇，被千古传颂。
有人认为，母爱不过是一种出于生物本能的行为，亦不认为是值得歌颂的东西。例如张爱玲，就认为母爱只是人与其他动物都具有的本性，不能引以为豪，甚至认为母爱只是被夸大了的戏剧化了的感情。
此外，有人认为母爱并非出于伟大的牺牲，而是一种反应。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主义者西蒙·波娃在著作《第二性》中写道，母爱并不是出于天生，而是母亲对处境的反应。
而大凡伟大的人物或杰出的文学艺术家，都无一例外地认为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爱是一团巨大的火焰。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地位，什么幸福和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只能给儿女们吃红高粱饼子。
但丁说，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贝多芬说，我很幸运有爱我的母亲。雨果说，慈母的胳膊是由爱构成的，孩子睡在里面怎能不香甜？乔治·艾略特说，我的生命是从睁开眼睛，爱上我母亲的面孔开始的。马克·吐温说，就是在我们母亲的膝上，我们就获得了我们的最高尚最真诚和最远大的理想，但是里面很少有任何金钱。我给我的母亲添了不少乱，但是我认为她对此颇为享受。人的嘴唇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喊就是妈妈。高尔基说，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惠特曼说，全世界的母亲是多么的相像！她们的心始终一样，每一个母亲都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巴尔扎克说，母亲的心是一个深渊，在它的最深处你总会得到宽恕。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 妈妈在哪儿，哪儿就是最快乐的地方。世界上一切其他都是假的，空的，唯有母亲才是真的，永恒的，不灭的。
姚筱舟，一个寒碜的煤矿工人，由此想开来，诗情涌动。
他提笔写道：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來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接下来，借用矿工兄弟平日里对比新旧社会的种种感慨，便写道：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
他突然停下笔，觉得三座大山的比喻不恰当，却也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句替代，一时有点一筹莫展。民歌体要求形象鲜明，通顺流畅，他想到了老矿工诉说霸王窑紧三鞭，慢三鞭，不紧不慢又三鞭的民谣。
苦思冥想中，他随手翻阅一本小人书，偶然看到一个肥胖的地主拿着鞭子抽打几个长工的画面后，突发灵感，窑主把头抡着鞭子狠狠抽打骨瘦如柴的矿工的画面，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鞭子，这个词再形象准确不过了。这便灵机一动，笔下生出灵感的火花，马上提笔把三座大山一句改成鞭子，继续写道：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第三小节，他想到了蕉萍的笔名含义，顺手写道：母亲给我一颗心，好像浮萍没有根。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标题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诗，在草纸上写好后，他兴奋地走出茅草屋。
矿区灯火通明，夏夜的微风令人爽朗。他找到一个关系要好的办事员家，要来了几张方格稿纸，匆忙回到屋里。认真誊写好后，已经是下半夜了，远处传来几声鸡啼。
生活处境尴尬的姚筱舟，在无可选择的时候，也许是在用诗歌释放胸中块垒，或是在用文学救赎自己的受伤的灵魂。他是用压抑在心底的真实情感，把党比作母亲，唱出了这支给党听的山歌。
第二天一早，他把诗稿塞入矿区的邮箱，寄往《陕西文艺》编辑部。
诗以言志，是否被采用是编辑的事，听天由命吧，自己写出来了，投寄出去了，就完成了一桩心愿。写了一首自己满意的好诗，身心为之爽朗，姚筱舟感觉此时此刻，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后，矿工诗人蕉萍，心情欢悦地赶到更衣房，换上乌黑的工装，戴上矿灯，下井去挖煤。矿工兄弟们，难得看到一向郁郁寡欢的姚筱舟，有如此喜悦、兴致勃勃的时候。
1958年6月26日出版的《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第八期，刊发了这首署名蕉萍的诗作《唱支山歌给党听》。与农民诗人王老九的两首诗及另外六首诗、一首歌词刊在一起。姚筱舟收到了样刊，与平时发表作品一样，并不公开示人炫耀，一个人默默诵读，内心异常欣喜。
就在同年5月14日，《延河》编辑部邀请西安的诗人、教授、民歌爱好者和报刊编辑，以及从事民歌搜集整理的研究者，座谈新民歌。柯仲平、田奇、金葳、傅庚生、蒋树铭、向太阳、胡征、董得理、苏棠、李培坤等与会发言。
当月，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创办以诗歌反映歌颂大跃进生产的墙报《街头诗窗》，从两个挂板改为机关围墙上的五六个橱窗。其间，与陕西省美术家协会联办《街头诗画》，在钟楼旁展示。
7月9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延河》主编胡采，主持召开了西安市灞桥区白庙村农民诗人作诗感想座谈会。
7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召集西安地区的作家、评论家和青年作者，座谈“作家与群众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邵荃麟出席并做了讲话。
8月，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编选的《陕西新民歌三百首》由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柯仲平以诗作序。编者在后记中写道：“收在这个集子中的三百首新民歌，是从我省几万首大跃进歌谣中选出来的。”在尽量保持原作面貌的原则下，做了必要的改动和润色，题目大部分也是编者所加或另起的。其中如《我来了》《一挖挖到水晶殿》等，已在报刊上被人多次引用。
《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是由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编印的一份小报，专门刊登采集的新民歌。多年后，诗作者本人的手头已经没有了这张小报，也许遗失，也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了。庆幸的是，铜川煤矿地质学校的李裕年老师，留心收藏了刊登老友姚筱舟的诗作样报。
《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其主办单位是谁？成为陕西文学史研究者一直纠结、难以厘清的一桩悬案。
上溯至1950年9月，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前身西北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如果再往前追溯，西北文学工作者协会又承继了1937年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血脉，主要负责人柯仲平、马健翎等作家艺术家，领导和组织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作协西安分会、陕西省作协的工作。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宣告成立。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同日，马健翎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9月21日，西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大会选举柯仲平、马健翎、张季纯、郑伯奇、胡采、赵望云、石鲁、王汶石、黄俊耀等75人组成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柯仲平任主席。
1954年10月，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撤销。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决定，原大区作家协会均改为大区所在地城市的中国作家协会分会，负责联系原大区各省市的作家协会会员，西北作家协会筹委会召开扩大会，研究成立分会事宜。
11月8日，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成立。会议选举马健翎为主席，柳青、郑伯奇、胡采为副主席，决定分会秘书长由王汶石、戈壁舟、李古北、余念、杜鹏程5位驻会作家轮流担任，任期各为一年。分会有正式会员31人，在西安的26人。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有24位，有王宗元、王老九、袁烙、黄俊耀等。
1954年国庆节后，原西北文联干部杨韦昕被调来参与筹备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工作。他随同王汶石一起为作协选址，几经周折，选定了西安建国路原高桂滋公馆。从此，这里就一直是中国作协西安分会、陕西省作协的办公场所。 1956年，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创办了文学月刊《延河》。筹办者中的绝大多数作家和编辑，都是喝过延河水吃过陕北小米的，在他们的心中，延河不是一条普通地理概念上的河流，它是一种信念，一种追求的象征，他们自然对革命事业肩负着一种责任和使命。
1961年，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编的《陕西民歌》由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传统民谣，二是红色民谣，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歌颂合作化、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新歌谣。
1962年4 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席柯仲平，传达北京4月19号召开的诗歌座谈会情况，和朱德委员长、陈毅副总理、中国文学艺术界主席郭沫若等关于诗歌创作的讲话。王老九、王汶石、傅庚生、关鹤岩以及高校教师、报刊编辑、业余诗歌创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共二百多人与会。
1964年，曾在延安时代给毛泽东说过陕北说书的盲艺人韩起祥，与王宗元合编的《翻身记》和《回乡记》，在西安出版发行。
1966年7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电话指示：为了集中力量检查刊物，省委决定《延河》自1966年8月起，暂时停止出刊。7月13日，《延河》编辑部在第7期《延河》中随刊夹了一张小纸条，上印重要启事：“本刊决定自一九六六年八月起，暂时停止出刊。凡订阅本刊的读者，可到原订阅邮电局、所办理退订手续。”
同月，《延河》出增刊一期，刊名用红色印刷。刊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陕西日报》的有关文章。自1956年4月至此十年间，《延河》共出刊124期。
至此，除《解放军文艺》等少数刊物外，全国的文艺刊物陆续停刊。
1970年1月，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撤销，绝大多数人员下放农村或者去了五七干校。
1972年11月6日，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成立，属省文化局领导的县处级单位。鱼讯任主任，王汶石任副主任。原下放劳动或五七干校的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干部、作家和编辑陆续調入。
1973年7月，《陕西文艺》创刊号出版，为双月刊。主编王丕祥，副主编贺鸿钧、王绳武;编辑部主任董得理，副主任杨韦昕;小说组组长路萌，副组长高彬;诗歌组组长黄桂花、副组长杨进宝;评论组组长陈贤仲。均系原《延河》人员。
1977年7月，《陕西文艺》恢复《延河》本名。月刊，16开，72页。
陕西作协从延安走来，延河水长流。《延河》主编、执行主编陆续由戈壁舟、胡采、王丕祥、白描、陈忠实、徐岳、子心、常智奇、贾平凹、阎安担任。
回溯陕西文艺建国初期另外一条线索：西北文联主办的《西北文艺》，为综合性文艺月刊，1950年10月5日创刊于西安。王汶石任《西北文艺》副主编，王丕祥任西北文艺工作团副团长，杨韦昕任西北文联干部，董得理任《西北文艺》编辑，田奇任西北文联干事，沙陵任《西北文艺》诗歌编辑。
陕西省文联成立于1950年，主办《陕西文艺》，1956年停止对外办公并撤销。
由此可见，1958年6月26日发表蕉萍《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小诗的《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是由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编印的一份小报。其编辑人员大多是陕西文联、作协系统的原班专业人员。
年近九十的作家杨韦昕老人，记忆清晰，亲历了这一历程的方方面面，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滔滔不绝，也梳理得有条不紊。
不管是西北文联的《西北文艺》、陕西省文联《陕西文艺》，还是中国作协西安分会《陕西文艺》《延河》，机构和编辑人员分分合合，流动调遣，如王汶石、王丕祥、韦昕、董得理、田奇、沙陵，他们均属于西北文联、陕西文联、作协系统文学编辑中坚力量，可谓文学薪火不灭。
当时的姚筱舟，名不见经传，在成名的诗人和作家中，蕉萍的名字，在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解放军诗歌作者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连姚筱舟本人，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若干诗作中的这首小诗，不经意间，在日后会和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联系在一起，并被谱曲歌唱，传遍千家万户，成为亿万人耳熟能详的传统经典歌曲。
偶然间有必然。早在1937年春天，诗人艾青写过一首《煤的对话》：你住在哪里？我住在万年的深山里，我住在万年的岩石里。你的年纪？我的年纪比山的更大，比岩石的更大。你从什么时候沉默的？从恐龙统治了森林的年代，从地壳第一次震动的年代。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死？不，不，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
艾青这首诗，采用通篇对话的方式，来展示中华民族不甘屈辱、自强不息的内在精神，表达诗人对祖国深沉而热烈的爱，和对祖国再生的强烈愿望，显得新颖而又亲切。这首诗虽短，却耐人寻味，内涵博大，意境深远。
蕉萍，在煤的世界里，唱出了《唱支山歌给党听》。
他是一块煤，一块普通的煤。
经历了挫折和磨难，他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
死？
不，不，他还活着。
他的歌在呼唤：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
1957年1月，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诗歌杂志《诗刊》诞生，毛泽东主席亲笔复信支持创办《诗刊》，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发刊第一期，以毛泽东的十八首旧体诗词打头，同时发表毛泽东致主编臧克家和编辑部的信。1958年，《诗刊》刊登了较多的工厂、农村的大跃进诗歌。至1959年上半年，展开了新民歌和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
1959年3月，《诗刊》社在编辑《新民歌三百首》的后记中写道：“1958年，全国民歌庆丰收。这里的三百首民歌，是我们在去年编的《新民歌百首》一、二、三集三个选配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大加增删，而后编成的。比起那三本来，这里又有了一些改进。但是全国民歌大丰收的面貌，恐怕这本集子还不能充分显示出来。我们只是选入了这一年来较为优秀的民歌。由于这些民歌是在农业大跃进的情况下涌现的，题材内容广泛，气魄更是雄伟。我们还选入了一部分工人创作的民歌，也都是反映工业大跃进的刚强的声音。这本选集里的大部分民歌，是从全国各地编印出版的民歌集和报刊上发表的民歌中选出来的。我们接触的资料有限，不免有遗漏或错误，尚待读者指正。在编选过程中，不断地收到全国各地有关单位寄来的资料。对他们的支持，我们十分感谢。” 1959年6月，由《诗刊》社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新民歌三百首》，首印五万册，定价八角二分。这本诗集，收入了《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署名陕西宜君焦坪煤矿蕉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一诗：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好像浮萍没有根;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1958年出现的新民歌运动，形成大规模的民歌搜集和民歌创作，是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如何全面评价，不仅在中国当代诗歌史，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都是不容回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讲话中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新民歌运动，是迅速掀起文化建设高潮而造就的一次群众性的文艺创作运动。以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为起点，经8月的北戴河会议后的高潮期，到次年9月底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红旗歌谣》等民歌专集的出版而基本结束。新民歌运动前期，曾出现过一些比较成功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反映了劳动人民改变祖国面貌的迫切愿望，表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
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须半杆烟。在这场运动中，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人以及知识分子，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文学创作之中。
诗人徐迟，在编选的《一九五八年诗选》序言中说：“对中国的诗歌创作来说，1958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诗歌界出现了普遍繁荣的、盛况空前的图景。”
1958年上半年，呼和浩特市决定在三年到五年内要生产50万吨钢，收集50万首民歌，把收集民歌和生产钢并列在一起。山西省提出一年要产生30万个李有才，30万个郭兰英，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
而毛泽东最初的想法，仅不过是下次开会时各省至少要搞一百多首。在这些数不清的新民歌中，以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分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和诗坛泰斗郭沫若编选的《红旗歌谣》影响最大。这个官方钦定本共选了三百首，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编者的编辑理念是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诗经》看齐，《红旗歌谣》想要成为新民歌时代的圣经。
整体上，新民歌展现了人定胜天、农民的革命乐观主义，还有些个人崇拜的内容。毛泽东本人在看过《红旗歌谣》后，都感觉相当不满意：水分太多，还是旧民歌好。
而某种程度上，郭沫若本人也是运动的受害者。195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一首《孩子的诗》写道：别看作者小，诗歌可不少，一心超过杜甫诗，快马加鞭赶郭老。郭沫若写了一首诗答作者：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主席毛。作为五四新文化时期声名显赫的诗坛才子，这个时期在努力为大跃进创作的过程中，水平下降了。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波折，新民歌运动逐渐退潮。毛泽东当初推动和提倡新民歌，正如他开始觉察并立意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一样，也在1959年否定了一年前提倡全民写民歌的态度。他说：“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有诗意的人才能写诗，你让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无诗意，怎样写诗呢？你不是冤枉人家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
于是，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逐渐降下了帷幕。
新民歌运动所依赖的民间文学基础，使工农兵群众真正成为新的文学主体，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至此遭遇重大冲击。新民歌主题上以歌颂为主，多表现为忆苦思甜和抒发豪情壮志，在艺术上则极尽夸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出现。中国诗歌的代表人物贺敬之的《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等，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诗歌气象，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等也都别具特色。
如果说新民歌总体上还算是歌谣化的口号，1966年以后，除了八个样板戏之外，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诗歌本质应该是自由的，文学艺术的生产有其自身规律。运动式的推波助澜，行政命令式的摊派任务，限定了题材的发挥，违背了重视民歌的初衷，民歌失去本身所蕴含的价值。虽然新民歌运动仅仅存在了不长时间，但中国诗歌发展的根本问题尚未解决，以至当代中国诗歌、甚至整个文学界都难以摆脱影响。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世界交流的窗口打开，各种现代思潮风涌而入，学习借鉴成了诗歌的主流形式。思想的解放与变革，文化河流的解冻，加上对西方诗学的横向移植，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国诗歌的八十年代风景。如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牛汉的《悼念一棵枫树》，诗意丰沛，振聋发聩。同时，出现了朦胧诗派和新生代诗。两者的审美风格不同，朦胧诗是带有怀疑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立场，其中包含着对十七年政治抒情诗的英雄主体塑造的继承，艺术手法是象征主义与浪漫主义。新生代回归日常生活，拒绝崇高，甘愿平凡，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观。有的猎取先锋之名，催发了新诗潮的崛起。
作为汉语白话文诗歌，胡适的《老鸦》到郭沫若的《女神》，新诗便已告别了古典诗歌，走出古典汉语的家族，在疲惫地流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海子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践，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起初，他们的詩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诗歌王国。
显然，在1958年新民歌热潮中，蕉萍，一个普通矿工姚筱舟，所发表的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小诗，其亲身体验的真挚情感和在生活底层提炼的生动形象，是在中国当代汉语诗一波又一波的转型变革洪流中不断被淘洗的。 但有幸的是，像陕北农民李有源的绝唱《东方红》一样，伴随着一个伟大时代的持续推进和飞跃，铜川焦坪煤矿工人焦萍笔下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以沾满煤屑的粗手写下的毫不起眼的民歌体小诗，如同见到天日后的普通的一块煤，让千万匹黑骏马奔驰般的煤海熊熊燃烧起来，那铺天盖地的不可阻挡的火焰，照亮了一个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
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12月18日出生于湖南长沙荷叶坝一户贫苦农民家里。从他三岁起，祖父雷新庭、父亲雷明亮、母亲张元满、哥哥雷正德相继悲惨死去，弟弟饿死在家中，年仅七岁的雷锋从此沦为孤儿，在六叔公和六叔奶奶的拉扯下，艰难地活下来。
1949年8月，湖南解放时，雷锋找到路过的解放军连长要求当兵，连长没同意，但把一支钢笔送给了他。雷锋当了儿童团团长，土地改革中分得三亩六分耕地，乡政府的党支书供他免费进入刘家祠堂小学读书。合作化时，将分得的田地捐给他就读的荷叶坝小学。回到生产队后当了秋征助理员，之后相继担任安庆乡政府通信员、望城县委公务员、鞍钢化工总厂洗煤车间推土机手。
1960年1月8日，20岁的雷锋从鞍钢弓长岭矿山入伍，来到了辽宁营口的新兵连。后被分配到运输连当驾驶员，相继荣立二等功，荣获“模范共青团员”称号。
1960年10月底，军区政治部把雷锋暂时借调到沈阳做忆苦报告。政治部副主任王寄语为详细了解雷锋的成长过程，打电话给工程兵10团政委韩万金，让他转告雷锋，来时把自己的日记带上。
雷锋带了四五本日记，来到军区第一招待所。王寄语读到日记的内容，被深深打动了，当即安排摘抄，分发给军区常委们阅读。不久，军区政治部机关报《前进报》总编辑嵇炳前，协同新华社军事记者佟希文和李健羽，前往军区机关了解雷锋的事迹，在雷锋作报告临时住的办公室里，偶然从雷锋的床上发现了雷锋写的日记，看了几段觉得很好，就请示王寄语能否借去看看，王寄语当即表示赞成。
之后，沈阳军区《前进报》总编辑嵇炳前，向编辑董祖修布置了报社拟宣传雷锋的计划，并把五本日记交给他，让他看看能否摘录发表一部分。
已是下班时分，董祖修接过雷锋的日记本拿回家去，当晚便在灯下阅读起来。他打开1960年雷锋参军后新使用的日记本，一下子便被扉页上贴着的黄继光画像吸引住了。那是一张剪自画报的黄继光画像，画像上的黄继光目视前方，充满英雄气概。雷锋在画像两侧空白的地方竖着写道：英雄的战士黄继光，我永远向您学习！
雷锋日记中，有的话语充满哲理：“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一起的时候才能有力量。要记住，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雷锋同志，愿你做暴风雨中的松柏，不愿你做温室中的弱苗。”
深夜，董祖修一本一本往下看。从雷锋那一篇篇充满着阶级爱憎的倾诉当中，从那一句句为了党和人民，为了共产主义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最宝贵的生命的诤诤誓言当中，深感雷锋绝非一般战士，而是一位真正把个人同整个阶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解放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自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先进典型。
董祖修向上级领导表示，日记完全可以摘登，他还想前往雷锋所在连队采访一次，或许可以得到更多更新的东西，嵇炳前欣然同意。董祖修来到运输连，雷锋正外出作报告不在连队。经人指点，董祖修在连队找到雷锋的一只小箱子，又发现了几本笔记本和一些写在稿纸上的哲言和诗歌。
这时，从打开的日记本中飘落下一张小纸条。他捡起一看，是雷锋的笔迹，上面写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董祖修如获至宝，喜出望外。这四句话用春夏秋冬四季做比喻，把一个革命者对待同志、对待工作、对待错误思想以及对待敌人所应有的正确态度，精辟地表述出来，是雷锋形象的真实写照，是雷锋精神的高度概括。他想，如果把这四句话同雷锋的事迹结合起来宣传，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前进报》编辑在研究这四句话时，认为虽然不出自雷锋日记本，但它并没有违背雷锋的生活实际，决定选用。
1960年11月9日，工兵团党委在党委书记、政委韩万金主持下，在沈阳军区招待所临时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批准雷锋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1月26日，《前进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长篇通讯，报道了雷锋的先进事迹。同年12月1日，《前进报》以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了题为《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雷锋同志日记摘抄》一文，摘发了雷锋从1959年8月30日至1960年11月15日的日記15篇，以此作为辅助学习雷锋的一个形式，在部队里流传。
12月13日，新华社发表题为《苦孩子成长为优秀战士》的报道，《解放军报》发表题为《茁壮的新苗》《辽宁日报》发表题为《红色的战士》的文章。同时，沈阳军区提出了“学雷锋、赶雷锋、超雷锋”的口号。一时间，雷锋的名字传遍了东北大地，在全国范围内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1961年2月3日，雷锋应邀到海城驻军作忆苦思甜报告，与董存瑞战友、全国战斗英雄郅顺义亲切交谈。7月31日至8月3日，出席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62年1月27日，雷锋被批准晋升中士军衔。春节期间，雷锋在《前进报》发表《写给青年同志们的一封信》。在此前后，雷锋在《前进报》发表了《在毛主席的哺育下成长》《我是怎样从一个苦孩子成长为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文章。
2月14日，雷锋出席中国共产党工程兵十团代表大会。
1962年8月15日上午8时，雷锋和新战士乔安山驾车从工地回到驻地。
乔安山，雷锋最亲密的战友，两人在一个宿舍里同吃同住，情同手足。雷锋是乔安山的班长，他俩同开一辆车，一起执行国防施工任务，天寒地冻的日子一同睡在一个被窝里。雷锋总跟乔安山说，安山，要是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我早就死在那个山沟里啦，不能活到现在。所以我不管干什么，我要多干，什么事我都要干好，才能对得起党。 车开进连队车场后，雷锋发现车身上溅了许多泥水，便不顾长途行车的疲劳，让乔安山发动汽车到空地洗车。经过营房前一段比较窄的过道，为安全起见，雷锋站在过道边上，指挥乔安山倒车转弯。汽车突然左后轮滑进了路边水沟，骤然碰倒了一根日常晒衣服被子用的方木杆子，雷锋被倒下来的杆子砸在头部左太阳穴上，当场扑倒在地，晕了过去。
事故发生后，战友们立即用担架把雷锋送到附近抚顺市第二医院抢救，各级首长立即赶到了医院，同时以最快速度把沈阳的医疗专家接到抚顺。由于颅骨损伤，导致脑机能障碍，雷锋于当日12时5分不幸英年早逝，年仅22岁。
组织上对雷锋的牺牲结论为：因公殉职，意外事故。乔安山没有直接责任。当时告知乔安山，雷锋之死的对外口径是因公牺牲，要他保密。虽然组织上百般劝说他不要背包袱，但战友的死一直使乔安山抬不起头，默默为继承雷锋遗愿做贡献，抱愧终生。
在雷锋的葬礼上，抚顺十萬之众为他送行。
雷锋牺牲后，1963年1月7日，国防部把他生前所在班命名为雷锋班。
1963年1月20日，《前进报》用将近一个半版的篇幅，摘录发表了32篇雷锋日记，其中包括1960年发表过的15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发表了转自《前进报》的雷锋日记。
应当说，《前进报》给各报刊提供的日记摘抄，总的来说是准确的，是尊重雷锋原作的。但同日记原文相对照，发表的日记也有个别变动之处，是从四开四版小报的需要出发，在文字上做了删节和压缩。而在选辑过程中，由于一时难以查实，编辑将雷锋抄录报刊书籍的一些名言警句当作了雷锋自己所写日记的内容。
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载雷锋日记摘抄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让邓颖超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读了雷锋的事迹和日记很感动，认为日记写得好。同时，邓颖超告诉吴冷西，总理好像在哪儿见过《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作，希望报社认真查实，搞清楚日记中哪些是雷锋自己的话，哪些是他摘录别人的话，别人的话应注明出处。吴冷西很快把电话打到总政宣传部，总政又及时将电话打到沈阳军区政治部。沈阳军区政治部又将核实雷锋日记的任务，交给了《前进报》编辑董祖修。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随后，发表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的题词。刘少奇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周恩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朱德题词：“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邓小平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此后每年的3月5日成为指定的学雷锋纪念日，引领全中国掀起学习雷锋精神的热潮，雷锋的名字响遍全国。《接过雷锋的枪》《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歌曲曾广为传唱，有关雷锋题材的电影、话剧、歌剧、相声、快板等文艺作品风行一时，《雷锋日记》和《雷锋的故事》一版再版，并被选入小学语文教科书。
雷锋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即共产主义人生观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政治上紧跟共产党，工作中努力，日常生活中主动帮助别人，勤俭节约，为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它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精神文明的同义语、先进文化的表征。
根据董祖修当年采访雷锋的记忆，1957年的秋天，雷锋在望城县委机关当公务员时开始学写日记，曾向组织部的同事彭正元请教怎么样才能写好日记。1958年4月的一天，在团山湖农场办公室，雷锋主动把日记递给干部方湘林看。方湘林希望看到青春和爱情一类的日记，可仔细一看，写的全是政治与技术方面的内容，如下放干部总结评比大会记录和在大会上的发言提纲，拖拉机性能、拖拉机驾驶规则等等。
1963年3月中旬，董祖修接到核对雷锋日记的任务后，把当时军内外报刊上刊登的雷锋日记摘抄仔细查对了一下。《前进报》最初刊载时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报刊上，主要表现在：雷锋自己的话与雷锋摘录别人的话，没有区分开来，缺少必要注解。
董祖修来到与报社同在一层楼上的军区文化部，请他们从军区文工团找来十位同志，以便帮助抄写。然后，董祖修把雷锋的日记本细心地拆开，排列了次序，并加上了号码。大约用了两天时间，雷锋日记的整个抄写和初步校阅进行完毕。董祖修逐篇细读，订正了个别标点和文字。这样，一份完整准确的雷锋日记抄件，便在短短几天之内完成了。
之后，董祖修最关心的是装订日记本的事，亲手把拆开的本子送到印刷厂装订。印刷厂对雷锋的遗物十分珍惜，请一位老师傅按照精装的规格，把几册日记本一针一线地装订起来，然后把封面粘好。
董祖修把查对结果如实做了汇报，军区政治部领导为了慎重起见，特派他和负责对外宣传报道工作的徐文一同前往总政宣传部，以便及时把宣传中某些不准确的地方纠正过来。
他把一份雷锋日记的完整抄件，随身带到了北京，和总政宣传部的相关人员一起核实雷锋日记。对雷锋遗留下的日记，编辑组都是按照时间顺序，一天一天地核实鉴别。其中雷锋记录生活、工作、学习的日记，很容易认定，但部分日记记录了一些富有深刻寓意的精辟论断、名言警句等，就必须仔细分析，因为里面有的是雷锋写的，有些似乎不是。雷锋日记里引用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对照雷锋的笔记本可以看出，雷锋平时看了很多书，做了不少摘记，有的注明了出处，有的并未注明。
例如日记里有一段话这样写道：“一个人出生在世界上以后，除了早夭的以外，总要活上几十年。每个人从成年一直到停止呼吸的几十年的生活，就构成个人自己的历史。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写自己的历史。每个共产党员和每个共青团员都应该想一想，怎样来写自己的历史？我要永远保持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
当时编辑组以为是雷锋自己的话，收录进最早的《雷锋日记选》版本中，列为第一篇。之后，才发现这段话原来摘自中央党校杨献珍的一篇文章。于是在《雷锋日记》再版时便删去了这段摘记。这段话，还被误为雷锋的话，成了《人民日报》组织的第一次报道雷锋的文章的引语。 编辑组对雷锋日记中有关事实过程、人名、职务、单位、番号、地名、时间、数字等，都一一核对过。但在发表时还是做了一些技术处理。为了保密，将雷锋日记中的部队番号一律改成××部队。将不便透露姓名的人名，改成×××。經过反复研究，还将部分语义重复、过时的话语用词等，做了删节。
1963年4月，最后确定了《雷锋日记》的初稿，共选辑121篇，约四万五千字，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一次印刷二十万册，每册定价三角。这是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内容丰富、文字准确的《雷锋日记》。
书籍内页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的题词。这本日记的出版，满足了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急需，也成为对雷锋的永久纪念。
雷锋的日记，作为反映雷锋精神的文字，成了读者了解雷锋的最直接的方式。其直截了当的抒发方式通俗易懂，有助于更生动具体地了解作为学习榜样的雷锋。随着时代的变化，《雷锋日记》的出版也是越来越谨慎。从一位收藏《雷锋日记》各种版本的爱好者的藏品中可以看出，内容均有不同，有一些日记篇章到后来不是被删掉，就是做了修改。改革开放之后，《雷锋日记》的真伪甚至成为知识界一度讨论的话题。
细节真伪可以商榷，但不可怀疑的是雷锋笔下的那种任何时候也掩盖不住的青春激情。这是一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日记。雷锋日记里除了弥漫的政治激情，依然记录下了他从伙房里偷吃锅巴、被冤枉、谈恋爱后所受到的委屈等更多的日常生活。
总政宣传部已初步确定正式出版《雷锋日记》一书，设想在出版前言中，从正面说明这是依据雷锋日记的原文，对已发表过的雷锋日记进行详细校对，并增加了一部分新的内容而选辑成书的。这样，就可以借此机会把原来某些不准确的地方纠正过来，使今后的宣传有个可靠的依据，使学习有个准确的版本。
不久，雷锋的日记本、笔记本共九本，连同雷锋其他遗物一起，被征集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长期珍藏。
中国青年出版社公开出版的《雷锋日记（1959-1962）》，其中收入了雷锋1960年×月×日日记：“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的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显然，雷锋在摘抄时，对蕉萍的原诗《唱支山歌给党听》，作了字词上的个别修改。原诗“母亲只能生我身”，删去了“能”字，原诗“旧社会鞭子抽我身”，则增添了“的”字。原诗“党号召我们闹革命”，修改为“共产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未摘抄原诗的第三小节：“母亲给我一颗心，好像浮萍没有根;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蕉萍的这首小诗，一定深深吸引了雷锋，打动了他的心，他与作者蕉萍产生了情感上的强烈共鸣，才把它摘抄在自己的日记里。二人远隔千山万水，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素不相识，诗的文字符号却将他俩紧紧联结在一起。这便是诗的力量，文学艺术的魅力，让任何陌生人通过文字产生共情。
1963年5月的一天，姚筱舟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新出版的《雷锋日记》。认真阅读时，意外发现了一则“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日记。他惊奇地叫了起来，这熟悉的词句，与自己曾经发表的一首小诗几乎一模一样。是两个相隔千里的作者写作思维的偶然雷同呢，还真是雷锋摘抄修改了姚筱舟在《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上署名蕉萍的诗作？
他坐下来仔细一字一句地对照，原诗作与《雷锋日记》在哪里有小的区别？只是修改了其中几个字词，摘录了其中的两段文字。
姚筱舟认定，雷锋是从署名蕉萍的这首诗中抄录的，毫无疑问。
自己发表的一首小诗，能够让雷锋读到并摘抄进日记，能入雷锋的慧眼，这使姚筱舟感到了无比的喜悦和自豪。
此时，姚筱舟也想到，如果去申明雷锋这篇日记是摘抄蕉萍的，到哪里申明？找编者还是出版社？人家会查找核实日记的来源和出处吗？如果寻找原作者蕉萍，自己的笔名不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处境是会变好，还是会更加尴尬呢？何况，有谁会相信，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会抄你一个偏远煤矿上受过处分，且有复杂的社会关系背景的人写的诗呢？人家以为你一定疯了，白日做梦，痴心妄想，造谣生事，骗取功名利禄，那样的话就更难活下去了。
他这么一想，便打消了几次提笔写信询问的念头。罢了，也许有一天，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至于蕉萍是谁？陕西宜君焦坪煤矿在哪里？雷锋也许想到，这个署名蕉萍的诗人，一定有与自己相似的经历，相同的阶级感情，把党比作母亲，他由衷地赞赏这位诗人的才华，冥冥之中，二人彼此的心灵是息息相通的。他在日记中摘抄下了这优美的诗句，把它牢牢铭记在心，激励自己去努力工作。
日记时间是1960年×月×日，是雷锋忽略了具体日期，还是编者出于某种考虑隐去了日期，不明确。雷锋似乎不大可能从1958年6月26日《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直接读到这首诗，那时他在团山湖农场学开拖拉机，爱好写作，还在这年3月16日的《望城报》发表了处女作《我学会开拖拉机了》。
应该是在1960年初入伍后，雷锋在辽宁营口的军营中第一次读到了1959年6月由《诗刊》社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定价八角二分的《新民歌三百首》。
之后，雷锋摘抄的这段文字，便编入1963年5月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的《雷锋日记》，流布于世。曾经印刷发行160万册的《雷锋日记》，可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名副其实的畅销书。
《唱支山歌给党听》更为亿万人熟知并引吭高歌，则源自上海实验歌剧院作曲家朱践耳谱曲之功。
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雷锋日记》。上海实验歌剧院作曲家朱践耳读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一节文字，顿时眼前一亮，受到了强烈的情感冲击。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一气呵成，为这首诗谱了曲。擅长交响乐创作的他，采取了一种戏剧性的艺术手法，特意把这首诗谱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山歌曲调。谱曲之后，他立即把曲谱作品寄给了几家报刊。 很快，2月21日《文汇报》第3版发表了这首题为《雷锋的歌》的歌词和简谱。歌词内容出自《雷锋日记》。歌词作者署名：“摘自雷锋日记”。曲作者：践耳。并附有300字的唱法说明。
朱践耳拟的歌名叫《雷锋的歌》。关于词作者，因为不清楚这首诗是雷锋原创还是摘抄的，所以注明歌词：“摘自雷锋日记”。
这首新歌，是三部曲式结构。第一乐段充满深情和激情，表达了雷锋对党的热爱。第二乐段体现了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时而悲痛凄楚，如泣如诉，充满了对旧社会的仇恨，时而壮怀激烈，字字铿锵，具有部队歌曲的音调特点，表达了雷锋跟党向党的决心。第三乐段再现第一乐段的主题，加深了旋律的印象，并把音乐推向高潮，再次强调了歌曲的中心思想。
朱践耳，本名朱荣实，祖籍安徽泾县，1922年10月18日生于天津，排行老五。其父在天津开设了一家面粉厂，后因外资倾轧而倒闭，偏又染上时疫猩红热病，年仅34岁就英年早逝。幼年的朱践耳随母亲迁居上海，读中学时对音乐发生兴趣，自学钢琴等乐器，并练习作曲。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随钱仁康学习和声，又入石人望办的训练班学习键钮式手风琴演奏。1945年赴苏北解放区，先后在新四軍苏中军区前线剧团和华东军区文工团从事音乐创作，担任乐队队长兼指挥。1947年莱芜战役后谱成歌曲《打得好》，在解放区军民中广泛传唱。
1949年至1953年，他辗转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上海歌剧院、上海交响乐团专职作曲，为《大地重光》《海上风暴》等影片配乐。
1955年朱践耳赴苏联，师从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巴拉萨年教授学作曲。留学期间，他所作钢琴序曲第1号《告诉你》、第2号《流水》，用音精准，情感细腻。为独幕芭蕾《思凡》而写的钢琴独奏曲《叙事诗》和《主题与变奏曲》，乐思发展逻辑严密，和声手法亦较丰富，前者运用了交响性手法和奏鸣曲式，冲突尖锐，情思奔放，刻画了小尼姑从宗教重压下挣脱出来走向生活的历程。1959年，朱践耳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在莫斯科首演，并被苏联国家广播电台作为永久性曲目录音收藏，以后又由德国科隆、日本名古屋、挪威等地交响乐团陆续演出。
1960年朱践耳毕业回国，翌年起在上海实验歌剧院任作曲。他选用毛泽东的诗词，写成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具有磅礴的气势和绚丽的色彩，在构思和手法方面也显示了非凡的功力，深得音乐界好评。
朱践耳面容清癯，文文弱弱的书生模样，平日里少言寡语，不爱应酬。不可思议的是，他如此单薄的躯体里却有着火焰般的激情和旺盛的创作能量，讷于言而敏于行，是一位圈内少见的多产作曲家。他不嗜烟酒，平日里一杯酽茶陪伴已足矣，写作困倦时会口含几片干茶叶嚼嚼，喜欢简简单单的生活。
《雷锋的歌》后来改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时，朱践耳已进入四十不惑的年纪，艺术的感觉和美学思想趋于丰稔。以践耳署名，无非是在践行人民音乐家聂耳的遗愿。聂耳所谱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他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严肃的思想性、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越的艺术创造力，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树立了中国音乐创作的榜样。
朱践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无疑接续了聂耳创立的中国音乐的血脉，唱出了新中国新时代的主旋律。
试想，雷锋是人民解放军战士，蕉萍曾入朝作战，朱践耳也曾是新四军战士，他们生活在不尽相同的时代，却一样拥有战士的铁骨柔肠和热爱党和人民的思想情感，具备诗歌和音乐的禀赋。也就是这一支山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应该说这是文化立场和审美情趣的惺惺相惜使然。他们是大地之子，生长在泥土中，像沐浴着阳光雨露和风雨的草木，在朝着天空的太阳和云朵歌唱。
1963年5月间，身处陕北与渭北高原连接处的小山沟里烟尘弥漫的焦坪煤矿的姚筱舟，在一个早晨升井后，黑人一样只能看到眼睛的眨动和嘴巴的一张一合。阳光下的空气多么清新，多么令人心情爽朗！忽然，姚筱舟听见矿区大喇叭在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一首《雷锋的歌》响彻矿区。歌词怎么这么熟悉，像是自己写的一样。
没错，是从《雷锋日记》中摘抄的歌词，其实就是蕉萍写的，是姚筱舟自己写的。
他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既惊讶又激动。他自从用蕉萍的笔名写作发表诗歌，一直想像大地深处的煤一样，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真名实姓，免得招祸犯错误。除了经常给他方格稿纸的一位矿区办事员和送信的邮递员之外，周围很少有人知晓蕉萍就是姚筱舟，姚筱舟就是蕉萍。这笔名也暗含他生活的煤矿名称，党是妈，矿是家，自己是一棵雨打芭蕉的无根的浮萍，在悄悄吟唱安身立命的家。
姚筱舟曾经读过《雷锋日记》，发现“唱支山歌给党听”一段文字是摘抄修改于自己的诗作，他暗自质疑甚或庆幸，但源自自己磕磕绊绊的处境，他不能去查询和申明这段文字的真实出处。
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小诗竟然会成为传遍全国的好听的歌，一时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诗歌就被谱成曲又标明摘自雷锋日记？当初他在写诗时，没有想到会成为歌词，被插上音乐的翅膀，飞翔在辽阔的天空和无垠的大地。
至于名分，自己当初只是一个被处分下放劳动的矿工。论及稿酬，当年这首诗得到了两元钱，一袋面粉六元钱，也算是足以为养家糊口过小日子增添了家用花销。他心里默默地念叨着，谢谢雷锋，是他让我这个背运的人暗自出名了。会有什么时机到来，逆转自己的命途呢？
此时的姚筱舟，在矿山上只是在轻声地跟着唱，也时而怀念写作山歌时的那段情缘，并不奢望要把歌曲作词摘自雷锋日记更正为蕉萍。
不久，陕西省文艺界一些音乐工作者和读者，发现《雷锋的歌》这首歌的歌词出处，是雷锋摘抄署名蕉萍、原载于1958年6月26日《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上的一首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前八句，就去信给朱践耳，向他说明情况。 其实，朱践耳当初在《文汇报》发表这首新歌时，就疑虑这段文字是雷锋自己创作的，还是摘抄别人的，便在署名词作者时留有余地，署名为：“摘自雷锋日记”。这并没有错。当他收到来信，确认了原作的出处之后，《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介绍这首新歌的词作者时，称“雷锋同志抄蕉萍原词”。
于是，根据来信提供的蕉萍的地址，朱践耳很快给陕西铜川焦坪煤矿党委写了一封信，请他把信转给一个署名蕉萍的作者，寻找并确认作者的真实姓名，以便联系参加相关活动，包括支付稿费事宜。
焦坪煤矿党委书记赵炳耀拆开了朱践耳的信，仔细看过内容后，大为惊奇！
难道在这穷乡僻壤的煤矿上，在芸芸众生之间，隐藏着一个不被人们所知的诗人，所写的诗歌不但发表了，而且让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抄到了日记中，被作曲家谱写成歌曲演唱，传遍了全中国。
赵炳耀安排查找焦坪煤矿所有的职工名单，但在矿区的数千名干部中，竟然找不到一个名叫蕉萍的人。蕉萍，可能是笔名，是焦坪的谐音，蕉萍的原名是谁，在矿区鲜为人知。于是，矿上发出一条寻人启事。
小小的铜川矿务局，被这一寻人启事搞得沸沸扬扬。很多人持怀疑态度，说是唱红大江南北的这首山歌，能是咱这穷山沟里的人写的吗？也有人根据蕉萍二字，将寻找的目光集中在了矿上有文化的几位才女身上，后来又一一否定，没有结果。
姚筱舟听到这个寻人启事，犹如惊弓之鸟，以为发表的那首诗又闯了大祸，惶惶不可终日，害怕自己被暴露出来。
在一次煤矿干部大会上，赵炳儒书记大声地问道：谁是蕉萍？
没有人吭气。坐在下面的姚筱舟心里一怔，当然更不敢吭声。
赵书记这便动员全矿干部职工寻找蕉萍，说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到人。这个人实在了不起，咱们焦坪矿要出一个大名人蕉萍了！焦坪也要在全国叫响了！
姚筱舟心里暗想，赵书记着急寻找蕉萍，谁晓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出于业余爱好，宣泄苦闷中压抑的生命激情，自己一直偷偷写诗发表，陆续还拿了不少稿费。是不是不务正业，搞什么歪门邪道，一心想挣外快，是名利思想在作怪？出身不好，有叔父和哥哥逃到台湾的家庭背景，井下火灾事故间接责任的管制下放处分，让他一直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夹着尾巴做人，入党是彻底没指望了，前景暗淡无光。这回一旦被人发现，他是不是又要遭殃了。
这一夜，他又一次失眠了。
有人道听途说，就是那个因事故管制期满重新做技术员的姚筱舟，经常偷偷用蕉萍的名字写诗发表，还不断收到稿费，便把线索举报给了矿党委领导。
第二天一早，矿党委派人找到姚筱舟，他戴着柳条帽，头上顶着矿灯，已经穿好又破又脏的工装，正在准备下井。一听是矿党委赵书记找他去，姚筱舟心里又是一阵慌张不安。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线索，把寻找蕉萍的目标定在了自己头上？
找上门来的多半没有好事，这些年姚筱舟总怕别人找他。但他又不敢违背矿领导的旨意，只能无条件服从，便硬着头皮来到了矿党委办公室，战战兢兢地站到赵炳儒书记面前。
赵书记问他，听说你就是我们要找的蕉萍？
姚筱舟立即予以否认，不，不，我不是蕉萍。
赵书记见他死活不承认自己是蕉萍，便假装严肃地说，有人看见过你用笔名蕉萍写稿子发表，还得到不少稿费。你也好大胆，蕉萍，焦坪，你代表了焦坪煤矿几千名干部群众？现在人证物证齐全，你还想隐瞒？老实说，你究竟是不是蕉萍？
姚筱舟一看，实在是隐瞒不住了，管它是福是祸，这回是躲不过去了。于是便点头承认：“是，我是，我是你们要寻找的那个蕉萍，蕉萍就是我姚筱舟。”
蕉萍其人，終于从潜水中浮出了水面。
这时，赵炳儒书记爽朗一笑说：“好事嘛，这有啥不敢承认的！你和我们焦坪煤矿一起可要出大名了！”
接着，赵书记把一封信递到姚筱舟手中。他看到信封上寄信人的地址，是从上海实验话剧院寄来的，署名朱践耳。
朱践耳来信说明，《雷锋的歌》从最初发现到谱曲发表演唱的经过，已经更正了词作者为蕉萍，一心想寻找到蕉萍背后真名实姓的人究竟是谁，确认后好做进一步联系。并感谢和致敬原诗作者，为时代写出了这么一首好诗，从而演绎出一首响彻祖国大地的好歌。
作为这首歌的作曲家，从雷锋那里得到思想启示，精神上得到共鸣，激流一般冲开了音乐符号的闸门，才产生了这一曲引起全国听众共情而广为传唱的时代强音。这又辗转还原到诗作者蕉萍，作曲家也很想深刻了解蕉萍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其身份和经历以及生活工作近况，破解这首诗创作背后的精神密码。
从东北到上海再到西北，三点一线，串起了一个矿工、一个战士、一个艺术家的心路链条，显现出一个时代不同身份的阶级兄弟不约而同的精神处境。从生活到艺术，勾连了新中国五六十年代朝气蓬勃而战胜困难的勇于前行的时代风貌。
那一刻，姚筱舟的眼里饱含着泪水，他提笔给作曲家朱践耳写了一封回信。信中简略地叙述了自己创作这首诗的背景、动机以及具体经过，感谢雷锋，感谢作曲家和歌唱家，表示将再接再厉，以雷锋为榜样，努力学习，在煤矿的普通岗位上继续坚持业余写作，为党和人民奉献更好的作品。
1964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群众性音乐刊物《歌曲》杂志，准备登载受人们喜爱的《雷锋的歌》，中国音协通过组织渠道向陕西省焦坪煤矿了解此事，证明情况属实。于是，《歌曲》编辑部发表时，就用诗的第一句“唱支山歌给党听”作标题，词作者署名为蕉萍。这也是词作者第一次署上了姚筱舟的笔名。
随后，上海唱片公司还给姚筱舟寄来了二十元稿酬。
1965年春，全国开展优秀革命歌曲评选活动。王双印、李郁文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洪源词、生茂曲《学习雷锋好榜样》、蕉萍词、践耳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李劫夫词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张士燮词、王玉西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共五首歌曲金榜题名。 北京举行隆重的颁奖大会，来函邀请词作者姚筱舟进京领奖。他有些激动，终于可以去首都北京了，这是他多年的心愿。
但矿上有些人认为他出身不好，是有着台湾直系亲属关系的内控人员，加上又有管制下放劳动的不良经历，过不了政治审查关，他自然没能成行。
有本事写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蕉萍，却没有政治资格上北京领取属于自己应该得到的奖。他不得不又一次陷入委屈和疑惑。仍然被束缚在阶级斗争理念和思维桎梏中的人们，在惊异于姚筱舟写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改变他们的偏见，也不排除其中有世俗的羡慕嫉妒的心理在作怪。在获得荣誉的同时，姚筱舟仍然像小草一样被无形的石头压在下面，期待阳光和雨露的抚慰。
后来，由矿上领导转交给他荣获全国优秀革命歌曲的奖状，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幅绣有聂耳、冼星海、马思聪、殷承宗肖像的苏州小丝织品奖品。他如获至宝，勤奋学习毛主席著作，从中汲取从泥泞中爬起来的精神力量，将绣有伟大作曲家肖像的丝织品，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
姚筱舟，也第一次记住了演唱这首歌的才旦卓玛的名字。
而在这位藏族歌唱家的背后，则隐藏了与蕉萍同样曲折的人生经历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朱践耳谱曲的《雷锋的歌》，最先发表于1963年2月21日《文汇报》。后改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作者最初以“摘自雷锋日记”注明，后来更正为“雷锋抄蕉萍词”，最后确定为蕉萍作词。
1963年底，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正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读书的藏族学生才旦卓玛登台演唱了这支歌，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才旦卓玛也因此一举成名。
才旦卓玛，1937年6月出生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一个普通农奴家庭。童年时，经常跟随父亲去农奴主的农场放牧，跟着母亲去农奴主的庄园种地纺织。西藏解放后，19岁的她进入日喀则文工团当学员，在拉萨首届西藏青年代表大会上演唱《献给毛主席》，后在西藏歌舞团跟随日喀则民间艺人穷布珍学唱藏族民歌和古典歌舞曲《囊玛》。20岁被保送到陕西咸阳西藏公学院进修，随机赴北京、上海、武汉及东北等地参观学习。
1958年底，才旦卓玛被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民族班录取，师从声乐教育家王品素教授学习演唱。第一次，王品素把她领到了音乐教室听唱片，她听着那些婉转如流水的女高音，听得入迷，禁不住模仿起来，王老师惊讶极了，竟然在钢琴上找不到她的高音区。王品素当即决定不让她走传统路数，而是尽量保留藏族民歌的演唱特点。王老师做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正因为这样，才旦卓玛才没有丢失自己天然的嗓音特质。
1959年，才旦卓玛因一曲《翻身农奴把歌唱》而崭露头角。1961年4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演出，1963年，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而被全国听众熟知。1964年，才旦卓玛在北京参演了由周恩来总理倡导编排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并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之后，演唱了歌曲《北京的金山上》，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放，为全国人民所喜爱。
才旦卓玛是一位杰出的民族歌唱家，她的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在用心歌唱，用情歌唱，声情并茂，血管里流淌着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血液。《翻身农奴把歌唱》表达了贫苦农牧民当家作主的喜悦之情，《北京的金山上》抒发了藏族同胞对党的感激之情，《一个妈妈的女儿》讴歌了藏汉人民的团结之情。
一提起西藏，人们很自然地就能联想到雪域、高原、哈达、酥油茶，当然还有才旦卓玛。她的歌声就像时代的血液，融入了千万人的身心。而《唱支山歌给党听》，则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让多少人魂牵梦绕，风靡了几代人。
然而，由此人们也忽略了这首歌的首唱者，上海歌舞剧院歌唱家任桂珍。有人善意地说，才旦卓玛演唱的这首歌，是她努力从任桂珍那里“抢”来的。
任桂珍，1933年出生于山东临沂。15岁的时候就唱着歌走进革大文工团，她演《白毛女》中的喜儿，冯笑演大春，并跟随大部队一路南下来到上海。1953年，赴朝参加了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活动。1952年起，她进入上海歌剧院担任演员，主演第一部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真正使她走红的是歌剧《红霞》。接着相继在《红珊瑚》《刘三姐》《洪湖赤卫队》《江姐》等几十部歌剧中扮演女主角，创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不同性格、地域、身份的妇女形象。其演唱音色纯净圆润，吐字清晰真切，行腔自如流畅，感情淳朴细腻，被誉为“北有郭兰英、南有任桂珍”。她曾为电影《红日》《聂耳》等配唱，《谁不说俺家乡好》《铁蹄下的歌女》《摇篮曲》等插曲风靡全国。
她首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等录制成唱片广为流传。录制的中国民歌金曲，被列为二十世纪中华歌坛名人百集珍藏版。她善于博采众长，在声音控制、音色变化等方面，充分发挥了民族唱法的特点。在舞台处理、人物表现等方面，既吸取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方法，又借鉴了西洋发声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不久，上海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七千人的学雷锋动员大会。大会开始之前的二十分钟，上海歌舞剧院领导交给歌唱家任桂珍一项紧急任务，要她马上在大会上演唱一首由朱践耳谱写的新歌《雷锋的歌》。
任桂珍接过歌谱，轻声哼唱了几遍，一轉身就登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歌声刚落，七千人同时击掌，恰似春雷炸响，回荡在上海文化广场的空中。任桂珍喜出望外，一般新歌首唱，就像路遇陌生人，很难获得如此强烈的共鸣。她哪里料到，从此，这支歌在全国城乡处处唱响。
有别于其他一些颂歌，这首颂歌具有潜在的戏剧性元素。“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我、母亲与党三者之间，构成一种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命运关系，而道具鞭子，从被抽到揍敌人，以生动形象的细节，呈现出人物命运的转变。 剧情化的歌曲，很适合歌剧演员表现。这时候，已出演过《白毛女》等经典歌剧的任桂珍，歌唱艺术可谓炉火纯青。清晰真切的吐字，圆润纯净的音色，纯朴细腻的感情，富有表现力的行腔，一下子把《唱支山歌给党听》唱活了，唱紅了。
当然，最终还是应该归功于时代英雄雷锋。要是没有他，就没有这支歌。准确地说，是雷锋引领诗人姚筱舟、作曲家践耳、歌唱家任桂珍一起，完成了一次个划时代的庄严而神圣的表达。千枝绿叶同根生，这四位都是或曾经是军人，人民军队忠于党，赤子情深似海洋。
法国音乐家柏辽兹有个论断：对伟大音乐来说只有一种真正的特性，那就是感情。四位军人一起谱写、唱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正是抒发了全国军民共同的诚挚感情。所以，这首歌自然而然便穿越了世纪历史的屏障，经久不息回响在万众心上，绽放着信仰的力量与希望。
让歌曲飞驰的翅膀是旋律，为这支歌作曲的朱践耳，被誉为中国音乐的巨匠。
如果旋律是歌的翅膀，歌词便是它的灵魂。不约而同，任桂珍与姚筱舟同年出生，一个在江西，一个在山东。任桂珍的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她从小受革命影响，从济南家里出走，随军远征。因为喜欢唱歌跳舞，加入战地宣传队，在渡江战役的枪林弹雨中，在抗美援朝炮火连天的坑道里，任桂珍舍生忘死，纵情歌唱最可爱的人。
也许，任桂珍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时，她的歌声就曾令文化教员姚筱舟心旌荡漾。
进入上海歌舞剧院后，她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对党始终感恩在心。也可以说，任桂珍即兴唱响《唱支山歌给党听》，前期准备不只是二十分钟，而是三十年的人生为她这次演唱提供了丰厚的感情储备。
此时，正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刚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校园广播里听到由上海歌剧院任桂珍首唱的《雷锋的歌》，歌词写得那么贴切，仿佛写到了她的心里，觉得这首歌简直就是为翻身农奴的女儿自己写的。她激动万分，夜不能寐，回想藏族人民和她自己在旧社会所经历的地狱般的苦难，面对解放后的幸福生活，似乎唱的正是自己久久涌动在胸中的心声，一股歌唱的激情在胸中迸发。
才旦卓玛迅速找到王品素老师，急切地要求老师教她演唱这首歌。王老师有点顾虑，诚恳地说，你是唱藏民族歌曲的，行吗？不要丢了风格。但才旦卓玛坚持说，歌里唱的就是和我一样的心声，我一定要唱！少数民族歌手一般以唱民歌为主，很少唱创作歌曲，她的普通话还说得不好，咬字都咬得不清，王老师叫她唱着试试。
这是一首深情、悲怆、激昂的三部曲式歌曲，情感诉求十分强烈，凡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产生强烈共鸣。才旦卓玛唱起了这首歌，王品素老师被她的真情所打动，便费尽周折找到曲谱，每天专门辅导她唱这首歌，一字一句地教她汉语歌词，纠正她的发音和咬字。仿佛就像她想对党说的话一样，很用心地学，很用心地唱。
到了上海音乐学院每个月的汇报演出时，才旦卓玛果然一鸣惊人。
才旦卓玛还专门找到这首歌的作曲朱践耳老师请教，她的演唱正好符合作曲家想表达的感情。于是他为她的演唱把关，主动提出由她唱这首歌，参加1964年举行的上海之春音乐会。于是她就鼓起勇气，在艺术节上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电台把录制的歌曲播放后，农奴出身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和这首歌一起迅速变得家喻户晓，被全国熟知。
刚入校时，王品素老师曾经问过才旦卓玛一个问题：你唱歌，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句话让才旦卓玛愣住了。她从来都只是觉得自己喜欢唱歌，想唱就唱了，努力想唱得好听，没有想过为了什么。
王老师说，你要知道，音乐是革命旅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为了人民和祖国服务的。老师的一番话，让才旦卓玛豁然开朗，牢牢记住了教诲。
曾于1938年写过《游击队歌》的鲁迅艺术学院教师贺绿汀，在1950年代初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时，就特聘著名民间艺人丁喜才等参与声乐系教学活动，并与其他老师一起携手培养出包括鞠秀芳在内的众多优秀学生。《五哥放羊》《走西口》等陕北民歌，经他改编后传唱，成为不朽的舞台经典。著名声乐教育家周小燕教授虽是美声专业，但一直致力于演唱中国歌曲，她在留学欧洲期间就曾演唱云南民歌，深受异国听众的喜爱。正因为一代又一代教育家的不懈努力，中国民族声乐事业得到了继承和长足发展。以《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名的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1965年3月5日，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雷锋》，开始在全国广大城乡放映。
电影《雷锋》，编剧丁洪、陆柱国、崔家骏、冯毅夫，导演董兆琪，作曲是傅庚辰，主要演员董金棠。作曲家朱践耳将《唱支山歌给党听》谱成山歌风味的独唱曲，作为故事片《雷锋》的主题曲，由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音乐片《阿诗玛》中担任独唱的胡松华首唱。
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正处于困难时期。雷锋从一个稚嫩的少年变成了一名平凡而伟大的解放军战士，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不为名利，不计个人得失，把一切出发点都围绕在党和人民的利益上。
影片讲述了雷锋在短暂的二十二岁的生命中，实践了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动人事迹。它表现出雷锋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生活片段，借助朴素的白描手法，集中表现了雷锋大公无私、艰苦朴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这种艺术表现风格与雷锋的性格相吻合，有效地表现和反映出雷锋的内心世界，使人物形象丰满生动，成功地塑造了雷锋的光辉形象。
电影《雷锋》的扮演者董金堂，是在天津第四十三中学上高一时，被歌唱家马玉涛选中读军艺的。他在表演系读大三时，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拍电影《雷锋》，已经物色了三百多人，但一时没有最合适的。导演董兆琪非常着急，来军艺选演员的时候，董金棠感觉自己各方面都不够条件，远远地躲着。他正在擦楼道的墙壁时，恰巧被导演看到，盯住他的眼神看了又看，发现他的眼神与众不同，单纯、清澈、热情、深邃、执着，而说话时嘴唇的每一次翕动，都透着丰富的表情，极富表现力。入围试镜后，导演立即拍板定案了。 为拍好这部电影，董金棠在雷锋班生活了五个多月，对雷锋生活的细枝末节都了如指掌。他采访了被雷锋在大雨中送回家的大娘，她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事情的全过程。他了解到雷锋之死的情景，那天刚下过雨，地面泥泞，雷锋怕战友乔安山踩一脚泥，才让战友坐上苏联嘎斯汽车，自己站在泥地里指挥倒车。身边不远处是战士们晾衣服的拴铁丝的立柱，乔安山是新兵，技术不熟练，倒车时挂住了铁丝，铁丝绷断后，立柱猛地弹在雷锋头上，当时就击昏了。战士们吓坏了，急忙把雷锋抬上车往医院赶。雷锋已经是全国知名的典型，出了这种事，人人心里都紧张。偏偏路上汽车熄火了，发动半天也不行，于是又抢修汽车，时间就被耽搁了。
影片放映后，获得了极大反响，董金棠一下子成了名人。后来有人诟病雷锋的照片有假，董金棠说，雷锋去世的前一年，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先进典型，部队有个专门写通讯报道的干事叫陈广生，一直在跟踪报道雷锋，是他补拍了雷锋做好事的照片。若以此推论雷锋做好事是假的，则属于吹毛求疵。
出自矿工姚筱舟笔下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不仅是雷锋的心声，更是党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的写照。
无论时代怎样变化，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会变，《唱支山歌给党听》永远是人民群众对党发自内心世界的真挚赞歌，也是中国及其人民命运的大写照。由此可见，红歌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它是有着具体内容的综合艺术，能使人民在艺术审美中得到享受，在歌唱中去学习、工作与生活。
由诗而歌，由雷锋作媒介，姚筱舟也无心插柳柳成荫，成了全国优秀歌曲的词作者之一。姚筱舟平静地说，我是无功受禄，无意得福。因为，我只是写了一首小诗，由诗至《雷锋日记》至歌，能把我的心声和矿工的心声，化为全国人民的心声，我心足矣。
然而，姚筱舟没有预料到，他的命运正在面临一场暴风骤雨的严峻考验。
1958年11月15日，姚筱舟在一份思想汇报中写道：“在组织的不断教育下，自己思想上已经认清了一条要点，即主动赎罪。努力工作，争取提前消除处分，自己感到国家在大跃进，自己却是罪人，实在可耻，只有积极工作，洗掉自己的污点。工作上，经过建设时期的劳动改造，已基本上赶上工人劳动的工效，出勤率达到百分之百。团结上，未与组织内外任何同志发生无原则纠纷。学习上，在学完《青年修养十二讲》，现已开始自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并参加工人中的政治学习。缺点是，因近月工作忙于大跃进，汇报做得不够好，以后保证每月做到书面和口头汇报一到二次。另附我个人历史证明一份，请转领导，以查询我的历史。”
其间，有人向煤矿保卫科举报说，人民法院已经对姚筱舟做出了留矿改造的判决，交人民管制，但该犯每天和他未婚妻到山沟里玩耍，并且常到小街去溜达。受人民管制的犯人哪能这样自由地上班和下班，如此和他的未婚妻在一起玩，国家法律是没有这样给犯人自由的。由此建议，保卫科不应叫他有这样的自由，请在大字报栏给以答复。如果经常叫犯人这样下去，那还叫什么人民管制？
世界上总有这么一种邪恶之人，喜欢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
1959年5月，姚筱舟提前一年取消因火灾事故管制下放劳动处分，恢复厂籍和技术员职级，回到了焦坪煤矿机关，从事老本行工作。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之后，他要求调到焦坪煤矿子弟学校担任中学班教师，脱离技术行当，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但在人们的眼中，他依然是一个前科犯。
姚筱舟的心中依然不能完全抹去笼罩的阴影，他得小心翼翼地做好本职工作，避免不再发生类似两年前的井下事故，他性情变得更加内向，做事如履薄冰，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
学校对他的评价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表现一般，此后一段时间工作疲塌。在期中检查学生作文时，有的未改他就给打了分数。在观摩教学中，他叫别人给自己写教案，更严重的是，竟然在他的教学规划中，写了一个“兴资灭无”，一时的笔误成为政治事件，受到查处。会上别人读文件，他在看别的书和报纸，政治学习表现不好。对先进人物看不起，对落后的爱接近，不开展批评。据此，鉴定为思想改造不够好。
1960年5月23日，焦坪煤矿对姚筱舟政治表现的鉴定是：“该姚以上海外关系及社会关系，经组织历年查证属实。现实工作表现干劲不足，思想落后。我们意见除对其海外关系保留长期考核外，并应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注意其言行。”
这样，姚筱舟又一次陷入了背运的处境，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前景一片迷茫。
姚筱舟在一次自我检查中说，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文件，都读了两三遍，重点地做了笔记。讨论中也能积极发言，理论和时事考试成绩不算良好。由于政治觉悟较低，学习革命理论少，思想上跟不上形势发展，锈迹斑斑。在工作态度上、方式方法上、生活作风上、品质上，都距党的要求很远，甚至是相违背的。自己在思想上，革命意志衰退。从1957年1月8日火灾事故后，由于受了刑事和行政上的双重处分，就一蹶不振。感到领导不信任了，同志看不起了，个人历史一片黑了，再也无前途了。因而悲观失望，灰心頹丧，自甘落后，陷入思想痛苦的泥坑不能自拔，因而性格上孤僻冷淡，急躁厌烦，与同志交往少，怕见人，总感到比人低一头。工作上不敢大胆，怕搞错了再犯错误。不细致，如写材料时有错别字，发放物品时也发生几次差错。生活上只关心自己过日子，对个人生活问题上想得多，为了家庭生活有时还违法乱纪，如买了黑市粮、黑市布票等。
1961年3月，他所在的焦坪煤矿架空索道正式建成运行，全长4.5公里，设计年运煤能力60万吨，生产和经济建设得以复苏。
姚筱舟偏偏在这时离开了生产一线，去了学校。好在可以继续写作，在有限的空间悄悄绽放情感的诗意之花。
1961年起，台湾防务部门开始在台北县三峡镇成立国光作业室，蒋介石积极筹划国光计划，伺机反攻大陆。
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姚筱舟，作为革命军人出身，一直很关注相关形势，因为亲属的牵连使他的政治前途很渺茫，但他一心向着共产党，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完全是无稽之谈。但他作为与台湾有亲属关系的人员，被怀疑有特务嫌疑而被审查和内部监控。这种作为内控分子列入长期审查的名单的背景下，他的心境可想而知。 在那些日子里，姚筱舟隐约得知，审查小组人员甚至前往他的老家铅山和工作过的机构，广泛搜集调查他的家庭历史问题，甚至怀疑他在高中读书时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组织，寻找在合作社工作的曾任铅山中学三青团区队长的曾文华取证，后经公安部门查阅当时的三青团名册，未发现他的名字才作罢。并调查他当时参军的情况和动机，以及在朝鲜和商洛石棉厂的政治表现。专案外调人员前往他的原籍铅山，发现他的叔父帅镛在1950年还从台湾给老家寄过钱。又在云母试探队所在的商洛丹凤发现，县公安局曾在这一时段排查过出现台湾邮票的线索，分析可能与姚筱舟有密切关系，但无法得出结论。尽管专案人员没有调查取证到新的严重问题，但对他的严密监控一直在继续。
妻子韩淑华受其影响，被下放到礦二小当了保育员，孩子们也由此在学校抬不起头。
1963年，全国兴起学习雷锋的高潮，署名蕉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给他带来了政治名誉上的复苏和生活上的顺畅。他又拿起笔来，书写自己对美好时代的感恩之情，和煤炭生产建设的新景象与矿工兄弟的劳动热忱。
1964年5月17日，姚筱舟在一份自我检查中写道，能积极参加劳动，在劳动中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的劣根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在劳动中学习工人同志旺盛的革命意志，诚实忘我劳动的高贵品质，从而鞭策自己前进。要树立坚定的革命人生观，人的一切行动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来指导的，人的一切思想意识又都是由人生观和世界观来作总的指导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伟大艰巨的事业，只有树立坚定的人生观，才能有最大的革命决心和气魄，才能不会被资产阶级毒害侵蚀，才能真正成为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革命意志旺盛的人。
同时，组织鉴定认为，该同志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政治思想有很大提高，能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对党的三面红旗坚定不移，认为三面红旗是党和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制定的，是正确的方针路线，并已显示了其巨大威力。通过学习，对现代修正主义本质认识明确，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危险的敌人。阶级立场坚定，对待一些问题看法较正确。工作积极肯干，能按时完成领导交给的工作任务。如工段业务工作报表材料能按期完成，需要时就主动加班加点。与同志间能诚恳相待，并能帮助同志，为其他工段办事员同志写材料，搞事务。兼职工会宣传干事，宣传工作如黑板报按时更新，发挥了宣传作用。缺点是，因受过处分，思想上有自卑感，工作不大胆。性格上有些急躁，在处理问题上和工作上不够细致。
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响彻全国的歌曲，不但没有给姚筱舟带来多少好运，群众组织的笔杆子对这首歌词鸡蛋里挑骨头，加上直系亲属历史问题的株连，反而成了审查揪斗批判他的一大罪状。
1966年8月27日，焦坪煤矿改为工农兵煤矿。11月，东北塔平峒开始兴建，年设计能力45万吨。这时的煤炭生产，开始受到严重冲击，甚至出现停产闹革命的局面。
1967年，渭北煤炭工业公司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大规模武装械斗，死亡数十人，惊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支左部队，对渭北煤炭工业公司及所属单位实行军事管制。11月9日，中共中央发文，决定由兰州空军部队抽调一个团约两千人，解放军21军、铜川武装部等派干部参加，组成铜川市及渭北煤炭工业公司军管会，对市矿实行军管。因焦坪工农兵矿属于武斗重灾区，兰空部队的大部住在焦坪青龙山煤矿。
1968年，渭北煤炭工业公司改为渭北煤矿，并将干部学习班设在焦坪工农兵矿青龙山阳沟，原渭北煤炭工业公司大部分干部进了学习班。不久迁至蒲城罕井，改名为五七干校。11月，焦坪工农兵煤矿革命委员会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轻率立案，大搞逼供信，造成一起所谓反共救国冤假错案，涉及铜川、西安、宜君、黄陵等地30多个单位313人。陷入其中的受害人，被公开揪斗和隔离审查，先后致死六人。
写过《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名人姚筱舟，因叔父和哥哥一家十多个亲属在台湾的社会关系，一下子变成勾结台湾反共势力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嫌疑分子，强制送往黄堡参加斗私批修学习班。并被列为黑五类、重点专政对象和内控人员，打入了黑名单，被抄家、隔离审查，并公开批判揪斗。
姚筱舟的家庭成分解放前被划为工人、贫农，后经石塘人民公社街道管理区出具证明，改成了小土地出租。他三弟姚进星在纸厂做临时工，四弟小小年纪在铁器厂打铁，劳动强度很大。两个胞弟因台属关系，先后以反革命论处关入监狱。
抄家时，姚筱舟凭借这首歌得奖而珍藏的一张奖状，和绣有聂耳、冼星海等肖像的苏州小丝织品纪念品，也荡然无存，被抄走了。一度，皮肉之苦和精神的折磨，人格尊严的肆意践踏，让他多次想到了自杀，他想以结束自己的生命证明自己的问心无愧。
蕉萍，雨打芭蕉风卷萍。当初所起的这个笔名，生动形象地勾画出他此时的艰难处境。
一次，是在黄堡学习班上，姚筱舟正在紧锁眉头，苦思冥想着写自己的问题交代材料，忽然间外面广播里响起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优美歌声。灰暗的心底，顿时有一片明媚的阳光照射进来。那一刻，他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水纷纷而下。
这时，一位参与批斗但不熟悉他经历的年轻人，怒气冲冲地走过来，大声吼道：“这是歌颂共产党的歌，你不配听！你的叔父和哥哥都是国民党反动派，你也是反革命。把窗户关上，坐回去好好想想，向党老实交代你的严重问题！”
不知哪个一起被批斗的走资派知情，随口说了一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他写的。”
那位批斗他的年轻人得意忘形，用鼻腔哼了一声：“反革命能写革命的歌，胡说！”
无知者无畏。你面对的是一个四肢发达而头脑简单的蠢货，还有什么斯文可论？姚筱舟没有吭声，只是用鄙视不屑的目光扫了一下对方，转身坐回到座位上，用手紧紧地抱住头，无声地饮泣。
又一次在矿山上被下放劳动改造时，一个专家组的人审问他：“你是不是歌颂共产党是名，怀念国民党是实？革命群众有火眼金睛，认得出你这个假装念经和尚的妖怪！” 面对这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审查者，他欲哭无泪，欲辩无语，只是轻蔑地淡淡一笑：“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心如歌。”
有不懷好意的人，查证了蕉萍的原诗：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是雷锋修改为：共产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根据他有亲属在台湾，便进行天方夜谭式地荒唐推论，逼问他：“你姚筱舟到底是为共产党，还是为国民党唱山歌？看来，你是在为国民党唱山歌，雷锋才是为共产党唱山歌！”
他怒不可遏，不予争辩，突然昂首挺立，大声唱道：“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姚筱舟所在的采煤段有矿工六百多号人，随着形势的变化，采煤段也成立了武工队，队长是个山东人，名叫周从学，副队长叫李玉歧。武工队有一次开会时，周队长对大家说，至于姚筱舟他个人的事，我们只能采取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式，如果有谁敢擅自任意地动手打姚筱舟一拳，让我知道了，那我就不客气，我要狠狠地揍他一顿。
在那个风云突变的年代，在批斗最严酷的时候，姚筱舟有幸避过一难，不至于遭受拳打脚踢或捆绑吊打，甚至粉身碎骨，完全得益于身躯高大壮实、心地善良的周队长。
我把党来比母亲。也就是在之后，针对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姚筱舟坚持自己老马识途的敏锐洞察力，辨别真伪，驱散迷雾，态度鲜明地申明自己的观点。当有人提出党是人民的母亲，还是人民是党的母亲？认为不能把党比作母亲时，他针锋相对地说，比喻，一般都是带有浓重感情色彩的，它本来就不是1+1=2的公式概念，没有必要这样机械教条地考据论证。人民群众出乎于心，发乎于情，把党比作自己的重生母亲，是顺情顺理、无可非议的事。如果非要吹毛求疵，挑起无谓争端的话，除了能起到贬低党、分化割裂党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以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作用！
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在新中国和改革开放时期得到党的培养，得益于党领导下的社会进步的既得利益者，居然也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抹黑党和建国以来的历史，真是匪夷所思。
姚筱舟始终认为，《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奠定了他的生活基调，虽九死，其未悔。今生今世他是唱定了，要一直唱到底，而且要传给子孙后代！
1969年5月16日，焦坪工农兵矿东背塔平峒移交生产，焦坪工农兵矿由原来的一个前河露天井口生产，提升为两个井口生产，为实现焦坪矿年产量100万吨奠定了基础。
1970年3月，渭北煤矿革委会改为铜川矿务局革委会，焦坪工农兵煤矿恢复焦坪煤矿名称。下石节、陈家山矿开始动工建设，中国煤炭科学院与铜川矿务局协作，在陈家河、焦坪矿开设综合机械化采煤试点。
1971年5月31日，燃化部和陕西省、长庆油田指挥部、西安煤研所等有关人员，来到焦坪煤矿研究煤油气共生矿体开采问题。
1973年8月24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张铁民任中共铜川市委书记，兼任中共铜川矿务局委员会书记。8月底，耀县梅家坪至黄陵七里镇的梅七线铁路，通至焦坪煤矿的前河车站，全长73公里，开始运营。修建这条铁路共投资32160万元，年运输能力550万吨。
1974年4月，焦坪煤矿前河露天七号电铲组，被铜川矿务局党委授予硬骨头电铲组。
1975年5月11日8时，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前卫斜井发生瓦斯煤尘爆炸，事故造成101人死亡。煤炭部副部长邹桐及省市局领导，及时赶赴现场组织抢救，处理善后工作，总结严重教训，恢复生产，并对直接责任者进行了处理。
十年动乱，姚筱舟所工作和生活的焦坪煤矿，经历了斑驳而不平静的磋砣岁月，不堪回首。
1976年，他一度又调入煤矿供应科工作。
雨打芭蕉，风卷浮萍。在蹉跎的岁月里，姚筱舟坚持读完了能读到的《列宁全集》和《毛泽东选集》等经典理论，使他的思想境界有了一定的提升。尽管感到愁苦与茫然，也有牢骚与埋怨，但与质朴豪爽的矿工们在一起，他们那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品格给了他信心和力量。
把矿工当我师，以矿山寄我情，是他在诗歌里的自勉。
1978年，被借调到铜川矿务局编写矿史的姚筱舟，经过五年多的伏案劳作，写出了《霸王窑》和《矿工恨》两本书，影响广泛。
到了1979年，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冤假错案平反，姚筱舟跑去找矿上领导要求平反。领导说，你是内部控制人员，不是反革命，平什么反？
反革命嫌疑犯的紧箍咒戴上容易，只是一夜之间，但要摘去这顶无形的帽子，也就这么随随便便的一句话，也就不翼而飞了。事到临头，好像没发生什么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事情啊！就这样，姚筱舟的历史问题便得以澄明清白，由劳动改造的内控分子恢复以前的机关干部身份，回归到了革命群众之中。
1980年，姚筱舟在时隔多年之后，向党组织郑重地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他欣喜地感到，该是实现自己多年愿望的时候了。
焦坪煤矿直属党支部对姚筱舟的入党问题做了鉴定：“该同志能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革命利益为重，团结同志，能积极工作，按时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但是，一直没有讨论他入党的消息。
1982年8月9日，他因工作意见分歧，与班长吵了架，而被认为工作不虚心、不关心帮助别人，受到了领导批评。入党的问题，又似乎化为泡影。
1988年，大陆与台湾关系缓和，同为中华儿女，一个中国的后裔子孙，为寻找多年给他们命运带来厄难的血缘关系，劫后余生的姚筱舟与台湾方面取得了联系。叔父帅镛已于1982年5月10去世，享年八十岁。胞兄帅天民，也于1985年去世，留有二子一女，一子去了美国，一子一女在台湾。
姚筱舟想到了鲁迅的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可胞叔胞兄分别四十年，天各一方，却没有相逢一笑的机会了。他伺机寻找渠道，日夜盼望下一辈亲人回大陆来看看，或亲自去台湾宝岛与亲人相会，共诉别后重逢之情。 此后，读者又从报刊上读到了署名蕉萍的诗词作品，惊奇于是不是那个写《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蕉萍？富有艺术基因和旺盛创造力的他，在被时光掩遮了许久后，又复活了。
但他更多的诗词和散文小说作品，用的笔名则更改为遥遥，或者小舟、摇橹。旅途遥远，小舟仍须努力前行。
栉风沐雨的蕉萍，绽放出迟开的鲜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伊始，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一大批老作家以新时代主人的热情重返文坛，文艺战线焕发生机，为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鸣锣开道。朦胧诗的出现，如一缕清风，刷新了诗歌语言的美学原则，恢复了个人话语在诗歌领域的地位。
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到改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以特定的历史纵深感和丰厚的思想内涵，揭开了文学直面现实问题、推动思想解放的新篇章。
此时，写过《唱支山歌给党听》的铜川矿工姚筱舟，也又一次浮出水面。
尽管入党申请好久不见下文，尽管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纠葛，他在矿上仍然不被待见，但一个全新的时代却开始带来另外的机遇。
这期间蹲点焦坪的铜川市群众艺术馆的干部刘新中，负责辅导矿工俱乐部文化活动，邀请姚筱舟参加市上的文学创作会议，矿领导不予准许。他可是寫过《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著名诗人蕉萍啊，在铜川前无古人，也恐怕后无来者，是举足轻重的作家。刘新中和陆炳寰，就此多次找矿政治部主任和工会主席及矿党委书记据理力争，终于让姚筱舟有了出席会议的资格。
在这次文学会议上，姚筱舟发言说，要再次焕发创作热情。有人倡导成立铜川市文学爱好者协会，把牵头人瞄向了在全国有影响的姚筱舟。
刘新中几个人一块找了姚筱舟，他一听，说这是个大好事，坚决支持。但他不宜牵头，一是年龄大了，近五十知天命，还是由年轻人来干合适。二是他家居焦坪，离市区远，干什么都不方便。
姚筱舟拒绝，大家也没辙，此事便搁置下来。
之后有一次，前往延安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姚筱舟和刘新中住一个房间，他才讲了不愿意牵头组织文学协会之事。“文革”前，他和附近的文学爱好者也经常联系，相互交流。焦坪煤矿在宜君县地界上，他结识了民间文艺家王世雄。“文革”中，他被批得七荤八素，其中一条罪状就是他们的文学交流活动是搞反革命小集团。为此，他心存阴影，心有余悸。
1982年，焦坪煤矿党组织对姚筱舟的干部鉴定认为，对党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认真学习的，坚决执行的，并无违纪行为和抵触态度。与同志是以大局为重、工作为重、团结为重的，同志之间、干群之间未发生非原则的不和。领导分配工作，能按时按质完成任务。如搞统计工作及借市委搞文字工作，都能较好地完成任务。对待工作能兢兢业业，在本职工作上未发现差错、事故和影响大局。自己认为搞好四化建设，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就是搞好本职工作。缺点是纪律性较差，因工作较少，有时就离开岗位，到图书馆看书看报，或串门谝闲。因自己较喜欢搞文艺创作，曾一度发生因调动工作产生思想犹豫和混乱，多少影响工作更好地完成。
随后，他被借调到陕西省煤炭厅宣传部工作。因家在铜川，工作生活上不方便，于1984年被安排到《铜川矿工报》社担任文艺副刊编辑。从此，在已跨入知天命的五十岁门槛时，进入向往已久的文字写作的职业生涯，重新焕发生命的青春。他团结一批矿区和市区的文学爱好者，写煤矿，歌唱矿工，书写改革开放的新篇章，被《铜川矿工报》社评为先进工作者。
1985年3月13日，姚筱舟向党组织递交了又一份入党申请书。
他在申请书中阐述了对党的认识，一定要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并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的义务。他写道：“我知道，我自己仍有许多缺点，按照党员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我有决心严格要求自己，改正自己不符合党员条件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并恳请党组织帮助、教育、考验我，使我能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附简历和家庭成员情况一份。”
但很长时间内仍然没有下文。
1985年，他被推选为铜川市政协常委，步入新时期政治舞台，行使一个非党人士对社会的责任。
1986年，他兼任了《铜川文艺》杂志副主编，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直到双鬓斑白，终生酷爱文学写作的蕉萍，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行文艺创作。
1987年，在铜川市文学创作座谈会上，市委书记支益民讲了话。大家一致呼吁成立一个全市性的文学组织，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也表态同意。筹备工作任务落到了市群众艺术馆《铜川文艺》编辑刘新中头上。后文学组织定名为铜川市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申请和章程上报后，却没有了消息。
一等又是三年。1990年5月，铜川市文联成立，市委书记潘连生明确点名连代表都不是的姚筱舟为市文联副主席。
到了这个时候，竟然有人道听途说，甚或言之凿凿，还质疑姚筱舟是否那个写《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蕉萍？也许蕉萍另有其人，可惜那个有可能是蕉萍的诗歌爱好者早已离世，查无实据。说他既然是蕉萍，为何开始不承认，后来才勉强认可蕉萍是姚筱舟自己？质疑者忽略了时代背景和他的窘迫处境，可谓无稽之谈，不攻自破。但人与人的关系，有人往往夹杂了非公正的利益偏见，会睁眼说瞎话。
铜川市文联成立后，开始启动市作家协会成立之事。1990年12月28日，铜川市作家协会成立，陆炳寰任主席。因种种复杂原因，姚筱舟没有当上主席或副主席，只是个理事。或许有人以为，他只是写了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运气好出了大名，论实力不行。这的确有点待蕉萍不公。
1992年2月7日，姚筱舟向铜川矿工报社、矿务局党委写了一份报告，恳请组织准予离休。原因一，年老，即满六十岁，符合离休年限。其二，多病，1990年冬，因患前列腺肥大症及肾积水症住院手术治疗近五个月。由于肾盂严重受损，出院后肾功能一直未能恢复正常，留有腰疼、腰骨增生等后遗症。 随即，铜川矿务局党委84号文下发了准予姚筱舟离休的通知，时间从此年九月算起。原职务比照职务为副处级。
1993年1月，年满六十岁的姚筱舟离开《铜川矿工报》社，光荣离休了。
3月24日，他矢志不移，四十年前在朝鲜战场上第一次申请入党的初心不变，又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努力想实现自己久有的信念。
申请书写道：“我从1949年5月参加革命队伍以来，是党以母亲般的爱，教育我，帮助我，我才从一个生于旧社会、旧家庭的普通中学生，成长为今天的国家新闻干部。我在人民军队里，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共青团组织，原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曾把参加党的组织作为最大的向往和追求。后因种种原因，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我再没有勇气向组织写出申请。但我对党的崇敬和爱戴，一直深藏在心底。今天，我敬爱的党，经过风雨的考验，更加青春焕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又以崭新的面貌，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我決心加入党组织，发挥余热，为党和人民奉献最后的生命力量。”
这时，铜川市文联青年诗人刘新中提议，返聘姚筱舟到市文联帮忙协助工作，未果。
1996年，是铜川鸭口煤矿建矿30周年，邀请姚筱舟写一部矿歌。姚筱舟来到鸭口矿上，转遍了矿区的角角落落，一周后便写出一首歌词：
铜川东区阳河畔，有一颗灿烂的明珠，煤楼井架并肩屹立，擎举着太阳潇洒英武，灯光星晨相互辉映，装点夜色多彩绚丽。啊，美丽的鸭口煤矿，我们生活劳动的热土，为她奉献，为她付出，我们深深地爱恋着她，为她把一片真情倾注。
煤海风雨征途上，有一面旗帜在飘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撰写出创业史书，团结自强，务实求新，描绘出时代精美画图。啊，前进的鸭口煤矿，矿工青春理想的熔炉，我们纵情歌唱她，为她自豪，为她骄傲，为她的展翅腾飞祝福。
歌词讴歌了矿山的美，倾注了对煤矿工人的炽热感情。
1997年5月7日，一份意外的惊喜从天而降，上海东方电视台致电邀请姚筱舟参加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在女儿姚琴的陪伴下，姚筱舟百感交集，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登上了飞往上海的班机。
5月9日晚8时，上海南京路电视广播大厦四楼演播厅。电视台编导精心策划，在音乐会开幕式上，六十四岁的词作者蕉萍，终于第一次见到了七十三岁的作曲家朱践耳，和六十岁的歌唱家才旦卓玛。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三位创作者，跨越三十四年的漫长时空，穿越无数凄风苦雨后，终于在这绚丽辉煌的金色舞台上相会了。
在雷鸣般的掌声和照相机闪光灯的包围下，他们三人含着泪紧紧地握手，忘情拥抱。这一天，是一支歌联系起来的三个人共同的节日。在才旦卓玛引领下，他们一同唱起了这支歌，内心充满深情和激情，以表达雷锋和他们三人以及亿万人民对党的热爱。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悲痛凄楚与壮怀激烈，抒发了永远跟党的信念。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在这荡气回肠的赞歌声中，全场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许多现场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
姚筱舟说，人们的生活变好了，国家变强了，说明中国的历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步了。我是一名煤矿工人，很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矿工和铜川矿务局及区队党委，他们真实的生活和对我的鼓励，成为我创作的源泉和支柱。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像矿工那样流咸涩的汗，走艰辛的路，写开拓者的歌。若要我自己总结，就是：发已千层白，心犹一寸丹，《山歌》传儿孙，余热献给党。我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块煤。
一块煤，一块燃烧不息的煤，化作一支歌，一支经久不衰的歌，照亮了天地万物。
一块煤，燃烧是它的本色。
一直生活在基层的民间诗人姚筱舟，在焦坪煤矿工作了二十八年。1983年3月，他被调到《中国煤炭报》西安记者站协助工作。这年末，调入《铜川矿工报》社任副刊编辑，编发了大量反映煤矿生活的诗歌和散文小说，培养了一批基层文学作者，为矿区繁荣文化生活尽了一份应有的责任。
这期间的六年间，他兼任新华社驻铜川市特约通讯员，采写了多篇反映当地重要消息和典型事件及人物事迹的好稿子，得到了好评和奖励。
在他平反恢复名誉，当上了编辑之后，一些曾与他一起下井劳动的老矿工来看望他，还如同当年一样兄弟般亲切热火。谈到成就和荣誉时，姚筱舟摇摇头说，这一切我从不去想，就像我们当年在井下当掘进工那样，从不想自己掘进了多少条巷，想的只是今天的进尺多少米，能否完成任务。
有人感叹他的坎坷经历，他坦然地说，往事如烟，名利如云，只有我对党和人民的一片真心，一片真情，永驻心间。
离休后的他仍然是个忙人，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除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外，通常是闭门不出，读书写作，整理文稿，乐在其中。
他的长远规划，是想写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正如电视剧《渴望》里唱的，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2000年，他在向党组织递交的又一份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几十年来的心愿，由于有所谓海外关系等原因，未能实现。但是，入党志尤坚，党在我心中。”
同年8月2日，铜川市政协党小组的鉴定认为，姚筱舟同志能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曾写出《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影响几代人成长的歌曲，时刻牢记党的教导，深刻领会党的纲领，加强学习，努力工作，为市政协工作的深入开展做出很大贡献。同意考察，积极培养，使该同志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同年12月11日，焦坪煤矿党群工作部，对姚筱舟工作表现做出鉴定，认为该同志在我矿工作期间，能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遵纪守法，能时刻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热情高，认真负责，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平易近人，团结同志，服从分配，坚持原则，责任心强，作风正派，曾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政治历史清楚。该同志的子女姚岩、韩英、姚虹，均未发现有违纪行为。 2001年3月15日，铜川矿务局老干部第二支部，对姚筱舟做了预备中共党员考察。认为他政治历史清楚，文革中表现一般。思想觉悟较高，政治品质优良，工作积极肯干，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识明确。经开会讨论研究后，决定吸收姚筱舟为中共预备党员。
2000年5月，姚筱舟应邀出席中央电视台“激情广场”现场直播，在《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动人旋律中，他动情地说：“我是铜川矿务局一名煤矿工人，因为我当时在焦坪煤矿工作，所以署名为蕉萍。”纯朴的话语，又一次感动了亿万观众。
6月20日，在首都北京，矿工诗人姚筱舟和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又一次见面了，这是他们人生第三次相逢，感慨万端，道不尽对党对民族的热爱和忠诚。
2001年6月26日，新华社有一则电讯报道：“曾唱遍大江南北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作者姚筱舟同志在迎接建党80周年前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从1949年5月考入二野军政大学那天起，就渴望入党。1951年他随五十一师入朝参战时，向组织上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書。但因家庭出身的影响，他的入党梦一做就是五十年。当终于实现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梦想时，他动情地说：‘赤心五十载，一支忠诚歌。我心如歌！’”
2002年2月28日，铜川矿务局机关老干部第二支部开会讨论认为，经过一年的考核，姚筱舟同志思想进步，工作忠实，学习认真，遵纪守法，热爱祖国，忠于我党，经支部大会讨论表决，应到党员28人，实到23名党员一致同意姚筱舟同志可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这时，他已经离休八年之久。时年六十有八。
这是一次漫长的跋涉，是他自己在革命道路上风雨兼程的长征。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矢志不移的恒心，就不可能到达实现强烈愿望的终点。
姚筱舟的入党经历，令人钦佩！
他从陕西铜川矿区前往北京，坐进了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接受央视主持人的采访。央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特别报道，选择了《十送红军》《黄河大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走进新时代》等六首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典歌曲，请歌曲的词曲作者、演唱者讲述歌声背后的故事，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赏。
2001年至2004年，姚筱舟和才旦卓玛一起，在中央电视台做了两期《唱支山歌给党听》访谈节目，二人握手言欢，兴奋不已。
2008年，才旦卓玛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是共产党把我培养成了歌唱家，藏独分子想把农奴制重新安在西藏人民头上，是办不到的。我要把《唱支山歌给党听》永远唱下去。”
新世纪以来，宋祖英、谭维维、索朗旺姆、玖月传奇等不断演绎这首歌，在新一代人中间传唱不已，依然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2013年4月13日，是姚筱舟八十寿辰纪念日。铜川文学艺术界六十多人汇聚一堂，纷纷登台为他献花献歌，用欢歌笑语为他祝寿。已是耄耋之年的姚筱舟精神矍铄，笑容满面，偕家人逐桌敬酒，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动情地说：“这是咱铜川文化人的一次人才荟萃，更是我的人生盛事喜事，是朋友们赠予的千金难买的生日礼物，吾将永存珍藏。”
2016年6月建党95周年前夕，中央电视台来到铜川录制纪录片《唱支山歌给党听》，姚筱舟老人和铜川籍知名青年歌手任敬一起同台表演，老人兴奋地跟着音乐为任敬打拍子。
任敬是从焦坪煤矿长大的，应该是姚筱舟老人的孙子辈了。她的爷爷和姚爷爷是同事，经常在一起下棋，她从小就围拢在周围，学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曲，听爷爷讲述姚爷爷的艰难经历。她崇敬姚爷爷，喜欢读雷锋的故事。在学生时期，学习雷锋做好事，争当雷锋式的好少年、好青年。也是受到这首歌的影响，刻苦钻研声乐艺术，立志像才旦卓玛一样，做一个用歌喉歌颂党和人民，歌颂祖国，歌颂新时代生活的歌唱家。
经过刻苦努力，焦坪煤矿的女儿任敬，终于步蕉萍的后尘，从唱山歌起步，登上了央视星光大道舞台，被推举为人气王歌手。焦坪这片土地，继蕉萍之后，又出现了一位崭露头角的艺术人才。她承继《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血脉，在为新时代放声歌唱。
2017年6月6日，八十四岁高龄的姚筱舟老人，千里迢迢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里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他是应镇政府邀请，作为主要采访对象，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记住乡愁》栏目的拍摄。他的家乡石塘镇，被誉为重信守诺的江南纸都。
姚筱舟老人精神焕发，风趣幽默，言语中洋溢着浓浓的家乡情结。他对铅山报的记者说，我多年从事文字编辑工作，对文字工作者有着很大的敬意。家乡的媒体采访我，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谈到《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的创作，他谦虚地说，这首歌之所以能被广大群众喜爱，得益于雷锋的抄写，朱践耳的谱曲，才旦卓玛的演唱，更是因为歌曲真实传达了新旧社会更替后新中国劳苦大众的心声。而我，只是一个跟着月亮走的秃子罢了。铅山是我的家乡，它给予了我学生时代最珍贵的教育，让我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诗句中把党比母亲，则是矿工们说的话，也是我的真切感受。
姚筱舟的姐姐姚秋英九十岁了，他要给离别多年的姐姐提前过一个生日。家中熟悉的亲人，大多已经陆续离世，如今只剩下这么个老姐姐了。他小时候，姐姐是他的保护伞，给了他难以忘怀的童年的记忆。家里的成分由工人、贫农改为小土地出租，介乎地主富农与上中农之间，曾经是被批判或争取团结的阶级对象。好在姐姐改嫁给了一个出身贫农的农民徐振太，他曾经是家里的长工，与姐姐产生了爱情，从而成了家，生儿育女。社会变了，曾经不顾家人反对坚持下嫁的姐姐，也算因祸得福。姐姐在私塾读过几天书，断文识字，多年一直在村上做会计，人缘也好，深得乡亲们拥戴。
姚筱舟向老姐姐特别转述了前些年他去台湾寻亲的经历。在台湾，他辗转寻找到了新北市一个角落，找到了离别半个多世纪的血肉至亲，可惜那个国民党少将胞叔帅镛，和国民党海军上校的胞兄帅天民未能谋面，都因年事已高离世，阴阳两隔，他只看到他们在这异域他乡野草萋萋的坟墓。没有故乡的保佑和庇护，不就是孤魂野鬼吗？是恨是爱也罢，胞侄和胞弟从故乡来，告知故乡事，长眠地下的亲人可曾听见？ 姚筱舟有幸见到了健在的嫂子，和胞叔胞兄的后人，已经繁衍为一个拥有十几人的帅氏家族，有的迁居到美国，有的回归大陆在厦门做生意。他们陌生了故乡的铅山石塘镇，当然也陌生于眼前这个老迈的白发爷爷或叔父。但血缘会唤醒彼此的亲情，他们漂萍相聚，悲欣不已。
战争让亲人离散，海峡隔不断半个多世纪的长相思。人们渴望和平，向往平静的幸福生活，绝不想重演骨肉相残的人间悲剧。
这时，姚筱舟在家乡石塘镇借机寻觅儿时的记忆，然后顺流而下，重温自己漫漫的人生旅途，真是感慨万千，不堪回眸。在石塘的几天里，姚筱舟和老姐姐姚秋英相聚，走街入巷，还欣然为《今日铅山》题词：“我仅仅是写了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矿工诗而已！”
韩淑华，在他背运的逆境中嫁给他成为夫妻，陪伴他大半生磋砣岁月，含辛茹苦把儿女们养大，携手越过泥泞和光明之路的老伴，因病不幸去世。这对姚筱舟来说，不啻是平生难以忍受的情感撞击。孤苦无依的他，尽管有孝顺的儿女照料他的日常起居生活，总觉得酷似形单影只的鸿雁，心境郁结，寂寞无奈。他性情耿直，脾气甚至有些执拗怪僻，不善于与人交际，要好的知心朋友寥寥无几，只有在读书写作中苦思冥想，寻找精神生活的慰藉。
这次告老还乡，回归父母之邦，重新抵达年少时出发去远方的起点，他似乎产生一种陶渊明式的诗性幻想，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如果有一片南山的田亩，种一些豆子，即使草长豆苗稀又如何，只求有不羁的心灵，就心满意足了。
他想，自己所崇拜的苏东坡，有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不敢与大文豪相比，自己的平生功业呢？也许便是信州平壤焦坪。怀着远大的理想，从自己的出生地出发，走向广阔的世界经风见雨，倏忽几十年，脚步又重返故地，凡人都是这么一个理儿。但要在家乡度过晚年，又是不现实的。
三生有幸，在这一次回到老家访旧时，姚筱舟在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他一位中学同学的妹妹张小梅，性情温和，也曾是邻居，知根知底。她也是位一直崇尚家乡名人蕉萍的文艺爱好者，也是失去了老伴，生活单调落寞。开始说给姚老做保姆，照料他的生活，二人有点相见恨晚，或者说一见钟情，一拍即合，很快成了相依为命的晚年伙伴。
命运多舛的姚筱舟，其一生的爱情史，或许有朝鲜战场上短暂相遇的朝鲜族漂亮姑娘，有在焦坪煤矿结识的女朋友，与自己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妻子韩淑华，再就是晚年结识的这位家乡老妹子张小梅了。诗人，总是情感丰富，也可以说是情种一个，风流倜傥，大多是人们心目中品行端正的好人。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親。蕉萍自从离开家乡，告别亲爱的母亲，无论是在朝鲜战场，还是在焦坪煤矿，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他首先思念的是天各一方的母亲。他早年失去了父爱，是善良能干的母亲含辛茹苦养家，把他和哥哥姐姐养大。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爱。他背离旧家庭，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成为其中的一员，上战场，扎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煤矿，党是妈，矿是家，自然而然萌生了“我把党来比母亲”的诗句。
这种日常生活中的爱，又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妻子儿女的身上。如今，又在家乡大妹子的陪伴下，寻找到了黄昏恋，相亲相爱，一同度过人生的冬季，余生则无忧无憾。
姚筱舟老人，心情愉悦地把家乡大妹子张小梅带回铜川，起先遭到子女们的不解。他们害怕冲淡了对已故母亲的浓厚感情，也是情理中的事。子女以为，他们已经把老父亲的晚年生活安顿得妥妥当当，出于对母亲的惦念之情，自然不情愿一个陌生女人突然闯入了家庭生活，合不来怎么办？年迈的诗人，到这时候是坦率的，耿直的，甚至是偏执的，不再隐藏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向往。这样，也难免在两代人之间发生矛盾，到头来商量和解，亲情之间没有谈不拢的难题。
家乡大妹子张小梅，两个儿子在镇上，女儿在银行任职，家境也好。她不图什么姚家的财产分割，不需要夫妻的名分，只要能在一起照顾姚老便好。之后，姚老与家乡大妹子张小梅没有形成夫妻法律关系，只是相互陪伴，更多的是得到大妹子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照。一个破碎的家庭，因为家乡大妹子的加入，变得和谐美满。
在蕉萍晚年的新诗作之外，这迟暮的爱情收获，不啻是重放的鲜花，芳香浓厚，令人赞赏。一生荣辱备尝的姚筱舟老人，在余生的情感生活中获得了如意的安慰。他俩出双入对，一起读书，一起散步，一起游山玩水，相互分享着一生难能的可贵时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今天的诗人吟唱着唐人的诗句，心头泛起的是古往今来历史风云与个人命运相融的生命之歌。
在故乡石塘镇天和北路入口处的花圃中，安置着一块巨大的鹅卵石。下面刻有游子姚筱舟题写的大字：“千年古镇石塘”。这是他留给故乡的一个纪念品。
2018年6月，铜川市建市60周年举行盛大纪念活动，姚筱舟被授予铜川市建市60周年杰出贡献人物称号。他是中国歌词创作界一个具有重要代表性的人物，他创作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词，是铜川值得骄傲的一张明亮璀璨的文化名片，将会被人们永远铭记。
这一年，在陕煤之声职工歌咏比赛中，姚筱舟登台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2019年5月23日，铜川矿业举办铜煤历史优秀文艺作品颁奖活动，《唱支山歌给党听》获得了歌曲类一等奖。
铜川因煤而兴，因矿设市，铜川矿业的发展史是共和国煤炭发展的一个缩影。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涌现出了全国劳动模范七名，其中包括创造岩巷掘进全国纪录的张金聚，抢救国家财产和工友而被烧伤的冯玉萍，多年奋战井下安全生产的徐群贤等优秀共产党员典型。进入新时代，煤矿职工用新的风貌和奋斗业绩，赋予《唱支山歌给党听》新的精神内涵。
姚筱舟激动地说，我尽管离休了，仍然要传承和发扬煤矿工人的奉献精神，为社会贡献出煤炭人的火一般的光和热。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一步一步走向更加幸福的生活。
2019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热情讴歌党、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中宣部近期组织专家遴选了100首优秀歌曲，现将目录公布，供广大干部群众、音乐工作者和爱好者欣赏、学习和传唱。” 继田汉词、聂耳曲《义勇军进行曲》，光未然词、冼星海曲《保卫黄河》，公木词、郑律成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曹星火词曲《歌唱祖国》，王莘词曲《歌唱祖国》，麻扶摇词、周巍峙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等之后，第27首是蕉萍词、践耳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万里挑一，能够列入70年间100首优秀歌曲，无疑是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蕉萍，普通矿工身份的姚筱舟，由此载入了现当代中国音乐史。作为一个诗人，能够让自己的作品青史留名，是再也慰藉不过的幸事。
姚筱舟一生不改看书写作的习惯，奉行“平平凡凡做人，平平常常生活，平平淡淡处事，平平静静享乐”的原则，《唱之山歌给党听》之外，创作了《星星啊星星》《我们肩上是中国》《共同的歌》《啊，铜川》《铜川煤矿工人之歌》《当我戴上矿灯的时候》《矿工情深深》《矿井下有一条欢乐的河》等歌词上百首，散文多篇。词作荣获煤乡之春优秀歌曲奖，被电视艺术片《乌金花》选为插曲。作品《一杯茶·一杯酒》在上海金兔杯通俗歌曲大赛上获奖，被煤炭部摄制的电视艺术片《祝你幸福》选用。
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唱支山歌给党听》，展示了这支著名山歌背后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他曾经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夙愿，因各种顾虑和精力所限，未能实现。
尽管《唱支山歌给党听》传唱很火，但在2000年以前，姚筱舟只收到过三次稿费。第一次是《陕西文艺》寄来的稿费两元钱，第二次是上海唱片公司给他寄来的稿费二十元，第三次是一家杂志社寄给的稿费八元。自2001年之后，在朱践耳的帮助下，姚筱舟成为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每年都能收到歌曲的著作版权费一万元左右。
他留下的一支山歌，其精神财富岂止价值连城。
2019年9月9日，三秦都市报刊发了一条消息：
“传唱大江南北，影响了几代人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词作者姚筱舟，因肺网状、脑梗等疾病引起的并发症，于2019年9月1日在铜川逝世，享年86岁。姚筱舟离休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姚筱舟老人一生一心向党，早在1951年入朝作战时就写下了人生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但是由于家庭出身的影响，没能如愿。多年来不管经历多少坎坷，他的赤诚之心从未改变，入党愿望始终强烈。2001年这位写了五十年入党申请书的老人，终于实现了自己半个世纪的追求。”
蕉萍，姚筱舟走了，悄悄地走了。
姚筱舟育有三男一女，均在焦坪煤矿长大。儿女们从小亲眼看着父亲上下班、读书写作，有高兴的时候，大多处于沉默寡言的状态。父亲写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他们从小唱到长大，为父亲骄傲自豪。当父亲遭遇挫折，被批判揪斗时，大一点的儿子和母亲也被拉上台陪斗。看到父母的处境，他害怕父亲经受不住打击寻了短见，常悄悄跟随父亲，察言观色，用儿女之亲情，安慰命运多舛的父亲渡过难关。云开雾散的日子，父母和儿女们在一起吃一顿好吃的，出去走一走，则是难得的快乐和幸福时光。
长子姚岩，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困顿，父母亲曾回过一次老家，把八岁的他丢给了奶奶照管，在那里上学读书，一老一小相依为命。直到奶奶去世，父亲才把他带回焦坪煤矿。之后从三里洞煤矿运输队下岗离职，自己在外面为生活奔波。
在父亲去世的四前年的一天，姚岩突患心肌梗塞，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是令人心碎的情景。家人为了不使受过太多磨难的父亲悲伤，怕年迈的父亲忍受不住情感的打击，竟然隐瞒了孙岩离世的噩耗，欺瞒父亲说，姚岩去了妻子的河南老家，去那里的一座玉石矿谋职，岗位很重要，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一次，女儿姚琴知晓一个网名叫革命老大哥的朋友去世了，便在亲友微信群中发布了一条留言，写道：“革命老大哥一路走好！”老家江西的亲友看见了，便告诉了姑姑这个消息。父亲和姑姑一次打电话，姑姑问到大哥的事，安慰他不要为失去爱子而过度悲伤。
老人很吃惊，连忙打电话问女儿姚琴，你大哥怎么了？
姚琴一下子也慌了神，说，我大哥好着哩，和我嫂子一起，在河南那边玉石矿上干活，收入不错，正忙活着哩。
老人说，我怎么听你姑姑说，你发了微信说大哥不在了？怪不得这都几年了，他也不回来看我。
姚琴这才恍然大悟，给父亲解释了情况，那是网名叫革命老大哥的朋友，不是我大哥姚岩。那是玉石矿，又不是煤矿，不能随便离开。父亲听了，一颗悬着的心才似乎放下了。
直到父亲去世，也不明白他的长子早已不在人世。其实，也许父亲冥冥中意识到了什么，只是不忍心戳破家人编造的善意的谎言，免得都陷入亲情的悲哀之中。
次子韩英，随母亲姓，焦坪煤矿工人。离职后去了广东惠州，他们的孩子也成家了，有了第三代，两口子又得帮忙带孩子。
三子姚虹，待业青年，后招入三里洞煤矿当工人，继而下岗自谋职业，为生计在社会上闯荡。
他们的旧家，还在焦坪煤矿，现在改制变成了玉华煤矿，现代采煤设施和矿区面貌大变了。矿区还是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建造的，原先家人住的是打了一个平台的窑洞。过去露天开采放炮，惊天动地，炮声中窑洞都在摇晃，也习以为常了。
女儿姚琴小的时候，常见来人抄家找收音机，怀疑父亲偷听敌台，投敌叛国。她報名加入红小兵，这才听说家里有什么海外关系，成分是小土地出租，不准参加革命群众组织。她回家问父亲，什么叫小土地出租？父亲解释说，过去老家有土地，有铺子，小土地出租相当于富农，够不上资本家，属于黑五类。女儿哭了一鼻子，觉得在同学面前丢脸，小小心灵受到莫名的伤害。有同学问她的家庭成分，她谎说是中农。一个同学说她父亲的坏话，她和二哥就和人家打架，怕挨父母打，就躲在邻居家不敢回家。
女儿聪慧，传承了父亲爱好文艺的基因，有一副好嗓子。父亲写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她从小到大唱了无数遍，却一直没有机遇让她登上更大的舞台。她从焦坪煤矿劳动服务公司迎新商店前河门市部的集体企业下岗，自己出来干，和女婿借钱包揽了附近的一个村办小煤窑，又从事煤炭的贸易生意，吃了不少苦，惨淡经营。后来，小煤矿被关闭了，就在马栏租了一个村庄的几十亩地，承包期三十年，从工人变成了农民。经历这多年辛苦，还算有一些收益，在西安买了房安居下来。 一次，父亲在电视上听一位小歌星演唱，唱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调子有点阴阳怪气，是什么流行风。父亲几十年间，听过才旦卓玛、胡松华等多少歌唱家演唱这首歌，辨别得出哪些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表达，哪些是炫耀技法的哗众取宠。听着这位小歌星的演唱，父亲脱口而出，还没有我女儿唱得好。
一向谦逊低调的姚筱舟，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夸赞女儿的话。女儿听了，不仅没得意，反而有点埋怨地说，人家包装歌星，得花几十万上百万费用，可怜我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啊！
父亲一下子沉默了。是的，自己哪有钱把女儿打造成一个明星？就是上音乐学院，他也没有精力培养帮助孩子，更不用说让女儿步入父亲钟爱一生的音乐殿堂，不禁惭愧不已。我这做父亲的，到底为儿女们做了些什么呢？
老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老子做马牛。是这么个道理。自己從小到大，在前途上从来没有沾过家庭的什么光，反而因成分和直系亲属的台湾关系，受了一辈子的连累，还不是靠自己一路闯荡过来的？儿女人生的路靠自己走，踏踏实实地走，才能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凭借歪门邪道，投机取巧，功利之心膨胀，不择手段，总有一天会栽大跟头的。
因为有良好的家教，姚家的子女尽管在艰难中成长，靠生存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吃饭，没有哪个丢了那个写《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蕉萍的人，个个活得有尊严。
姚筱舟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还期待什么呢？
当姚筱舟听到朱践耳逝世的消息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站在他寄居的渭水边，怅望着东去的流水，逝者如斯夫，为曾经结缘的杰出的音乐家远寄哀思。
他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莫大的孤独。
这天，他与伴侣散步回来，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呼吸困难，不由自主地倒了下去。
女儿姚琴听到父亲病重的消息，急忙赶到了医院重症监护室。
父亲在儿女含泪的呼唤中，突然苏醒过来。他声音低沉，一字一句断断续续地说，我这一回恐怕是不行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后要火葬，不发讣告，不开追思会，不打扰组织和任何亲友，一切从简，让我安静地走，去见你们的母亲，与她在另一个世界里团聚。
姚筱舟弥留之际，已经魂归故里，回到了他留恋的焦坪煤矿。儿女劝说，矿区应该属于土葬区的范围，那里有高高的凤凰山，有一大片先前埋藏在这里的矿工兄弟们，你在那里会与他们重逢，在那里归宿。
父亲眼里饱含泪水，似乎有一丝光亮从眸子里透露出来。他是多么想回到那个离别不久的矿区，那间尽管破落不堪已经废弃却收藏了他青春岁月的小窑洞，静静地躺在旧床上，没有欢乐与悲伤，安详地进入永远的梦乡。
姚筱舟就这么悄悄地走了。
竹片似的一叶小舟，轻轻滑入了他生命河流的港湾。
蕉萍，雨打芭蕉的雨停歇了，雨珠映照着绚丽的阳光，浮萍也终于把根深深地扎入泥土里。
不带走履历中的恩恩怨怨，一切归零。也不带走已经更新换代的矿区的一丝阳光，一缕淡淡的煤屑的气息，还有那周遭的山林小溪和鸟叫虫鸣，以及现代城市的喧哗与骚动，两袖清风，净身融入泥土。
真的，像无言的煤一样，他潜入了大地的深处。
生前友人送来一副挽联：生于赣逝于秦跨江入海一叶扁舟唱支山歌给党听，风吹蕉雨打萍吟诗作词四海歌绕金曲永怀爱国情。
埋葬了父亲，遵照遗嘱，女儿姚琴从抚恤金中拿出五万元，硬是塞到了陪伴父亲晚年的家乡阿姨张小梅手中，送她回到了老家江西铅山石塘养老。
带回了遗像，游子姚筱舟魂归故里，
石塘里的荷花也许已经开放，圣洁如初，芳香四溢。
责任编辑：刘羿群
这是著名作家和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一次艰难的寻找。一位普通的战士雷锋，从一本《新民歌300首》的诗集中读到了蕉萍的诗作《唱支山歌给党听》，摘抄在了日记中，在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代热潮中，被践耳作曲、才旦卓玛演唱，作为电影《雷锋》的插曲，广为流传，响彻全国，长久不衰。从蕉萍的诗作署名开始被忽略到确认，到隐姓埋名的真实姓名姚筱舟的被发现，一位下放劳动的普通煤矿职工，写作这首诗的经过，和作者从朝鲜战场写的一份入党申请书到50年后加入党组织的传奇故事，才渐渐浮出水面。他坚持最初的梦想，虽经历生活的坎坷，入党的愿望始终强烈，终于梦想成真，令人感佩。作品真实反映这首经典歌曲诞生的时代背景，深刻展现了主人公平凡而高尚的精神情操，从百年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视角，诠释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爱国爱党的情感共鸣和时代心声。故事扑朔迷离，文笔简洁优美，弥漫着流水般动人的音乐气韵。
一、一支山歌
2021年，农历正月初上，我从西安城里回到家乡铜川南凹。冬去春归，土原上普照着提早到来的暖阳，田间返青的小麦绿毯似的喜人，似比城里精心养护的草坪鲜活生动。八十有六的老母亲，腊月二十突患脊椎压缩性骨折，疼痛难忍，好不容易耐过了年关，不得不送医院手术治疗。为陪护方便，我留宿在附近宾馆。
打开电视，看到了央视新闻的一则报道：“传唱五十八年，《唱支山歌给党听》为啥能打动人心？一起看它的诞生记。”“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五十多年来，这首歌曲唱遍祖国大地，成为新中国文艺舞台上不朽的民族经典。
这让我为之一振，兴奋异常。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上海实验歌剧院作曲家朱践耳，看到雷锋日记中有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诗后深受感动，谱写了具有山歌风格的曲子，并注明歌词是摘自雷锋日记。之后发现，雷锋日记摘抄自《陕西文艺》“大跃进诗传单”中蕉萍的小诗，从此词作者便署名蕉萍。
蕉萍是谁？
名不见经传，在一群词作家或诗人中找不到这个名字，无疑是来自基层的一个无名小卒。依据蛛丝马迹，音乐工作者找到了陕西省铜川市焦坪煤矿，但这里却并无蕉萍这么个真名实姓的人。开始猜测是不是一个女作者，后经知情人举报，蕉萍是戴罪下放劳动的矿工姚筱舟的笔名，为焦坪的谐音，给报刊投过稿。矿党委书记找来姚筱舟，他却不敢承认自己是蕉萍，害怕又犯了什么错误。
书记说明事由，姚筱舟这才消除疑虑，诚惶诚恐地承认自己就是蕉萍，《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小诗是他写的。当时还得了二元钱稿费，买了少半袋面粉，一家人乐在其中。
姚筱舟说，这首歌能出名功在雷锋。由旧社会的苦难日子走向今天的幸福生活，对党的恩情，中国人民都记在心中。我只是写出了大家的心声。工作这么多年，的确认为共产党是老百姓的党，而我想完成我的心愿。
这一生，一心向党的姚筱舟，1951年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就写下了人生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多少年来，不管经历多少坎坷，忍受多少委屈，他的赤诚之心从未改变，不停地递交入党申请书，强烈的入党愿望始终如一。2001年，这位断断续续写了五十年入党申请书的退休老人，終于实现了自己半个世纪的追求，投入党的温暖怀抱，梦想成真，喜极而泣。
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其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
一石激起千重浪。由此，从潜流中泛起一段欢快明媚、起伏跌宕甚至讳莫如深的当代诗人的命运交响曲。
雷锋，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名字，在中国以至世界响彻了半个多世纪，成为深刻影响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和当今人类价值观的精神符号。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在亿万人的心目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几代人耳熟能详，妇孺皆知。
蕉萍，即姚筱舟，所写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小诗，被千里之外而从未谋面的一个叫雷锋的普通读者摘录在日记中，因《雷锋日记》的发表被谱曲演唱，广泛流传于世。而这首经典歌曲，并未给词作者姚筱舟带来多少好运，由于他履历中的阴影和复杂的海外社会关系而被歧视，很长一段时期中他屡遭打压，备受磨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平反昭雪，驱除了心头的忧虑，像重放的鲜花，获得了新的生命。然而，他的生活道路并非从此便一帆风顺，而是不断经历着风风雨雨。
半个多世纪，姚筱舟究竟经历了多少人生道路上的坎坷？是怎样从九死一生的战火中，从异常艰苦的煤矿劳作中，从急风暴雨式的历次政治运动的磨砺中，从鸡零狗碎的编辑生涯中顽强地走过来的？
这是一个值得追溯、勿需言讳的问题。
回想1963年，学习雷锋的热潮如火如荼，当时十一岁的我，在唐宋耀州陶瓷窑神庙的遗址黄堡高小读书，就学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点燃了一颗蓬勃向上的少年心。我朦胧记得这首歌是雷锋写的，而对近在咫尺的焦萍却压根不知。此时，这首歌的词作者姚筱舟，他在做什么？在相距不远的焦坪煤矿挖掘煤炭，还是在舞文弄墨？
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开始从事编辑和文学写作，才明白这首经典歌曲的词作者蕉萍，竟然是铜川焦坪煤矿的普通职工姚筱舟，不由惊讶并油然而生敬重之情。在参加家乡的文学活动时，我终于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词作家，上前致以问候。他不是我想象中能写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蕉萍，个头不高，面目瘦削，不善言辞，性情内向，郁郁寡欢的样子。在一起聊天，问及《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创作经过，他也含蓄自谦，谈到他的身世则面有难色，说不了几句便陷入沉默。感觉他把自己藏得很深，如同大地底层被掩埋的煤炭，蕴含着熊熊燃烧的火焰。
之后，知道姚筱舟做了《矿工报》的副刊编辑，我向《矿工报》投寄过《亡友》等稿件得以发表，却与他交集不多，但心存敬意。姚筱舟后来当了铜川市文联副主席，单凭借《唱支山歌给党听》一首歌词，也应该是实至名归。一个人冠以词作家或诗人作家，皓首穷经，能够有这么几句诗词传世，也不枉其称谓。 《诗经》云：“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2018年夏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铜川建市六十周年表彰百名杰出贡献人物，我忝列其中，有幸与姚筱舟一同登上领奖台，短暂相处，终于看到他欣喜宽慰的笑容，交谈甚欢，合影留念。在餐桌上，在散步途中，相互谈及诸多文学艺术的话题。我建议他写一部自传，或口述由子女整理出来，这是一个独特的记录这个时代和个人心路历程的真实故事，一个缩影，一个细胞切片，也是一笔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姚筱舟显得很沉静，摇摇头说，不必了，不好说，还是留给后人去评说吧！
姚筱舟的态度让我有些不解，到了八十有五高龄，况且在这般开明的时代处境中，难道他还心有余悸？往事如烟，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一切都过去了，还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呢？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淡淡的忧伤。好像在喜悦欣慰之余，不想抚摸一下已经痊愈的某种伤疤。
不曾料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姚筱舟。
一年之后，我偶尔读到了2019年9月10日《三秦都市报》的报道：“传唱大江南北，影响了几代人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词作者姚筱舟，因肺网状、脑梗等疾病引起的并发症，于2019年9月1日在铜川逝世，享年86岁。”我深感震惊，顿时黯然神伤。没有讣告，没有告别仪式，没有追思会，姚筱舟悄悄地走了。
《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声，经久不息地在中国大地传唱，却不见了它的词作者蕉萍，世上再无姚筱舟。据说，他安息在漆水河边崇山峻岭的某一片偏僻的荒坡上，融入泥土。
在陪老母亲住院的日子里，下榻于家乡宾馆，我失眠了。我梦见了姚筱舟，他朝我微笑。我突然想到，得去云彩里寻找他，寻找那个蕉萍，因雷锋在日记中摘抄了他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小诗，而诞生了一首经典歌曲的蕉萍。
寻找雷锋的蕉萍。
于是，在乍暖还寒的霏霏雨雪中，我接康复的老母亲出院，回到西安清凉山下，乐此不疲于这种煞费苦心的寻找。从他的子女亲属和诸多文友甚至是八九十岁老者的访谈中，以及被时光漶漫了的大量档案资料中，寻找姚筱舟苍茫的生平踪迹和心灵图谱。
蕉萍，只不过是一叶飘浮于河流中的小小扁舟。
这是一条源远流长的历史的河流，一条从遥远的诗经泉眼里流出的诗歌的河流，以及在时代背景下诗人命运的河流。宽博壮阔，急流跌宕，在每一滴水珠里，都蕴含着生命的血脉，奏响阳光和风霜雨雪绚烂而凄美的歌唱。
二、焦坪与蕉萍
透过时光的迷雾，是江西省上饶甘溪区姚家寨，这里是姚筱舟的原籍。大约到了他出生的前四辈，姚家迁居到了铅山县石塘镇。
姚筱舟祖父读书当了秀才，家里却因供他读书倾尽家产，曾祖父病故，家道中落，祖父沦为流浪的担脚客，凭借挑石灰的苦力生活。祖父没有力气，承受不了繁重的体力活，积劳成疾，本来已有了空缺可以去当知县时，未及上任就病死了。
祖母姓祝，是石塘镇的大姓人家，带着伯父和父亲两个孩子，当时又怀孕在身，因生活无着落，便改嫁给了帅姓人家的帅宋康。帅家是江西北部奉新县人，小时候流落到石塘镇开粉坊。重新成家后，祖母生下了姑姑和叔父。可惜继祖父又早早去世，叔父是遗腹子出生的。
伯父姚学鳌长大后，学做纸匠手艺，生有一儿一女，死后留下一子帅介民，又叫姚立星，随祖母读书。一女姚莲英出嫁后，男方是石塘镇种田的农民。
姑父跟着叔父，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采购员、保管员，之后回乡以染旧衣为生。
父亲姚学金，读过两年私塾，长大后学艺，做了箍圆桶的木匠，用辛苦的手艺养家糊口。家有十一亩水田，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住石塘镇第四选区二街洪都弄九号，有街房三间。
叔父姚学富，改姓叫帅学富，之后叫帅镛。小时候读过七年私塾，后到铅山县河口镇一家金银铺做学徒。河口镇位列江西四大名镇之一，有中西合璧的纸号、茶行、药店、银行、邮局、会馆等百栋老字号古建及老宅民居。
叔父正在学习金银器手艺经商的时候，听说北伐革命兴起，广州黄埔军校四处招生，立志兴军救国。这时，石塘镇发生了一场大火灾，老板的店铺被烧了，他背信弃义，偷了商铺老板的金戒指，变卖做了盘缠，逃到了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干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因军事才干超群，任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惠州攻城敢死队队长，作战英勇，从班、排、连长一步步晋升，1930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六师上校团长、军委会南昌行营第一师团长兼泰和、乐平县长。
抗战爆发后，帅镛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参谋长，曾被日本人捉住，强迫做伪县长。后又伺机回到部队，到了上海军政部骡马采购组任少将主任，搞到好多钱财。1941年任万梁警备副司令，三青团干事书记。1947年后任国民党政府某部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1949年到台湾。
叔父帅镛家中有二位婶母，大婶母是上海人，二嬸母是四川人，生一男二女。
姚筱舟父亲姚学金，母亲江玉兰，养育了四男一女。姚筱舟排位老二。
他的同胞兄长姚文星，改姓名为帅天民，跟随叔父帅镛读书，大学毕业后入国民党海军厦门造船厂任会计科长，后随造船厂去了台湾。
大弟姚进星在原籍经营一小商店为生。1970年因亲属叔父帅镛和长兄帅天民逃到台湾，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78年平反回家，后病死。
小弟姚步星，在原籍务农。1970年与哥哥姚进星以相同罪名入狱，同时平反释放。
姐姐姚秋英，在原籍务农，曾任生产队女队长、会计。姐夫徐振太，当过生产队长，终生务农。
父亲姚学金在叔父帅镛任湖北省罗田县县长时，放下箍圆桶的木匠生计，随之出外工作，母亲仍留在老家看守门户。父亲在叔父的提携关照下，做过排长、连长、副官之职。后叔父调到江西省乐平县任县长时，父亲随之到乐平，便将全家人接到南昌，和叔父一家人一起居住。姚筱舟时年五六岁，还没上学。一年之后，因叔父调动，父亲又与叔父因故吵了架，兄弟反目，便带领姚筱舟和全家人上路，流落到浙江省龙游县居住下来。 在龙游，父亲和舅父一块儿开起了一个小纸坊，想以此生意解决生活来源，养家糊口。背井离乡，人生地不熟，纸坊经营不善，蚀了本钱后又回到了祖母的老家，落脚到了江西铅山县石塘镇，继续做箍圆木桶的活计。兵荒马乱，一家人绕了一大圈，颠沛流离，还是被故乡收留了。这时，日本人打到了上饶，上饶和石塘镇相距六十里，处于战火的直接威胁之中。
1944年，国民党地方政府实行轮流当保长，父亲担任了石塘镇第四保保长。因受不了上级的欺压而辞职，前后在任约十个月。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父亲仍然做他的老本行，当箍圆木桶的木匠。1946年，父亲病逝。
姚筱舟是1933年出生的，他曾随父母从老家流落到南昌，在北营口坊寄读，又辗转到浙江龙游上学，最后回到江西铅山石塘镇继续读书，经历了战争年月的生存困苦和精神的折磨。父亲去世时，十三岁在读中学的他深感天塌下来了，苦命的母亲怎么才能含辛茹苦让一家人活下去，把孩子们养活大？而自己的出路又在哪里？
1944年，日寇侵略者进逼浙沪一线。当时，叔父帅镛还未娶二婶母，只有一个女孩，没有男孩子，大婶母特别喜欢姚筱舟的长兄姚文星，多次来电催促，要父亲把长子交给他们抚养，意思是过继给叔父名下，传承香火。
这时，父母一家生活拮据，到了快揭不开锅的境地了。哥哥在读书，姚筱舟和姐姐也在读书，上学的一切费用都是叔父帅镛寄来的。父亲尽管在离开南昌时，与叔父吵翻了脸，怎么说也是同胞兄弟，从一个娘的肚子里掉下来的肉，不看僧面看佛面，亲情总是藕断丝连，兄弟之间一时的分歧计较不得。
这样，父亲便忍痛割爱，答应将长子姚文星送到了叔父帅镛身边。当时，叔父上黄埔军校时的一位姓王的同学，已经是国民党某部的军长，从浙江调防到江西铅山，准备沿湘入川，叔父便电托王军长从铅山把姚文星带过去，到了叔父临时驻防的四川万县。
之后，姚文星随叔父到了上海，改姓帅，名天民，从一个吃不饱饭的贫家子弟，摇身一变，成了生活待遇优渥的国民党高官公子。帅天民才思敏锐，学业优秀，考入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院读书。此校始创于1928年，是由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赴美留学，取得美国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教育家潘序伦创办的，之后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帅天民从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院毕业后，成为当时出类拔萃的人才，曾在南京政府某机关见习六个月，由叔父介绍去了福建，在国民党政府厦门造船厂任会计，很快升任科长。
1949年解放后，远在江西铅山老家的家人，写信给厦门有关组织单位寻找帅天民，才知他已随造船厂去了台湾。
姐姐姚秋英，从高小毕业后，先是经姨父做媒，嫁给了离石塘镇十二里远的桔村地主李家四子李争春。李家有良田百亩，老地主早死，只有老太婆和四个儿子。在铅山紫溪乡当小学教师的姐夫，是国民党党员，乡武装干事。解放后，姐夫参加了县上的干部学校，后随西南工作团到了贵州省工作，陆续做了望谟县乡长和副县长，后在县中学教书。1952年，姐夫与姐姐离婚，与另一女护士再婚。可怜的姐姐，改嫁给了老家曾在姚家帮工的雇农徐振太，在乡下务农种田。
姚筱舟的家庭生活来源，父亲活着时，一边靠父亲手工劳动收入，一边靠叔父帅镛资助，父亲死后，完全依靠叔父和哥哥帅天民供给。从解放之日起，姚筱舟和寡居的可怜的母亲，彻底失去了对骨肉至亲的指望。
但是，逃往台湾的叔父帅镛和胞兄帅天民，日后带给姚筱舟的是无尽的株连和政治前途的羁绊。
姚筱舟原名姚明星，聪明好学，秉性刚强，得到胞叔姚学富经济上的接济进入小学堂读书。接着，跟父母辗转江西南昌、浙江龙游寄读，后来又回到老家继续读书。
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回乡探亲的叔父帅镛告诉他，长大不要当官，要多读书，学点本事。所以他上中学时学业很好，数理化在同学里面是拔尖的。
上饶解放前的那段时间，兵荒马乱战火纷飞，民众很茫然，不知道以后的出路在哪里。16岁的姚明星在铅山中学读三年级下半学期，临近初中毕业，旧社会的残阳与新中国黎明的迷雾和青春期的彷徨，让他深感自己是一叶孤舟，遂将姚明星易名为姚筱舟。筱，含义小竹、细竹，读音跟小一样，但字面的感觉却别有诗意。
1949年三四月间，叔父帅镛曾回到老家为母亲奔丧，请了十几桌酒席款待乡亲邻里。也许已经预料到国民党政权日薄西山，江山易主，前程渺茫，最后一次与故乡告别。
姚筱舟从小颠沛流离，跟着贫穷的父母过着底层人受苦受难的生活，共產党是为穷苦人民打江山的，尽管与叔父和胞兄至亲同根同脉，但归根结底却不是一个阶层，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他下定决心与在国民党里的亲属分道扬镳，立志投身革命队伍，走自己的路。
铅山地处武夷山脉北麓，隶属江西省上饶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一半多地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铅山、上铅苏区归闽北分区领导，是方志敏创建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红十军团担任抗日先遣队，遭遇敌人围攻而失败，余部突围到浙南地区，在粟裕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打响渡江战役。5月5日，江西铅山解放了。姚筱舟当时找了一份临时工糊口，但一门心思想上学。5月底，他与数十名同窗好友一起，奔赴河口镇，投笔从戎，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前往贵溪县上清镇学习。从那时起，他就投身革命，开始认识共产党，并渴望加入为人民打天下谋幸福的党的组织。
此前，姚筱舟从铅山中学高中部肄业时，走投无路，无业可就。为了生计，他被迫在国民党部队后勤被服厂运输队当了三个月勤务兵，又在上饶国民党《民锋日报》印刷厂当了四十五天的排字学徒工。在日后多年的自述履历中，他隐瞒了这段经历。直到之后的一次组织外调中，这段经历被发现。在真凭实据面前，他本人才承认了年轻时的事情。在那个年代，这当然被视为对党不老实不忠诚，别有用心。这真是一错百错，有口莫辩。在刚参军时，他是轻信一位同学所说，共产党队伍不要在国民党当过差的人，他惊恐不已，便隐瞒了这段不光彩的经历。 姚筱舟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家中的经济来源全靠母亲一人，帮人家洗衣服，勉强维持日常生活。直到他参军奔赴朝鲜战场第三年，工资待遇有所提高，便依赖于他每月寄的钱维系母亲和家中弟弟们的生活。参加了革命，共产党给了他一个饭碗，他能够自立了，而且可以帮衬家里人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两个弟弟也上了学。家里相继加入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母亲成了一个生产队的普通社员。姑父姑姑一家开染坊，舅父当泥水匠，姨父母在乡下小学做校工。家庭成分起初划定为工人、贫农，之后改为小土地出租。他由此对共产党和新社会充满了感激之情。
1949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进军华南和西南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于8月19日下达了川黔作战的命令。11月，第二野战军主力在第一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各一部的协同下，以大迂回大包围的行动，向川黔进军。
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五大队二中队三十三分队行军至江西贵溪县上清镇，由分队长单乃连介绍，姚筱舟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随校进军大西南，与学员们一起各自肩负着数十斤重的行军背包，腰间左右各挂一枚手榴弹，历时三个多月，经江西萍乡，过湖南邵阳，跋涉一千八百余华里，到达贵阳。随即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驻地在镇远的第二野战军十七军五十师政治部民运科任干事，随部队参加剿匪建政工作。
是年12月，进军大西南中，因吃苦耐劳，宣传工作做得好，姚筱舟被军大五分校授予“进军模范”称号。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1951年3月，在贵州十七军五十师服役时，姚筱舟曾参加黔东南大围剿合围作战，前后两个月，任武工队长，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屡受部队表彰。
正值1951年秋，朝鲜战争开始停战谈判之际，战事依然惨烈，18岁的列兵姚筱舟满腔热血，报名参加抗美援朝，随部队奔赴朝鲜，投入血与火的生死战场。他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补充十一师一团三连，一度在政治部工作，后入铁道兵8503部队第三师一团直属卫生连，担任文化干事。经常参加修筑被敌人炸毁的桥梁和道路，他吃苦在前，再累也坚持不下火线。置身战地，他热情地教战士们识字读书，吹口琴，拉手风琴，教唱歌曲，活跃部队的业余生活，当上了“模范战士”。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面对生死抉择，他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心想加入党组织，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其间，他被派往七团一营一连当文教干事。
一次，在与朝鲜人民军一起慰问演出时，他偶尔认识了一位漂亮温柔的朝鲜族姑娘，青春爱情的萌动，使他一时感情冲动，未能及时向部队首长请示汇报，竟然和文书周德良一起，偷偷地与一见钟情的姑娘约会，出外看剧。在九死一生的战争环境中，这一行为违犯了组织纪律，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从此，他断绝了与那位朝鲜族姑娘的联系，将朦胧的爱情种子埋在异国他乡的战争废墟中，成为一生美好而痛楚的回忆。
事情还没有完结。有人认为，姚筱舟与文书周德良很靠近，使一向工作很好的周德良工作也疲塌了。领着朝鲜族姑娘看剧这件事，被认为有腐化思想。在驻地，有一次在卫生指导员屋里，他背着药包子逗房东姑娘开心。又有一次夜晚，他在有三十多岁的女人和一小孩子的房东屋里坐着聊天，被连长发现后进行了制止和批评。但他有点不以为然，心情很沮丧，工作的主动性没有平时那么高了。九月份因病在医院休养回来后，工作十五分钟头就痛，不能堅持工作。
这期间有一份组织鉴定认为，该同志（姚筱舟）从战备至现在，一直表现不好，认为自己在革命部队前途不大，产生悲观情绪，工作消极，在群众中威信较低，不能经常地主动接近广大战士，不愿搞文娱活动，因此也就不愿到现场去。但在对文化学习中，能和一些文教干事商议研究教学的方式方法，工作上一般是肯干的。
1951年6月1日，姚筱舟也有一份自我检讨：“我自政治部出来，思想上想锻炼一下，但来连队工作后，不够深入，很少到班里去，并对上级和排长的联系较差，在工作中的主动性不强，团的汇报工作不够。因排里有排长，所以有依赖性，有时同别人团结不好，和一些工作人员闹不团结，生活有些散漫。”
他所在部队的党支部，对其优点和缺点给出意见：“自来到本连工作很积极，主动想办法，对班里个别同志经常谈话。对排长的工作配合较好，经常代排长研究工作。对团的生活抓得很紧，能做到表扬和批评。思想斗争比较积极，对别人有意见敢大胆提出来。服从性很好，分配工作没有打过折扣。缺点是政治学习时精神不够集中，好看书报，贪玩。生活散漫，如集合经常迟到。有点地位观念，在工作中悲观。”
1952年4月27日，部队对姚筱舟的鉴定是：“在卫生连，没有支书，指导员又不识字，个人埋头苦干，造名册，写报告，每晚都工作到半夜，白天给新战士上课，教育部队，吃苦耐劳好。推动连队文娱活动，搞得很好。工作能干，推动布置工作，忙时能重点突击完成任务。工作特别虚心，态度老实。能帮助别人学习文化很好，政治表现不错，对工作负责，关心文化教育，团结好，才高能干。但个人性强，修养较差，身体弱，有悲观思想。”
1952年9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政治部中南调查组意见认为：“姚筱舟，其父虽于民国二十七年当过乐平县警察局长，并随叔父到赣浙一线，社会关系复杂，但本人年纪尚小，旧社会影响不深，尚可改造教育，因此留队工作，继续审查。”
1953年7月11日，部队在政审调查中，收到原籍江西省铅山县人民政府第二区公所一份证明：“兹有我区军人姚筱舟，家庭成分工人，历史清楚，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特此证明，请予参考。”
历经战火的考验，姚筱舟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有了切身的生命体验。在枪林弹雨中，亲自面对血肉模糊的伤残的士兵和牺牲的战友的遗体，心灵受到了莫大的洗礼。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不屈、不怕牺牲的精神，增强了姚筱舟的战斗意志和保卫祖国的信念，但由于自己的出身和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这期间他也被自己一抹淡淡的没有前途的悲观消极情绪笼罩。 直到1954年朝鲜停战之后，姚筱舟跟随部队凯旋回国。
这年6月在宝鸡，铁道兵第一转业大队集合后，姚筱舟服从组织安排，整体转入支援西北建设转建大队学习。结业后，来到地处丹凤县山区的陕西省工业厅所属的商洛石棉矿，任云母试探队人事股干事。石棉矿，为纤铁蓝闪石石棉，具有良好的耐酸、耐碱性能。不久，因资源枯竭，石棉矿被撤销。
这期间，姚筱舟写过两份入党申请书，皆因台湾亲属关系背景未被研究过。积极要求进步的他，难免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有人从他的日记和所写的材料中，挑出与时局不协调的话语，或者是笔误，耻笑或批评他，使他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加上他平时生活中不拘小节，一些言行受到了非议，更被人蓄意抹黑。对此，他有些心灰意冷，便产生了回到老家江西铅山石塘镇另找工作的想法。
自从离开家乡，从朝鲜回到祖国，走上工作岗位，姚筱舟这才第一次回家探亲。他一把抱住慈祥的老母親，忍不住号啕大哭。儿子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光荣地回来了，而且有了工作，成了国家干部，实现了做母亲的最大心愿，母亲怎能不喜极而泣。父亲解放前去世后，一家人的生活来源，依靠叔父和在厦门造船厂供职的大哥资助，解放以后则靠姚筱舟节省下来的薪水维持生计。母亲种了十一亩水田，加入了合作社，生活有了保障，姊妹们也上了学，过上了安稳的日子。母亲劝他服从组织分配，听党的话，因台湾亲属关系不能入党是暂时的，好好努力工作是会成为共产党员的，千万不要泄气。
思考再三，姚筱舟从老家回到了陕西，还是接受组织的安排，被调到铜川矿务局第一煤矿史家河矿学习采矿业务。对于高中学历的他来说，采矿技术尽管艰深，但经过努力钻研，他很快爱上了这门技术，并觉得其奥妙无穷。
1956年秋，他被调入焦坪煤矿任技术员，为正排级干部。
姚筱舟，满怀对新生活的希冀，在煤城铜川开始了他终生再未离开的新中国煤炭建设事业。
铜川矿区位于陕北高原与关中盆地过渡带，北边是连绵起伏的子午岭，南边是广袤富饶的渭河平原，属于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西部。矿井呈东西横向点布，长达100多华里，号称百里煤海。所采煤田，按地质年代分为铜川、焦坪两个自然矿区，主要生产焦煤、瘦煤、长焰煤和不粘煤，供应陕西省内电厂和工业用户及民用。因煤而兴，1958年，铜川成为继省会西安之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第一个设市的城市。由此，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这片山川，步入了现代工业化城市的进程。
得以充分了解脚下这片矿区的煤炭开采史，和它的嬗变过程，是姚筱舟在出名后，借调到铜川矿务局宣传部参与编写《铜川煤矿史》之时，他庆幸自己被命运安排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为之奉献出青春年华，谱写了自己丰沛婉转的人生诗篇。
唐宋时，同官人就依山掘洞或平地下挖取煤，在十里窑场不夜天的黄堡镇，造就了千年炉火不熄的耀州陶瓷官窑，取云破天青之诗意的青瓷，誉满丝绸之路。至元代，始在黄堡新村沟开挖方型立井采煤。两个井口，一作出煤口，一作进风口，各深120米。每下30米，缩井筒一次，井呈倒金字塔状。井下有主巷道延伸接通，用手工刨煤。明代，已有长年专业挖煤和农闲季节采煤的分工，采煤地点多择于煤层浅显处。清乾隆年间，同官的工场手工业炭窑已有山主，由经纪人管理组织，并有挖煤纳税之记载。清末因灾荒，煤炭开采业相继歇业。
民国初年，焦坪地区新煤窑重新开窑采煤。至1928年，同官县生产煤炭的矿井达34处。陈家河煤窑每班下井220人，日产煤600多吨，每日有四五百匹骡子往返驮炭。1939年因灾荒战乱，同官煤炭生产陷入低潮。井口提升用辘轳，下井工人用手镐、铁錾凿挖煤块，工艺落后，效率低下。
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第二战区的后勤生产基地，陕西省政府与陇海铁路局合办同官煤矿。加之陇海铁路咸同支线通车，同官煤炭生产逐渐发达。其时，不仅官办同官煤矿开始引用蒸汽机、卷扬机、小型电机、锅炉、绞车，在北区煤田以6孔立井开采，私营的20个煤矿公司也争相效法，引入现代工业化机器设备，使煤炭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铜川煤矿工人的劳动条件开始改变，矿灯代替了古老而不安全的鸡娃灯，采煤工作面普遍采用电溜子，代替了旧社会肩拉人爬的出煤方式。采煤由高落式逐渐演变为长壁式，又将沿煤层分层巷道改为联合布置，使用截煤机和顿巴斯康拜因，跨入国际先进采煤技术机械化矿井行列。
1954年7月1日，焦坪地区的铜宜、新利、兴华三座私营煤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式成为宜君县公司合营焦坪煤矿。1956年，成立焦坪新华煤矿，隶属于陕西省工业厅煤矿管理局，日产原煤500吨。
这一年，姚筱舟历经朝鲜战场血与火的洗礼，从此扎根于焦坪煤矿。人民军队文化干事出身的姚筱舟，在焦坪这片蕴藏着热量的土地上，一边兢兢业业地做好安全技术员的本职工作，一边在茅草屋的灯下读书学习，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悄悄继续文学写作，潜入他从中学时代就向往的诗歌王国。
就在这个时候，24岁的诗歌爱好者姚筱舟，怎么也想不到，平生与一次事关个人前途命运的灾难事件不期而遇。
1957年1月8日，姚筱舟所在的公私合营的焦坪新华煤矿井下发生重大生产事故，因安全管理不慎，一个班长违章作业，取暖的火堆引燃竖井中的木柱，引发了可怕的火灾，继而引发瓦斯爆炸，造成重大伤亡事故，十四名矿工不幸遇难。之后焦坪立井封闭报废，生产重心移至前河露天矿开采。
生病在家休息的安全技术员姚筱舟，压根也料想不到井下会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伤亡事故。当听到发生事故死了十四个人的噩耗时，他一时被吓呆了。完了，一切都完了！他眼前一片漆黑，像钻进没有灯光的深深的巷道里，魂不附体，快要窒息了。
发生火灾后，姚筱舟从井下上来，对曾在延长油矿看过油井的缪兆荣说，小缪你好好干，我完了，完了！
在事故发生的那一刻，自己为什么生病休息而不在现场？作为一个安全技术员，也许在现场能够及时发现事故苗头，阻止事故的发生，或者及时地组织扑灭火苗，挽救自己的矿工兄弟的宝贵生命。也许自己是遇难的十四名矿工兄弟之一，换回一个矿工的生命，也比发生事故后自己忍受极大的羞愧和恐惧，被追究责任而备受心灵煎熬的好。 新中国成立以来，煤炭生产在经济建设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也是高危行业，生产安全成为煤矿的头等大事。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就会给矿工生命和国家财产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在1957年1月8日焦坪煤矿事故追究责任的处理中，经过层层严格盘查，姚筱舟被认定为负有间接责任。在他想来，已经是组织对他从宽对待了。他默默地吞下这一剂苦药，赎罪般地面对命运的惩罚。
按煤矿安全生产规程，不得在井下入风口生火。1月5日，姚筱舟听杨矿长催促了维修直井工作任务后，在区班会议上，作为安全技术员向二生产区主任易生明提出建议，派一名矿工在井下生火化冰。在征得易生明同意后，未与其他安全技术员商量，就马上叫保安班长去找工人安振东，于6日早上6时起，一人在入风口的直井底下生起两堆大火。姚筱舟同时指示，在早上人下井时将火搭大些，下午人上井后叫火小些，但不能让火熄灭，这样火堆便整天燃烧。
姚筱舟作为安全技术员，亲自请示并布置了井下生火化冰任务，又没有对责任人进行耐心细致的安全教育，在未深入检查时休了病假。
根据以上调查核实，姚筱舟身为安全技术员，未经矿上正式会议研究，指示工人生火，又派一人整天操作，直接违反煤矿生产保安规程，引发火灾事故，导致十四人遇难，因而使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相关责任人罪责难逃。
据1957年1月19日陕西公私合营焦坪煤矿关于火灾事故有关分子姚筱舟单行材料，经宜君县人民法院判决，姚筱舟因矿难间接责任，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交由机关执行管制。后定为行政撤职、下放劳动三年的处分，被降为普通工人下矿采煤。从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工资待遇正科级的每月58.5元，下降到了40元。
这无异于他人生道路上的晴天霹雳！
姚筱舟几乎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精神打击。作为技术员，十四名矿工兄弟在火灾事故中丧生，让他痛不欲生，甚至产生了轻生的想法。自己对事故罪责难逃，他抱愧于死难的矿工兄弟，下决心在管制下放的高强度劳动中，用汗水洗涤自己的灵魂。
1957年9月5日，姚筱舟在管制下放劳动期间，一位工友因病住院，他请了几天假，去铜川市区医院看望。去时带了正在恋爱的女朋友，到几处名胜古迹参观游览，还看了一场电影。事后有人揭发，说他一个受管制的人员，竟然不参加整风学习，找借口携带女人游山玩水，还一起看电影，生活作风有问题。
姚筱舟有点不服气，在生活中时有牢骚。这些牢骚被别有用心的人发酵扩大，就成了他对党的领导的恶意攻击的证据。
这使他又一次陷入尴尬的处境，也就破罐子破摔，有几次没有执行工作安排。矿上便汇报给宜君县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前来处置。经法院法官教育劝说，他只好服从。但这个坎矿上还是过不去，经9月25日矿领导会议研究：将姚筱舟收监执行。
争辩不过的姚筱舟，只好写了检讨，认罪服法，避免了被收监执行的处理，仍由机关管制下放劳动。因怕连累相恋的女朋友，姚筱舟主动提出与之分手。
有着诗人浪漫情怀的姚筱舟，在青春萌動的年龄，一直渴望用美好的爱情，来排解战争带来的恐惧和复员就业后的举步维艰，给生活一点温存。却因自己偏执的个性，和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修养缺陷，连续受到了情感上的撞击。与朝鲜族姑娘短暂的交往，已经成为不可磨灭的记忆，如今又一次与相恋的女朋友割断情愫，又成为他心上难以抚平的伤疤。
在下井劳动时，在挖掘煤炭的掌子面上，身单力薄的姚筱舟简直成了一个疯子和木偶。他有时挥汗如雨地拼命干，有时扶着锨铲柄静静地傻看，呆若木鸡。升井后休息的时间，不是漫无目的地溜达，就是仰面朝天躺在僻静的山坡上，睁大眼睛凝望着天空。
有一次，矿区放炮剥离地面上的土层，瞬间井下开始剧烈摇晃，岩石往下倾泻。班长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个翻身把他狠狠地压趴下，要不掉落的煤块可能就把他砸伤了，甚至就没命了。
又有一次，下班的时候，一辆装满煤炭的矿车脱钩飞驰而下，人们惊慌失措，大喊大叫，但走在轨道边的姚筱舟不知在冥想什么，竟然毫无知觉，没有一点反应。幸亏一位党员老矿工一把揪住他的领子，把他甩到了一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姚筱舟内心感谢着矿工兄弟的救命之恩，却赌气地说，谁让你救我，让我干脆死了拉倒，再也不受精神折磨了。
然而赌气归赌气，两次死里逃生，都是党员矿工救了他，这给他内心很大的震动。
所在的区队党支部老书记知道姚筱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不能自拔，经常找他谈心，安慰并鼓励他振作精神，重新干好工作。“年纪轻轻的，前边的路还长着哩。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才算是好汉子。”
见他吃不消井下掌子面的劳动强度，书记还有意把他抽调出来，只负责给矿上的好人好事写表扬稿，编写黑板报，让他发挥文字写作的特长。有几个党员矿工主动接近他，帮助他完成繁重的生产任务，常常在工休时找他划拳、猜谜语、下四子棋，下班后拉他去喝茶聊天、谝闲传。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党小组研究决定才交给他们的任务，目的是帮助他丢下思想顾虑，挽救他，防止他自杀走上绝路。
在大伙的热心帮扶下，姚筱舟逐渐摆脱了极度的沮丧情绪，终于挺直了腰杆站了起来。他读到了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劳动在心理和教育上的作用》的文章，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你成功地选择劳动，并把自己的全部精神灌注到它里面去，那么幸福本身就会找到你。
人生道路上的坎儿，姚筱舟在大伙的帮助下终于迈过去了。当了井下挖煤的工人，他才有机会平等地与工人们进行对话，在艰苦的劳作中才对矿工有了深层的了解，逐渐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兄弟般的情谊。
他说，在朝鲜战场，作家魏巍写了《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些英勇战斗、出生入死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那么，在和平的日子里，身边这些一起黑水汗流地为祖国献煤炭的矿工，他们牺牲了自己应该享受的那部分阳光，把又脏又险又苦又累的劳作留给自己，把光和热、把欢笑和快乐贡献给人民，就是最可爱的人。 这些矿工，绝大多数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由于受到地主和煤窑主的剥削和压迫，所以识字不多，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翻身解放了，对于共产党和新社会有着质朴而浓厚的爱，心中惦记着共产党的大恩大德，一心想用劳动创造报答党的恩情。姚筱舟常常听矿工们讲，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救了咱，咱还是会说话的牲口，还要在十八层地狱受罪。他们淳朴的阶级感情，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
姚筱舟与矿工们亲如兄弟，一起拉家常，为不识字的矿工代写家信，与他们共同回忆旧社会的苦难，赞叹新社会有吃有喝有穿、当家作主的生活。有个不识字的矿工多次请他代写家信，信的末尾总要写上：听党的话，交好公粮。朴实的话语，反映出人民群众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由衷的爱戴之情。矿工们的精神宝库中，蕴藏着生命的智慧和浓厚的民间民俗文化，随意编出的顺口溜朗朗上口，情真意切。老矿工给他讲起亲身经历，在黑暗的岁月里，吃人的霸王窑和恶工头如何压榨他们的血汗。
霸王窑，是个让人发怵的名字，是人间地狱的代名词，象征着解放前煤矿工人的血泪史。霸王窑，本名复兴煤矿公司，位于铜川王石凹陈家河老虎沟。由于窑主的残酷剥削，野蛮迫害，窑工死伤甚多，白骨成堆，民间称它为霸王窑。始建于清朝康熙四十九年，即公元1710年，由富平赵姓旺族购买了半成品矿井，往下挖数米见到了煤，办起了炭窼，世代经营。1940年，民族工业兴起，窑主赵成柱将炭窼更名为复兴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发财致富，贪心太重，窑主私自抓捕过往无辜百姓下井挖煤。有一位政府的官员，官职道台，也在上任途中被抓去，他将自己的遭遇写在大块煤上，希望有人来救。三年过去，有知县听闻此处的煤质量好易燃烧，特来采购，道台无故失踪的陈年积案才得以破解。窑主与土匪合伙，在富平与同官交界的老虎桥设下埋伏，强行绑架路人充窑工下井，甚至勾结国民党军队以抓壮丁为名捕捉下井，或勾结警察在庙会戏场假设赌场，以查赌抓赌为名，捕捉赌徒下井。还伪装成驮炭客做引线人，或打着雇麦客叫短工招牌，使许多人落入陷阱。强行抓来的窑工被送入井下，收工上井后被武装押解关进黑窑，仅从门上一小孔中送进饭食，终身为其挖煤，不给分文工钱。矿工实行一年三班倒，一次下井就是四个月不见太阳。不少窑工含恨而死，其尸体被扔进采过煤的老巷，或堆在两孔破窑里，真正是白骨累累，罪恶滔天。
直到1949年4月28日铜川解放，窑主赵成柱自知法网难逃，畏罪吞金自杀。1950年，赵家炭窼关闭，开采历时240多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霸王窑被建成阶级教育馆供人们参观，让人们了解旧社会的黑暗和劳动人民被资本家残酷剥削的血泪史。
老矿工讲述霸王窑的故事，其中的顺口溜和民谣很生动形象，姚筱舟就虚心地记录在本子上。比如：紧三鞭，慢三鞭，不紧不慢又三鞭。鞭子是窑主的枪杆子，煤窑是窑工的棺材板子。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旧社会，咱是冬天里的葱;新社会，咱是回家主人翁;冬天里的葱能成为国家主人翁，全靠共产党，忘不了毛泽东。诸多例子，不胜枚举。
民俗即国风。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姚筱舟听多了，记录了不少，使他开阔了视野，也给自己下放劳动的业余生活，带来了浓厚的诗的情趣。
姚筱舟在朝鲜战场上当文化干事时，就爱好唱歌，吹口琴，拉手风琴，也写诗歌，矿工生活的熔炉，又一次点燃了他蕴藏在胸中的诗的火焰。
在姚筱舟看来，写作和发表诗作，一是反映现实生活，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抒发某种审美的情趣。二是填补或充盈自己当下处境的精神生活，有一种失意中的成就感，得到心理上的一种平衡。三是艺术创作所获得的报酬即稿费，可以弥补被消减的工资待遇，帮着养家糊口。
出于个人际遇的某种顾虑，他考虑作品不便署真实姓名，便反复捉摸掂量，想到了一个化名：蕉萍。诗人，有一种多愁善感的本性。蕉萍，与矿名谐音。当然，姚筱舟赋予这个字眼的含义，也另有奥妙。蕉萍，暗含自己是焦坪煤矿的一名普通矿工，一棵寂寞孤獨的无名小草。他读到了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读到了徐再思的《水仙子·夜雨》：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读到了纳兰性德的《浣溪沙》：浮萍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残雪凝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已三更，更无人处月胧明。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于是，便借用其中的蕉萍二字，自我感觉是再也合适不过了。
于是，署名蕉萍的诗作稿件，便通过邮差送到了多家报刊。稿件大多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庆幸有几首得以变成铅字发表，寄来了样报样刊，每篇还有二元钱的稿费。这无疑让工作和生活处境艰难的他，获得了荣誉和报酬，尽管无人知晓诗作的真实作者。
在此前后，他写了一些诗和散文、小说，用蕉萍的笔名发表，有一个月，收到的稿费比正常上班40元的工资还要多。
三、请给我以火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一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矛盾做了新的分析，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提法;二是根据毛主席的倡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三是提出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党的建设，以及改进管理体制和改进国家工作的任务。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的高潮。
同年10月，陕西省工业厅将公私合营焦坪煤矿交给铜川矿务局管理，改为国营企业，铲除私有化，工人当家作主，期望激发出人民群众巨大的劳动生产热情。10月25日，在全国全省大跃进、高指标的强烈影响下，焦坪煤矿遍地开花，新开了西北塔、东北塔、石头坡、蛤蟆咀等10个露天矿，放出日产原煤1.16万吨的卫星。11月6日，焦坪煤矿放出第二颗卫星，日产原煤3.36万吨，似乎书写了焦坪煤矿辉煌的一页。 1959年2月，焦坪煤矿35千伏输电线路建成投入使用，全长35公里。9月，七一煤矿建成投产，年设计能力15万吨，后并入焦坪煤矿。
与此同时，中国诗坛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形势。陕西临潼的农民诗人王建禄，因排行第九，人称王老九，写了近百首歌唱总路线的诗。他曾逃荒要饭，常把旧社会的不平之事编成顺口溜。1951年，王老九应邀出席了西北文代会，著名诗人柯仲平鼓励他多编快板多宣传。
柯仲平，曾于1937年到延安，参与倡导街头诗，担任边区文协战歌社社长，成立延安诗会，推进延安群众诗歌的运动。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做了热情发言，毛泽东亲自提名他为《解放日报》特邀撰稿人。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北文联主席，发表了长篇抒情诗《献给志愿军》。他所创作的诗歌戏剧被毛泽东称为“既是大众性的，又是文艺性的，体现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著名诗人臧克家评价他“猛似狂飙热似火”，诗作《不到黄河心不甘》：左边一条山，右边一条山，川水喊着要到黄河去，这里碰壁转一转，那里碰壁弯一弯，它的方向永不改，不到黃河心不甘。一时广为流行，妇孺皆知。
王老九经常和西北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诗人探讨创作，参加群众性的诗歌活动。1953年，他写《进北京》：我老九活了六十整，翻身进了西安城。过去讨饭钻过南山，往北逃难到过铜川。谁想今天真荣幸，要过潼关到北京。枯树开花朵朵红，死了的竹子又发青，老马脱毛变成龙，生锈的古铜放光明。1954年出版诗集《王老九诗选》，1958年出版诗集《东方飞起一巨龙》。先后五次去北京参加会议，曾即兴和郭沫若对过诗：郭老人老心不老，写诗更比李白高。日日夜夜我想见，胡子盼白也见不到。今日相会颐和园，我心里喜得像蛤蟆跳。他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伴随着一场新民歌运动的开启，诗人王老九备受追捧，成为那个时代的符号。
王老九写的《想起毛主席》：梦中想起毛主席，半夜三更太阳起。做活想起毛主席，周身上下增力气。走路想起毛主席，手推小车不知累。吃饭想起毛主席，蒸馍拌汤添香味。开会欢呼毛主席，千万拳头齐举起。墙上挂着毛主席，一片红光照屋里。中国有了毛主席，山南海北飘红旗。中国有了毛主席，老牛要换拖拉机。
1959年8月，《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编、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王老九诗选》，收入王老九谈、黄桂华整理的《谈谈我的创作和生活》一文中写道：以前做梦常是黑洞洞的，现在做梦咋这样红哩，是想起毛主席了，一下子我就写开了头。先前有吴奔星搜集的新湖南民歌《毛泽东》发表，多年后仍有王老九是否为仿写此作的异议，这当是当代文化文艺史上的另一个话题，在此不赘。只说王老九写过《唱支歌儿朋友听》，那么是王老九启发了蕉萍写《唱支山歌给党听》，还是蕉萍启发了王老九，无人对此有过考证。只要想一想，它们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语境中竞相迸发的陕西声音，其中确实包含诸多耐人寻味之处。
时值1958年5月下旬的一个夜晚，鄂尔多斯高原的风吹过南缘山川，焦坪地域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温润如酥。
此时，轮到姚筱舟休班，他临时借住在岳父家。
岳父韩大奎是江苏沛县人，也是在旧社会受过苦的普通矿工，人很诚实，娶张桂英为妻。岳父岳母的宝贝女儿，高中毕业的韩淑华，比姚筱舟小七岁，刚考入焦坪煤矿机电科当钳工学徒，聪慧能干。老两口看重姚筱舟的人品和才能，不嫌弃他犯错误受到管制下放的身份，把喜欢文化人的独生女儿韩淑华嫁给了姚筱舟。
火灾事故后受到处分的姚筱舟，主动与原来的恋人分道扬镳，与韩淑华结为夫妻，生儿育女，过起普通人的小日子。
晚饭后，爱人韩淑华带孩子睡着了。屋外，平时机器轰鸣的矿区难得有短暂的宁静，夏天的微风带着夜雨的清新吹进茅草屋，姚筱舟略有所思地走到小饭桌旁，倒了一杯水，在一粒光亮的煤油灯下坐下来，开始做他读书写作的功课。
近来，姚筱舟的心头一直萦绕着矿工兄弟说的顺口溜：党是咱妈，矿是咱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同时想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那里有他的老母亲，在旧社会饱受苦难，如今过上了安稳的生活。这一切是党给予的，就像母亲给了自己生命，党如同母亲般教育培养他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顿时眼睛湿润了。
母爱，是母亲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把儿子和女儿由婴儿抚养至儿童、青少年，直至成年，供书教学，关怀照顾。母爱是母亲对子女的恩情，是无私伟大的。古代有不少歌颂母爱的诗词，不胜枚举。
例如唐朝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表现母亲对子女无微不至关怀的诗篇，被千古传颂。
有人认为，母爱不过是一种出于生物本能的行为，亦不认为是值得歌颂的东西。例如张爱玲，就认为母爱只是人与其他动物都具有的本性，不能引以为豪，甚至认为母爱只是被夸大了的戏剧化了的感情。
此外，有人认为母爱并非出于伟大的牺牲，而是一种反应。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主义者西蒙·波娃在著作《第二性》中写道，母爱并不是出于天生，而是母亲对处境的反应。
而大凡伟大的人物或杰出的文学艺术家，都无一例外地认为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爱是一团巨大的火焰。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地位，什么幸福和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只能给儿女们吃红高粱饼子。
但丁说，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贝多芬说，我很幸运有爱我的母亲。雨果说，慈母的胳膊是由爱构成的，孩子睡在里面怎能不香甜？乔治·艾略特说，我的生命是从睁开眼睛，爱上我母亲的面孔开始的。马克·吐温说，就是在我们母亲的膝上，我们就获得了我们的最高尚最真诚和最远大的理想，但是里面很少有任何金钱。我给我的母亲添了不少乱，但是我认为她对此颇为享受。人的嘴唇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喊就是妈妈。高尔基说，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惠特曼说，全世界的母亲是多么的相像！她们的心始终一样，每一个母亲都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巴尔扎克说，母亲的心是一个深渊，在它的最深处你总会得到宽恕。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 妈妈在哪儿，哪儿就是最快乐的地方。世界上一切其他都是假的，空的，唯有母亲才是真的，永恒的，不灭的。
姚筱舟，一个寒碜的煤矿工人，由此想开来，诗情涌动。
他提笔写道：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來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接下来，借用矿工兄弟平日里对比新旧社会的种种感慨，便写道：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
他突然停下笔，觉得三座大山的比喻不恰当，却也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句替代，一时有点一筹莫展。民歌体要求形象鲜明，通顺流畅，他想到了老矿工诉说霸王窑紧三鞭，慢三鞭，不紧不慢又三鞭的民谣。
苦思冥想中，他随手翻阅一本小人书，偶然看到一个肥胖的地主拿着鞭子抽打几个长工的画面后，突发灵感，窑主把头抡着鞭子狠狠抽打骨瘦如柴的矿工的画面，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鞭子，这个词再形象准确不过了。这便灵机一动，笔下生出灵感的火花，马上提笔把三座大山一句改成鞭子，继续写道：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第三小节，他想到了蕉萍的笔名含义，顺手写道：母亲给我一颗心，好像浮萍没有根。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标题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诗，在草纸上写好后，他兴奋地走出茅草屋。
矿区灯火通明，夏夜的微风令人爽朗。他找到一个关系要好的办事员家，要来了几张方格稿纸，匆忙回到屋里。认真誊写好后，已经是下半夜了，远处传来几声鸡啼。
生活处境尴尬的姚筱舟，在无可选择的时候，也许是在用诗歌释放胸中块垒，或是在用文学救赎自己的受伤的灵魂。他是用压抑在心底的真实情感，把党比作母亲，唱出了这支给党听的山歌。
第二天一早，他把诗稿塞入矿区的邮箱，寄往《陕西文艺》编辑部。
诗以言志，是否被采用是编辑的事，听天由命吧，自己写出来了，投寄出去了，就完成了一桩心愿。写了一首自己满意的好诗，身心为之爽朗，姚筱舟感觉此时此刻，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后，矿工诗人蕉萍，心情欢悦地赶到更衣房，换上乌黑的工装，戴上矿灯，下井去挖煤。矿工兄弟们，难得看到一向郁郁寡欢的姚筱舟，有如此喜悦、兴致勃勃的时候。
1958年6月26日出版的《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第八期，刊发了这首署名蕉萍的诗作《唱支山歌给党听》。与农民诗人王老九的两首诗及另外六首诗、一首歌词刊在一起。姚筱舟收到了样刊，与平时发表作品一样，并不公开示人炫耀，一个人默默诵读，内心异常欣喜。
就在同年5月14日，《延河》编辑部邀请西安的诗人、教授、民歌爱好者和报刊编辑，以及从事民歌搜集整理的研究者，座谈新民歌。柯仲平、田奇、金葳、傅庚生、蒋树铭、向太阳、胡征、董得理、苏棠、李培坤等与会发言。
当月，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创办以诗歌反映歌颂大跃进生产的墙报《街头诗窗》，从两个挂板改为机关围墙上的五六个橱窗。其间，与陕西省美术家协会联办《街头诗画》，在钟楼旁展示。
7月9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延河》主编胡采，主持召开了西安市灞桥区白庙村农民诗人作诗感想座谈会。
7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召集西安地区的作家、评论家和青年作者，座谈“作家与群众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邵荃麟出席并做了讲话。
8月，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编选的《陕西新民歌三百首》由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柯仲平以诗作序。编者在后记中写道：“收在这个集子中的三百首新民歌，是从我省几万首大跃进歌谣中选出来的。”在尽量保持原作面貌的原则下，做了必要的改动和润色，题目大部分也是编者所加或另起的。其中如《我来了》《一挖挖到水晶殿》等，已在报刊上被人多次引用。
《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是由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编印的一份小报，专门刊登采集的新民歌。多年后，诗作者本人的手头已经没有了这张小报，也许遗失，也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了。庆幸的是，铜川煤矿地质学校的李裕年老师，留心收藏了刊登老友姚筱舟的诗作样报。
《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其主办单位是谁？成为陕西文学史研究者一直纠结、难以厘清的一桩悬案。
上溯至1950年9月，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前身西北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如果再往前追溯，西北文学工作者协会又承继了1937年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血脉，主要负责人柯仲平、马健翎等作家艺术家，领导和组织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作协西安分会、陕西省作协的工作。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宣告成立。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同日，马健翎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9月21日，西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大会选举柯仲平、马健翎、张季纯、郑伯奇、胡采、赵望云、石鲁、王汶石、黄俊耀等75人组成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柯仲平任主席。
1954年10月，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撤销。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决定，原大区作家协会均改为大区所在地城市的中国作家协会分会，负责联系原大区各省市的作家协会会员，西北作家协会筹委会召开扩大会，研究成立分会事宜。
11月8日，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成立。会议选举马健翎为主席，柳青、郑伯奇、胡采为副主席，决定分会秘书长由王汶石、戈壁舟、李古北、余念、杜鹏程5位驻会作家轮流担任，任期各为一年。分会有正式会员31人，在西安的26人。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有24位，有王宗元、王老九、袁烙、黄俊耀等。
1954年国庆节后，原西北文联干部杨韦昕被调来参与筹备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工作。他随同王汶石一起为作协选址，几经周折，选定了西安建国路原高桂滋公馆。从此，这里就一直是中国作协西安分会、陕西省作协的办公场所。 1956年，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创办了文学月刊《延河》。筹办者中的绝大多数作家和编辑，都是喝过延河水吃过陕北小米的，在他们的心中，延河不是一条普通地理概念上的河流，它是一种信念，一种追求的象征，他们自然对革命事业肩负着一种责任和使命。
1961年，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编的《陕西民歌》由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传统民谣，二是红色民谣，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歌颂合作化、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新歌谣。
1962年4 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席柯仲平，传达北京4月19号召开的诗歌座谈会情况，和朱德委员长、陈毅副总理、中国文学艺术界主席郭沫若等关于诗歌创作的讲话。王老九、王汶石、傅庚生、关鹤岩以及高校教师、报刊编辑、业余诗歌创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共二百多人与会。
1964年，曾在延安时代给毛泽东说过陕北说书的盲艺人韩起祥，与王宗元合编的《翻身记》和《回乡记》，在西安出版发行。
1966年7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电话指示：为了集中力量检查刊物，省委决定《延河》自1966年8月起，暂时停止出刊。7月13日，《延河》编辑部在第7期《延河》中随刊夹了一张小纸条，上印重要启事：“本刊决定自一九六六年八月起，暂时停止出刊。凡订阅本刊的读者，可到原订阅邮电局、所办理退订手续。”
同月，《延河》出增刊一期，刊名用红色印刷。刊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陕西日报》的有关文章。自1956年4月至此十年间，《延河》共出刊124期。
至此，除《解放军文艺》等少数刊物外，全国的文艺刊物陆续停刊。
1970年1月，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撤销，绝大多数人员下放农村或者去了五七干校。
1972年11月6日，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成立，属省文化局领导的县处级单位。鱼讯任主任，王汶石任副主任。原下放劳动或五七干校的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干部、作家和编辑陆续調入。
1973年7月，《陕西文艺》创刊号出版，为双月刊。主编王丕祥，副主编贺鸿钧、王绳武;编辑部主任董得理，副主任杨韦昕;小说组组长路萌，副组长高彬;诗歌组组长黄桂花、副组长杨进宝;评论组组长陈贤仲。均系原《延河》人员。
1977年7月，《陕西文艺》恢复《延河》本名。月刊，16开，72页。
陕西作协从延安走来，延河水长流。《延河》主编、执行主编陆续由戈壁舟、胡采、王丕祥、白描、陈忠实、徐岳、子心、常智奇、贾平凹、阎安担任。
回溯陕西文艺建国初期另外一条线索：西北文联主办的《西北文艺》，为综合性文艺月刊，1950年10月5日创刊于西安。王汶石任《西北文艺》副主编，王丕祥任西北文艺工作团副团长，杨韦昕任西北文联干部，董得理任《西北文艺》编辑，田奇任西北文联干事，沙陵任《西北文艺》诗歌编辑。
陕西省文联成立于1950年，主办《陕西文艺》，1956年停止对外办公并撤销。
由此可见，1958年6月26日发表蕉萍《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小诗的《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是由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编印的一份小报。其编辑人员大多是陕西文联、作协系统的原班专业人员。
年近九十的作家杨韦昕老人，记忆清晰，亲历了这一历程的方方面面，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滔滔不绝，也梳理得有条不紊。
不管是西北文联的《西北文艺》、陕西省文联《陕西文艺》，还是中国作协西安分会《陕西文艺》《延河》，机构和编辑人员分分合合，流动调遣，如王汶石、王丕祥、韦昕、董得理、田奇、沙陵，他们均属于西北文联、陕西文联、作协系统文学编辑中坚力量，可谓文学薪火不灭。
当时的姚筱舟，名不见经传，在成名的诗人和作家中，蕉萍的名字，在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解放军诗歌作者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连姚筱舟本人，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若干诗作中的这首小诗，不经意间，在日后会和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联系在一起，并被谱曲歌唱，传遍千家万户，成为亿万人耳熟能详的传统经典歌曲。
偶然间有必然。早在1937年春天，诗人艾青写过一首《煤的对话》：你住在哪里？我住在万年的深山里，我住在万年的岩石里。你的年纪？我的年纪比山的更大，比岩石的更大。你从什么时候沉默的？从恐龙统治了森林的年代，从地壳第一次震动的年代。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死？不，不，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
艾青这首诗，采用通篇对话的方式，来展示中华民族不甘屈辱、自强不息的内在精神，表达诗人对祖国深沉而热烈的爱，和对祖国再生的强烈愿望，显得新颖而又亲切。这首诗虽短，却耐人寻味，内涵博大，意境深远。
蕉萍，在煤的世界里，唱出了《唱支山歌给党听》。
他是一块煤，一块普通的煤。
经历了挫折和磨难，他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
死？
不，不，他还活着。
他的歌在呼唤：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
1957年1月，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诗歌杂志《诗刊》诞生，毛泽东主席亲笔复信支持创办《诗刊》，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发刊第一期，以毛泽东的十八首旧体诗词打头，同时发表毛泽东致主编臧克家和编辑部的信。1958年，《诗刊》刊登了较多的工厂、农村的大跃进诗歌。至1959年上半年，展开了新民歌和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
1959年3月，《诗刊》社在编辑《新民歌三百首》的后记中写道：“1958年，全国民歌庆丰收。这里的三百首民歌，是我们在去年编的《新民歌百首》一、二、三集三个选配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大加增删，而后编成的。比起那三本来，这里又有了一些改进。但是全国民歌大丰收的面貌，恐怕这本集子还不能充分显示出来。我们只是选入了这一年来较为优秀的民歌。由于这些民歌是在农业大跃进的情况下涌现的，题材内容广泛，气魄更是雄伟。我们还选入了一部分工人创作的民歌，也都是反映工业大跃进的刚强的声音。这本选集里的大部分民歌，是从全国各地编印出版的民歌集和报刊上发表的民歌中选出来的。我们接触的资料有限，不免有遗漏或错误，尚待读者指正。在编选过程中，不断地收到全国各地有关单位寄来的资料。对他们的支持，我们十分感谢。” 1959年6月，由《诗刊》社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新民歌三百首》，首印五万册，定价八角二分。这本诗集，收入了《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署名陕西宜君焦坪煤矿蕉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一诗：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好像浮萍没有根;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1958年出现的新民歌运动，形成大规模的民歌搜集和民歌创作，是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如何全面评价，不仅在中国当代诗歌史，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都是不容回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讲话中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新民歌运动，是迅速掀起文化建设高潮而造就的一次群众性的文艺创作运动。以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为起点，经8月的北戴河会议后的高潮期，到次年9月底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红旗歌谣》等民歌专集的出版而基本结束。新民歌运动前期，曾出现过一些比较成功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反映了劳动人民改变祖国面貌的迫切愿望，表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
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须半杆烟。在这场运动中，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人以及知识分子，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文学创作之中。
诗人徐迟，在编选的《一九五八年诗选》序言中说：“对中国的诗歌创作来说，1958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诗歌界出现了普遍繁荣的、盛况空前的图景。”
1958年上半年，呼和浩特市决定在三年到五年内要生产50万吨钢，收集50万首民歌，把收集民歌和生产钢并列在一起。山西省提出一年要产生30万个李有才，30万个郭兰英，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
而毛泽东最初的想法，仅不过是下次开会时各省至少要搞一百多首。在这些数不清的新民歌中，以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分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和诗坛泰斗郭沫若编选的《红旗歌谣》影响最大。这个官方钦定本共选了三百首，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编者的编辑理念是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诗经》看齐，《红旗歌谣》想要成为新民歌时代的圣经。
整体上，新民歌展现了人定胜天、农民的革命乐观主义，还有些个人崇拜的内容。毛泽东本人在看过《红旗歌谣》后，都感觉相当不满意：水分太多，还是旧民歌好。
而某种程度上，郭沫若本人也是运动的受害者。195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一首《孩子的诗》写道：别看作者小，诗歌可不少，一心超过杜甫诗，快马加鞭赶郭老。郭沫若写了一首诗答作者：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主席毛。作为五四新文化时期声名显赫的诗坛才子，这个时期在努力为大跃进创作的过程中，水平下降了。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波折，新民歌运动逐渐退潮。毛泽东当初推动和提倡新民歌，正如他开始觉察并立意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一样，也在1959年否定了一年前提倡全民写民歌的态度。他说：“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有诗意的人才能写诗，你让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无诗意，怎样写诗呢？你不是冤枉人家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
于是，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逐渐降下了帷幕。
新民歌运动所依赖的民间文学基础，使工农兵群众真正成为新的文学主体，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至此遭遇重大冲击。新民歌主题上以歌颂为主，多表现为忆苦思甜和抒发豪情壮志，在艺术上则极尽夸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出现。中国诗歌的代表人物贺敬之的《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等，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诗歌气象，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等也都别具特色。
如果说新民歌总体上还算是歌谣化的口号，1966年以后，除了八个样板戏之外，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诗歌本质应该是自由的，文学艺术的生产有其自身规律。运动式的推波助澜，行政命令式的摊派任务，限定了题材的发挥，违背了重视民歌的初衷，民歌失去本身所蕴含的价值。虽然新民歌运动仅仅存在了不长时间，但中国诗歌发展的根本问题尚未解决，以至当代中国诗歌、甚至整个文学界都难以摆脱影响。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世界交流的窗口打开，各种现代思潮风涌而入，学习借鉴成了诗歌的主流形式。思想的解放与变革，文化河流的解冻，加上对西方诗学的横向移植，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国诗歌的八十年代风景。如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牛汉的《悼念一棵枫树》，诗意丰沛，振聋发聩。同时，出现了朦胧诗派和新生代诗。两者的审美风格不同，朦胧诗是带有怀疑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立场，其中包含着对十七年政治抒情诗的英雄主体塑造的继承，艺术手法是象征主义与浪漫主义。新生代回归日常生活，拒绝崇高，甘愿平凡，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观。有的猎取先锋之名，催发了新诗潮的崛起。
作为汉语白话文诗歌，胡适的《老鸦》到郭沫若的《女神》，新诗便已告别了古典诗歌，走出古典汉语的家族，在疲惫地流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海子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践，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起初，他们的詩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诗歌王国。
显然，在1958年新民歌热潮中，蕉萍，一个普通矿工姚筱舟，所发表的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小诗，其亲身体验的真挚情感和在生活底层提炼的生动形象，是在中国当代汉语诗一波又一波的转型变革洪流中不断被淘洗的。 但有幸的是，像陕北农民李有源的绝唱《东方红》一样，伴随着一个伟大时代的持续推进和飞跃，铜川焦坪煤矿工人焦萍笔下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以沾满煤屑的粗手写下的毫不起眼的民歌体小诗，如同见到天日后的普通的一块煤，让千万匹黑骏马奔驰般的煤海熊熊燃烧起来，那铺天盖地的不可阻挡的火焰，照亮了一个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
四、雷锋与蕉萍
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12月18日出生于湖南长沙荷叶坝一户贫苦农民家里。从他三岁起，祖父雷新庭、父亲雷明亮、母亲张元满、哥哥雷正德相继悲惨死去，弟弟饿死在家中，年仅七岁的雷锋从此沦为孤儿，在六叔公和六叔奶奶的拉扯下，艰难地活下来。
1949年8月，湖南解放时，雷锋找到路过的解放军连长要求当兵，连长没同意，但把一支钢笔送给了他。雷锋当了儿童团团长，土地改革中分得三亩六分耕地，乡政府的党支书供他免费进入刘家祠堂小学读书。合作化时，将分得的田地捐给他就读的荷叶坝小学。回到生产队后当了秋征助理员，之后相继担任安庆乡政府通信员、望城县委公务员、鞍钢化工总厂洗煤车间推土机手。
1960年1月8日，20岁的雷锋从鞍钢弓长岭矿山入伍，来到了辽宁营口的新兵连。后被分配到运输连当驾驶员，相继荣立二等功，荣获“模范共青团员”称号。
1960年10月底，军区政治部把雷锋暂时借调到沈阳做忆苦报告。政治部副主任王寄语为详细了解雷锋的成长过程，打电话给工程兵10团政委韩万金，让他转告雷锋，来时把自己的日记带上。
雷锋带了四五本日记，来到军区第一招待所。王寄语读到日记的内容，被深深打动了，当即安排摘抄，分发给军区常委们阅读。不久，军区政治部机关报《前进报》总编辑嵇炳前，协同新华社军事记者佟希文和李健羽，前往军区机关了解雷锋的事迹，在雷锋作报告临时住的办公室里，偶然从雷锋的床上发现了雷锋写的日记，看了几段觉得很好，就请示王寄语能否借去看看，王寄语当即表示赞成。
之后，沈阳军区《前进报》总编辑嵇炳前，向编辑董祖修布置了报社拟宣传雷锋的计划，并把五本日记交给他，让他看看能否摘录发表一部分。
已是下班时分，董祖修接过雷锋的日记本拿回家去，当晚便在灯下阅读起来。他打开1960年雷锋参军后新使用的日记本，一下子便被扉页上贴着的黄继光画像吸引住了。那是一张剪自画报的黄继光画像，画像上的黄继光目视前方，充满英雄气概。雷锋在画像两侧空白的地方竖着写道：英雄的战士黄继光，我永远向您学习！
雷锋日记中，有的话语充满哲理：“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一起的时候才能有力量。要记住，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雷锋同志，愿你做暴风雨中的松柏，不愿你做温室中的弱苗。”
深夜，董祖修一本一本往下看。从雷锋那一篇篇充满着阶级爱憎的倾诉当中，从那一句句为了党和人民，为了共产主义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最宝贵的生命的诤诤誓言当中，深感雷锋绝非一般战士，而是一位真正把个人同整个阶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解放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自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先进典型。
董祖修向上级领导表示，日记完全可以摘登，他还想前往雷锋所在连队采访一次，或许可以得到更多更新的东西，嵇炳前欣然同意。董祖修来到运输连，雷锋正外出作报告不在连队。经人指点，董祖修在连队找到雷锋的一只小箱子，又发现了几本笔记本和一些写在稿纸上的哲言和诗歌。
这时，从打开的日记本中飘落下一张小纸条。他捡起一看，是雷锋的笔迹，上面写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董祖修如获至宝，喜出望外。这四句话用春夏秋冬四季做比喻，把一个革命者对待同志、对待工作、对待错误思想以及对待敌人所应有的正确态度，精辟地表述出来，是雷锋形象的真实写照，是雷锋精神的高度概括。他想，如果把这四句话同雷锋的事迹结合起来宣传，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前进报》编辑在研究这四句话时，认为虽然不出自雷锋日记本，但它并没有违背雷锋的生活实际，决定选用。
1960年11月9日，工兵团党委在党委书记、政委韩万金主持下，在沈阳军区招待所临时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批准雷锋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1月26日，《前进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长篇通讯，报道了雷锋的先进事迹。同年12月1日，《前进报》以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了题为《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雷锋同志日记摘抄》一文，摘发了雷锋从1959年8月30日至1960年11月15日的日記15篇，以此作为辅助学习雷锋的一个形式，在部队里流传。
12月13日，新华社发表题为《苦孩子成长为优秀战士》的报道，《解放军报》发表题为《茁壮的新苗》《辽宁日报》发表题为《红色的战士》的文章。同时，沈阳军区提出了“学雷锋、赶雷锋、超雷锋”的口号。一时间，雷锋的名字传遍了东北大地，在全国范围内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1961年2月3日，雷锋应邀到海城驻军作忆苦思甜报告，与董存瑞战友、全国战斗英雄郅顺义亲切交谈。7月31日至8月3日，出席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62年1月27日，雷锋被批准晋升中士军衔。春节期间，雷锋在《前进报》发表《写给青年同志们的一封信》。在此前后，雷锋在《前进报》发表了《在毛主席的哺育下成长》《我是怎样从一个苦孩子成长为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文章。
2月14日，雷锋出席中国共产党工程兵十团代表大会。
1962年8月15日上午8时，雷锋和新战士乔安山驾车从工地回到驻地。
乔安山，雷锋最亲密的战友，两人在一个宿舍里同吃同住，情同手足。雷锋是乔安山的班长，他俩同开一辆车，一起执行国防施工任务，天寒地冻的日子一同睡在一个被窝里。雷锋总跟乔安山说，安山，要是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我早就死在那个山沟里啦，不能活到现在。所以我不管干什么，我要多干，什么事我都要干好，才能对得起党。 车开进连队车场后，雷锋发现车身上溅了许多泥水，便不顾长途行车的疲劳，让乔安山发动汽车到空地洗车。经过营房前一段比较窄的过道，为安全起见，雷锋站在过道边上，指挥乔安山倒车转弯。汽车突然左后轮滑进了路边水沟，骤然碰倒了一根日常晒衣服被子用的方木杆子，雷锋被倒下来的杆子砸在头部左太阳穴上，当场扑倒在地，晕了过去。
事故发生后，战友们立即用担架把雷锋送到附近抚顺市第二医院抢救，各级首长立即赶到了医院，同时以最快速度把沈阳的医疗专家接到抚顺。由于颅骨损伤，导致脑机能障碍，雷锋于当日12时5分不幸英年早逝，年仅22岁。
组织上对雷锋的牺牲结论为：因公殉职，意外事故。乔安山没有直接责任。当时告知乔安山，雷锋之死的对外口径是因公牺牲，要他保密。虽然组织上百般劝说他不要背包袱，但战友的死一直使乔安山抬不起头，默默为继承雷锋遗愿做贡献，抱愧终生。
在雷锋的葬礼上，抚顺十萬之众为他送行。
雷锋牺牲后，1963年1月7日，国防部把他生前所在班命名为雷锋班。
1963年1月20日，《前进报》用将近一个半版的篇幅，摘录发表了32篇雷锋日记，其中包括1960年发表过的15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发表了转自《前进报》的雷锋日记。
应当说，《前进报》给各报刊提供的日记摘抄，总的来说是准确的，是尊重雷锋原作的。但同日记原文相对照，发表的日记也有个别变动之处，是从四开四版小报的需要出发，在文字上做了删节和压缩。而在选辑过程中，由于一时难以查实，编辑将雷锋抄录报刊书籍的一些名言警句当作了雷锋自己所写日记的内容。
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载雷锋日记摘抄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让邓颖超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读了雷锋的事迹和日记很感动，认为日记写得好。同时，邓颖超告诉吴冷西，总理好像在哪儿见过《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作，希望报社认真查实，搞清楚日记中哪些是雷锋自己的话，哪些是他摘录别人的话，别人的话应注明出处。吴冷西很快把电话打到总政宣传部，总政又及时将电话打到沈阳军区政治部。沈阳军区政治部又将核实雷锋日记的任务，交给了《前进报》编辑董祖修。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随后，发表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的题词。刘少奇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周恩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朱德题词：“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邓小平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此后每年的3月5日成为指定的学雷锋纪念日，引领全中国掀起学习雷锋精神的热潮，雷锋的名字响遍全国。《接过雷锋的枪》《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歌曲曾广为传唱，有关雷锋题材的电影、话剧、歌剧、相声、快板等文艺作品风行一时，《雷锋日记》和《雷锋的故事》一版再版，并被选入小学语文教科书。
雷锋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即共产主义人生观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政治上紧跟共产党，工作中努力，日常生活中主动帮助别人，勤俭节约，为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它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精神文明的同义语、先进文化的表征。
根据董祖修当年采访雷锋的记忆，1957年的秋天，雷锋在望城县委机关当公务员时开始学写日记，曾向组织部的同事彭正元请教怎么样才能写好日记。1958年4月的一天，在团山湖农场办公室，雷锋主动把日记递给干部方湘林看。方湘林希望看到青春和爱情一类的日记，可仔细一看，写的全是政治与技术方面的内容，如下放干部总结评比大会记录和在大会上的发言提纲，拖拉机性能、拖拉机驾驶规则等等。
1963年3月中旬，董祖修接到核对雷锋日记的任务后，把当时军内外报刊上刊登的雷锋日记摘抄仔细查对了一下。《前进报》最初刊载时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报刊上，主要表现在：雷锋自己的话与雷锋摘录别人的话，没有区分开来，缺少必要注解。
董祖修来到与报社同在一层楼上的军区文化部，请他们从军区文工团找来十位同志，以便帮助抄写。然后，董祖修把雷锋的日记本细心地拆开，排列了次序，并加上了号码。大约用了两天时间，雷锋日记的整个抄写和初步校阅进行完毕。董祖修逐篇细读，订正了个别标点和文字。这样，一份完整准确的雷锋日记抄件，便在短短几天之内完成了。
之后，董祖修最关心的是装订日记本的事，亲手把拆开的本子送到印刷厂装订。印刷厂对雷锋的遗物十分珍惜，请一位老师傅按照精装的规格，把几册日记本一针一线地装订起来，然后把封面粘好。
董祖修把查对结果如实做了汇报，军区政治部领导为了慎重起见，特派他和负责对外宣传报道工作的徐文一同前往总政宣传部，以便及时把宣传中某些不准确的地方纠正过来。
他把一份雷锋日记的完整抄件，随身带到了北京，和总政宣传部的相关人员一起核实雷锋日记。对雷锋遗留下的日记，编辑组都是按照时间顺序，一天一天地核实鉴别。其中雷锋记录生活、工作、学习的日记，很容易认定，但部分日记记录了一些富有深刻寓意的精辟论断、名言警句等，就必须仔细分析，因为里面有的是雷锋写的，有些似乎不是。雷锋日记里引用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对照雷锋的笔记本可以看出，雷锋平时看了很多书，做了不少摘记，有的注明了出处，有的并未注明。
例如日记里有一段话这样写道：“一个人出生在世界上以后，除了早夭的以外，总要活上几十年。每个人从成年一直到停止呼吸的几十年的生活，就构成个人自己的历史。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写自己的历史。每个共产党员和每个共青团员都应该想一想，怎样来写自己的历史？我要永远保持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
当时编辑组以为是雷锋自己的话，收录进最早的《雷锋日记选》版本中，列为第一篇。之后，才发现这段话原来摘自中央党校杨献珍的一篇文章。于是在《雷锋日记》再版时便删去了这段摘记。这段话，还被误为雷锋的话，成了《人民日报》组织的第一次报道雷锋的文章的引语。 编辑组对雷锋日记中有关事实过程、人名、职务、单位、番号、地名、时间、数字等，都一一核对过。但在发表时还是做了一些技术处理。为了保密，将雷锋日记中的部队番号一律改成××部队。将不便透露姓名的人名，改成×××。經过反复研究，还将部分语义重复、过时的话语用词等，做了删节。
1963年4月，最后确定了《雷锋日记》的初稿，共选辑121篇，约四万五千字，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一次印刷二十万册，每册定价三角。这是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内容丰富、文字准确的《雷锋日记》。
书籍内页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的题词。这本日记的出版，满足了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急需，也成为对雷锋的永久纪念。
雷锋的日记，作为反映雷锋精神的文字，成了读者了解雷锋的最直接的方式。其直截了当的抒发方式通俗易懂，有助于更生动具体地了解作为学习榜样的雷锋。随着时代的变化，《雷锋日记》的出版也是越来越谨慎。从一位收藏《雷锋日记》各种版本的爱好者的藏品中可以看出，内容均有不同，有一些日记篇章到后来不是被删掉，就是做了修改。改革开放之后，《雷锋日记》的真伪甚至成为知识界一度讨论的话题。
细节真伪可以商榷，但不可怀疑的是雷锋笔下的那种任何时候也掩盖不住的青春激情。这是一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日记。雷锋日记里除了弥漫的政治激情，依然记录下了他从伙房里偷吃锅巴、被冤枉、谈恋爱后所受到的委屈等更多的日常生活。
总政宣传部已初步确定正式出版《雷锋日记》一书，设想在出版前言中，从正面说明这是依据雷锋日记的原文，对已发表过的雷锋日记进行详细校对，并增加了一部分新的内容而选辑成书的。这样，就可以借此机会把原来某些不准确的地方纠正过来，使今后的宣传有个可靠的依据，使学习有个准确的版本。
不久，雷锋的日记本、笔记本共九本，连同雷锋其他遗物一起，被征集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长期珍藏。
中国青年出版社公开出版的《雷锋日记（1959-1962）》，其中收入了雷锋1960年×月×日日记：“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的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显然，雷锋在摘抄时，对蕉萍的原诗《唱支山歌给党听》，作了字词上的个别修改。原诗“母亲只能生我身”，删去了“能”字，原诗“旧社会鞭子抽我身”，则增添了“的”字。原诗“党号召我们闹革命”，修改为“共产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未摘抄原诗的第三小节：“母亲给我一颗心，好像浮萍没有根;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蕉萍的这首小诗，一定深深吸引了雷锋，打动了他的心，他与作者蕉萍产生了情感上的强烈共鸣，才把它摘抄在自己的日记里。二人远隔千山万水，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素不相识，诗的文字符号却将他俩紧紧联结在一起。这便是诗的力量，文学艺术的魅力，让任何陌生人通过文字产生共情。
1963年5月的一天，姚筱舟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新出版的《雷锋日记》。认真阅读时，意外发现了一则“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日记。他惊奇地叫了起来，这熟悉的词句，与自己曾经发表的一首小诗几乎一模一样。是两个相隔千里的作者写作思维的偶然雷同呢，还真是雷锋摘抄修改了姚筱舟在《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上署名蕉萍的诗作？
他坐下来仔细一字一句地对照，原诗作与《雷锋日记》在哪里有小的区别？只是修改了其中几个字词，摘录了其中的两段文字。
姚筱舟认定，雷锋是从署名蕉萍的这首诗中抄录的，毫无疑问。
自己发表的一首小诗，能够让雷锋读到并摘抄进日记，能入雷锋的慧眼，这使姚筱舟感到了无比的喜悦和自豪。
此时，姚筱舟也想到，如果去申明雷锋这篇日记是摘抄蕉萍的，到哪里申明？找编者还是出版社？人家会查找核实日记的来源和出处吗？如果寻找原作者蕉萍，自己的笔名不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处境是会变好，还是会更加尴尬呢？何况，有谁会相信，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会抄你一个偏远煤矿上受过处分，且有复杂的社会关系背景的人写的诗呢？人家以为你一定疯了，白日做梦，痴心妄想，造谣生事，骗取功名利禄，那样的话就更难活下去了。
他这么一想，便打消了几次提笔写信询问的念头。罢了，也许有一天，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至于蕉萍是谁？陕西宜君焦坪煤矿在哪里？雷锋也许想到，这个署名蕉萍的诗人，一定有与自己相似的经历，相同的阶级感情，把党比作母亲，他由衷地赞赏这位诗人的才华，冥冥之中，二人彼此的心灵是息息相通的。他在日记中摘抄下了这优美的诗句，把它牢牢铭记在心，激励自己去努力工作。
日记时间是1960年×月×日，是雷锋忽略了具体日期，还是编者出于某种考虑隐去了日期，不明确。雷锋似乎不大可能从1958年6月26日《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直接读到这首诗，那时他在团山湖农场学开拖拉机，爱好写作，还在这年3月16日的《望城报》发表了处女作《我学会开拖拉机了》。
应该是在1960年初入伍后，雷锋在辽宁营口的军营中第一次读到了1959年6月由《诗刊》社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定价八角二分的《新民歌三百首》。
之后，雷锋摘抄的这段文字，便编入1963年5月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的《雷锋日记》，流布于世。曾经印刷发行160万册的《雷锋日记》，可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名副其实的畅销书。
《唱支山歌给党听》更为亿万人熟知并引吭高歌，则源自上海实验歌剧院作曲家朱践耳谱曲之功。
五、蕉萍与践耳
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雷锋日记》。上海实验歌剧院作曲家朱践耳读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一节文字，顿时眼前一亮，受到了强烈的情感冲击。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一气呵成，为这首诗谱了曲。擅长交响乐创作的他，采取了一种戏剧性的艺术手法，特意把这首诗谱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山歌曲调。谱曲之后，他立即把曲谱作品寄给了几家报刊。 很快，2月21日《文汇报》第3版发表了这首题为《雷锋的歌》的歌词和简谱。歌词内容出自《雷锋日记》。歌词作者署名：“摘自雷锋日记”。曲作者：践耳。并附有300字的唱法说明。
朱践耳拟的歌名叫《雷锋的歌》。关于词作者，因为不清楚这首诗是雷锋原创还是摘抄的，所以注明歌词：“摘自雷锋日记”。
这首新歌，是三部曲式结构。第一乐段充满深情和激情，表达了雷锋对党的热爱。第二乐段体现了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时而悲痛凄楚，如泣如诉，充满了对旧社会的仇恨，时而壮怀激烈，字字铿锵，具有部队歌曲的音调特点，表达了雷锋跟党向党的决心。第三乐段再现第一乐段的主题，加深了旋律的印象，并把音乐推向高潮，再次强调了歌曲的中心思想。
朱践耳，本名朱荣实，祖籍安徽泾县，1922年10月18日生于天津，排行老五。其父在天津开设了一家面粉厂，后因外资倾轧而倒闭，偏又染上时疫猩红热病，年仅34岁就英年早逝。幼年的朱践耳随母亲迁居上海，读中学时对音乐发生兴趣，自学钢琴等乐器，并练习作曲。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随钱仁康学习和声，又入石人望办的训练班学习键钮式手风琴演奏。1945年赴苏北解放区，先后在新四軍苏中军区前线剧团和华东军区文工团从事音乐创作，担任乐队队长兼指挥。1947年莱芜战役后谱成歌曲《打得好》，在解放区军民中广泛传唱。
1949年至1953年，他辗转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上海歌剧院、上海交响乐团专职作曲，为《大地重光》《海上风暴》等影片配乐。
1955年朱践耳赴苏联，师从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巴拉萨年教授学作曲。留学期间，他所作钢琴序曲第1号《告诉你》、第2号《流水》，用音精准，情感细腻。为独幕芭蕾《思凡》而写的钢琴独奏曲《叙事诗》和《主题与变奏曲》，乐思发展逻辑严密，和声手法亦较丰富，前者运用了交响性手法和奏鸣曲式，冲突尖锐，情思奔放，刻画了小尼姑从宗教重压下挣脱出来走向生活的历程。1959年，朱践耳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在莫斯科首演，并被苏联国家广播电台作为永久性曲目录音收藏，以后又由德国科隆、日本名古屋、挪威等地交响乐团陆续演出。
1960年朱践耳毕业回国，翌年起在上海实验歌剧院任作曲。他选用毛泽东的诗词，写成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具有磅礴的气势和绚丽的色彩，在构思和手法方面也显示了非凡的功力，深得音乐界好评。
朱践耳面容清癯，文文弱弱的书生模样，平日里少言寡语，不爱应酬。不可思议的是，他如此单薄的躯体里却有着火焰般的激情和旺盛的创作能量，讷于言而敏于行，是一位圈内少见的多产作曲家。他不嗜烟酒，平日里一杯酽茶陪伴已足矣，写作困倦时会口含几片干茶叶嚼嚼，喜欢简简单单的生活。
《雷锋的歌》后来改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时，朱践耳已进入四十不惑的年纪，艺术的感觉和美学思想趋于丰稔。以践耳署名，无非是在践行人民音乐家聂耳的遗愿。聂耳所谱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他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严肃的思想性、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越的艺术创造力，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树立了中国音乐创作的榜样。
朱践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无疑接续了聂耳创立的中国音乐的血脉，唱出了新中国新时代的主旋律。
试想，雷锋是人民解放军战士，蕉萍曾入朝作战，朱践耳也曾是新四军战士，他们生活在不尽相同的时代，却一样拥有战士的铁骨柔肠和热爱党和人民的思想情感，具备诗歌和音乐的禀赋。也就是这一支山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应该说这是文化立场和审美情趣的惺惺相惜使然。他们是大地之子，生长在泥土中，像沐浴着阳光雨露和风雨的草木，在朝着天空的太阳和云朵歌唱。
1963年5月间，身处陕北与渭北高原连接处的小山沟里烟尘弥漫的焦坪煤矿的姚筱舟，在一个早晨升井后，黑人一样只能看到眼睛的眨动和嘴巴的一张一合。阳光下的空气多么清新，多么令人心情爽朗！忽然，姚筱舟听见矿区大喇叭在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一首《雷锋的歌》响彻矿区。歌词怎么这么熟悉，像是自己写的一样。
没错，是从《雷锋日记》中摘抄的歌词，其实就是蕉萍写的，是姚筱舟自己写的。
他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既惊讶又激动。他自从用蕉萍的笔名写作发表诗歌，一直想像大地深处的煤一样，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真名实姓，免得招祸犯错误。除了经常给他方格稿纸的一位矿区办事员和送信的邮递员之外，周围很少有人知晓蕉萍就是姚筱舟，姚筱舟就是蕉萍。这笔名也暗含他生活的煤矿名称，党是妈，矿是家，自己是一棵雨打芭蕉的无根的浮萍，在悄悄吟唱安身立命的家。
姚筱舟曾经读过《雷锋日记》，发现“唱支山歌给党听”一段文字是摘抄修改于自己的诗作，他暗自质疑甚或庆幸，但源自自己磕磕绊绊的处境，他不能去查询和申明这段文字的真实出处。
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小诗竟然会成为传遍全国的好听的歌，一时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诗歌就被谱成曲又标明摘自雷锋日记？当初他在写诗时，没有想到会成为歌词，被插上音乐的翅膀，飞翔在辽阔的天空和无垠的大地。
至于名分，自己当初只是一个被处分下放劳动的矿工。论及稿酬，当年这首诗得到了两元钱，一袋面粉六元钱，也算是足以为养家糊口过小日子增添了家用花销。他心里默默地念叨着，谢谢雷锋，是他让我这个背运的人暗自出名了。会有什么时机到来，逆转自己的命途呢？
此时的姚筱舟，在矿山上只是在轻声地跟着唱，也时而怀念写作山歌时的那段情缘，并不奢望要把歌曲作词摘自雷锋日记更正为蕉萍。
不久，陕西省文艺界一些音乐工作者和读者，发现《雷锋的歌》这首歌的歌词出处，是雷锋摘抄署名蕉萍、原载于1958年6月26日《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上的一首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前八句，就去信给朱践耳，向他说明情况。 其实，朱践耳当初在《文汇报》发表这首新歌时，就疑虑这段文字是雷锋自己创作的，还是摘抄别人的，便在署名词作者时留有余地，署名为：“摘自雷锋日记”。这并没有错。当他收到来信，确认了原作的出处之后，《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介绍这首新歌的词作者时，称“雷锋同志抄蕉萍原词”。
于是，根据来信提供的蕉萍的地址，朱践耳很快给陕西铜川焦坪煤矿党委写了一封信，请他把信转给一个署名蕉萍的作者，寻找并确认作者的真实姓名，以便联系参加相关活动，包括支付稿费事宜。
焦坪煤矿党委书记赵炳耀拆开了朱践耳的信，仔细看过内容后，大为惊奇！
难道在这穷乡僻壤的煤矿上，在芸芸众生之间，隐藏着一个不被人们所知的诗人，所写的诗歌不但发表了，而且让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抄到了日记中，被作曲家谱写成歌曲演唱，传遍了全中国。
赵炳耀安排查找焦坪煤矿所有的职工名单，但在矿区的数千名干部中，竟然找不到一个名叫蕉萍的人。蕉萍，可能是笔名，是焦坪的谐音，蕉萍的原名是谁，在矿区鲜为人知。于是，矿上发出一条寻人启事。
小小的铜川矿务局，被这一寻人启事搞得沸沸扬扬。很多人持怀疑态度，说是唱红大江南北的这首山歌，能是咱这穷山沟里的人写的吗？也有人根据蕉萍二字，将寻找的目光集中在了矿上有文化的几位才女身上，后来又一一否定，没有结果。
姚筱舟听到这个寻人启事，犹如惊弓之鸟，以为发表的那首诗又闯了大祸，惶惶不可终日，害怕自己被暴露出来。
在一次煤矿干部大会上，赵炳儒书记大声地问道：谁是蕉萍？
没有人吭气。坐在下面的姚筱舟心里一怔，当然更不敢吭声。
赵书记这便动员全矿干部职工寻找蕉萍，说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到人。这个人实在了不起，咱们焦坪矿要出一个大名人蕉萍了！焦坪也要在全国叫响了！
姚筱舟心里暗想，赵书记着急寻找蕉萍，谁晓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出于业余爱好，宣泄苦闷中压抑的生命激情，自己一直偷偷写诗发表，陆续还拿了不少稿费。是不是不务正业，搞什么歪门邪道，一心想挣外快，是名利思想在作怪？出身不好，有叔父和哥哥逃到台湾的家庭背景，井下火灾事故间接责任的管制下放处分，让他一直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夹着尾巴做人，入党是彻底没指望了，前景暗淡无光。这回一旦被人发现，他是不是又要遭殃了。
这一夜，他又一次失眠了。
有人道听途说，就是那个因事故管制期满重新做技术员的姚筱舟，经常偷偷用蕉萍的名字写诗发表，还不断收到稿费，便把线索举报给了矿党委领导。
第二天一早，矿党委派人找到姚筱舟，他戴着柳条帽，头上顶着矿灯，已经穿好又破又脏的工装，正在准备下井。一听是矿党委赵书记找他去，姚筱舟心里又是一阵慌张不安。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线索，把寻找蕉萍的目标定在了自己头上？
找上门来的多半没有好事，这些年姚筱舟总怕别人找他。但他又不敢违背矿领导的旨意，只能无条件服从，便硬着头皮来到了矿党委办公室，战战兢兢地站到赵炳儒书记面前。
赵书记问他，听说你就是我们要找的蕉萍？
姚筱舟立即予以否认，不，不，我不是蕉萍。
赵书记见他死活不承认自己是蕉萍，便假装严肃地说，有人看见过你用笔名蕉萍写稿子发表，还得到不少稿费。你也好大胆，蕉萍，焦坪，你代表了焦坪煤矿几千名干部群众？现在人证物证齐全，你还想隐瞒？老实说，你究竟是不是蕉萍？
姚筱舟一看，实在是隐瞒不住了，管它是福是祸，这回是躲不过去了。于是便点头承认：“是，我是，我是你们要寻找的那个蕉萍，蕉萍就是我姚筱舟。”
蕉萍其人，終于从潜水中浮出了水面。
这时，赵炳儒书记爽朗一笑说：“好事嘛，这有啥不敢承认的！你和我们焦坪煤矿一起可要出大名了！”
接着，赵书记把一封信递到姚筱舟手中。他看到信封上寄信人的地址，是从上海实验话剧院寄来的，署名朱践耳。
朱践耳来信说明，《雷锋的歌》从最初发现到谱曲发表演唱的经过，已经更正了词作者为蕉萍，一心想寻找到蕉萍背后真名实姓的人究竟是谁，确认后好做进一步联系。并感谢和致敬原诗作者，为时代写出了这么一首好诗，从而演绎出一首响彻祖国大地的好歌。
作为这首歌的作曲家，从雷锋那里得到思想启示，精神上得到共鸣，激流一般冲开了音乐符号的闸门，才产生了这一曲引起全国听众共情而广为传唱的时代强音。这又辗转还原到诗作者蕉萍，作曲家也很想深刻了解蕉萍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其身份和经历以及生活工作近况，破解这首诗创作背后的精神密码。
从东北到上海再到西北，三点一线，串起了一个矿工、一个战士、一个艺术家的心路链条，显现出一个时代不同身份的阶级兄弟不约而同的精神处境。从生活到艺术，勾连了新中国五六十年代朝气蓬勃而战胜困难的勇于前行的时代风貌。
那一刻，姚筱舟的眼里饱含着泪水，他提笔给作曲家朱践耳写了一封回信。信中简略地叙述了自己创作这首诗的背景、动机以及具体经过，感谢雷锋，感谢作曲家和歌唱家，表示将再接再厉，以雷锋为榜样，努力学习，在煤矿的普通岗位上继续坚持业余写作，为党和人民奉献更好的作品。
1964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群众性音乐刊物《歌曲》杂志，准备登载受人们喜爱的《雷锋的歌》，中国音协通过组织渠道向陕西省焦坪煤矿了解此事，证明情况属实。于是，《歌曲》编辑部发表时，就用诗的第一句“唱支山歌给党听”作标题，词作者署名为蕉萍。这也是词作者第一次署上了姚筱舟的笔名。
随后，上海唱片公司还给姚筱舟寄来了二十元稿酬。
1965年春，全国开展优秀革命歌曲评选活动。王双印、李郁文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洪源词、生茂曲《学习雷锋好榜样》、蕉萍词、践耳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李劫夫词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张士燮词、王玉西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共五首歌曲金榜题名。 北京举行隆重的颁奖大会，来函邀请词作者姚筱舟进京领奖。他有些激动，终于可以去首都北京了，这是他多年的心愿。
但矿上有些人认为他出身不好，是有着台湾直系亲属关系的内控人员，加上又有管制下放劳动的不良经历，过不了政治审查关，他自然没能成行。
有本事写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蕉萍，却没有政治资格上北京领取属于自己应该得到的奖。他不得不又一次陷入委屈和疑惑。仍然被束缚在阶级斗争理念和思维桎梏中的人们，在惊异于姚筱舟写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改变他们的偏见，也不排除其中有世俗的羡慕嫉妒的心理在作怪。在获得荣誉的同时，姚筱舟仍然像小草一样被无形的石头压在下面，期待阳光和雨露的抚慰。
后来，由矿上领导转交给他荣获全国优秀革命歌曲的奖状，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幅绣有聂耳、冼星海、马思聪、殷承宗肖像的苏州小丝织品奖品。他如获至宝，勤奋学习毛主席著作，从中汲取从泥泞中爬起来的精神力量，将绣有伟大作曲家肖像的丝织品，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
姚筱舟，也第一次记住了演唱这首歌的才旦卓玛的名字。
而在这位藏族歌唱家的背后，则隐藏了与蕉萍同样曲折的人生经历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六、才旦卓玛与任桂珍
朱践耳谱曲的《雷锋的歌》，最先发表于1963年2月21日《文汇报》。后改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作者最初以“摘自雷锋日记”注明，后来更正为“雷锋抄蕉萍词”，最后确定为蕉萍作词。
1963年底，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正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读书的藏族学生才旦卓玛登台演唱了这支歌，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才旦卓玛也因此一举成名。
才旦卓玛，1937年6月出生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一个普通农奴家庭。童年时，经常跟随父亲去农奴主的农场放牧，跟着母亲去农奴主的庄园种地纺织。西藏解放后，19岁的她进入日喀则文工团当学员，在拉萨首届西藏青年代表大会上演唱《献给毛主席》，后在西藏歌舞团跟随日喀则民间艺人穷布珍学唱藏族民歌和古典歌舞曲《囊玛》。20岁被保送到陕西咸阳西藏公学院进修，随机赴北京、上海、武汉及东北等地参观学习。
1958年底，才旦卓玛被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民族班录取，师从声乐教育家王品素教授学习演唱。第一次，王品素把她领到了音乐教室听唱片，她听着那些婉转如流水的女高音，听得入迷，禁不住模仿起来，王老师惊讶极了，竟然在钢琴上找不到她的高音区。王品素当即决定不让她走传统路数，而是尽量保留藏族民歌的演唱特点。王老师做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正因为这样，才旦卓玛才没有丢失自己天然的嗓音特质。
1959年，才旦卓玛因一曲《翻身农奴把歌唱》而崭露头角。1961年4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演出，1963年，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而被全国听众熟知。1964年，才旦卓玛在北京参演了由周恩来总理倡导编排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并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之后，演唱了歌曲《北京的金山上》，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放，为全国人民所喜爱。
才旦卓玛是一位杰出的民族歌唱家，她的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在用心歌唱，用情歌唱，声情并茂，血管里流淌着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血液。《翻身农奴把歌唱》表达了贫苦农牧民当家作主的喜悦之情，《北京的金山上》抒发了藏族同胞对党的感激之情，《一个妈妈的女儿》讴歌了藏汉人民的团结之情。
一提起西藏，人们很自然地就能联想到雪域、高原、哈达、酥油茶，当然还有才旦卓玛。她的歌声就像时代的血液，融入了千万人的身心。而《唱支山歌给党听》，则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让多少人魂牵梦绕，风靡了几代人。
然而，由此人们也忽略了这首歌的首唱者，上海歌舞剧院歌唱家任桂珍。有人善意地说，才旦卓玛演唱的这首歌，是她努力从任桂珍那里“抢”来的。
任桂珍，1933年出生于山东临沂。15岁的时候就唱着歌走进革大文工团，她演《白毛女》中的喜儿，冯笑演大春，并跟随大部队一路南下来到上海。1953年，赴朝参加了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活动。1952年起，她进入上海歌剧院担任演员，主演第一部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真正使她走红的是歌剧《红霞》。接着相继在《红珊瑚》《刘三姐》《洪湖赤卫队》《江姐》等几十部歌剧中扮演女主角，创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不同性格、地域、身份的妇女形象。其演唱音色纯净圆润，吐字清晰真切，行腔自如流畅，感情淳朴细腻，被誉为“北有郭兰英、南有任桂珍”。她曾为电影《红日》《聂耳》等配唱，《谁不说俺家乡好》《铁蹄下的歌女》《摇篮曲》等插曲风靡全国。
她首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等录制成唱片广为流传。录制的中国民歌金曲，被列为二十世纪中华歌坛名人百集珍藏版。她善于博采众长，在声音控制、音色变化等方面，充分发挥了民族唱法的特点。在舞台处理、人物表现等方面，既吸取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方法，又借鉴了西洋发声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不久，上海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七千人的学雷锋动员大会。大会开始之前的二十分钟，上海歌舞剧院领导交给歌唱家任桂珍一项紧急任务，要她马上在大会上演唱一首由朱践耳谱写的新歌《雷锋的歌》。
任桂珍接过歌谱，轻声哼唱了几遍，一轉身就登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歌声刚落，七千人同时击掌，恰似春雷炸响，回荡在上海文化广场的空中。任桂珍喜出望外，一般新歌首唱，就像路遇陌生人，很难获得如此强烈的共鸣。她哪里料到，从此，这支歌在全国城乡处处唱响。
有别于其他一些颂歌，这首颂歌具有潜在的戏剧性元素。“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我、母亲与党三者之间，构成一种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命运关系，而道具鞭子，从被抽到揍敌人，以生动形象的细节，呈现出人物命运的转变。 剧情化的歌曲，很适合歌剧演员表现。这时候，已出演过《白毛女》等经典歌剧的任桂珍，歌唱艺术可谓炉火纯青。清晰真切的吐字，圆润纯净的音色，纯朴细腻的感情，富有表现力的行腔，一下子把《唱支山歌给党听》唱活了，唱紅了。
当然，最终还是应该归功于时代英雄雷锋。要是没有他，就没有这支歌。准确地说，是雷锋引领诗人姚筱舟、作曲家践耳、歌唱家任桂珍一起，完成了一次个划时代的庄严而神圣的表达。千枝绿叶同根生，这四位都是或曾经是军人，人民军队忠于党，赤子情深似海洋。
法国音乐家柏辽兹有个论断：对伟大音乐来说只有一种真正的特性，那就是感情。四位军人一起谱写、唱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正是抒发了全国军民共同的诚挚感情。所以，这首歌自然而然便穿越了世纪历史的屏障，经久不息回响在万众心上，绽放着信仰的力量与希望。
让歌曲飞驰的翅膀是旋律，为这支歌作曲的朱践耳，被誉为中国音乐的巨匠。
如果旋律是歌的翅膀，歌词便是它的灵魂。不约而同，任桂珍与姚筱舟同年出生，一个在江西，一个在山东。任桂珍的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她从小受革命影响，从济南家里出走，随军远征。因为喜欢唱歌跳舞，加入战地宣传队，在渡江战役的枪林弹雨中，在抗美援朝炮火连天的坑道里，任桂珍舍生忘死，纵情歌唱最可爱的人。
也许，任桂珍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时，她的歌声就曾令文化教员姚筱舟心旌荡漾。
进入上海歌舞剧院后，她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对党始终感恩在心。也可以说，任桂珍即兴唱响《唱支山歌给党听》，前期准备不只是二十分钟，而是三十年的人生为她这次演唱提供了丰厚的感情储备。
此时，正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刚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校园广播里听到由上海歌剧院任桂珍首唱的《雷锋的歌》，歌词写得那么贴切，仿佛写到了她的心里，觉得这首歌简直就是为翻身农奴的女儿自己写的。她激动万分，夜不能寐，回想藏族人民和她自己在旧社会所经历的地狱般的苦难，面对解放后的幸福生活，似乎唱的正是自己久久涌动在胸中的心声，一股歌唱的激情在胸中迸发。
才旦卓玛迅速找到王品素老师，急切地要求老师教她演唱这首歌。王老师有点顾虑，诚恳地说，你是唱藏民族歌曲的，行吗？不要丢了风格。但才旦卓玛坚持说，歌里唱的就是和我一样的心声，我一定要唱！少数民族歌手一般以唱民歌为主，很少唱创作歌曲，她的普通话还说得不好，咬字都咬得不清，王老师叫她唱着试试。
这是一首深情、悲怆、激昂的三部曲式歌曲，情感诉求十分强烈，凡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产生强烈共鸣。才旦卓玛唱起了这首歌，王品素老师被她的真情所打动，便费尽周折找到曲谱，每天专门辅导她唱这首歌，一字一句地教她汉语歌词，纠正她的发音和咬字。仿佛就像她想对党说的话一样，很用心地学，很用心地唱。
到了上海音乐学院每个月的汇报演出时，才旦卓玛果然一鸣惊人。
才旦卓玛还专门找到这首歌的作曲朱践耳老师请教，她的演唱正好符合作曲家想表达的感情。于是他为她的演唱把关，主动提出由她唱这首歌，参加1964年举行的上海之春音乐会。于是她就鼓起勇气，在艺术节上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电台把录制的歌曲播放后，农奴出身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和这首歌一起迅速变得家喻户晓，被全国熟知。
刚入校时，王品素老师曾经问过才旦卓玛一个问题：你唱歌，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句话让才旦卓玛愣住了。她从来都只是觉得自己喜欢唱歌，想唱就唱了，努力想唱得好听，没有想过为了什么。
王老师说，你要知道，音乐是革命旅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为了人民和祖国服务的。老师的一番话，让才旦卓玛豁然开朗，牢牢记住了教诲。
曾于1938年写过《游击队歌》的鲁迅艺术学院教师贺绿汀，在1950年代初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时，就特聘著名民间艺人丁喜才等参与声乐系教学活动，并与其他老师一起携手培养出包括鞠秀芳在内的众多优秀学生。《五哥放羊》《走西口》等陕北民歌，经他改编后传唱，成为不朽的舞台经典。著名声乐教育家周小燕教授虽是美声专业，但一直致力于演唱中国歌曲，她在留学欧洲期间就曾演唱云南民歌，深受异国听众的喜爱。正因为一代又一代教育家的不懈努力，中国民族声乐事业得到了继承和长足发展。以《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名的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1965年3月5日，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雷锋》，开始在全国广大城乡放映。
电影《雷锋》，编剧丁洪、陆柱国、崔家骏、冯毅夫，导演董兆琪，作曲是傅庚辰，主要演员董金棠。作曲家朱践耳将《唱支山歌给党听》谱成山歌风味的独唱曲，作为故事片《雷锋》的主题曲，由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音乐片《阿诗玛》中担任独唱的胡松华首唱。
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正处于困难时期。雷锋从一个稚嫩的少年变成了一名平凡而伟大的解放军战士，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不为名利，不计个人得失，把一切出发点都围绕在党和人民的利益上。
影片讲述了雷锋在短暂的二十二岁的生命中，实践了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动人事迹。它表现出雷锋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生活片段，借助朴素的白描手法，集中表现了雷锋大公无私、艰苦朴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这种艺术表现风格与雷锋的性格相吻合，有效地表现和反映出雷锋的内心世界，使人物形象丰满生动，成功地塑造了雷锋的光辉形象。
电影《雷锋》的扮演者董金堂，是在天津第四十三中学上高一时，被歌唱家马玉涛选中读军艺的。他在表演系读大三时，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拍电影《雷锋》，已经物色了三百多人，但一时没有最合适的。导演董兆琪非常着急，来军艺选演员的时候，董金棠感觉自己各方面都不够条件，远远地躲着。他正在擦楼道的墙壁时，恰巧被导演看到，盯住他的眼神看了又看，发现他的眼神与众不同，单纯、清澈、热情、深邃、执着，而说话时嘴唇的每一次翕动，都透着丰富的表情，极富表现力。入围试镜后，导演立即拍板定案了。 为拍好这部电影，董金棠在雷锋班生活了五个多月，对雷锋生活的细枝末节都了如指掌。他采访了被雷锋在大雨中送回家的大娘，她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事情的全过程。他了解到雷锋之死的情景，那天刚下过雨，地面泥泞，雷锋怕战友乔安山踩一脚泥，才让战友坐上苏联嘎斯汽车，自己站在泥地里指挥倒车。身边不远处是战士们晾衣服的拴铁丝的立柱，乔安山是新兵，技术不熟练，倒车时挂住了铁丝，铁丝绷断后，立柱猛地弹在雷锋头上，当时就击昏了。战士们吓坏了，急忙把雷锋抬上车往医院赶。雷锋已经是全国知名的典型，出了这种事，人人心里都紧张。偏偏路上汽车熄火了，发动半天也不行，于是又抢修汽车，时间就被耽搁了。
影片放映后，获得了极大反响，董金棠一下子成了名人。后来有人诟病雷锋的照片有假，董金棠说，雷锋去世的前一年，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先进典型，部队有个专门写通讯报道的干事叫陈广生，一直在跟踪报道雷锋，是他补拍了雷锋做好事的照片。若以此推论雷锋做好事是假的，则属于吹毛求疵。
出自矿工姚筱舟笔下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不仅是雷锋的心声，更是党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的写照。
无论时代怎样变化，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会变，《唱支山歌给党听》永远是人民群众对党发自内心世界的真挚赞歌，也是中国及其人民命运的大写照。由此可见，红歌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它是有着具体内容的综合艺术，能使人民在艺术审美中得到享受，在歌唱中去学习、工作与生活。
由诗而歌，由雷锋作媒介，姚筱舟也无心插柳柳成荫，成了全国优秀歌曲的词作者之一。姚筱舟平静地说，我是无功受禄，无意得福。因为，我只是写了一首小诗，由诗至《雷锋日记》至歌，能把我的心声和矿工的心声，化为全国人民的心声，我心足矣。
然而，姚筱舟没有预料到，他的命运正在面临一场暴风骤雨的严峻考验。
七、雨打芭蕉风卷萍
1958年11月15日，姚筱舟在一份思想汇报中写道：“在组织的不断教育下，自己思想上已经认清了一条要点，即主动赎罪。努力工作，争取提前消除处分，自己感到国家在大跃进，自己却是罪人，实在可耻，只有积极工作，洗掉自己的污点。工作上，经过建设时期的劳动改造，已基本上赶上工人劳动的工效，出勤率达到百分之百。团结上，未与组织内外任何同志发生无原则纠纷。学习上，在学完《青年修养十二讲》，现已开始自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并参加工人中的政治学习。缺点是，因近月工作忙于大跃进，汇报做得不够好，以后保证每月做到书面和口头汇报一到二次。另附我个人历史证明一份，请转领导，以查询我的历史。”
其间，有人向煤矿保卫科举报说，人民法院已经对姚筱舟做出了留矿改造的判决，交人民管制，但该犯每天和他未婚妻到山沟里玩耍，并且常到小街去溜达。受人民管制的犯人哪能这样自由地上班和下班，如此和他的未婚妻在一起玩，国家法律是没有这样给犯人自由的。由此建议，保卫科不应叫他有这样的自由，请在大字报栏给以答复。如果经常叫犯人这样下去，那还叫什么人民管制？
世界上总有这么一种邪恶之人，喜欢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
1959年5月，姚筱舟提前一年取消因火灾事故管制下放劳动处分，恢复厂籍和技术员职级，回到了焦坪煤矿机关，从事老本行工作。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之后，他要求调到焦坪煤矿子弟学校担任中学班教师，脱离技术行当，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但在人们的眼中，他依然是一个前科犯。
姚筱舟的心中依然不能完全抹去笼罩的阴影，他得小心翼翼地做好本职工作，避免不再发生类似两年前的井下事故，他性情变得更加内向，做事如履薄冰，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
学校对他的评价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表现一般，此后一段时间工作疲塌。在期中检查学生作文时，有的未改他就给打了分数。在观摩教学中，他叫别人给自己写教案，更严重的是，竟然在他的教学规划中，写了一个“兴资灭无”，一时的笔误成为政治事件，受到查处。会上别人读文件，他在看别的书和报纸，政治学习表现不好。对先进人物看不起，对落后的爱接近，不开展批评。据此，鉴定为思想改造不够好。
1960年5月23日，焦坪煤矿对姚筱舟政治表现的鉴定是：“该姚以上海外关系及社会关系，经组织历年查证属实。现实工作表现干劲不足，思想落后。我们意见除对其海外关系保留长期考核外，并应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注意其言行。”
这样，姚筱舟又一次陷入了背运的处境，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前景一片迷茫。
姚筱舟在一次自我检查中说，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文件，都读了两三遍，重点地做了笔记。讨论中也能积极发言，理论和时事考试成绩不算良好。由于政治觉悟较低，学习革命理论少，思想上跟不上形势发展，锈迹斑斑。在工作态度上、方式方法上、生活作风上、品质上，都距党的要求很远，甚至是相违背的。自己在思想上，革命意志衰退。从1957年1月8日火灾事故后，由于受了刑事和行政上的双重处分，就一蹶不振。感到领导不信任了，同志看不起了，个人历史一片黑了，再也无前途了。因而悲观失望，灰心頹丧，自甘落后，陷入思想痛苦的泥坑不能自拔，因而性格上孤僻冷淡，急躁厌烦，与同志交往少，怕见人，总感到比人低一头。工作上不敢大胆，怕搞错了再犯错误。不细致，如写材料时有错别字，发放物品时也发生几次差错。生活上只关心自己过日子，对个人生活问题上想得多，为了家庭生活有时还违法乱纪，如买了黑市粮、黑市布票等。
1961年3月，他所在的焦坪煤矿架空索道正式建成运行，全长4.5公里，设计年运煤能力60万吨，生产和经济建设得以复苏。
姚筱舟偏偏在这时离开了生产一线，去了学校。好在可以继续写作，在有限的空间悄悄绽放情感的诗意之花。
1961年起，台湾防务部门开始在台北县三峡镇成立国光作业室，蒋介石积极筹划国光计划，伺机反攻大陆。
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姚筱舟，作为革命军人出身，一直很关注相关形势，因为亲属的牵连使他的政治前途很渺茫，但他一心向着共产党，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完全是无稽之谈。但他作为与台湾有亲属关系的人员，被怀疑有特务嫌疑而被审查和内部监控。这种作为内控分子列入长期审查的名单的背景下，他的心境可想而知。 在那些日子里，姚筱舟隐约得知，审查小组人员甚至前往他的老家铅山和工作过的机构，广泛搜集调查他的家庭历史问题，甚至怀疑他在高中读书时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组织，寻找在合作社工作的曾任铅山中学三青团区队长的曾文华取证，后经公安部门查阅当时的三青团名册，未发现他的名字才作罢。并调查他当时参军的情况和动机，以及在朝鲜和商洛石棉厂的政治表现。专案外调人员前往他的原籍铅山，发现他的叔父帅镛在1950年还从台湾给老家寄过钱。又在云母试探队所在的商洛丹凤发现，县公安局曾在这一时段排查过出现台湾邮票的线索，分析可能与姚筱舟有密切关系，但无法得出结论。尽管专案人员没有调查取证到新的严重问题，但对他的严密监控一直在继续。
妻子韩淑华受其影响，被下放到礦二小当了保育员，孩子们也由此在学校抬不起头。
1963年，全国兴起学习雷锋的高潮，署名蕉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给他带来了政治名誉上的复苏和生活上的顺畅。他又拿起笔来，书写自己对美好时代的感恩之情，和煤炭生产建设的新景象与矿工兄弟的劳动热忱。
1964年5月17日，姚筱舟在一份自我检查中写道，能积极参加劳动，在劳动中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的劣根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在劳动中学习工人同志旺盛的革命意志，诚实忘我劳动的高贵品质，从而鞭策自己前进。要树立坚定的革命人生观，人的一切行动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来指导的，人的一切思想意识又都是由人生观和世界观来作总的指导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伟大艰巨的事业，只有树立坚定的人生观，才能有最大的革命决心和气魄，才能不会被资产阶级毒害侵蚀，才能真正成为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革命意志旺盛的人。
同时，组织鉴定认为，该同志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政治思想有很大提高，能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对党的三面红旗坚定不移，认为三面红旗是党和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制定的，是正确的方针路线，并已显示了其巨大威力。通过学习，对现代修正主义本质认识明确，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危险的敌人。阶级立场坚定，对待一些问题看法较正确。工作积极肯干，能按时完成领导交给的工作任务。如工段业务工作报表材料能按期完成，需要时就主动加班加点。与同志间能诚恳相待，并能帮助同志，为其他工段办事员同志写材料，搞事务。兼职工会宣传干事，宣传工作如黑板报按时更新，发挥了宣传作用。缺点是，因受过处分，思想上有自卑感，工作不大胆。性格上有些急躁，在处理问题上和工作上不够细致。
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响彻全国的歌曲，不但没有给姚筱舟带来多少好运，群众组织的笔杆子对这首歌词鸡蛋里挑骨头，加上直系亲属历史问题的株连，反而成了审查揪斗批判他的一大罪状。
1966年8月27日，焦坪煤矿改为工农兵煤矿。11月，东北塔平峒开始兴建，年设计能力45万吨。这时的煤炭生产，开始受到严重冲击，甚至出现停产闹革命的局面。
1967年，渭北煤炭工业公司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大规模武装械斗，死亡数十人，惊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支左部队，对渭北煤炭工业公司及所属单位实行军事管制。11月9日，中共中央发文，决定由兰州空军部队抽调一个团约两千人，解放军21军、铜川武装部等派干部参加，组成铜川市及渭北煤炭工业公司军管会，对市矿实行军管。因焦坪工农兵矿属于武斗重灾区，兰空部队的大部住在焦坪青龙山煤矿。
1968年，渭北煤炭工业公司改为渭北煤矿，并将干部学习班设在焦坪工农兵矿青龙山阳沟，原渭北煤炭工业公司大部分干部进了学习班。不久迁至蒲城罕井，改名为五七干校。11月，焦坪工农兵煤矿革命委员会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轻率立案，大搞逼供信，造成一起所谓反共救国冤假错案，涉及铜川、西安、宜君、黄陵等地30多个单位313人。陷入其中的受害人，被公开揪斗和隔离审查，先后致死六人。
写过《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名人姚筱舟，因叔父和哥哥一家十多个亲属在台湾的社会关系，一下子变成勾结台湾反共势力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嫌疑分子，强制送往黄堡参加斗私批修学习班。并被列为黑五类、重点专政对象和内控人员，打入了黑名单，被抄家、隔离审查，并公开批判揪斗。
姚筱舟的家庭成分解放前被划为工人、贫农，后经石塘人民公社街道管理区出具证明，改成了小土地出租。他三弟姚进星在纸厂做临时工，四弟小小年纪在铁器厂打铁，劳动强度很大。两个胞弟因台属关系，先后以反革命论处关入监狱。
抄家时，姚筱舟凭借这首歌得奖而珍藏的一张奖状，和绣有聂耳、冼星海等肖像的苏州小丝织品纪念品，也荡然无存，被抄走了。一度，皮肉之苦和精神的折磨，人格尊严的肆意践踏，让他多次想到了自杀，他想以结束自己的生命证明自己的问心无愧。
蕉萍，雨打芭蕉风卷萍。当初所起的这个笔名，生动形象地勾画出他此时的艰难处境。
一次，是在黄堡学习班上，姚筱舟正在紧锁眉头，苦思冥想着写自己的问题交代材料，忽然间外面广播里响起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优美歌声。灰暗的心底，顿时有一片明媚的阳光照射进来。那一刻，他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水纷纷而下。
这时，一位参与批斗但不熟悉他经历的年轻人，怒气冲冲地走过来，大声吼道：“这是歌颂共产党的歌，你不配听！你的叔父和哥哥都是国民党反动派，你也是反革命。把窗户关上，坐回去好好想想，向党老实交代你的严重问题！”
不知哪个一起被批斗的走资派知情，随口说了一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他写的。”
那位批斗他的年轻人得意忘形，用鼻腔哼了一声：“反革命能写革命的歌，胡说！”
无知者无畏。你面对的是一个四肢发达而头脑简单的蠢货，还有什么斯文可论？姚筱舟没有吭声，只是用鄙视不屑的目光扫了一下对方，转身坐回到座位上，用手紧紧地抱住头，无声地饮泣。
又一次在矿山上被下放劳动改造时，一个专家组的人审问他：“你是不是歌颂共产党是名，怀念国民党是实？革命群众有火眼金睛，认得出你这个假装念经和尚的妖怪！” 面对这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审查者，他欲哭无泪，欲辩无语，只是轻蔑地淡淡一笑：“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心如歌。”
有不懷好意的人，查证了蕉萍的原诗：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是雷锋修改为：共产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根据他有亲属在台湾，便进行天方夜谭式地荒唐推论，逼问他：“你姚筱舟到底是为共产党，还是为国民党唱山歌？看来，你是在为国民党唱山歌，雷锋才是为共产党唱山歌！”
他怒不可遏，不予争辩，突然昂首挺立，大声唱道：“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姚筱舟所在的采煤段有矿工六百多号人，随着形势的变化，采煤段也成立了武工队，队长是个山东人，名叫周从学，副队长叫李玉歧。武工队有一次开会时，周队长对大家说，至于姚筱舟他个人的事，我们只能采取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式，如果有谁敢擅自任意地动手打姚筱舟一拳，让我知道了，那我就不客气，我要狠狠地揍他一顿。
在那个风云突变的年代，在批斗最严酷的时候，姚筱舟有幸避过一难，不至于遭受拳打脚踢或捆绑吊打，甚至粉身碎骨，完全得益于身躯高大壮实、心地善良的周队长。
我把党来比母亲。也就是在之后，针对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姚筱舟坚持自己老马识途的敏锐洞察力，辨别真伪，驱散迷雾，态度鲜明地申明自己的观点。当有人提出党是人民的母亲，还是人民是党的母亲？认为不能把党比作母亲时，他针锋相对地说，比喻，一般都是带有浓重感情色彩的，它本来就不是1+1=2的公式概念，没有必要这样机械教条地考据论证。人民群众出乎于心，发乎于情，把党比作自己的重生母亲，是顺情顺理、无可非议的事。如果非要吹毛求疵，挑起无谓争端的话，除了能起到贬低党、分化割裂党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以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作用！
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在新中国和改革开放时期得到党的培养，得益于党领导下的社会进步的既得利益者，居然也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抹黑党和建国以来的历史，真是匪夷所思。
姚筱舟始终认为，《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奠定了他的生活基调，虽九死，其未悔。今生今世他是唱定了，要一直唱到底，而且要传给子孙后代！
1969年5月16日，焦坪工农兵矿东背塔平峒移交生产，焦坪工农兵矿由原来的一个前河露天井口生产，提升为两个井口生产，为实现焦坪矿年产量100万吨奠定了基础。
1970年3月，渭北煤矿革委会改为铜川矿务局革委会，焦坪工农兵煤矿恢复焦坪煤矿名称。下石节、陈家山矿开始动工建设，中国煤炭科学院与铜川矿务局协作，在陈家河、焦坪矿开设综合机械化采煤试点。
1971年5月31日，燃化部和陕西省、长庆油田指挥部、西安煤研所等有关人员，来到焦坪煤矿研究煤油气共生矿体开采问题。
1973年8月24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张铁民任中共铜川市委书记，兼任中共铜川矿务局委员会书记。8月底，耀县梅家坪至黄陵七里镇的梅七线铁路，通至焦坪煤矿的前河车站，全长73公里，开始运营。修建这条铁路共投资32160万元，年运输能力550万吨。
1974年4月，焦坪煤矿前河露天七号电铲组，被铜川矿务局党委授予硬骨头电铲组。
1975年5月11日8时，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前卫斜井发生瓦斯煤尘爆炸，事故造成101人死亡。煤炭部副部长邹桐及省市局领导，及时赶赴现场组织抢救，处理善后工作，总结严重教训，恢复生产，并对直接责任者进行了处理。
十年动乱，姚筱舟所工作和生活的焦坪煤矿，经历了斑驳而不平静的磋砣岁月，不堪回首。
1976年，他一度又调入煤矿供应科工作。
雨打芭蕉，风卷浮萍。在蹉跎的岁月里，姚筱舟坚持读完了能读到的《列宁全集》和《毛泽东选集》等经典理论，使他的思想境界有了一定的提升。尽管感到愁苦与茫然，也有牢骚与埋怨，但与质朴豪爽的矿工们在一起，他们那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品格给了他信心和力量。
把矿工当我师，以矿山寄我情，是他在诗歌里的自勉。
1978年，被借调到铜川矿务局编写矿史的姚筱舟，经过五年多的伏案劳作，写出了《霸王窑》和《矿工恨》两本书，影响广泛。
到了1979年，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冤假错案平反，姚筱舟跑去找矿上领导要求平反。领导说，你是内部控制人员，不是反革命，平什么反？
反革命嫌疑犯的紧箍咒戴上容易，只是一夜之间，但要摘去这顶无形的帽子，也就这么随随便便的一句话，也就不翼而飞了。事到临头，好像没发生什么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事情啊！就这样，姚筱舟的历史问题便得以澄明清白，由劳动改造的内控分子恢复以前的机关干部身份，回归到了革命群众之中。
1980年，姚筱舟在时隔多年之后，向党组织郑重地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他欣喜地感到，该是实现自己多年愿望的时候了。
焦坪煤矿直属党支部对姚筱舟的入党问题做了鉴定：“该同志能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革命利益为重，团结同志，能积极工作，按时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但是，一直没有讨论他入党的消息。
1982年8月9日，他因工作意见分歧，与班长吵了架，而被认为工作不虚心、不关心帮助别人，受到了领导批评。入党的问题，又似乎化为泡影。
1988年，大陆与台湾关系缓和，同为中华儿女，一个中国的后裔子孙，为寻找多年给他们命运带来厄难的血缘关系，劫后余生的姚筱舟与台湾方面取得了联系。叔父帅镛已于1982年5月10去世，享年八十岁。胞兄帅天民，也于1985年去世，留有二子一女，一子去了美国，一子一女在台湾。
姚筱舟想到了鲁迅的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可胞叔胞兄分别四十年，天各一方，却没有相逢一笑的机会了。他伺机寻找渠道，日夜盼望下一辈亲人回大陆来看看，或亲自去台湾宝岛与亲人相会，共诉别后重逢之情。 此后，读者又从报刊上读到了署名蕉萍的诗词作品，惊奇于是不是那个写《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蕉萍？富有艺术基因和旺盛创造力的他，在被时光掩遮了许久后，又复活了。
但他更多的诗词和散文小说作品，用的笔名则更改为遥遥，或者小舟、摇橹。旅途遥远，小舟仍须努力前行。
栉风沐雨的蕉萍，绽放出迟开的鲜花。
八、重放的鲜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伊始，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一大批老作家以新时代主人的热情重返文坛，文艺战线焕发生机，为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鸣锣开道。朦胧诗的出现，如一缕清风，刷新了诗歌语言的美学原则，恢复了个人话语在诗歌领域的地位。
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到改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以特定的历史纵深感和丰厚的思想内涵，揭开了文学直面现实问题、推动思想解放的新篇章。
此时，写过《唱支山歌给党听》的铜川矿工姚筱舟，也又一次浮出水面。
尽管入党申请好久不见下文，尽管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纠葛，他在矿上仍然不被待见，但一个全新的时代却开始带来另外的机遇。
这期间蹲点焦坪的铜川市群众艺术馆的干部刘新中，负责辅导矿工俱乐部文化活动，邀请姚筱舟参加市上的文学创作会议，矿领导不予准许。他可是寫过《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著名诗人蕉萍啊，在铜川前无古人，也恐怕后无来者，是举足轻重的作家。刘新中和陆炳寰，就此多次找矿政治部主任和工会主席及矿党委书记据理力争，终于让姚筱舟有了出席会议的资格。
在这次文学会议上，姚筱舟发言说，要再次焕发创作热情。有人倡导成立铜川市文学爱好者协会，把牵头人瞄向了在全国有影响的姚筱舟。
刘新中几个人一块找了姚筱舟，他一听，说这是个大好事，坚决支持。但他不宜牵头，一是年龄大了，近五十知天命，还是由年轻人来干合适。二是他家居焦坪，离市区远，干什么都不方便。
姚筱舟拒绝，大家也没辙，此事便搁置下来。
之后有一次，前往延安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姚筱舟和刘新中住一个房间，他才讲了不愿意牵头组织文学协会之事。“文革”前，他和附近的文学爱好者也经常联系，相互交流。焦坪煤矿在宜君县地界上，他结识了民间文艺家王世雄。“文革”中，他被批得七荤八素，其中一条罪状就是他们的文学交流活动是搞反革命小集团。为此，他心存阴影，心有余悸。
1982年，焦坪煤矿党组织对姚筱舟的干部鉴定认为，对党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认真学习的，坚决执行的，并无违纪行为和抵触态度。与同志是以大局为重、工作为重、团结为重的，同志之间、干群之间未发生非原则的不和。领导分配工作，能按时按质完成任务。如搞统计工作及借市委搞文字工作，都能较好地完成任务。对待工作能兢兢业业，在本职工作上未发现差错、事故和影响大局。自己认为搞好四化建设，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就是搞好本职工作。缺点是纪律性较差，因工作较少，有时就离开岗位，到图书馆看书看报，或串门谝闲。因自己较喜欢搞文艺创作，曾一度发生因调动工作产生思想犹豫和混乱，多少影响工作更好地完成。
随后，他被借调到陕西省煤炭厅宣传部工作。因家在铜川，工作生活上不方便，于1984年被安排到《铜川矿工报》社担任文艺副刊编辑。从此，在已跨入知天命的五十岁门槛时，进入向往已久的文字写作的职业生涯，重新焕发生命的青春。他团结一批矿区和市区的文学爱好者，写煤矿，歌唱矿工，书写改革开放的新篇章，被《铜川矿工报》社评为先进工作者。
1985年3月13日，姚筱舟向党组织递交了又一份入党申请书。
他在申请书中阐述了对党的认识，一定要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并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的义务。他写道：“我知道，我自己仍有许多缺点，按照党员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我有决心严格要求自己，改正自己不符合党员条件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并恳请党组织帮助、教育、考验我，使我能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附简历和家庭成员情况一份。”
但很长时间内仍然没有下文。
1985年，他被推选为铜川市政协常委，步入新时期政治舞台，行使一个非党人士对社会的责任。
1986年，他兼任了《铜川文艺》杂志副主编，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直到双鬓斑白，终生酷爱文学写作的蕉萍，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行文艺创作。
1987年，在铜川市文学创作座谈会上，市委书记支益民讲了话。大家一致呼吁成立一个全市性的文学组织，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也表态同意。筹备工作任务落到了市群众艺术馆《铜川文艺》编辑刘新中头上。后文学组织定名为铜川市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申请和章程上报后，却没有了消息。
一等又是三年。1990年5月，铜川市文联成立，市委书记潘连生明确点名连代表都不是的姚筱舟为市文联副主席。
到了这个时候，竟然有人道听途说，甚或言之凿凿，还质疑姚筱舟是否那个写《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蕉萍？也许蕉萍另有其人，可惜那个有可能是蕉萍的诗歌爱好者早已离世，查无实据。说他既然是蕉萍，为何开始不承认，后来才勉强认可蕉萍是姚筱舟自己？质疑者忽略了时代背景和他的窘迫处境，可谓无稽之谈，不攻自破。但人与人的关系，有人往往夹杂了非公正的利益偏见，会睁眼说瞎话。
铜川市文联成立后，开始启动市作家协会成立之事。1990年12月28日，铜川市作家协会成立，陆炳寰任主席。因种种复杂原因，姚筱舟没有当上主席或副主席，只是个理事。或许有人以为，他只是写了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运气好出了大名，论实力不行。这的确有点待蕉萍不公。
1992年2月7日，姚筱舟向铜川矿工报社、矿务局党委写了一份报告，恳请组织准予离休。原因一，年老，即满六十岁，符合离休年限。其二，多病，1990年冬，因患前列腺肥大症及肾积水症住院手术治疗近五个月。由于肾盂严重受损，出院后肾功能一直未能恢复正常，留有腰疼、腰骨增生等后遗症。 随即，铜川矿务局党委84号文下发了准予姚筱舟离休的通知，时间从此年九月算起。原职务比照职务为副处级。
1993年1月，年满六十岁的姚筱舟离开《铜川矿工报》社，光荣离休了。
3月24日，他矢志不移，四十年前在朝鲜战场上第一次申请入党的初心不变，又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努力想实现自己久有的信念。
申请书写道：“我从1949年5月参加革命队伍以来，是党以母亲般的爱，教育我，帮助我，我才从一个生于旧社会、旧家庭的普通中学生，成长为今天的国家新闻干部。我在人民军队里，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共青团组织，原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曾把参加党的组织作为最大的向往和追求。后因种种原因，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我再没有勇气向组织写出申请。但我对党的崇敬和爱戴，一直深藏在心底。今天，我敬爱的党，经过风雨的考验，更加青春焕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又以崭新的面貌，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我決心加入党组织，发挥余热，为党和人民奉献最后的生命力量。”
这时，铜川市文联青年诗人刘新中提议，返聘姚筱舟到市文联帮忙协助工作，未果。
1996年，是铜川鸭口煤矿建矿30周年，邀请姚筱舟写一部矿歌。姚筱舟来到鸭口矿上，转遍了矿区的角角落落，一周后便写出一首歌词：
铜川东区阳河畔，有一颗灿烂的明珠，煤楼井架并肩屹立，擎举着太阳潇洒英武，灯光星晨相互辉映，装点夜色多彩绚丽。啊，美丽的鸭口煤矿，我们生活劳动的热土，为她奉献，为她付出，我们深深地爱恋着她，为她把一片真情倾注。
煤海风雨征途上，有一面旗帜在飘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撰写出创业史书，团结自强，务实求新，描绘出时代精美画图。啊，前进的鸭口煤矿，矿工青春理想的熔炉，我们纵情歌唱她，为她自豪，为她骄傲，为她的展翅腾飞祝福。
歌词讴歌了矿山的美，倾注了对煤矿工人的炽热感情。
1997年5月7日，一份意外的惊喜从天而降，上海东方电视台致电邀请姚筱舟参加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在女儿姚琴的陪伴下，姚筱舟百感交集，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登上了飞往上海的班机。
5月9日晚8时，上海南京路电视广播大厦四楼演播厅。电视台编导精心策划，在音乐会开幕式上，六十四岁的词作者蕉萍，终于第一次见到了七十三岁的作曲家朱践耳，和六十岁的歌唱家才旦卓玛。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三位创作者，跨越三十四年的漫长时空，穿越无数凄风苦雨后，终于在这绚丽辉煌的金色舞台上相会了。
在雷鸣般的掌声和照相机闪光灯的包围下，他们三人含着泪紧紧地握手，忘情拥抱。这一天，是一支歌联系起来的三个人共同的节日。在才旦卓玛引领下，他们一同唱起了这支歌，内心充满深情和激情，以表达雷锋和他们三人以及亿万人民对党的热爱。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悲痛凄楚与壮怀激烈，抒发了永远跟党的信念。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在这荡气回肠的赞歌声中，全场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许多现场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
姚筱舟说，人们的生活变好了，国家变强了，说明中国的历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步了。我是一名煤矿工人，很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矿工和铜川矿务局及区队党委，他们真实的生活和对我的鼓励，成为我创作的源泉和支柱。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像矿工那样流咸涩的汗，走艰辛的路，写开拓者的歌。若要我自己总结，就是：发已千层白，心犹一寸丹，《山歌》传儿孙，余热献给党。我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块煤。
一块煤，一块燃烧不息的煤，化作一支歌，一支经久不衰的歌，照亮了天地万物。
一块煤，燃烧是它的本色。
一直生活在基层的民间诗人姚筱舟，在焦坪煤矿工作了二十八年。1983年3月，他被调到《中国煤炭报》西安记者站协助工作。这年末，调入《铜川矿工报》社任副刊编辑，编发了大量反映煤矿生活的诗歌和散文小说，培养了一批基层文学作者，为矿区繁荣文化生活尽了一份应有的责任。
这期间的六年间，他兼任新华社驻铜川市特约通讯员，采写了多篇反映当地重要消息和典型事件及人物事迹的好稿子，得到了好评和奖励。
在他平反恢复名誉，当上了编辑之后，一些曾与他一起下井劳动的老矿工来看望他，还如同当年一样兄弟般亲切热火。谈到成就和荣誉时，姚筱舟摇摇头说，这一切我从不去想，就像我们当年在井下当掘进工那样，从不想自己掘进了多少条巷，想的只是今天的进尺多少米，能否完成任务。
有人感叹他的坎坷经历，他坦然地说，往事如烟，名利如云，只有我对党和人民的一片真心，一片真情，永驻心间。
离休后的他仍然是个忙人，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除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外，通常是闭门不出，读书写作，整理文稿，乐在其中。
他的长远规划，是想写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正如电视剧《渴望》里唱的，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2000年，他在向党组织递交的又一份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几十年来的心愿，由于有所谓海外关系等原因，未能实现。但是，入党志尤坚，党在我心中。”
同年8月2日，铜川市政协党小组的鉴定认为，姚筱舟同志能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曾写出《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影响几代人成长的歌曲，时刻牢记党的教导，深刻领会党的纲领，加强学习，努力工作，为市政协工作的深入开展做出很大贡献。同意考察，积极培养，使该同志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同年12月11日，焦坪煤矿党群工作部，对姚筱舟工作表现做出鉴定，认为该同志在我矿工作期间，能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遵纪守法，能时刻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热情高，认真负责，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平易近人，团结同志，服从分配，坚持原则，责任心强，作风正派，曾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政治历史清楚。该同志的子女姚岩、韩英、姚虹，均未发现有违纪行为。 2001年3月15日，铜川矿务局老干部第二支部，对姚筱舟做了预备中共党员考察。认为他政治历史清楚，文革中表现一般。思想觉悟较高，政治品质优良，工作积极肯干，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识明确。经开会讨论研究后，决定吸收姚筱舟为中共预备党员。
2000年5月，姚筱舟应邀出席中央电视台“激情广场”现场直播，在《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动人旋律中，他动情地说：“我是铜川矿务局一名煤矿工人，因为我当时在焦坪煤矿工作，所以署名为蕉萍。”纯朴的话语，又一次感动了亿万观众。
6月20日，在首都北京，矿工诗人姚筱舟和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又一次见面了，这是他们人生第三次相逢，感慨万端，道不尽对党对民族的热爱和忠诚。
2001年6月26日，新华社有一则电讯报道：“曾唱遍大江南北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作者姚筱舟同志在迎接建党80周年前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从1949年5月考入二野军政大学那天起，就渴望入党。1951年他随五十一师入朝参战时，向组织上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書。但因家庭出身的影响，他的入党梦一做就是五十年。当终于实现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梦想时，他动情地说：‘赤心五十载，一支忠诚歌。我心如歌！’”
2002年2月28日，铜川矿务局机关老干部第二支部开会讨论认为，经过一年的考核，姚筱舟同志思想进步，工作忠实，学习认真，遵纪守法，热爱祖国，忠于我党，经支部大会讨论表决，应到党员28人，实到23名党员一致同意姚筱舟同志可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这时，他已经离休八年之久。时年六十有八。
这是一次漫长的跋涉，是他自己在革命道路上风雨兼程的长征。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矢志不移的恒心，就不可能到达实现强烈愿望的终点。
姚筱舟的入党经历，令人钦佩！
他从陕西铜川矿区前往北京，坐进了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接受央视主持人的采访。央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特别报道，选择了《十送红军》《黄河大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走进新时代》等六首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典歌曲，请歌曲的词曲作者、演唱者讲述歌声背后的故事，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赏。
2001年至2004年，姚筱舟和才旦卓玛一起，在中央电视台做了两期《唱支山歌给党听》访谈节目，二人握手言欢，兴奋不已。
2008年，才旦卓玛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是共产党把我培养成了歌唱家，藏独分子想把农奴制重新安在西藏人民头上，是办不到的。我要把《唱支山歌给党听》永远唱下去。”
新世纪以来，宋祖英、谭维维、索朗旺姆、玖月传奇等不断演绎这首歌，在新一代人中间传唱不已，依然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2013年4月13日，是姚筱舟八十寿辰纪念日。铜川文学艺术界六十多人汇聚一堂，纷纷登台为他献花献歌，用欢歌笑语为他祝寿。已是耄耋之年的姚筱舟精神矍铄，笑容满面，偕家人逐桌敬酒，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动情地说：“这是咱铜川文化人的一次人才荟萃，更是我的人生盛事喜事，是朋友们赠予的千金难买的生日礼物，吾将永存珍藏。”
2016年6月建党95周年前夕，中央电视台来到铜川录制纪录片《唱支山歌给党听》，姚筱舟老人和铜川籍知名青年歌手任敬一起同台表演，老人兴奋地跟着音乐为任敬打拍子。
任敬是从焦坪煤矿长大的，应该是姚筱舟老人的孙子辈了。她的爷爷和姚爷爷是同事，经常在一起下棋，她从小就围拢在周围，学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曲，听爷爷讲述姚爷爷的艰难经历。她崇敬姚爷爷，喜欢读雷锋的故事。在学生时期，学习雷锋做好事，争当雷锋式的好少年、好青年。也是受到这首歌的影响，刻苦钻研声乐艺术，立志像才旦卓玛一样，做一个用歌喉歌颂党和人民，歌颂祖国，歌颂新时代生活的歌唱家。
经过刻苦努力，焦坪煤矿的女儿任敬，终于步蕉萍的后尘，从唱山歌起步，登上了央视星光大道舞台，被推举为人气王歌手。焦坪这片土地，继蕉萍之后，又出现了一位崭露头角的艺术人才。她承继《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血脉，在为新时代放声歌唱。
九、多情白发春无悔
2017年6月6日，八十四岁高龄的姚筱舟老人，千里迢迢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里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他是应镇政府邀请，作为主要采访对象，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记住乡愁》栏目的拍摄。他的家乡石塘镇，被誉为重信守诺的江南纸都。
姚筱舟老人精神焕发，风趣幽默，言语中洋溢着浓浓的家乡情结。他对铅山报的记者说，我多年从事文字编辑工作，对文字工作者有着很大的敬意。家乡的媒体采访我，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谈到《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的创作，他谦虚地说，这首歌之所以能被广大群众喜爱，得益于雷锋的抄写，朱践耳的谱曲，才旦卓玛的演唱，更是因为歌曲真实传达了新旧社会更替后新中国劳苦大众的心声。而我，只是一个跟着月亮走的秃子罢了。铅山是我的家乡，它给予了我学生时代最珍贵的教育，让我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诗句中把党比母亲，则是矿工们说的话，也是我的真切感受。
姚筱舟的姐姐姚秋英九十岁了，他要给离别多年的姐姐提前过一个生日。家中熟悉的亲人，大多已经陆续离世，如今只剩下这么个老姐姐了。他小时候，姐姐是他的保护伞，给了他难以忘怀的童年的记忆。家里的成分由工人、贫农改为小土地出租，介乎地主富农与上中农之间，曾经是被批判或争取团结的阶级对象。好在姐姐改嫁给了一个出身贫农的农民徐振太，他曾经是家里的长工，与姐姐产生了爱情，从而成了家，生儿育女。社会变了，曾经不顾家人反对坚持下嫁的姐姐，也算因祸得福。姐姐在私塾读过几天书，断文识字，多年一直在村上做会计，人缘也好，深得乡亲们拥戴。
姚筱舟向老姐姐特别转述了前些年他去台湾寻亲的经历。在台湾，他辗转寻找到了新北市一个角落，找到了离别半个多世纪的血肉至亲，可惜那个国民党少将胞叔帅镛，和国民党海军上校的胞兄帅天民未能谋面，都因年事已高离世，阴阳两隔，他只看到他们在这异域他乡野草萋萋的坟墓。没有故乡的保佑和庇护，不就是孤魂野鬼吗？是恨是爱也罢，胞侄和胞弟从故乡来，告知故乡事，长眠地下的亲人可曾听见？ 姚筱舟有幸见到了健在的嫂子，和胞叔胞兄的后人，已经繁衍为一个拥有十几人的帅氏家族，有的迁居到美国，有的回归大陆在厦门做生意。他们陌生了故乡的铅山石塘镇，当然也陌生于眼前这个老迈的白发爷爷或叔父。但血缘会唤醒彼此的亲情，他们漂萍相聚，悲欣不已。
战争让亲人离散，海峡隔不断半个多世纪的长相思。人们渴望和平，向往平静的幸福生活，绝不想重演骨肉相残的人间悲剧。
这时，姚筱舟在家乡石塘镇借机寻觅儿时的记忆，然后顺流而下，重温自己漫漫的人生旅途，真是感慨万千，不堪回眸。在石塘的几天里，姚筱舟和老姐姐姚秋英相聚，走街入巷，还欣然为《今日铅山》题词：“我仅仅是写了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矿工诗而已！”
韩淑华，在他背运的逆境中嫁给他成为夫妻，陪伴他大半生磋砣岁月，含辛茹苦把儿女们养大，携手越过泥泞和光明之路的老伴，因病不幸去世。这对姚筱舟来说，不啻是平生难以忍受的情感撞击。孤苦无依的他，尽管有孝顺的儿女照料他的日常起居生活，总觉得酷似形单影只的鸿雁，心境郁结，寂寞无奈。他性情耿直，脾气甚至有些执拗怪僻，不善于与人交际，要好的知心朋友寥寥无几，只有在读书写作中苦思冥想，寻找精神生活的慰藉。
这次告老还乡，回归父母之邦，重新抵达年少时出发去远方的起点，他似乎产生一种陶渊明式的诗性幻想，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如果有一片南山的田亩，种一些豆子，即使草长豆苗稀又如何，只求有不羁的心灵，就心满意足了。
他想，自己所崇拜的苏东坡，有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不敢与大文豪相比，自己的平生功业呢？也许便是信州平壤焦坪。怀着远大的理想，从自己的出生地出发，走向广阔的世界经风见雨，倏忽几十年，脚步又重返故地，凡人都是这么一个理儿。但要在家乡度过晚年，又是不现实的。
三生有幸，在这一次回到老家访旧时，姚筱舟在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他一位中学同学的妹妹张小梅，性情温和，也曾是邻居，知根知底。她也是位一直崇尚家乡名人蕉萍的文艺爱好者，也是失去了老伴，生活单调落寞。开始说给姚老做保姆，照料他的生活，二人有点相见恨晚，或者说一见钟情，一拍即合，很快成了相依为命的晚年伙伴。
命运多舛的姚筱舟，其一生的爱情史，或许有朝鲜战场上短暂相遇的朝鲜族漂亮姑娘，有在焦坪煤矿结识的女朋友，与自己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妻子韩淑华，再就是晚年结识的这位家乡老妹子张小梅了。诗人，总是情感丰富，也可以说是情种一个，风流倜傥，大多是人们心目中品行端正的好人。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親。蕉萍自从离开家乡，告别亲爱的母亲，无论是在朝鲜战场，还是在焦坪煤矿，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他首先思念的是天各一方的母亲。他早年失去了父爱，是善良能干的母亲含辛茹苦养家，把他和哥哥姐姐养大。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爱。他背离旧家庭，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成为其中的一员，上战场，扎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煤矿，党是妈，矿是家，自然而然萌生了“我把党来比母亲”的诗句。
这种日常生活中的爱，又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妻子儿女的身上。如今，又在家乡大妹子的陪伴下，寻找到了黄昏恋，相亲相爱，一同度过人生的冬季，余生则无忧无憾。
姚筱舟老人，心情愉悦地把家乡大妹子张小梅带回铜川，起先遭到子女们的不解。他们害怕冲淡了对已故母亲的浓厚感情，也是情理中的事。子女以为，他们已经把老父亲的晚年生活安顿得妥妥当当，出于对母亲的惦念之情，自然不情愿一个陌生女人突然闯入了家庭生活，合不来怎么办？年迈的诗人，到这时候是坦率的，耿直的，甚至是偏执的，不再隐藏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向往。这样，也难免在两代人之间发生矛盾，到头来商量和解，亲情之间没有谈不拢的难题。
家乡大妹子张小梅，两个儿子在镇上，女儿在银行任职，家境也好。她不图什么姚家的财产分割，不需要夫妻的名分，只要能在一起照顾姚老便好。之后，姚老与家乡大妹子张小梅没有形成夫妻法律关系，只是相互陪伴，更多的是得到大妹子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照。一个破碎的家庭，因为家乡大妹子的加入，变得和谐美满。
在蕉萍晚年的新诗作之外，这迟暮的爱情收获，不啻是重放的鲜花，芳香浓厚，令人赞赏。一生荣辱备尝的姚筱舟老人，在余生的情感生活中获得了如意的安慰。他俩出双入对，一起读书，一起散步，一起游山玩水，相互分享着一生难能的可贵时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今天的诗人吟唱着唐人的诗句，心头泛起的是古往今来历史风云与个人命运相融的生命之歌。
在故乡石塘镇天和北路入口处的花圃中，安置着一块巨大的鹅卵石。下面刻有游子姚筱舟题写的大字：“千年古镇石塘”。这是他留给故乡的一个纪念品。
2018年6月，铜川市建市60周年举行盛大纪念活动，姚筱舟被授予铜川市建市60周年杰出贡献人物称号。他是中国歌词创作界一个具有重要代表性的人物，他创作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词，是铜川值得骄傲的一张明亮璀璨的文化名片，将会被人们永远铭记。
这一年，在陕煤之声职工歌咏比赛中，姚筱舟登台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2019年5月23日，铜川矿业举办铜煤历史优秀文艺作品颁奖活动，《唱支山歌给党听》获得了歌曲类一等奖。
铜川因煤而兴，因矿设市，铜川矿业的发展史是共和国煤炭发展的一个缩影。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涌现出了全国劳动模范七名，其中包括创造岩巷掘进全国纪录的张金聚，抢救国家财产和工友而被烧伤的冯玉萍，多年奋战井下安全生产的徐群贤等优秀共产党员典型。进入新时代，煤矿职工用新的风貌和奋斗业绩，赋予《唱支山歌给党听》新的精神内涵。
姚筱舟激动地说，我尽管离休了，仍然要传承和发扬煤矿工人的奉献精神，为社会贡献出煤炭人的火一般的光和热。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一步一步走向更加幸福的生活。
2019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热情讴歌党、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中宣部近期组织专家遴选了100首优秀歌曲，现将目录公布，供广大干部群众、音乐工作者和爱好者欣赏、学习和传唱。” 继田汉词、聂耳曲《义勇军进行曲》，光未然词、冼星海曲《保卫黄河》，公木词、郑律成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曹星火词曲《歌唱祖国》，王莘词曲《歌唱祖国》，麻扶摇词、周巍峙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等之后，第27首是蕉萍词、践耳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万里挑一，能够列入70年间100首优秀歌曲，无疑是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蕉萍，普通矿工身份的姚筱舟，由此载入了现当代中国音乐史。作为一个诗人，能够让自己的作品青史留名，是再也慰藉不过的幸事。
姚筱舟一生不改看书写作的习惯，奉行“平平凡凡做人，平平常常生活，平平淡淡处事，平平静静享乐”的原则，《唱之山歌给党听》之外，创作了《星星啊星星》《我们肩上是中国》《共同的歌》《啊，铜川》《铜川煤矿工人之歌》《当我戴上矿灯的时候》《矿工情深深》《矿井下有一条欢乐的河》等歌词上百首，散文多篇。词作荣获煤乡之春优秀歌曲奖，被电视艺术片《乌金花》选为插曲。作品《一杯茶·一杯酒》在上海金兔杯通俗歌曲大赛上获奖，被煤炭部摄制的电视艺术片《祝你幸福》选用。
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唱支山歌给党听》，展示了这支著名山歌背后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他曾经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夙愿，因各种顾虑和精力所限，未能实现。
尽管《唱支山歌给党听》传唱很火，但在2000年以前，姚筱舟只收到过三次稿费。第一次是《陕西文艺》寄来的稿费两元钱，第二次是上海唱片公司给他寄来的稿费二十元，第三次是一家杂志社寄给的稿费八元。自2001年之后，在朱践耳的帮助下，姚筱舟成为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每年都能收到歌曲的著作版权费一万元左右。
他留下的一支山歌，其精神财富岂止价值连城。
十、回归泥土
2019年9月9日，三秦都市报刊发了一条消息：
“传唱大江南北，影响了几代人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词作者姚筱舟，因肺网状、脑梗等疾病引起的并发症，于2019年9月1日在铜川逝世，享年86岁。姚筱舟离休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姚筱舟老人一生一心向党，早在1951年入朝作战时就写下了人生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但是由于家庭出身的影响，没能如愿。多年来不管经历多少坎坷，他的赤诚之心从未改变，入党愿望始终强烈。2001年这位写了五十年入党申请书的老人，终于实现了自己半个世纪的追求。”
蕉萍，姚筱舟走了，悄悄地走了。
姚筱舟育有三男一女，均在焦坪煤矿长大。儿女们从小亲眼看着父亲上下班、读书写作，有高兴的时候，大多处于沉默寡言的状态。父亲写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他们从小唱到长大，为父亲骄傲自豪。当父亲遭遇挫折，被批判揪斗时，大一点的儿子和母亲也被拉上台陪斗。看到父母的处境，他害怕父亲经受不住打击寻了短见，常悄悄跟随父亲，察言观色，用儿女之亲情，安慰命运多舛的父亲渡过难关。云开雾散的日子，父母和儿女们在一起吃一顿好吃的，出去走一走，则是难得的快乐和幸福时光。
长子姚岩，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困顿，父母亲曾回过一次老家，把八岁的他丢给了奶奶照管，在那里上学读书，一老一小相依为命。直到奶奶去世，父亲才把他带回焦坪煤矿。之后从三里洞煤矿运输队下岗离职，自己在外面为生活奔波。
在父亲去世的四前年的一天，姚岩突患心肌梗塞，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是令人心碎的情景。家人为了不使受过太多磨难的父亲悲伤，怕年迈的父亲忍受不住情感的打击，竟然隐瞒了孙岩离世的噩耗，欺瞒父亲说，姚岩去了妻子的河南老家，去那里的一座玉石矿谋职，岗位很重要，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一次，女儿姚琴知晓一个网名叫革命老大哥的朋友去世了，便在亲友微信群中发布了一条留言，写道：“革命老大哥一路走好！”老家江西的亲友看见了，便告诉了姑姑这个消息。父亲和姑姑一次打电话，姑姑问到大哥的事，安慰他不要为失去爱子而过度悲伤。
老人很吃惊，连忙打电话问女儿姚琴，你大哥怎么了？
姚琴一下子也慌了神，说，我大哥好着哩，和我嫂子一起，在河南那边玉石矿上干活，收入不错，正忙活着哩。
老人说，我怎么听你姑姑说，你发了微信说大哥不在了？怪不得这都几年了，他也不回来看我。
姚琴这才恍然大悟，给父亲解释了情况，那是网名叫革命老大哥的朋友，不是我大哥姚岩。那是玉石矿，又不是煤矿，不能随便离开。父亲听了，一颗悬着的心才似乎放下了。
直到父亲去世，也不明白他的长子早已不在人世。其实，也许父亲冥冥中意识到了什么，只是不忍心戳破家人编造的善意的谎言，免得都陷入亲情的悲哀之中。
次子韩英，随母亲姓，焦坪煤矿工人。离职后去了广东惠州，他们的孩子也成家了，有了第三代，两口子又得帮忙带孩子。
三子姚虹，待业青年，后招入三里洞煤矿当工人，继而下岗自谋职业，为生计在社会上闯荡。
他们的旧家，还在焦坪煤矿，现在改制变成了玉华煤矿，现代采煤设施和矿区面貌大变了。矿区还是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建造的，原先家人住的是打了一个平台的窑洞。过去露天开采放炮，惊天动地，炮声中窑洞都在摇晃，也习以为常了。
女儿姚琴小的时候，常见来人抄家找收音机，怀疑父亲偷听敌台，投敌叛国。她報名加入红小兵，这才听说家里有什么海外关系，成分是小土地出租，不准参加革命群众组织。她回家问父亲，什么叫小土地出租？父亲解释说，过去老家有土地，有铺子，小土地出租相当于富农，够不上资本家，属于黑五类。女儿哭了一鼻子，觉得在同学面前丢脸，小小心灵受到莫名的伤害。有同学问她的家庭成分，她谎说是中农。一个同学说她父亲的坏话，她和二哥就和人家打架，怕挨父母打，就躲在邻居家不敢回家。
女儿聪慧，传承了父亲爱好文艺的基因，有一副好嗓子。父亲写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她从小到大唱了无数遍，却一直没有机遇让她登上更大的舞台。她从焦坪煤矿劳动服务公司迎新商店前河门市部的集体企业下岗，自己出来干，和女婿借钱包揽了附近的一个村办小煤窑，又从事煤炭的贸易生意，吃了不少苦，惨淡经营。后来，小煤矿被关闭了，就在马栏租了一个村庄的几十亩地，承包期三十年，从工人变成了农民。经历这多年辛苦，还算有一些收益，在西安买了房安居下来。 一次，父亲在电视上听一位小歌星演唱，唱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调子有点阴阳怪气，是什么流行风。父亲几十年间，听过才旦卓玛、胡松华等多少歌唱家演唱这首歌，辨别得出哪些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表达，哪些是炫耀技法的哗众取宠。听着这位小歌星的演唱，父亲脱口而出，还没有我女儿唱得好。
一向谦逊低调的姚筱舟，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夸赞女儿的话。女儿听了，不仅没得意，反而有点埋怨地说，人家包装歌星，得花几十万上百万费用，可怜我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啊！
父亲一下子沉默了。是的，自己哪有钱把女儿打造成一个明星？就是上音乐学院，他也没有精力培养帮助孩子，更不用说让女儿步入父亲钟爱一生的音乐殿堂，不禁惭愧不已。我这做父亲的，到底为儿女们做了些什么呢？
老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老子做马牛。是这么个道理。自己從小到大，在前途上从来没有沾过家庭的什么光，反而因成分和直系亲属的台湾关系，受了一辈子的连累，还不是靠自己一路闯荡过来的？儿女人生的路靠自己走，踏踏实实地走，才能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凭借歪门邪道，投机取巧，功利之心膨胀，不择手段，总有一天会栽大跟头的。
因为有良好的家教，姚家的子女尽管在艰难中成长，靠生存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吃饭，没有哪个丢了那个写《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蕉萍的人，个个活得有尊严。
姚筱舟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还期待什么呢？
当姚筱舟听到朱践耳逝世的消息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站在他寄居的渭水边，怅望着东去的流水，逝者如斯夫，为曾经结缘的杰出的音乐家远寄哀思。
他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莫大的孤独。
这天，他与伴侣散步回来，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呼吸困难，不由自主地倒了下去。
女儿姚琴听到父亲病重的消息，急忙赶到了医院重症监护室。
父亲在儿女含泪的呼唤中，突然苏醒过来。他声音低沉，一字一句断断续续地说，我这一回恐怕是不行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后要火葬，不发讣告，不开追思会，不打扰组织和任何亲友，一切从简，让我安静地走，去见你们的母亲，与她在另一个世界里团聚。
姚筱舟弥留之际，已经魂归故里，回到了他留恋的焦坪煤矿。儿女劝说，矿区应该属于土葬区的范围，那里有高高的凤凰山，有一大片先前埋藏在这里的矿工兄弟们，你在那里会与他们重逢，在那里归宿。
父亲眼里饱含泪水，似乎有一丝光亮从眸子里透露出来。他是多么想回到那个离别不久的矿区，那间尽管破落不堪已经废弃却收藏了他青春岁月的小窑洞，静静地躺在旧床上，没有欢乐与悲伤，安详地进入永远的梦乡。
姚筱舟就这么悄悄地走了。
竹片似的一叶小舟，轻轻滑入了他生命河流的港湾。
蕉萍，雨打芭蕉的雨停歇了，雨珠映照着绚丽的阳光，浮萍也终于把根深深地扎入泥土里。
不带走履历中的恩恩怨怨，一切归零。也不带走已经更新换代的矿区的一丝阳光，一缕淡淡的煤屑的气息，还有那周遭的山林小溪和鸟叫虫鸣，以及现代城市的喧哗与骚动，两袖清风，净身融入泥土。
真的，像无言的煤一样，他潜入了大地的深处。
生前友人送来一副挽联：生于赣逝于秦跨江入海一叶扁舟唱支山歌给党听，风吹蕉雨打萍吟诗作词四海歌绕金曲永怀爱国情。
埋葬了父亲，遵照遗嘱，女儿姚琴从抚恤金中拿出五万元，硬是塞到了陪伴父亲晚年的家乡阿姨张小梅手中，送她回到了老家江西铅山石塘养老。
带回了遗像，游子姚筱舟魂归故里，
石塘里的荷花也许已经开放，圣洁如初，芳香四溢。
责任编辑：刘羿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