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对孩子的疼爱程度与其他父亲一样，但从不溺爱。他家“入门虽三尺之童，见客均彬彬有礼。虽盛暑，男女无袒褐者。烟赌诸具，不使入门，虽两世官致通显，又值风俗竞尚繁华，谨守荆布之素，从未沾染习气”。他的后代中做官的不多，做学者、成良医的倒不少。四子孝同曾经征战辽东；孙左念恒做过知府，是诗人；曾孙左景鉴及其子左焕琮都是外科专家，其女左焕琛是心血管专家；曾孙左景伊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人才不少。那么，左宗棠是怎么做的呢？
　　立身不苟严字当头
　　左宗棠立身一丝不苟，年轻时即胸怀大志，锐意苦读，“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这与他后来教育子侄“读书做人，先要立志”是如出一辙的。对孩子的教育，左宗棠强调：“长一岁须长一岁志气，刻刻念念以学好为事，或免为下流之归。”他要孩子心中想个明白，立定主意，念念要学好，事事要学好。对自己的缺点一概猛省猛改，断不许少有回护，断不可因循苟且，务期与古时圣贤豪杰小时志气一般，方可慰父母之心，免被他人耻笑。
　　不被人耻笑是左宗棠家教的一个核心观念。左宗棠是一个有脾气的人，但他的脾气只是他为人直率的表现，直的另一面是实，而且一以贯之。如同他为左氏家庙所撰楹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那样，他要求子孙读书时“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
　　读书如此，做事也如此。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要做实事、立实功，无论是战场上，还是办洋务，他的目的都是求一个“实”字。他在家书中这样坦述：“我在军中，作一日是一日，作一事是一事，日日检点，总觉得自己多少不是，多少欠缺，方知陆清献公诗‘老大始知气质驳’一句，真是阅历后语。”
　　因此，自身的不苟和严格养就了左宗棠的严实家风。
　　读懂富贵的涵义
　　左宗棠并不反对富贵。他在家书中表示，读书人想通过应试求得一官半职，得以养家糊口，亦是人之常情。
　　但是富贵如何求？儒家认为，只要当谋取富贵的社会正当性与主体人格的完美性相一致，即获得富贵的手段合乎社会价值观中的正义和道德时，就是合理合法的。
　　左宗棠不仅认同这种富贵观，而且更加理性地认识到内心富贵才是真富贵，这与他的湖湘先贤周敦颐“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的富贵观是一致的。他提出了“富贵怕见开花”的观点。
　　左宗棠在给长子孝威的家书中说道：“我生平于仕宦一事，最无系恋慕爱之意，亦不以仕宦望子弟。谚云：富贵怕见开花。我一书生，从枯寂至显荣，不过数年，可谓速化之至。绚烂之极，正衰歇之征，惟常尽力，以上报国恩，下拯黎庶，做我一生应做之事，为尔等留些许地步。尔等更能蕴蓄培养，较之寒素子弟，加倍勤苦力学，则诗书世泽，或犹可引之弗替，不至一日渐灭殆尽也。”
　　左宗棠强调的是“富贵是把双刃剑”，富贵不可久，意在告诫家人不要贪恋富贵，要知道放手，富贵时要想到寥落，花开时要想到花谢，要有对危机的预见和警惕。所谓“贵不期骄而骄自至，富不期奢而奢自来”。
　　家教尚严方法尚实
　　“富贵怕见开花”，一句话把人世间最难处置的问题说清楚了。在实践中，左宗棠更是严格予以落实。
　　第一教子孙正确对待衣食。他要求“衣无求华，食无求美，用当用之钱，可不致缺矣”。他身居高位后，并非没有钱，但一方面要保证军中急需，另一方面要保持家中寒素家风，故告诫子孙以“要清苦淡泊为妙”。
　　第二是重视习气培养。他告诉儿子：“一国有一国之习气，一乡有一乡之习气，一家有一家之习气。有可法者，有足为戒者。心识其是非，而去其疵以成其醇，则为一国一乡之善士，一家不可少之人矣。”多次告诫孩子不可沾染世宦积习。
　　第三是注重苗头预警，毫不宽待。儿子孝宽没有事先报告，就在家中擅自做主加盖一栋楼，而后又将其改作轿厅。左宗棠获知以后，大为恼怒，写信严加申斥，指出，西北战事未息、自己的廉金即将告竭之时，兴此可停却不停之工，完全是只求美观，不顾事理。他指责这种做法是貌似古人孝亲的意思，却不记得父亲的训导，体谅父亲的心意。
　　第四是做事当思艰苦。从军以后，左宗棠非宴客不用海菜，严冬时依然穿破旧的袍子，希望和士卒共甘苦。在写给孩子的家书中，左宗棠常常忆苦思甜，提及左家积代贫寒，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继而要求孩子正确理解富贵，勤苦力学。
　　除了用自家苦境警示孩子外，他还反复申示“自古功名振世之人，大都早年备尝辛苦，至晚岁事权到手乃有建树，未闻早达而能大有所成者，天道非翕聚不能发舒，人事非历练不能通晓”的道理。因此，他严诫子弟：“以寡郊游，绝谐谑为第一要务，不可稍涉高兴，稍露矜持！”其源头仍在“勤苦力学”四字，“勤苦则奢淫之念不禁自无，力学则游惰之念不禁自消，而学业人品乃可与寒素相等矣”。
　　（郝景田荐自2016年5月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