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劳动者的技能、学习和创新能力，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产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面因素
教育一直被认为是改善社会流动性的利器。从古至今，不论中西，穷人的孩子要出人头地，受教育是错不了的事。接受教育，增进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随着收入增长，最终脱贫致富。贫苦人家的孩子最终也进入到社会的上层。
但这种经教育而从底层流向上层的流动之路正在收窄。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在新著《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中表达了对美国教育差距和社会流动性降低的担忧。家庭背景优越的孩子享受着各方面的优势：上精英学校、参加课外活动，家长对教育也更懂行；他们早早就踏上一条“成功”之路。家庭背景差的孩子，不仅上不了好学校，还面临来自家庭和社区的各种风险（家庭暴力、毒品、犯罪等）。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阶层固化成了美国社会的难题。
根据《经济学家》杂志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国的社会流动性甚至比美国还要低。美国大概一半的父母能把财富传给下一代，而中国则有60%，这个数字越高，意味着社会流动性越低。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流行性显著高于中美，一般只有20%的父母能把财富传给下一代。在人们的普遍印象里，改革开放30年，无数普通人富裕起来了，社会流动性应该非常大。为什么中国的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如此严重？中国社会阶层固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公立教育体系没有给穷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和有用的技能。
针对中国的农村教育问题，斯坦福大学的罗思高（Scott Rozelle）教授领导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做了大量研究。下面我基于REAP团队关于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下称普高和职高）的研究成果谈一些看法。
基于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均受教育水平大幅提高。例如在2010年，42岁的人群（1968年生）中，仅有2%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教育，24%的人上过小学，54%的人上过初中，13%的人上过高中，剩下7%的人上过大专、本科或研究生。
REAP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取得了巨大成果，超过90%的适龄青少年上完小学，上过初中。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普高和职高教育的普及做得还远远不够。在普查当年25岁至64岁的劳动力人口中，76%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普高或职高教育。在1980年出生的人群中，49%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普高或职高教育。虽然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比较，这个数字并不离谱，但这一现状仍然令人担忧。
更令人担心的是，与其他许多问题一样，中国的中等教育呈现巨大的城乡差距。
数据显示，对于城市的劳动力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55%），没有接受过任何普高或职高教育的人口比例是63%；对于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人口的45%），这个数字是92%。我们知道，许多接受过普高或职高教育的农村年轻人赴城市打工，因而被计入了城市劳动力。不过，这一对比仍然叫人吃惊。
普高和职高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为10年乃至20年后的劳动力市场做准备。很难想象，对于大多数没有接受过任何普高或职高教育的劳动者，在2030年劳动力市场上如何获得一份体面的工资。靠自己的努力打拼，会越来越困难。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产业升级”和“中等收入陷阱”。给定中国人口急速转型和老龄化的巨大压力，提高劳动力素质就变得尤为重要。劳动者的技能、学习和创新能力，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产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面因素。
除了上述的城乡差距，从REAP团队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大致得到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普通高中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学费太贵。许多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高中教育不仅能显著提高长期个人收入，也会为社会创造极大的外部性收益（如更低犯罪率、更高的创新能力）。哈佛大学的两位劳动经济学家克拉迪亚·戈丁（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在《教育和科技中的族裔》一书中甚至认为，美国在20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高中和大学教育扩张的结果。
未来的大量工作岗位需要如数学、工程、语文表达等综合知识和技能，普高的教学内容因此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切不可短视，由于眼前面临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就减缓对于普高的投入。
现实情况是，因为学费过于昂贵，许多农村的青年人宁愿放弃学业去城市打工。给定他们在短期面临的约束，这种选择无疑是理性的。但他们也很可能因此失去在未来提高技能水平的机会。合理的政策应是尽可能免除高中学费，甚至在国家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学杂费补贴。
有一种说法认为，现阶段推广12年义务教育会加剧城乡教育差距。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差距已经在那里了：农村家庭面临把孩子送去读高中的相对机会成本，要远高于城市家庭。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将教育改革与户籍改革联系起来，让移民子女有机会在财力较强的城市免费获得高中教育；同时通过定向财政转移，让城市有激励为移民子女提供教育。
第二，职高教育效果极其低下、辍学率高。职高基本是免费或费用极低，但大量职业高中完全没有起到它们应起的作用。从数据上看，它们对学生技能提高的效果基本是零。
因为缺少系统的评估和约束机制，中央对职高的财政投入基本打了水漂。为了争夺中央财政补贴，不少地方出现了抢生源、乃至伪造学生学籍的情况。由于中央定下了“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基调，这样的浪费仍在继续。
现状很糟糕，反而使得政策改进相对容易。一种可行的方式，是将资源转移到教学成果比较容易考核的普通高中。由于政策导向的约束，这种可能比较小。另一种方式是加强职业高中的问责，包括对职业高中学生知识水平、技能水平乃至就业情况的定期评估和公示，并且将中央补贴与学校教育的绩效挂钩。尤其是提高优秀教师的待遇，使他们有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评估应由中央或省级教育主管部门执行。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评估方式，应是标准化统一考试，因其最透明、最公平。
还有一个突破口是动员家长和学生的积极性，给予他们选择学校和向教育主管部门反馈教学质量的权利；同时，通过考试，给予优秀的职高学生进入高等职业院校学习的机会。中国能够大体上把普通高中办好，就没有理由办不好职业高中。
扩大普通高中覆盖面，改革职业技术高中教育，迫在眉睫。
作者为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博士候选人，目前在斯坦福大学访问
教育一直被认为是改善社会流动性的利器。从古至今，不论中西，穷人的孩子要出人头地，受教育是错不了的事。接受教育，增进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随着收入增长，最终脱贫致富。贫苦人家的孩子最终也进入到社会的上层。
但这种经教育而从底层流向上层的流动之路正在收窄。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在新著《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中表达了对美国教育差距和社会流动性降低的担忧。家庭背景优越的孩子享受着各方面的优势：上精英学校、参加课外活动，家长对教育也更懂行；他们早早就踏上一条“成功”之路。家庭背景差的孩子，不仅上不了好学校，还面临来自家庭和社区的各种风险（家庭暴力、毒品、犯罪等）。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阶层固化成了美国社会的难题。
根据《经济学家》杂志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国的社会流动性甚至比美国还要低。美国大概一半的父母能把财富传给下一代，而中国则有60%，这个数字越高，意味着社会流动性越低。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流行性显著高于中美，一般只有20%的父母能把财富传给下一代。在人们的普遍印象里，改革开放30年，无数普通人富裕起来了，社会流动性应该非常大。为什么中国的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如此严重？中国社会阶层固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公立教育体系没有给穷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和有用的技能。
高中教育的危机
针对中国的农村教育问题，斯坦福大学的罗思高（Scott Rozelle）教授领导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做了大量研究。下面我基于REAP团队关于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下称普高和职高）的研究成果谈一些看法。
基于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均受教育水平大幅提高。例如在2010年，42岁的人群（1968年生）中，仅有2%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教育，24%的人上过小学，54%的人上过初中，13%的人上过高中，剩下7%的人上过大专、本科或研究生。
REAP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取得了巨大成果，超过90%的适龄青少年上完小学，上过初中。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普高和职高教育的普及做得还远远不够。在普查当年25岁至64岁的劳动力人口中，76%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普高或职高教育。在1980年出生的人群中，49%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普高或职高教育。虽然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比较，这个数字并不离谱，但这一现状仍然令人担忧。
更令人担心的是，与其他许多问题一样，中国的中等教育呈现巨大的城乡差距。
数据显示，对于城市的劳动力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55%），没有接受过任何普高或职高教育的人口比例是63%；对于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人口的45%），这个数字是92%。我们知道，许多接受过普高或职高教育的农村年轻人赴城市打工，因而被计入了城市劳动力。不过，这一对比仍然叫人吃惊。
普高和职高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为10年乃至20年后的劳动力市场做准备。很难想象，对于大多数没有接受过任何普高或职高教育的劳动者，在2030年劳动力市场上如何获得一份体面的工资。靠自己的努力打拼，会越来越困难。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产业升级”和“中等收入陷阱”。给定中国人口急速转型和老龄化的巨大压力，提高劳动力素质就变得尤为重要。劳动者的技能、学习和创新能力，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产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面因素。
改革高中教育迫在眉睫
除了上述的城乡差距，从REAP团队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大致得到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普通高中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学费太贵。许多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高中教育不仅能显著提高长期个人收入，也会为社会创造极大的外部性收益（如更低犯罪率、更高的创新能力）。哈佛大学的两位劳动经济学家克拉迪亚·戈丁（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在《教育和科技中的族裔》一书中甚至认为，美国在20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高中和大学教育扩张的结果。
未来的大量工作岗位需要如数学、工程、语文表达等综合知识和技能，普高的教学内容因此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切不可短视，由于眼前面临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就减缓对于普高的投入。
现实情况是，因为学费过于昂贵，许多农村的青年人宁愿放弃学业去城市打工。给定他们在短期面临的约束，这种选择无疑是理性的。但他们也很可能因此失去在未来提高技能水平的机会。合理的政策应是尽可能免除高中学费，甚至在国家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学杂费补贴。
有一种说法认为，现阶段推广12年义务教育会加剧城乡教育差距。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差距已经在那里了：农村家庭面临把孩子送去读高中的相对机会成本，要远高于城市家庭。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将教育改革与户籍改革联系起来，让移民子女有机会在财力较强的城市免费获得高中教育；同时通过定向财政转移，让城市有激励为移民子女提供教育。
第二，职高教育效果极其低下、辍学率高。职高基本是免费或费用极低，但大量职业高中完全没有起到它们应起的作用。从数据上看，它们对学生技能提高的效果基本是零。
因为缺少系统的评估和约束机制，中央对职高的财政投入基本打了水漂。为了争夺中央财政补贴，不少地方出现了抢生源、乃至伪造学生学籍的情况。由于中央定下了“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基调，这样的浪费仍在继续。
现状很糟糕，反而使得政策改进相对容易。一种可行的方式，是将资源转移到教学成果比较容易考核的普通高中。由于政策导向的约束，这种可能比较小。另一种方式是加强职业高中的问责，包括对职业高中学生知识水平、技能水平乃至就业情况的定期评估和公示，并且将中央补贴与学校教育的绩效挂钩。尤其是提高优秀教师的待遇，使他们有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评估应由中央或省级教育主管部门执行。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评估方式，应是标准化统一考试，因其最透明、最公平。
还有一个突破口是动员家长和学生的积极性，给予他们选择学校和向教育主管部门反馈教学质量的权利；同时，通过考试，给予优秀的职高学生进入高等职业院校学习的机会。中国能够大体上把普通高中办好，就没有理由办不好职业高中。
扩大普通高中覆盖面，改革职业技术高中教育，迫在眉睫。
作者为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博士候选人，目前在斯坦福大学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