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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呈现多元化。国内左右两派围绕着中国道路展开激烈争论，妄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干扰中国前进的正确方向。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左”或“右”两种错误思潮，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关键词]中国道路；老路；邪路；正路
[DOI]10. 13939/j. cnki. zgsc. 2016. 06. 187
道路问题是当下的焦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近代问题。这个问题涉及三个方面：第一，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处何地”，能做怎样的评价；第二，我们“将欲何往”；第三，带着这两个问题来回溯历史，回答“从何而来”的问题。十八大召开后，中央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回答了不走什么样的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国内左右两派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背后实质上是道路之争，即“中国将欲何往”。文章通过对老路和邪路的梳理、分析，有利地证明了老路不会使中国走向富强，而是倒退落后之路；邪路是全盘西化之路，只能葬送社会主义。因此，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正路。这将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和精神动力，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1 老路：倒退落后之路
老路是指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左翼承认是老路，并且认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路”，但绝不承认“封闭僵化”，认为前30年既不封闭，也不僵化。第一，不封闭。他们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因冷战兴起，搞社会主义又缺乏经验，只能向苏联学习，但我们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开放的。第二，不僵化。1956年，毛泽东判明一五计划出了问题，他对发展战略作了修正，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还一直在寻找继续革命的道路，来防修反修。探索在公有制实现的条件下，如何把分配差距进一步压缩，实现社会主义平等；如何防止管理庞大公有资产的官僚队伍走向特权化，进而脱离群众，走向腐败，并且发动群众把他们作为走资派赶下台。虽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出了问题，但他毕竟是站在中国最前沿进行探索的伟大历史人物，他犯的错误是一个前沿探索者的错误。
左翼不承认封闭僵化，他们认为这条老路是“正路”，而这“正路”包含着对改革开放30多年出现的负面问题的反映：党政大面积的腐败。贫富分化急速加剧。社会风气不断恶化。诚信的大规模流失，人与人之间相互防范，种种丑恶现象不断突破传统道德底线，人们的不安全感上升。左翼认为，如果在老路时期，这些问题都能得到极大的约束，那时候党政比较的清廉，分化很小。当时的制度安排使钱拿来无用，并把金钱的使用范围约束到极其狭窄的领域，很难发生谋求货币的腐败。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货币加上票证，才构成现实的购买力，票证是按人头分配的，绝对的平均主义。所以那时要谋求货币特权的动机不是很大。而且毛主席经常搞运动，搞自上而下的思想教育以及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官员在这两种约束之下，一般来讲，上位者洁身自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着恐惧感兢兢业业的工作，腐败很小。分化也约束得很紧，包括城乡、各阶层的差异，都非常小。虽然实行八级工资制，但收入差距很小，例如某钢厂从领导到工人月收入压缩在21～29元。那时财富也不是一个社会的中心，所以以性和财富为主的犯罪，大面积消失了。黄赌毒在中国50年代就消失了。
十八大之前，人们把目光投向了重庆。左翼人士都跑到重庆，他们以为重庆找到了共同富裕之路，以为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农民也可以分享到一定的利益。当重庆事件出来后，国内的左翼非常的迷茫，不知如何是好。这批人确实想走老路，但市场已经展开，分化已经展开，回到过去扁平的分配道路几无可能。除非进行一场革命，而革命在当今世界是不可能的。以变更财产分配为目标的社会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俄国和中国取得成功，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处于前工业化时期，都是以土地（不动产）作为主要社会财富的。当一个国家的财富从土地转移为动产—货币为主时，这种社会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因为一旦革命，这些资产（本）会一夜消失。资本一旦消失，企业关闭，随之大面积失业，这种革命的结果是满盘皆输。
总之，老路当中的某种诉求，不能说不合理，但老路走不动了，不能走了，再也回不去了。更何况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知识精英已经堵住了走老路的任何可能性。他们是上层、精英，把左翼思潮看成是民粹主义，害怕底层起来造反。所以我们不能回到老路上来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但左翼关注的这些问题必须正视，而且必须加以解决。
2 邪路：全盘西化之路
邪路，即改旗易帜，实行宪政民主，瞄准的就是西方的政体，目前在政治、经济、知识界甚至党内都占很大的比重，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现在主导舆论的“公知”们，基本上属于这一派。
右翼认为，改旗易帜他们同意，但绝不同意这是邪路，他们也自认为是“正路”。右翼人士很多年前就提出了要中国共产党卷旗易帜。一种是卷旗不放枪，放下社会主义、共产党，把党旗、国旗卷掉，权力不能放；一种是卷旗放枪。旗卷了，权力不是放不放的问题，而是变成了民主选举，由老百姓决定。他们要求改旗帜，走宪政民主的道路。他们对十八大的最大期待：把政改提上日程，结果未能如愿。这些右翼思潮在知识界占主流地位，在经济精英中也占相当的比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右翼还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当前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30多年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归结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一厢情愿的以为只要改旗易帜，所有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不改旗易帜，不进行政改，死路一条。而政治体制改革，在自由派看来目标是极清晰的，因为榜样就在那里：欧美的宪政民主制——三权分立、政党轮替、定期选举。他们强烈提出这个要求，并要求兑现，这使得我们党的意识形态非常被动。如果走这条路，在13亿人的国土上搞选举、三权分立、宪政，就意味着要重新安排政治格局，对60多年的政权进行颠覆、重建，关系甚大。 当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时，右派就归结为政体改革的滞后，无时无刻不期待着政体的改制。这样目标就会集中，把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分析，高度简化，形成结论：腐败—一党执政—专制。他们认为如果按照现有的道路走下去，不走宪政道路，就是死路一条，绝路一条。向中央发出信号，必须改革政体，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有出路。这股思潮有强大的拥垒，对我们现有的政体构成了强大的挑战。优点是简洁、明了，缺点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改革开放30多年各阶层的不满聚焦在一个地方。一旦我们的某些政策出现重大失误，引起很大的不满时，矛头就会聚焦在一个点（政体）上，装在自由主义的发泄筒中进行攻击，很容易把体制颠覆，最终受苦受难的还是广大人民群众。
然而，我们不应把自由主义看成是心怀叵测者，它确实有其现实基础，代表了一大股社会思潮。他们表述的语言很简洁，但没有提出一个分析当代中国的框架，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而已。不是自由主义理论上错了，而是他们太浅薄了，他们给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太简单、幼稚。如果选票能解决当今所有的问题，那么伊拉克、埃及、利比亚、阿富汗也不会至今动荡不安了。
因此，邪路是走不通的。
3 唯一正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践证明：老路、邪路都是走不通的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央给出了重要判断：它关乎党的命脉，民族命运，国家前途，人民幸福[1]，证明中央对当前的形势有高度的自觉，对老路和邪路有清醒的认识和防范，对我们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充分的自信和底气。我们的自信和底气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3. 1 来自于30多年改革开放的正面成果
主要表现为30多年如此大的变革还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综合国力的跃升。快速的变革使亿万群众卷入到市场经济，来谋求各自的生计，追求各自的机会，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动荡，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因为在世界范围内，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如此快的发展速度，它本身就会引起原有秩序的破坏和新秩序的重建，旧问题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来了。改革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并且保持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大体稳定。
3. 2 来自于百年中国梦的接近实现
在极短的时间内（35年），我们似乎实现了民族的百年期盼——完成了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虽然还有一段距离）。[2]尤其是21世纪初（2002年），我们加入WTO后，GDP总量快速超过英、法、德，2011年超过日本，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现在要超越美国，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就GDP而言，中国在未来某个时段赶上美国，毫无疑义。经济史学家麦迪逊认为是2030年。[3]有人认为按照实际的购买力，我们已经超越美国。
2011年我们超过日本后，引起了两国国民巨大的心理变化。日本对中国的百年鄙视，我们对日本的百年仰视，突然间就发生变动。现在日本不再是我们的模范、老师、仰视的对象，而是变成了一个教训，因为它的经济发展停滞了近20年。这种心理的变动是引起民族主义高涨的重要原因，从甲午战争到2011年，我们综合国力平稳较快的上升并超过日本，现在是要求日本的国民、政界、知识界平视中国的时候了。[3]
4 结 论
中国要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走一条正确的道路。中国既不会走老路，更不走邪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是正路。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这个曾经拥有辉煌历史记忆的古老民族，在经历了近代一百多年的屈辱和苦难之后，必将重新回复到1840年之前她在亚洲、在世界应有的位置。而这个目标，我们已经依稀可见，正在抵达。
参考文献：
[1]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本杰明-史华兹.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3]沟口雄三. 作为方法的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4]康有为. 孔子改制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关键词]中国道路；老路；邪路；正路
[DOI]10. 13939/j. cnki. zgsc. 2016. 06. 187
道路问题是当下的焦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近代问题。这个问题涉及三个方面：第一，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处何地”，能做怎样的评价；第二，我们“将欲何往”；第三，带着这两个问题来回溯历史，回答“从何而来”的问题。十八大召开后，中央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回答了不走什么样的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国内左右两派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背后实质上是道路之争，即“中国将欲何往”。文章通过对老路和邪路的梳理、分析，有利地证明了老路不会使中国走向富强，而是倒退落后之路；邪路是全盘西化之路，只能葬送社会主义。因此，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正路。这将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和精神动力，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1 老路：倒退落后之路
老路是指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左翼承认是老路，并且认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路”，但绝不承认“封闭僵化”，认为前30年既不封闭，也不僵化。第一，不封闭。他们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因冷战兴起，搞社会主义又缺乏经验，只能向苏联学习，但我们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开放的。第二，不僵化。1956年，毛泽东判明一五计划出了问题，他对发展战略作了修正，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还一直在寻找继续革命的道路，来防修反修。探索在公有制实现的条件下，如何把分配差距进一步压缩，实现社会主义平等；如何防止管理庞大公有资产的官僚队伍走向特权化，进而脱离群众，走向腐败，并且发动群众把他们作为走资派赶下台。虽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出了问题，但他毕竟是站在中国最前沿进行探索的伟大历史人物，他犯的错误是一个前沿探索者的错误。
左翼不承认封闭僵化，他们认为这条老路是“正路”，而这“正路”包含着对改革开放30多年出现的负面问题的反映：党政大面积的腐败。贫富分化急速加剧。社会风气不断恶化。诚信的大规模流失，人与人之间相互防范，种种丑恶现象不断突破传统道德底线，人们的不安全感上升。左翼认为，如果在老路时期，这些问题都能得到极大的约束，那时候党政比较的清廉，分化很小。当时的制度安排使钱拿来无用，并把金钱的使用范围约束到极其狭窄的领域，很难发生谋求货币的腐败。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货币加上票证，才构成现实的购买力，票证是按人头分配的，绝对的平均主义。所以那时要谋求货币特权的动机不是很大。而且毛主席经常搞运动，搞自上而下的思想教育以及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官员在这两种约束之下，一般来讲，上位者洁身自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着恐惧感兢兢业业的工作，腐败很小。分化也约束得很紧，包括城乡、各阶层的差异，都非常小。虽然实行八级工资制，但收入差距很小，例如某钢厂从领导到工人月收入压缩在21～29元。那时财富也不是一个社会的中心，所以以性和财富为主的犯罪，大面积消失了。黄赌毒在中国50年代就消失了。
十八大之前，人们把目光投向了重庆。左翼人士都跑到重庆，他们以为重庆找到了共同富裕之路，以为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农民也可以分享到一定的利益。当重庆事件出来后，国内的左翼非常的迷茫，不知如何是好。这批人确实想走老路，但市场已经展开，分化已经展开，回到过去扁平的分配道路几无可能。除非进行一场革命，而革命在当今世界是不可能的。以变更财产分配为目标的社会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俄国和中国取得成功，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处于前工业化时期，都是以土地（不动产）作为主要社会财富的。当一个国家的财富从土地转移为动产—货币为主时，这种社会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因为一旦革命，这些资产（本）会一夜消失。资本一旦消失，企业关闭，随之大面积失业，这种革命的结果是满盘皆输。
总之，老路当中的某种诉求，不能说不合理，但老路走不动了，不能走了，再也回不去了。更何况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知识精英已经堵住了走老路的任何可能性。他们是上层、精英，把左翼思潮看成是民粹主义，害怕底层起来造反。所以我们不能回到老路上来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但左翼关注的这些问题必须正视，而且必须加以解决。
2 邪路：全盘西化之路
邪路，即改旗易帜，实行宪政民主，瞄准的就是西方的政体，目前在政治、经济、知识界甚至党内都占很大的比重，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现在主导舆论的“公知”们，基本上属于这一派。
右翼认为，改旗易帜他们同意，但绝不同意这是邪路，他们也自认为是“正路”。右翼人士很多年前就提出了要中国共产党卷旗易帜。一种是卷旗不放枪，放下社会主义、共产党，把党旗、国旗卷掉，权力不能放；一种是卷旗放枪。旗卷了，权力不是放不放的问题，而是变成了民主选举，由老百姓决定。他们要求改旗帜，走宪政民主的道路。他们对十八大的最大期待：把政改提上日程，结果未能如愿。这些右翼思潮在知识界占主流地位，在经济精英中也占相当的比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右翼还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当前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30多年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归结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一厢情愿的以为只要改旗易帜，所有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不改旗易帜，不进行政改，死路一条。而政治体制改革，在自由派看来目标是极清晰的，因为榜样就在那里：欧美的宪政民主制——三权分立、政党轮替、定期选举。他们强烈提出这个要求，并要求兑现，这使得我们党的意识形态非常被动。如果走这条路，在13亿人的国土上搞选举、三权分立、宪政，就意味着要重新安排政治格局，对60多年的政权进行颠覆、重建，关系甚大。 当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时，右派就归结为政体改革的滞后，无时无刻不期待着政体的改制。这样目标就会集中，把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分析，高度简化，形成结论：腐败—一党执政—专制。他们认为如果按照现有的道路走下去，不走宪政道路，就是死路一条，绝路一条。向中央发出信号，必须改革政体，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有出路。这股思潮有强大的拥垒，对我们现有的政体构成了强大的挑战。优点是简洁、明了，缺点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改革开放30多年各阶层的不满聚焦在一个地方。一旦我们的某些政策出现重大失误，引起很大的不满时，矛头就会聚焦在一个点（政体）上，装在自由主义的发泄筒中进行攻击，很容易把体制颠覆，最终受苦受难的还是广大人民群众。
然而，我们不应把自由主义看成是心怀叵测者，它确实有其现实基础，代表了一大股社会思潮。他们表述的语言很简洁，但没有提出一个分析当代中国的框架，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而已。不是自由主义理论上错了，而是他们太浅薄了，他们给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太简单、幼稚。如果选票能解决当今所有的问题，那么伊拉克、埃及、利比亚、阿富汗也不会至今动荡不安了。
因此，邪路是走不通的。
3 唯一正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践证明：老路、邪路都是走不通的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央给出了重要判断：它关乎党的命脉，民族命运，国家前途，人民幸福[1]，证明中央对当前的形势有高度的自觉，对老路和邪路有清醒的认识和防范，对我们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充分的自信和底气。我们的自信和底气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3. 1 来自于30多年改革开放的正面成果
主要表现为30多年如此大的变革还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综合国力的跃升。快速的变革使亿万群众卷入到市场经济，来谋求各自的生计，追求各自的机会，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动荡，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因为在世界范围内，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如此快的发展速度，它本身就会引起原有秩序的破坏和新秩序的重建，旧问题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来了。改革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并且保持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大体稳定。
3. 2 来自于百年中国梦的接近实现
在极短的时间内（35年），我们似乎实现了民族的百年期盼——完成了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虽然还有一段距离）。[2]尤其是21世纪初（2002年），我们加入WTO后，GDP总量快速超过英、法、德，2011年超过日本，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现在要超越美国，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就GDP而言，中国在未来某个时段赶上美国，毫无疑义。经济史学家麦迪逊认为是2030年。[3]有人认为按照实际的购买力，我们已经超越美国。
2011年我们超过日本后，引起了两国国民巨大的心理变化。日本对中国的百年鄙视，我们对日本的百年仰视，突然间就发生变动。现在日本不再是我们的模范、老师、仰视的对象，而是变成了一个教训，因为它的经济发展停滞了近20年。这种心理的变动是引起民族主义高涨的重要原因，从甲午战争到2011年，我们综合国力平稳较快的上升并超过日本，现在是要求日本的国民、政界、知识界平视中国的时候了。[3]
4 结 论
中国要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走一条正确的道路。中国既不会走老路，更不走邪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是正路。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这个曾经拥有辉煌历史记忆的古老民族，在经历了近代一百多年的屈辱和苦难之后，必将重新回复到1840年之前她在亚洲、在世界应有的位置。而这个目标，我们已经依稀可见，正在抵达。
参考文献：
[1]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本杰明-史华兹.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3]沟口雄三. 作为方法的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4]康有为. 孔子改制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