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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在对传统规制指标改进的基础上，运用2003年～2013年中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就环境规制与FDI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有：一是考虑地区行业组成特点的环境规制指标更能反应一个地区的规制水平；二是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门槛效益，环境规制强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在最优的规制强度区间内，环境规制才能促进外商直接投资。
关键词：FDI；环境规制；门槛效益；强度异质性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连续多年成为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我国的环境质量明显恶化，在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排名中位置不断下降，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规制措施加强环境规制水平。而一个地区的制度环境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且外资企业往往比本土企业对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反应更敏感。那随着我国规制水平的逐步提高，有多少外商直接投资会受到影响，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能力是否会下降？环境规制水平是否越高越好？
污染天堂假说是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最早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假说，假说认为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会使发达国家的污染密集型企业到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导致发展中国家成为跨国企业的“污染避难所”。虽然该假说在理论上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但实证检验有的支持该假说（傅京燕，2010；Chen，2013），有的不支持该假说（Wheeler，2001；Dean，2005）。要素禀赋理论强调自然资源在企业选址过程中的重要性，要素禀赋的优势高于环境规制的成本时，企业会选择规制水平较高的地区（Copeland，2004）。波特假说（Porter，1995）也认为当环境规制产生的创新补偿效应超过服从成本时，规制才促进创新。因此我们推断当与环境规制相关的收益高于服从的规制成本时，环境规制促进FDI，当收益低于成本时，环境规制与FDI呈负相关关系，即环境规制与FDI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
本文用中国2003年～2013年的地区面板数据检验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并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拓展：首先，基于行业组成特点构建地区环境规制指标，并与传统指标进行比较以验证该指标的合理性；其次，为检验环境规制与FDI的非线性关系，文章采用门槛回归的方法对强度异质性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检验。文章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是环境规制水平的衡量；第三部分是不同规制强度下环境规制对FDI影响的门槛效益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 环境规制水平的衡量
传统环境规制指标会高估污染密集型行业聚集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而低估清洁型行业聚集地区的规制水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参照Levinson（2002）提出的指标构建方法对我国地区环境规制水平进行重新衡量。
该指数包含实际治理成本和预测治理成本两部分，其中实际治理成本是不考虑行业组成特点的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成本，预测治理成本是根据地区的行业组成，通过全国的污染治理成本计算而得。实际治理成本为地区污染治理投资额与地区产值的比重：ERSrt=■（1）
其中，Prt代表r地区t年的污染治理投资额，而Yrt是指r地区t年的工业总产值，ERSrt是指未经行业调整的一般环境规制指标，也是现有文献较为常见的一种指标，往往环境规制水平越高越高的地区污染治理投资额度越大。为了考虑地区的行业组成特别，构建如下预测治理成本：ER？譓rt=■■■（2）
Yirt表示r地区i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即该行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本文选取的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划分的28个行业，Prt表示i行业的全国治理投资总额，Yrt同样是指r地区t年的工业总产值，ER？譓rt是指用地区的行业总产值占全国该行业总产值的比值作为权重来预测的环境规制指标，该指标表明污染密集型行业聚集的地区污染治理投资较大，清洁型行业聚集的地区污染治理投资较小。为构建地区之间行业调整的环境规制指标，将实际治理成本与预测治理成本相除得到本文的环境规制指标：ERS*rt=■（3）
当ERS*rt大于1时，表明地区r的企业比其他地区相同行业的企业进行更多的污染治理投资；当ERS*rt小于1时，表明地区r的企业比其他地区相同行业的企业进行更少的污染治理投资。因此，ERS*rt值越大表明该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越大，ERS*rt值越小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越弱。
三、 实证检验
1. 基础模型。
（1）模型设定。为检验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并检验文章第二部分指标构建的合理性，本部分以FD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传统环境规制指标和调整后的指标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在模型中加入地区总产值、就业人数、人力资本水平和工资水平等作为控制变量，具体模型如下：
LnFDIit=？琢i ？酌t ？茁1LnERSit ？茁2LnGDPit ？茁3LnEPit ？茁4LnHCit ？茁5LnWAGEit ？着it（4）
其中，FDIit、ERSit、GDPit、EPit、HCit、WAGEit分别表示i地区t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水平、地区总产值、就业人数、人力资本和工资水平。？琢i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目的在于控制不随时间而变的地区特定影响。？酌t解释了回归模型中没有包括的与时间有关且不随地区的不同而变化的效应，？着it为随机扰动项。
（2）数据与变量说明。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水平的具体衡量方法已在文章第二部分给出了详细接受。为检验该指标的合理性，在基础模型部分，文章选取了传统环境规制的衡量指标-单位产出的污染治理投资额与本文所构建的指标进行对比。其他控制变量均沿用以往学者的方法，以不变价格的地区总产值和就业人数来反应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不变价格的工资水平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的劳动力成本。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具体我们采用Barro和Lee（2000）的方法。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同时为了消除物价变动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我们对所用到的价格数据均以2003年为基期作了平减。 （3）回归结果分析。为了检验第二部分构建环境规制指标的合理性，我们将研究地区分为污染密集型企业较多的地区和污染密集型企业较少的地区两种，其中污染密集型行业我们采用李平（2013）的划分方法。文章采用stata对面板数据进行OLS回归，回归过程中采用了去除异方差的处理，具体回归结果如表1。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污染密集型行业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均阻碍外商直接投资，且调整后的环境规制指标的影响系数（0.047 49）小于传统指标的系数（0.115 3）。而在污染密集型行业较少的地区，环境规制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且调整后的环境规制指标的影响系数（0.409 3）大于传统指标的系数（0.281 6），由此验证了我们前面的观点，即传统指标会高估污染密集型行业聚集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而低估清洁型行业聚集地区的规制水平，同时，在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同，因此环境规制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我们将在门槛回归模型中具体介绍。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验证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2. 门槛模型。要素禀赋理论和波特假说从理论上说明了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文章基础模型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同，而门槛模型是解决非线性模型最简洁的方法之一。因此，本文将采用Caner（2004）和Hansen（1999）发展的门槛回归思路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三重门槛模型如下：
LnFDIit=？琢0 ？茁1LnERSit×I（Mit？燮？子1） ？茁2LnERSit×I（？子1？子3） ？茁5LnGDPit ？茁6LnEPit ？茁7LnHCit ？着it（5）
其中相应变量的含义不变。Mit为门槛变量，这里我们选用调整后的环境规制指标作为门槛变量；？子为特定的门槛值；I（g）为一个示性函数，？着it～iid（0，？滓2）为随机干扰项。我们运用stata软件进行Bootstrap自抽样门槛检验，得到三个门槛值分别是0.132，1.245，和2.022，从而将企业所受到的环境规制分为（Mit？燮0.132）、（0.1322.022）4个不同的规制强度区间，具体回归结果如表2的第二列和第三列。
门槛回归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门槛效益。在由第二部分的指标构造可知，本文所采用的环境规制指标越大则表明环境规制水平越强。第一区间内，环境规制促进外商直接投资，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在第二区间，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增加，随后在第三区间内又有所下降，在第四区间内，环境规制甚至阻碍外商直接投资，即环境规制存在一个最优的区间。
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门槛效应是由环境规制对FDI的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共同决定的，同时也与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的发展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历程密切相关。首先，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既有增加企业成本而减少外商投资的挤出效应，也有促进企业创新和发挥禀赋优势从而超越规制成本的激励效应，最终的影响取决于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的权衡。其次，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给企业的自主选择空间较少，不利于企业利用禀赋优势或创新优势来弥补规制造成的成本，因此规制对外商投资的影响作用较少。随着政府规制政策的创新，企业的灵活度逐渐变大，企业可以通过创新降低服从规制的成本，从而增加投资。但规制水平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若规制成本太大，企业便会丧失投资动机。
地区总产值和就业人数的符号与我们预期的一样，二者都显著的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说明巨大的市场规模仍是我们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人力资本水平与我们预期的符号相反，这说明现阶段外商投资仍然是追求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对高技术人才需求不高。
3. 稳健性检验。环境规制水平会影响外商投资，同样外商投资也会影响环境规制水平（Birdsall，1993），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Antweiler（2001）认为环境规制是内生的，由收入水平决定，因此可以用人均收入水平作为环境规制水平的代理指标。陆旸（2009）也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人均收入水平高度相关，并用人均收入水平作环境规制水平的指标。我们将运用人均收入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具体回归结果如表2第四列和第五列：
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规制水平密切相关，一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方环境规制水平也较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环境规制水平也较高。稳健性检验同样显示环境规制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呈现明显的门槛效益，只有在最优的规制水平，环境规制才会促进外商投资，环境规制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外商投资的引进。环境库兹涅茨（EKC）曲线表明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使得环境污染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呈现倒“U”型关系。经济发展水平低时，企业多投资污染密集型行业，严格的环境规制阻碍新企业进入污染密集型行业（List，2000），因此企业更多的寻求规制水平低的地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企业对环境的要求也随之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企业实现良好的投资环境。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很好地展示了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U”型关系。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2003年～2013年中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进行了检验。首先，考虑地区的行业组成特点，文章重新构建环境规制的衡量指标，并通过与传统指标的对比，实证检验指标的合理性。其次，通过门槛回归方法检验了环境规制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的存在，稳健性检验更明确显示了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U”型关系。 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面临着环境问题改善与经济绩效提高的权衡问题。而我国环境管理体系尚不完善，地方政府竞相采取措施吸引外商投资往往会出现“底线赛跑”的现象，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使我们沦为发达国家污染密集产业的避难所。因此政府应根据地区特点设置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并灵活选择规制工具。环境规制强度并非越高越好，应避免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避免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实施中"寻租"现象的出现，政府应多采用市场型规制措施，并适时采用激励型措施引导企业自觉提高环保意识。
参考文献：
[1] 傅京燕，李丽莎.FDI、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经验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0，（7）：65-74.
[2] Harbaugh W T， Levinson A， Wilson D M.R- eexamining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a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2，84（3）：541-551.
[3] Copeland B R， Taylor M S.Trade，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4，（42）：7-71.
[4] Porter M E， van der Linde C.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1995，（9）：97-118.
[5] 李平，慕绣如.波特假说的滞后性和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分析——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果的检验[J].产业经济研究，2013，（4）：21-29.
[6] Hansen，B.E.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Journal of Economics，1999，93（2）， 345-368.
[7] 陆旸.环境规制影响了污染密集型商品的贸易比较优势吗？[J].经济研究，2009，（4）：28-40.
[8] 蒋伏心，纪越，白俊红.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关系——基于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14，（11）.
[9] 万建香.环境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亚洲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影响因素及战略选择”（项目号：11AZD036）。
作者简介：慕绣如（1987-），女，汉族，山东省烟台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和投资。
收稿日期：2016-01-21。
关键词：FDI；环境规制；门槛效益；强度异质性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连续多年成为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我国的环境质量明显恶化，在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排名中位置不断下降，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规制措施加强环境规制水平。而一个地区的制度环境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且外资企业往往比本土企业对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反应更敏感。那随着我国规制水平的逐步提高，有多少外商直接投资会受到影响，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能力是否会下降？环境规制水平是否越高越好？
污染天堂假说是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最早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假说，假说认为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会使发达国家的污染密集型企业到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导致发展中国家成为跨国企业的“污染避难所”。虽然该假说在理论上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但实证检验有的支持该假说（傅京燕，2010；Chen，2013），有的不支持该假说（Wheeler，2001；Dean，2005）。要素禀赋理论强调自然资源在企业选址过程中的重要性，要素禀赋的优势高于环境规制的成本时，企业会选择规制水平较高的地区（Copeland，2004）。波特假说（Porter，1995）也认为当环境规制产生的创新补偿效应超过服从成本时，规制才促进创新。因此我们推断当与环境规制相关的收益高于服从的规制成本时，环境规制促进FDI，当收益低于成本时，环境规制与FDI呈负相关关系，即环境规制与FDI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
本文用中国2003年～2013年的地区面板数据检验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并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拓展：首先，基于行业组成特点构建地区环境规制指标，并与传统指标进行比较以验证该指标的合理性；其次，为检验环境规制与FDI的非线性关系，文章采用门槛回归的方法对强度异质性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检验。文章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是环境规制水平的衡量；第三部分是不同规制强度下环境规制对FDI影响的门槛效益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 环境规制水平的衡量
传统环境规制指标会高估污染密集型行业聚集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而低估清洁型行业聚集地区的规制水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参照Levinson（2002）提出的指标构建方法对我国地区环境规制水平进行重新衡量。
该指数包含实际治理成本和预测治理成本两部分，其中实际治理成本是不考虑行业组成特点的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成本，预测治理成本是根据地区的行业组成，通过全国的污染治理成本计算而得。实际治理成本为地区污染治理投资额与地区产值的比重：ERSrt=■（1）
其中，Prt代表r地区t年的污染治理投资额，而Yrt是指r地区t年的工业总产值，ERSrt是指未经行业调整的一般环境规制指标，也是现有文献较为常见的一种指标，往往环境规制水平越高越高的地区污染治理投资额度越大。为了考虑地区的行业组成特别，构建如下预测治理成本：ER？譓rt=■■■（2）
Yirt表示r地区i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即该行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本文选取的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划分的28个行业，Prt表示i行业的全国治理投资总额，Yrt同样是指r地区t年的工业总产值，ER？譓rt是指用地区的行业总产值占全国该行业总产值的比值作为权重来预测的环境规制指标，该指标表明污染密集型行业聚集的地区污染治理投资较大，清洁型行业聚集的地区污染治理投资较小。为构建地区之间行业调整的环境规制指标，将实际治理成本与预测治理成本相除得到本文的环境规制指标：ERS*rt=■（3）
当ERS*rt大于1时，表明地区r的企业比其他地区相同行业的企业进行更多的污染治理投资；当ERS*rt小于1时，表明地区r的企业比其他地区相同行业的企业进行更少的污染治理投资。因此，ERS*rt值越大表明该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越大，ERS*rt值越小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越弱。
三、 实证检验
1. 基础模型。
（1）模型设定。为检验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并检验文章第二部分指标构建的合理性，本部分以FD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传统环境规制指标和调整后的指标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在模型中加入地区总产值、就业人数、人力资本水平和工资水平等作为控制变量，具体模型如下：
LnFDIit=？琢i ？酌t ？茁1LnERSit ？茁2LnGDPit ？茁3LnEPit ？茁4LnHCit ？茁5LnWAGEit ？着it（4）
其中，FDIit、ERSit、GDPit、EPit、HCit、WAGEit分别表示i地区t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水平、地区总产值、就业人数、人力资本和工资水平。？琢i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目的在于控制不随时间而变的地区特定影响。？酌t解释了回归模型中没有包括的与时间有关且不随地区的不同而变化的效应，？着it为随机扰动项。
（2）数据与变量说明。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水平的具体衡量方法已在文章第二部分给出了详细接受。为检验该指标的合理性，在基础模型部分，文章选取了传统环境规制的衡量指标-单位产出的污染治理投资额与本文所构建的指标进行对比。其他控制变量均沿用以往学者的方法，以不变价格的地区总产值和就业人数来反应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不变价格的工资水平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的劳动力成本。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具体我们采用Barro和Lee（2000）的方法。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同时为了消除物价变动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我们对所用到的价格数据均以2003年为基期作了平减。 （3）回归结果分析。为了检验第二部分构建环境规制指标的合理性，我们将研究地区分为污染密集型企业较多的地区和污染密集型企业较少的地区两种，其中污染密集型行业我们采用李平（2013）的划分方法。文章采用stata对面板数据进行OLS回归，回归过程中采用了去除异方差的处理，具体回归结果如表1。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污染密集型行业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均阻碍外商直接投资，且调整后的环境规制指标的影响系数（0.047 49）小于传统指标的系数（0.115 3）。而在污染密集型行业较少的地区，环境规制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且调整后的环境规制指标的影响系数（0.409 3）大于传统指标的系数（0.281 6），由此验证了我们前面的观点，即传统指标会高估污染密集型行业聚集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而低估清洁型行业聚集地区的规制水平，同时，在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同，因此环境规制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我们将在门槛回归模型中具体介绍。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验证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2. 门槛模型。要素禀赋理论和波特假说从理论上说明了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文章基础模型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同，而门槛模型是解决非线性模型最简洁的方法之一。因此，本文将采用Caner（2004）和Hansen（1999）发展的门槛回归思路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三重门槛模型如下：
LnFDIit=？琢0 ？茁1LnERSit×I（Mit？燮？子1） ？茁2LnERSit×I（？子1
其中相应变量的含义不变。Mit为门槛变量，这里我们选用调整后的环境规制指标作为门槛变量；？子为特定的门槛值；I（g）为一个示性函数，？着it～iid（0，？滓2）为随机干扰项。我们运用stata软件进行Bootstrap自抽样门槛检验，得到三个门槛值分别是0.132，1.245，和2.022，从而将企业所受到的环境规制分为（Mit？燮0.132）、（0.132
门槛回归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门槛效益。在由第二部分的指标构造可知，本文所采用的环境规制指标越大则表明环境规制水平越强。第一区间内，环境规制促进外商直接投资，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在第二区间，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增加，随后在第三区间内又有所下降，在第四区间内，环境规制甚至阻碍外商直接投资，即环境规制存在一个最优的区间。
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门槛效应是由环境规制对FDI的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共同决定的，同时也与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的发展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历程密切相关。首先，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既有增加企业成本而减少外商投资的挤出效应，也有促进企业创新和发挥禀赋优势从而超越规制成本的激励效应，最终的影响取决于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的权衡。其次，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给企业的自主选择空间较少，不利于企业利用禀赋优势或创新优势来弥补规制造成的成本，因此规制对外商投资的影响作用较少。随着政府规制政策的创新，企业的灵活度逐渐变大，企业可以通过创新降低服从规制的成本，从而增加投资。但规制水平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若规制成本太大，企业便会丧失投资动机。
地区总产值和就业人数的符号与我们预期的一样，二者都显著的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说明巨大的市场规模仍是我们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人力资本水平与我们预期的符号相反，这说明现阶段外商投资仍然是追求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对高技术人才需求不高。
3. 稳健性检验。环境规制水平会影响外商投资，同样外商投资也会影响环境规制水平（Birdsall，1993），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Antweiler（2001）认为环境规制是内生的，由收入水平决定，因此可以用人均收入水平作为环境规制水平的代理指标。陆旸（2009）也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人均收入水平高度相关，并用人均收入水平作环境规制水平的指标。我们将运用人均收入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具体回归结果如表2第四列和第五列：
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规制水平密切相关，一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方环境规制水平也较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环境规制水平也较高。稳健性检验同样显示环境规制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呈现明显的门槛效益，只有在最优的规制水平，环境规制才会促进外商投资，环境规制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外商投资的引进。环境库兹涅茨（EKC）曲线表明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使得环境污染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呈现倒“U”型关系。经济发展水平低时，企业多投资污染密集型行业，严格的环境规制阻碍新企业进入污染密集型行业（List，2000），因此企业更多的寻求规制水平低的地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企业对环境的要求也随之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企业实现良好的投资环境。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很好地展示了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U”型关系。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2003年～2013年中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进行了检验。首先，考虑地区的行业组成特点，文章重新构建环境规制的衡量指标，并通过与传统指标的对比，实证检验指标的合理性。其次，通过门槛回归方法检验了环境规制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的存在，稳健性检验更明确显示了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U”型关系。 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面临着环境问题改善与经济绩效提高的权衡问题。而我国环境管理体系尚不完善，地方政府竞相采取措施吸引外商投资往往会出现“底线赛跑”的现象，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使我们沦为发达国家污染密集产业的避难所。因此政府应根据地区特点设置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并灵活选择规制工具。环境规制强度并非越高越好，应避免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避免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实施中"寻租"现象的出现，政府应多采用市场型规制措施，并适时采用激励型措施引导企业自觉提高环保意识。
参考文献：
[1] 傅京燕，李丽莎.FDI、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经验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0，（7）：65-74.
[2] Harbaugh W T， Levinson A， Wilson D M.R- eexamining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a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2，84（3）：541-551.
[3] Copeland B R， Taylor M S.Trade，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4，（42）：7-71.
[4] Porter M E， van der Linde C.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1995，（9）：97-118.
[5] 李平，慕绣如.波特假说的滞后性和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分析——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果的检验[J].产业经济研究，2013，（4）：21-29.
[6] Hansen，B.E.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Journal of Economics，1999，93（2）， 345-368.
[7] 陆旸.环境规制影响了污染密集型商品的贸易比较优势吗？[J].经济研究，2009，（4）：28-40.
[8] 蒋伏心，纪越，白俊红.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关系——基于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14，（11）.
[9] 万建香.环境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亚洲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影响因素及战略选择”（项目号：11AZD036）。
作者简介：慕绣如（1987-），女，汉族，山东省烟台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和投资。
收稿日期：2016-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