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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山西之最”、并使该省金融系统几遭灭顶之灾的7·28系列金融诈骗案，自2004年7月发案以来，在国务院领导的亲自过问下，经山西方面各部门的艰辛努力，案情基本理清，除少数涉案人员仍在追捕之中外，30余名涉嫌犯罪的金融骗子、银行蛀虫及其他人员已经归案，其中一些人已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另有一大批责任人受到纪律处分。
惊天大案似乎尘埃渐落了。但它对山西银行系统的打击是沉重的，银行不仅要承担数以亿计的资金损失，而且面临着信誉严重受损、上百名基层业务骨干折戟沉沙的窘境，有媒体称“金融票据诈骗案令山西太原银行业几乎全军覆没”并非危言耸听，结合此前同样轰动全国的太原市商业银行南内环街支行行长张原清票据诈骗案（该案轰动的一个原因是将太原市反贪局长拉下了马），我们有理由说：银行业只有认真清理自家门户，“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才能避免和减少损失，更主要的，才能赢得客户和社会的信任，为地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资本输送器”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7·28”既是山西银行业的噩梦，也应成为其新生的起点。
事实上，自该案曝光以来，社会各界在予以高度关注和强烈抨击的同时，理性的剖析和反思始终没有中断过，无论角度如何不同，只要把握住事实和法律这两个基本点，本着查清原因、改进工作的基本态度，都是有益并值得接受的。那么，就案件暴露出的问题，还有哪些是未得到特别重视并容易被忽视掉的呢？
银行之“紧”
随着太原公安机关对7·28案件侦查工作进入扫尾阶段，特别是随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部分刑事、民事案件的审结，我们对这一涉及太原５大银行（中行、建行、农行、交通银行、太原市商业银行）、数十家企事业单位、总金额近20亿元的特大系列诈骗案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对其中作案手法之原始、拙劣、疯狂也有了准确的认识。但我们始终想不明白的是，以朱玉杰、胡吉贤、王力民等为代表的所谓“金融掮客”（实际上他们是诈骗分子，因为他们从银行骗、挪出来的钱，一部分高息放贷给用款人，另外有相当部分供自己挥霍使用，压根就没想着归还），既没有使用什么高新科技手段，他们本人也没有什么高学历、高智商，却竟然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先后通过上述5大银行的十数个基层支行、分理处作案，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和欺天之胆就能“空手套白狼”，而且屡屡得手，如果不是2004年7月28日这天案发，他们不知还要在太原的资金市场上呼风唤雨多久呢。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骗子存了行骗的心，便会千方百计寻找目标，他们在太原市各大银行的基层支行和分理处寻觅着对象。
再说银行人员。用媒体的话说就是：犯罪分子拉拢的银行工作人员，大多是分理处主任和会计，均是基层银行的关键岗位责任人，他们接受的贿赂从现金、银行卡到小轿车、高档手表等五花八门，但每人合计得到的不过几十万元，相对于落入骗子之手的巨额资金实在是微不足道。对于银行工作人员来说，如果明确知道成千万上亿元的资金将被骗子拿走，而自己却为区区几十万元好处甘当帮凶，被法律制裁，这无论如何是不符合逻辑的。——这话看似悖论，实则有理。而且，从法院查明的事实看，有的支行行长和工作人员并没有收受贿赂，却同意诈骗分子将存款户的印鉴换成假的，并允许以假公章和伪造的转账支票将客户存在银行的大笔资金转移出去，如此冒天下大不韪的行径，对于那些熟知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的银行人员来讲，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果抛开个人因素（涉及5大银行这么多工作人员，单以个体因素分析是不够的），我们不能不从银行的体制和机制上找原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诱因恐怕便与各家银行均实行“业绩考评机制”有关。
7·28案件主要涉案人之一、农业银行太原分行漪汾街分理处主任张建国在案发后出逃前曾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上级领导，信上求告“银行行长各位大爷，再也不要让我拉存款完成任务了，这种金融管理制度需要改革，否则都要犯错误”。其他落水的银行人员也讲过类似的话。建设银行太原胜利桥东支行行长乔晓忠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我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完成总行的存款任务，是依照建行的有关规定办事……”另一位支行行长干脆说：“人家给我拉来存款，是该我请人家吃饭才对。”尽管有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因素，但不言而喻的一点是“拉存款”对他们这些基层负责人来说是取得业绩、保住官位的“头等大事”。
一家媒体在调查后认为银行的“基层主任”相当于“生产队长”的角色，而这个基层主任并不好当。由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主要还是依靠存贷利息差来维持盈利，因此，吸收存款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分理处主任的头上，银行对分理处主任的考核主要指标之一就是存款量。这不但关系到分理处主任的收入，还关系到他们的升迁。像农行太原分行，对于所属各分理处的考核指标层层加码，包括时点考核和日均考核。时点就是到每个月、季度、年末进行的存款总量的考核；日均就是平均每天的存款量考核。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不断增多、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国有银行的日子远非从前那么好过，一方面传统业务走向萎缩，另一方面新项目开展受到机制灵活、服务质量高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挤压，国有银行为求生存，不得不给自己的基层员工加大压力，而那些头上顶着几亿元“揽储”任务的基层主任们，当无奈之时，便将目光投向了社会上蠢蠢欲动的“资金贩子”们。
两者的结合，便是嗣后巨额金融诈骗行为的发端。当“生产队长”们涉足泥潭后，犹如吸毒上瘾之人，难有回头之路了。比如农行的张建国，在被骗子魏家汉一再骗取资金后，一直生活在窟窿无法填补的噩梦里，因而在认识更大的骗子胡吉贤后，便视胡为“救命稻草”，巴望着胡能给自己拉来存款补“窟窿”，而胡第一次真拉来1亿元，张感激万分，当胡开出自己的条件“你用一部分我用一部分”时，张建国还能摇一下头反对吗？
银行之“疏”
如果说大山般的存款任务压得基层“生产队长”铤而走险说明银行机制上的“紧”，那么内部监督存在的漏洞则暴露了一些银行在管理制度方面的“疏”。有媒体用“疏可走马”形容出事的山西银行系统，可谓一针见血。
这里举一例说明。中国银行漪汾支行办公室工作人员杨纪何，2004年1月12日，经王保林（在逃）介绍，持空白开户资料及空白印鉴卡前往中国煤炭博物馆，为博物馆办理开户手续。办完手续后，杨纪何将煤炭博物馆开户资料交给王保林，王保林用私刻的印鉴更换了煤炭博物馆的真印鉴。不久，煤炭博物馆在中国银行漪汾支行府西街分理处开设了账户，同时打入了100万元。第二日，王保林直接用假印鉴将90万元用支票转走，后全部提现。三个月后，也就是同年4月22日，煤炭博物馆又在账户中存入900万元，4月23日，王保林再次使用假印鉴将900万元用支票转走，其中提现790万元。杨纪何被法院以票据诈骗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6年。
作为银行人员，竟然如此不负责任，那般轻松地、随意地将具有法律效力的开户资料交予非银行人员（此人自然是心怀叵测的资金掮客），如果不是有意为之，就是个人素质有问题。其结果，在给客户和自己工作的银行造成经济损失的同时，将自己送进了人生的黑洞之中，这中间惟一得利的，便是那个逃之夭夭的犯罪分子了。
再举一例，更触目惊心。7·28案二号案犯胡吉贤（在逃）从2003年7月至2004年5月，在银行内部人员的协助下，9次诈骗交通银行2.75亿元人民币，并将所骗资金流向9家银行65个网点、69家企业。胡吉贤为了行骗方便，先后成立了5家公司，在太原市多家银行开设了28个账户，其中在交行开设有6个账户。这5家公司只有一套财务，由胡吉贤的姐姐任财务主管。胡吉贤在社会上招募了一批金融掮客，他们用高额好处费诱使存款单位将款存入指定银行，随后买通银行工作人员，采取私刻存款客户印鉴等手段，将客户的巨额存款转走。这些款项被胡吉贤多次分解整合，一部分归还存款企业；有的转为承兑保证金办理承兑汇票后，再通过违规贴现将现金据为己有；有的直接提现挥霍。
朱玉杰、王力民等人的手法与胡吉贤如出一辙。这些人一般情况下各有各的团伙和行动目标，也各有各的资金流转路线，但有时也互施援手，形成了连环套式的复杂关系。在检察机关对王力民的指控中称，2000年9月至2004年4月，王力民通过胡吉贤等人私刻山西省煤炭厅机关、太原市恒茂房地产公司、北京禾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3家企业的公章，利用虚假的转账支票转走3家企业1750万元存款，非法占为己有，其行为已构成票据诈骗罪。
从这一系列的案件过程可以看出，银行内部在管理制度的执行上是何其疏漏！尽管我们很难从各个银行的这规定那章程里发现明显的疏漏，但对制度执行人缺乏严格的检查监督，有时比制度的疏漏更可怕。许多案件中，只要一个支行行长或分理处主任，再加一个会计，二人联手便可将一切制度弃诸脑后，犯罪分子一般情况下只要“打通”这二人的关节，什么私刻公章，什么偷换印鉴，什么伪造转账支票，什么出具虚假对账单，诸般事项一应搞定。在这一过程中，副行长或副主任哪里去了呢？还有其他岗位上的人员呢？都是聋子的耳朵吗？上级行的管理和检查又体现在哪里呢？在同一银行系统内部早已实现了网络联通的今天，为什么对一些异常的资金流动毫无监控和察觉呢？同样是国有银行，为什么工商银行在太原的分支机构没有一家涉案呢？
有金融专家归纳了此案所暴露出的银行在体制、机制和管理方面的三大漏洞：一是开户管理不严，银行系统之间信息不联通，给多头开户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不仅为非法转款提供便利，同时也增加了犯罪的隐蔽性；二是对客户预留印鉴缺乏严密健全的保管制度，牵制制约不到位，给银行工作人员泄露、随意动用、更换预留印鉴提供可乘之机。目前银行系统对存款客户的印鉴识别系统陈旧，手段落后，加之一些工作人员警惕性不高，导致对假印鉴难以有效识别；三是对银行内部重要岗位人员缺乏有效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制约，这些人为了区区私利，为犯罪分子所利用。
这些分析还仅仅是初步的。要真汲取教训，亡羊补牢，说比做显然容易得多。银行作为以“钱”为业、以“钱”为生的特殊部门，成为犯罪分子作案的重要目标，甚至内部家贼前仆后继、层出不穷，这在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并不鲜见。但对涉案的山西银行系统而言，在此之前没能很好地吸取“邻家失火”的教训，倒是应当很好地加以总结。就在7·28案发之前没多久，另一起发生在太原的广受关注的金融诈骗案刚由法院作出一审判决：2004年3月23日，本文开头提到的太原市商业银行南内环街支行行长张原清，被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票据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05年山西省高院二审改判张死缓）。张原清的犯案过程与4个月后曝光的7·28案惊人相似：他将存款客户开户资料提供给资金骗子王红（畏罪自杀）用于私刻印章、伪造存款单位的转账支票。如此一来，原来要经过四五道“关口”的贷款诈骗变得一步到位。张原清在给法庭的辩护词中说：“刚当上行长时间不长，做出成绩的想法一直存在于思维中，而要做出成绩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完成存款任务。”
连细节都如此相似，张原清案仿佛就是7·28案的预演。但很显然，同在太原的另外几家银行并没有引起足够警惕，事实上，就在这时，邻家之火已蔓延四处，很快便烧成了通天大火。
银行之“痛”
就在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涉嫌犯罪人员法律责任的同时，2004年10月以后，10多家存款单位陆续起诉涉案的数家银行，要求银行支付其巨额存款。如此大规模地向银行提出经济赔偿要求，在山西省当属首次，在我国也为罕见。
此后，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分别与这些存款单位达成庭外和解，支付了存款。此后不久，太原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存款人山西证券公司等单位的诉讼请求，要求中国农业银行归还山西证券公司等单位的存款。2005年10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农业银行的上诉，维持原判。在此案中，上述存款人在农业银行的存款余额总额，高达5亿元左右。
在各媒体的报道分析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了“违法高利放贷”这一畸形现象，有的直称存在所谓的“地下金融市场”。而从法院的审理过程看，则有着不同的情况：资金贩子们或以高息为诱饵或通过贿赂存款单位个别关键人物，将大额资金拉存至自己有“内线配合”的银行，再以前述诈骗手段将存款人资金骗出，一部分放高利贷给急需用款的单位，一部分供自己支配、挥霍。还有一种情况是，存款单位将资金正常存入银行后，银行“内贼”与资金贩子相勾结，通过前述手段将资金骗走。客观地说，从目前司法机关查明的事实看，7·28案中，包括山西证券公司及子公司在内的几十家被骗走资金的单位，大多数属于后者，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例如六十三集团军的存款被骗走3000万元，山西省审计厅的存款被骗走2400万元等等。
让我们看看7·28案中最大的受害者山西证券公司的巨额资金是如何被骗走的。建设银行太原市分行万柏林支行是这次系列诈骗案的最初“案发地”——2004年7月28日，在此开户的山西证券旗下的山西智信网络公司发现，其存入的1.5亿元巨款不知何故只剩下20多万元，遂立即向警方报案，自此案发。该支行原行长邵进民、副行长樊金铭、会计祝杰3人同堂受审。检察机关指控3人犯有票据诈骗罪、受贿罪，邵进民还被指控犯有挪用公款罪。2003年，太原市御龙工贸公司负责人朱玉杰（7·28案一号案犯，在逃），把山西证券下属智信公司的1.5亿元存款拉到建设银行万柏林支行。随后，朱玉杰在行长邵进民的同意下，说服会计祝杰为其更换印鉴卡，祝杰便用朱玉杰等人提供的虚假印鉴卡更换了智信公司真实的印鉴卡，将智信公司的存款用虚假转账支票分20笔转入朱玉杰控制的3家公司。一年后，邵进民、樊金铭和祝杰找不到朱玉杰，又商议把真印鉴换回，并订立了攻守同盟。此外，检方还指控3人分别收受了朱玉杰现金、手机、银行卡等总价值近20万元的贿赂。
就是这么一个并不复杂的内外勾结，上亿元资金不翼而飞了。
据山西证券公司称，他们按国家规定将资金存入建行、交行、农行等银行，在此存款过程中，该公司从未指定各存款银行将任何资金借贷给他人使用，也未从各银行或其他用资人处取得或约定取得高额利差。司法机关在调查中也证实了山西证券的说法。该公司对每一笔存款都依法定期与银行进行核对，公司每月与银行进行存款金额核对时，除财务部门外，还有审计部门参与，核对也是层层把关，而各家银行所提供的对账单、利息清单一直都很正常，根本没有丝毫反常迹象。事后经公安部门查明，银行内部人员勾结犯罪分子用伪造印鉴将存款盗取后，为了不被客户发现，银行工作人员仍给客户按季结息并提供虚假对账单。银行与存款客户之间存在的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银行始终处于强势地位，而存款客户并非对方口称的“上帝”，反倒是一个弱者的形象，往往是对方说什么咱只好信什么。
7·28金融诈骗案留给山西银行业的痛是刻骨的，但惟其痛，方有助于剔除毒瘤，轻装前进。案发后，除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外，上级部门分别对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的银行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到目前，山西7·28金融诈骗案的涉案银行共处理相关责任人员159人。其中，除建设银行山西省分行行长引咎辞职外，交通银行太原分行行长被免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也分别对农行太原分行行长、中行山西省分行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
或许，就在这一次次的阵痛中，我国的银行业才会走向成熟，逐步建设成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产业，并最终能在国际金融格局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编辑点题：就在本文发稿之时，我们又非常痛心地看到一条“银行问题”的最新报道：今年2月初，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双鸭山四马路支行再度爆出银企内外勾结、盗用巨额银行承兑汇票的大案。据悉，四马路中行前行长胡伟东等人伙同当地一家民营企业，在两年间为其开出96张银行汇票，先后贴现资金达9.146亿元，至今仍有4.325亿元贴现资金尚未偿还。目前犯罪嫌疑人均已落网。这是继2005年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盗用10余亿元企业存款后，银行系统爆发出的又一起恶性案件。
由此看来，我国银行业在加快改革和改制步伐、完善内部监管机制、构建现代金融管理运营体系的征途上，尽管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相关链接：近年来各地金融诈骗案频发涉案金额惊人
建国以来金额最大案：260亿
由原海南华银信托投资公司临时负责人、大连证券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石雪引出的多家金融机构私分国有资产、金融凭证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合同诈骗一案，2004年6月8日在海南省海口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该案涉案总金额达260多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金融诈骗案。其中石雪个人涉案金额达2.6亿多元，也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个人涉案金额之最。经查，石雪采取签订虚假合同、融资平账、转移截留上缴利润等手段，侵吞大连证券公司公款2.3亿元，侵吞海南华银信托公款2794万元，挪用大连证券公司公款1亿1939万元，诈骗人行14.1亿元的兑付资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4.3亿元，造成7.7亿元的损失无法挽回。
吉林破获5亿金融诈骗案
吉林省公安厅2004年7月19日宣布，经过近两年时间的侦查，涉案金额高达5亿多元的“4·27”“6·20”两起特大金融诈骗案已经告破。经查，从1999年起至2001年4月期间，以犯罪嫌疑人张雨杰、刘克宁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采取伪造银行定期存款证实书、伪造存款单位印鉴、伪造单位财务报表、贿赂银行工作人员等手段，实施票据诈骗和贷款诈骗，涉案金额5.4194亿元人民币，已追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1.3亿余元，其余被用于赌博、吸毒等挥霍。
北京多家银行5年损失13亿
2004年7月初，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过去5年（从1999年至2003年）审理的20件重大金融诈骗案件进行了调研，发现金融诈骗案已造成国有单位数十亿元损失，其中尤其以银行最重。在共计近26亿元的诈骗总额中，大部分金融诈骗大案骗取的都是储蓄户在银行的存款。在共计近26亿元的诈骗总额中，多家银行被骗20个亿，造成损失13个亿。
内蒙古金融诈骗第一案
2003年11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内蒙古头号金融票据诈骗案，该案涉案金额高达3.7亿元，给农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迎宾支行造成7599万元的巨额损失。
惊天大案似乎尘埃渐落了。但它对山西银行系统的打击是沉重的，银行不仅要承担数以亿计的资金损失，而且面临着信誉严重受损、上百名基层业务骨干折戟沉沙的窘境，有媒体称“金融票据诈骗案令山西太原银行业几乎全军覆没”并非危言耸听，结合此前同样轰动全国的太原市商业银行南内环街支行行长张原清票据诈骗案（该案轰动的一个原因是将太原市反贪局长拉下了马），我们有理由说：银行业只有认真清理自家门户，“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才能避免和减少损失，更主要的，才能赢得客户和社会的信任，为地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资本输送器”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7·28”既是山西银行业的噩梦，也应成为其新生的起点。
事实上，自该案曝光以来，社会各界在予以高度关注和强烈抨击的同时，理性的剖析和反思始终没有中断过，无论角度如何不同，只要把握住事实和法律这两个基本点，本着查清原因、改进工作的基本态度，都是有益并值得接受的。那么，就案件暴露出的问题，还有哪些是未得到特别重视并容易被忽视掉的呢？
银行之“紧”
随着太原公安机关对7·28案件侦查工作进入扫尾阶段，特别是随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部分刑事、民事案件的审结，我们对这一涉及太原５大银行（中行、建行、农行、交通银行、太原市商业银行）、数十家企事业单位、总金额近20亿元的特大系列诈骗案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对其中作案手法之原始、拙劣、疯狂也有了准确的认识。但我们始终想不明白的是，以朱玉杰、胡吉贤、王力民等为代表的所谓“金融掮客”（实际上他们是诈骗分子，因为他们从银行骗、挪出来的钱，一部分高息放贷给用款人，另外有相当部分供自己挥霍使用，压根就没想着归还），既没有使用什么高新科技手段，他们本人也没有什么高学历、高智商，却竟然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先后通过上述5大银行的十数个基层支行、分理处作案，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和欺天之胆就能“空手套白狼”，而且屡屡得手，如果不是2004年7月28日这天案发，他们不知还要在太原的资金市场上呼风唤雨多久呢。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骗子存了行骗的心，便会千方百计寻找目标，他们在太原市各大银行的基层支行和分理处寻觅着对象。
再说银行人员。用媒体的话说就是：犯罪分子拉拢的银行工作人员，大多是分理处主任和会计，均是基层银行的关键岗位责任人，他们接受的贿赂从现金、银行卡到小轿车、高档手表等五花八门，但每人合计得到的不过几十万元，相对于落入骗子之手的巨额资金实在是微不足道。对于银行工作人员来说，如果明确知道成千万上亿元的资金将被骗子拿走，而自己却为区区几十万元好处甘当帮凶，被法律制裁，这无论如何是不符合逻辑的。——这话看似悖论，实则有理。而且，从法院查明的事实看，有的支行行长和工作人员并没有收受贿赂，却同意诈骗分子将存款户的印鉴换成假的，并允许以假公章和伪造的转账支票将客户存在银行的大笔资金转移出去，如此冒天下大不韪的行径，对于那些熟知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的银行人员来讲，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果抛开个人因素（涉及5大银行这么多工作人员，单以个体因素分析是不够的），我们不能不从银行的体制和机制上找原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诱因恐怕便与各家银行均实行“业绩考评机制”有关。
7·28案件主要涉案人之一、农业银行太原分行漪汾街分理处主任张建国在案发后出逃前曾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上级领导，信上求告“银行行长各位大爷，再也不要让我拉存款完成任务了，这种金融管理制度需要改革，否则都要犯错误”。其他落水的银行人员也讲过类似的话。建设银行太原胜利桥东支行行长乔晓忠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我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完成总行的存款任务，是依照建行的有关规定办事……”另一位支行行长干脆说：“人家给我拉来存款，是该我请人家吃饭才对。”尽管有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因素，但不言而喻的一点是“拉存款”对他们这些基层负责人来说是取得业绩、保住官位的“头等大事”。
一家媒体在调查后认为银行的“基层主任”相当于“生产队长”的角色，而这个基层主任并不好当。由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主要还是依靠存贷利息差来维持盈利，因此，吸收存款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分理处主任的头上，银行对分理处主任的考核主要指标之一就是存款量。这不但关系到分理处主任的收入，还关系到他们的升迁。像农行太原分行，对于所属各分理处的考核指标层层加码，包括时点考核和日均考核。时点就是到每个月、季度、年末进行的存款总量的考核；日均就是平均每天的存款量考核。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不断增多、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国有银行的日子远非从前那么好过，一方面传统业务走向萎缩，另一方面新项目开展受到机制灵活、服务质量高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挤压，国有银行为求生存，不得不给自己的基层员工加大压力，而那些头上顶着几亿元“揽储”任务的基层主任们，当无奈之时，便将目光投向了社会上蠢蠢欲动的“资金贩子”们。
两者的结合，便是嗣后巨额金融诈骗行为的发端。当“生产队长”们涉足泥潭后，犹如吸毒上瘾之人，难有回头之路了。比如农行的张建国，在被骗子魏家汉一再骗取资金后，一直生活在窟窿无法填补的噩梦里，因而在认识更大的骗子胡吉贤后，便视胡为“救命稻草”，巴望着胡能给自己拉来存款补“窟窿”，而胡第一次真拉来1亿元，张感激万分，当胡开出自己的条件“你用一部分我用一部分”时，张建国还能摇一下头反对吗？
银行之“疏”
如果说大山般的存款任务压得基层“生产队长”铤而走险说明银行机制上的“紧”，那么内部监督存在的漏洞则暴露了一些银行在管理制度方面的“疏”。有媒体用“疏可走马”形容出事的山西银行系统，可谓一针见血。
这里举一例说明。中国银行漪汾支行办公室工作人员杨纪何，2004年1月12日，经王保林（在逃）介绍，持空白开户资料及空白印鉴卡前往中国煤炭博物馆，为博物馆办理开户手续。办完手续后，杨纪何将煤炭博物馆开户资料交给王保林，王保林用私刻的印鉴更换了煤炭博物馆的真印鉴。不久，煤炭博物馆在中国银行漪汾支行府西街分理处开设了账户，同时打入了100万元。第二日，王保林直接用假印鉴将90万元用支票转走，后全部提现。三个月后，也就是同年4月22日，煤炭博物馆又在账户中存入900万元，4月23日，王保林再次使用假印鉴将900万元用支票转走，其中提现790万元。杨纪何被法院以票据诈骗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6年。
作为银行人员，竟然如此不负责任，那般轻松地、随意地将具有法律效力的开户资料交予非银行人员（此人自然是心怀叵测的资金掮客），如果不是有意为之，就是个人素质有问题。其结果，在给客户和自己工作的银行造成经济损失的同时，将自己送进了人生的黑洞之中，这中间惟一得利的，便是那个逃之夭夭的犯罪分子了。
再举一例，更触目惊心。7·28案二号案犯胡吉贤（在逃）从2003年7月至2004年5月，在银行内部人员的协助下，9次诈骗交通银行2.75亿元人民币，并将所骗资金流向9家银行65个网点、69家企业。胡吉贤为了行骗方便，先后成立了5家公司，在太原市多家银行开设了28个账户，其中在交行开设有6个账户。这5家公司只有一套财务，由胡吉贤的姐姐任财务主管。胡吉贤在社会上招募了一批金融掮客，他们用高额好处费诱使存款单位将款存入指定银行，随后买通银行工作人员，采取私刻存款客户印鉴等手段，将客户的巨额存款转走。这些款项被胡吉贤多次分解整合，一部分归还存款企业；有的转为承兑保证金办理承兑汇票后，再通过违规贴现将现金据为己有；有的直接提现挥霍。
朱玉杰、王力民等人的手法与胡吉贤如出一辙。这些人一般情况下各有各的团伙和行动目标，也各有各的资金流转路线，但有时也互施援手，形成了连环套式的复杂关系。在检察机关对王力民的指控中称，2000年9月至2004年4月，王力民通过胡吉贤等人私刻山西省煤炭厅机关、太原市恒茂房地产公司、北京禾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3家企业的公章，利用虚假的转账支票转走3家企业1750万元存款，非法占为己有，其行为已构成票据诈骗罪。
从这一系列的案件过程可以看出，银行内部在管理制度的执行上是何其疏漏！尽管我们很难从各个银行的这规定那章程里发现明显的疏漏，但对制度执行人缺乏严格的检查监督，有时比制度的疏漏更可怕。许多案件中，只要一个支行行长或分理处主任，再加一个会计，二人联手便可将一切制度弃诸脑后，犯罪分子一般情况下只要“打通”这二人的关节，什么私刻公章，什么偷换印鉴，什么伪造转账支票，什么出具虚假对账单，诸般事项一应搞定。在这一过程中，副行长或副主任哪里去了呢？还有其他岗位上的人员呢？都是聋子的耳朵吗？上级行的管理和检查又体现在哪里呢？在同一银行系统内部早已实现了网络联通的今天，为什么对一些异常的资金流动毫无监控和察觉呢？同样是国有银行，为什么工商银行在太原的分支机构没有一家涉案呢？
有金融专家归纳了此案所暴露出的银行在体制、机制和管理方面的三大漏洞：一是开户管理不严，银行系统之间信息不联通，给多头开户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不仅为非法转款提供便利，同时也增加了犯罪的隐蔽性；二是对客户预留印鉴缺乏严密健全的保管制度，牵制制约不到位，给银行工作人员泄露、随意动用、更换预留印鉴提供可乘之机。目前银行系统对存款客户的印鉴识别系统陈旧，手段落后，加之一些工作人员警惕性不高，导致对假印鉴难以有效识别；三是对银行内部重要岗位人员缺乏有效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制约，这些人为了区区私利，为犯罪分子所利用。
这些分析还仅仅是初步的。要真汲取教训，亡羊补牢，说比做显然容易得多。银行作为以“钱”为业、以“钱”为生的特殊部门，成为犯罪分子作案的重要目标，甚至内部家贼前仆后继、层出不穷，这在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并不鲜见。但对涉案的山西银行系统而言，在此之前没能很好地吸取“邻家失火”的教训，倒是应当很好地加以总结。就在7·28案发之前没多久，另一起发生在太原的广受关注的金融诈骗案刚由法院作出一审判决：2004年3月23日，本文开头提到的太原市商业银行南内环街支行行长张原清，被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票据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05年山西省高院二审改判张死缓）。张原清的犯案过程与4个月后曝光的7·28案惊人相似：他将存款客户开户资料提供给资金骗子王红（畏罪自杀）用于私刻印章、伪造存款单位的转账支票。如此一来，原来要经过四五道“关口”的贷款诈骗变得一步到位。张原清在给法庭的辩护词中说：“刚当上行长时间不长，做出成绩的想法一直存在于思维中，而要做出成绩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完成存款任务。”
连细节都如此相似，张原清案仿佛就是7·28案的预演。但很显然，同在太原的另外几家银行并没有引起足够警惕，事实上，就在这时，邻家之火已蔓延四处，很快便烧成了通天大火。
银行之“痛”
就在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涉嫌犯罪人员法律责任的同时，2004年10月以后，10多家存款单位陆续起诉涉案的数家银行，要求银行支付其巨额存款。如此大规模地向银行提出经济赔偿要求，在山西省当属首次，在我国也为罕见。
此后，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分别与这些存款单位达成庭外和解，支付了存款。此后不久，太原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存款人山西证券公司等单位的诉讼请求，要求中国农业银行归还山西证券公司等单位的存款。2005年10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农业银行的上诉，维持原判。在此案中，上述存款人在农业银行的存款余额总额，高达5亿元左右。
在各媒体的报道分析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了“违法高利放贷”这一畸形现象，有的直称存在所谓的“地下金融市场”。而从法院的审理过程看，则有着不同的情况：资金贩子们或以高息为诱饵或通过贿赂存款单位个别关键人物，将大额资金拉存至自己有“内线配合”的银行，再以前述诈骗手段将存款人资金骗出，一部分放高利贷给急需用款的单位，一部分供自己支配、挥霍。还有一种情况是，存款单位将资金正常存入银行后，银行“内贼”与资金贩子相勾结，通过前述手段将资金骗走。客观地说，从目前司法机关查明的事实看，7·28案中，包括山西证券公司及子公司在内的几十家被骗走资金的单位，大多数属于后者，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例如六十三集团军的存款被骗走3000万元，山西省审计厅的存款被骗走2400万元等等。
让我们看看7·28案中最大的受害者山西证券公司的巨额资金是如何被骗走的。建设银行太原市分行万柏林支行是这次系列诈骗案的最初“案发地”——2004年7月28日，在此开户的山西证券旗下的山西智信网络公司发现，其存入的1.5亿元巨款不知何故只剩下20多万元，遂立即向警方报案，自此案发。该支行原行长邵进民、副行长樊金铭、会计祝杰3人同堂受审。检察机关指控3人犯有票据诈骗罪、受贿罪，邵进民还被指控犯有挪用公款罪。2003年，太原市御龙工贸公司负责人朱玉杰（7·28案一号案犯，在逃），把山西证券下属智信公司的1.5亿元存款拉到建设银行万柏林支行。随后，朱玉杰在行长邵进民的同意下，说服会计祝杰为其更换印鉴卡，祝杰便用朱玉杰等人提供的虚假印鉴卡更换了智信公司真实的印鉴卡，将智信公司的存款用虚假转账支票分20笔转入朱玉杰控制的3家公司。一年后，邵进民、樊金铭和祝杰找不到朱玉杰，又商议把真印鉴换回，并订立了攻守同盟。此外，检方还指控3人分别收受了朱玉杰现金、手机、银行卡等总价值近20万元的贿赂。
就是这么一个并不复杂的内外勾结，上亿元资金不翼而飞了。
据山西证券公司称，他们按国家规定将资金存入建行、交行、农行等银行，在此存款过程中，该公司从未指定各存款银行将任何资金借贷给他人使用，也未从各银行或其他用资人处取得或约定取得高额利差。司法机关在调查中也证实了山西证券的说法。该公司对每一笔存款都依法定期与银行进行核对，公司每月与银行进行存款金额核对时，除财务部门外，还有审计部门参与，核对也是层层把关，而各家银行所提供的对账单、利息清单一直都很正常，根本没有丝毫反常迹象。事后经公安部门查明，银行内部人员勾结犯罪分子用伪造印鉴将存款盗取后，为了不被客户发现，银行工作人员仍给客户按季结息并提供虚假对账单。银行与存款客户之间存在的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银行始终处于强势地位，而存款客户并非对方口称的“上帝”，反倒是一个弱者的形象，往往是对方说什么咱只好信什么。
7·28金融诈骗案留给山西银行业的痛是刻骨的，但惟其痛，方有助于剔除毒瘤，轻装前进。案发后，除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外，上级部门分别对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的银行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到目前，山西7·28金融诈骗案的涉案银行共处理相关责任人员159人。其中，除建设银行山西省分行行长引咎辞职外，交通银行太原分行行长被免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也分别对农行太原分行行长、中行山西省分行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
或许，就在这一次次的阵痛中，我国的银行业才会走向成熟，逐步建设成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产业，并最终能在国际金融格局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编辑点题：就在本文发稿之时，我们又非常痛心地看到一条“银行问题”的最新报道：今年2月初，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双鸭山四马路支行再度爆出银企内外勾结、盗用巨额银行承兑汇票的大案。据悉，四马路中行前行长胡伟东等人伙同当地一家民营企业，在两年间为其开出96张银行汇票，先后贴现资金达9.146亿元，至今仍有4.325亿元贴现资金尚未偿还。目前犯罪嫌疑人均已落网。这是继2005年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盗用10余亿元企业存款后，银行系统爆发出的又一起恶性案件。
由此看来，我国银行业在加快改革和改制步伐、完善内部监管机制、构建现代金融管理运营体系的征途上，尽管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相关链接：近年来各地金融诈骗案频发涉案金额惊人
建国以来金额最大案：260亿
由原海南华银信托投资公司临时负责人、大连证券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石雪引出的多家金融机构私分国有资产、金融凭证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合同诈骗一案，2004年6月8日在海南省海口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该案涉案总金额达260多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金融诈骗案。其中石雪个人涉案金额达2.6亿多元，也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个人涉案金额之最。经查，石雪采取签订虚假合同、融资平账、转移截留上缴利润等手段，侵吞大连证券公司公款2.3亿元，侵吞海南华银信托公款2794万元，挪用大连证券公司公款1亿1939万元，诈骗人行14.1亿元的兑付资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4.3亿元，造成7.7亿元的损失无法挽回。
吉林破获5亿金融诈骗案
吉林省公安厅2004年7月19日宣布，经过近两年时间的侦查，涉案金额高达5亿多元的“4·27”“6·20”两起特大金融诈骗案已经告破。经查，从1999年起至2001年4月期间，以犯罪嫌疑人张雨杰、刘克宁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采取伪造银行定期存款证实书、伪造存款单位印鉴、伪造单位财务报表、贿赂银行工作人员等手段，实施票据诈骗和贷款诈骗，涉案金额5.4194亿元人民币，已追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1.3亿余元，其余被用于赌博、吸毒等挥霍。
北京多家银行5年损失13亿
2004年7月初，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过去5年（从1999年至2003年）审理的20件重大金融诈骗案件进行了调研，发现金融诈骗案已造成国有单位数十亿元损失，其中尤其以银行最重。在共计近26亿元的诈骗总额中，大部分金融诈骗大案骗取的都是储蓄户在银行的存款。在共计近26亿元的诈骗总额中，多家银行被骗20个亿，造成损失13个亿。
内蒙古金融诈骗第一案
2003年11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内蒙古头号金融票据诈骗案，该案涉案金额高达3.7亿元，给农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迎宾支行造成7599万元的巨额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