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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社会医疗机构问题，医政部门的人说：“社会医疗机构是利益驱动主义者，他们开设诊所的根本目的为了赚钱”；卫协方面的人说：“社会医疗机构是公立医疗机构的补充，对发展卫生事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卫生监督的人说：“社会医疗机构一塌糊涂，经常出现医疗质量问题”；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对社会医疗机构也基本上持非议的态度。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社会医疗机构？
从医院发展史看社会医疗机构
分析社会医疗机构，既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一句话肯定，需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历史、辩证、全面地看待。当你翻开《上海地方志》就会发现：私立医疗机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相适应而衍生的产物。
所谓社会医疗机构，在历史上，就是除了像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等国立医院之外的医疗机构。比如：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外国人办的教会医院、私立医院、联合诊所、个体诊所。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国民党办的国立医院，接收了教会医院、私立医院，统称为全民所有制医院，剩下的联合诊所、私立诊所属于社会医疗机构。
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管理开业医务人员暂行规则》，允许医生私人开业，经审核合格，发给开业证书。六十年代，联合诊所合并为地段医院（街道医院），称之为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文化大革命”期间，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私立医院全部关闭，个体诊所几乎灭迹。1980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恢复私立诊所。改革开放以后，淡化所有制概念，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医疗机构，称为公立医疗机构；有证的民间、社会办医，统称为社会医疗机构。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允许多渠道办医，社会医疗机构像雨后春笋，得到蓬勃发展。目前，上海社会医疗机构不是在减少，而是在不断增加。仅从口腔专业来看，公立医疗机构只有401家，社会医疗机构却有906家，总共1307家。
对社会医疗机构，研究它的历史、产生原因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如今，许多著名的市级医院、教学医院，出生于私立医院。仁济医院前身是道光24年(1844年)英国传教士洛克哈脱(Lock Hart)创设的仁济医馆；市一医院是清同治3年(1864年)天主教创办的公济医院；胸科医院是美国圣公会创办于清同治5年(1866年)的宏仁医院；市六医院是清光绪30年(1904年)开设在靶子路的上海西人隔离医院；瑞金医院是光绪33年(1907年)天主教会创立的广慈医院；华东医院前身宏恩医院，建于民国15年(1926年)；九院是我国医学界最早留学美国的女医师石美玉于民国9年(1920年)创办的伯特利医院……
在上海，几乎每个区、县的公立医院，都有私立医院的身影，都是公立、私立的“混血儿”，不是纯种的国立医院。因此，不要忘记老祖宗，不要以公立、私立医院名称、性质论功过是非。现在，社会医疗机构之所以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政府对它们缺乏有效管理所致。医院从来是需要强势管理、科学管理、规范管理的特殊行业。“文化大革命”时，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撤销卫生管理机构（卫生科），公立医院实行医、护、工一条龙，医疗质量大幅度下降，清洁工上手术台草菅人命，不同样产生缺乏管理的种种问题吗？长期以来，公立医院在卫生局的强势管理下，不断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医疗安全、医疗质量持续提高；社会医疗机构则处于弱势管理的状态，卫生局管不了，卫协却无权管。
赚钱不是社会医疗机构唯一目的
任何事物都存在矛盾的对立双方，办事要抓主要矛盾，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研究社会医疗机构设置动因，不难发现：赚钱不是社会医疗机构的唯一目的。
有些民营企业家挖了“第一桶金”之后，想在医疗行业积累资本，他们以为：世间万事万物中，人吃五谷杂粮，一代又一代的人口繁衍，医疗行业有源源不断的生机；少数企业家在资本市场获得成功后，希望在医疗行业投资，用慈善之心回报社会。
医生走向社会，开办诊所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有的医务人员出于体制、机制上的原因，希望跳出受抑制的公立医院，“下海”施展自己的才华；有的医务人员因私出国回不了公立医院，只能投身社会医疗机构。
有人把社会医疗机构俗称为“民营医院”，这个说法并不科学，容易混淆概念，造成错觉：民营的，就是赚钱的，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民营医院的最终目的。其实，社会医疗机构也有营利、非营利之别，非营利性医院等同于公立医院，区别仅仅是公办、民办，资金来源不同而已。
总之，社会医疗机构利益驱动并非千篇一律，有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者；有公立医院医务人员高风险、高技术含量得不到公正的待遇；也有国家政策上的问题，医疗收费、医保准入、医疗行业的过度监管，限制了医学事业的发展。
定位社会医疗机构作用和地位
社会医疗机构作为公立医疗机构的补充，是一种宝贵的医疗资源。我举个例子来说：近几年，静安区新设立的社会医疗机构，多有顶尖的、一流的。他们之所以涌向静安区，主要是静安区属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中心城区。事实证明：高品位的商务、商业区域经济，引来了优质医疗资源；优质医疗资源带来了高品质的医疗保健元素，反过来又促进了区域经济、人文环境的发展。
从口腔专业来看，静安区54家社会医疗机构，设置口腔医疗的有40家，具有高级职称、博士学位、本科学历的口腔医师数量和比率明显高于、多于公立医院，共有高级职称20名、博士6名、硕士8名、学士57名。社会医疗机构精良的装备、优美的环境、优越的条件、优良的品质，为病人提供一流的医疗、保健服务。私立诊所不是宾馆，胜似宾馆，面对静安区10万名外籍人士、高级白领，采取国际标准化服务、最新医疗技术，在与外国同行交流中，得到广泛的赞赏和认可，始终与国际水准保持同步。
有些人一谈到社会医疗机构，就用旧眼光看新事物，总以为私立的、个体的，都是“斩”人的。其实，这里有本质区别。少数私立诊所，或因服务对象定位不准；或因经营管理缺乏理念；或因任意招聘医生、护士，依靠虚假广告、急功近利，呈现医院面前门可罗雀。中国有句成语：“一粒老鼠屎坏一锅汤。”社会舆论对社会医疗机构产生偏见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证的、低档的私人诊所扰乱了人们的视线，当人们深入了解一流的社会医疗机构之后，当刮目相看，犹如进入崭新的天地，发现闪烁着的明亮珠光。
人民的健康需要更多保障
事实证明，一个好的医疗单位，必须具备八大基本要素：执照——具有卫生局核发的执业证书，开展的医疗项目符合许可范围；资格——医生取得《医师资格证书》，配备足够数量的注册护士；制度——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制度严密，人人遵守“游戏规则”；消毒——医疗器械消毒后一人一物一用，医疗质量、医疗安全有可靠的保障；服务——医护人员的举止谈吐、礼貌规范，医疗流程井然有序；环境——就医环境和医疗设备先进、舒适、方便、有效；价格——公开、合理，过于低廉可能减少了医疗流程、使用劣质材料降低成本；口碑——病人认为好的诊所，介绍给亲戚、朋友和同事，可信度比较高，会产生“滚雪球”现象，比医疗广告切实有效。
一个好的医生不在于高学历、高职称，不在乎男性还是女性，关键在医德和医术。医德：第一是诚信，真诚、老实、讲信誉，言必行、行必果；第二是责任心，尽最大努力治好疾病；第三是仁心，把患者视为朋友，视为亲人。医术：医疗技术没有人可以达到极限，却有明显的高低之分。第一，规范严格；第二，注重细节；第三，经常学习；第四，临床经验。此外，还有优质服务——做到迅速应对、随时联络、礼貌谦虚、信用安全，医患沟通时多听、多观察，解释时仔细、易懂，诊疗时耐心、细致、轻柔、质量高。
爱一个人、爱一件事，你就会用心去亲近她、呵护她。像一棵幼苗一样，去耐心地培育它。当我们正确地看待社会医疗机构，消除了对立情绪，用母爱之心去积极创造条件，营造良好环境，让更多的民间资本充实国家财力，让公立医院、非公立医院形成合力，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岂不得到更多的保障吗？在平时的广泛接触中，我发现：绝大多数社会医疗机构，主观上都想把工作做好，有时真的苦衷于怎么做才能让“父母官”满意。也有的社会医疗机构，缺乏现代医院管理理念，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机制不力，投资者不懂医；懂医者不懂管理；管理者有职无权，造成医院管理滞后。少数医疗单位受经济利益驱动，巧立名目，过度收费，需要加强监督，建立投诉渠道，规范执业行为。
国务院办公厅[2010]58号文件明确提出：“各地区、各部门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充分认识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重要意义；消除阻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障碍，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持续、健康发展。确保非公立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国家对社会医疗机构的政策可谓“尘埃落定”。可是，真正落实58号文件，不少社会医疗机构心存疑虑，亟待政府有关部门更新观念，抓紧落实国家有关政策。
（作者系上海市静安区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社会医疗机构？
从医院发展史看社会医疗机构
分析社会医疗机构，既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一句话肯定，需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历史、辩证、全面地看待。当你翻开《上海地方志》就会发现：私立医疗机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相适应而衍生的产物。
所谓社会医疗机构，在历史上，就是除了像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等国立医院之外的医疗机构。比如：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外国人办的教会医院、私立医院、联合诊所、个体诊所。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国民党办的国立医院，接收了教会医院、私立医院，统称为全民所有制医院，剩下的联合诊所、私立诊所属于社会医疗机构。
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管理开业医务人员暂行规则》，允许医生私人开业，经审核合格，发给开业证书。六十年代，联合诊所合并为地段医院（街道医院），称之为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文化大革命”期间，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私立医院全部关闭，个体诊所几乎灭迹。1980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恢复私立诊所。改革开放以后，淡化所有制概念，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医疗机构，称为公立医疗机构；有证的民间、社会办医，统称为社会医疗机构。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允许多渠道办医，社会医疗机构像雨后春笋，得到蓬勃发展。目前，上海社会医疗机构不是在减少，而是在不断增加。仅从口腔专业来看，公立医疗机构只有401家，社会医疗机构却有906家，总共1307家。
对社会医疗机构，研究它的历史、产生原因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如今，许多著名的市级医院、教学医院，出生于私立医院。仁济医院前身是道光24年(1844年)英国传教士洛克哈脱(Lock Hart)创设的仁济医馆；市一医院是清同治3年(1864年)天主教创办的公济医院；胸科医院是美国圣公会创办于清同治5年(1866年)的宏仁医院；市六医院是清光绪30年(1904年)开设在靶子路的上海西人隔离医院；瑞金医院是光绪33年(1907年)天主教会创立的广慈医院；华东医院前身宏恩医院，建于民国15年(1926年)；九院是我国医学界最早留学美国的女医师石美玉于民国9年(1920年)创办的伯特利医院……
在上海，几乎每个区、县的公立医院，都有私立医院的身影，都是公立、私立的“混血儿”，不是纯种的国立医院。因此，不要忘记老祖宗，不要以公立、私立医院名称、性质论功过是非。现在，社会医疗机构之所以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政府对它们缺乏有效管理所致。医院从来是需要强势管理、科学管理、规范管理的特殊行业。“文化大革命”时，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撤销卫生管理机构（卫生科），公立医院实行医、护、工一条龙，医疗质量大幅度下降，清洁工上手术台草菅人命，不同样产生缺乏管理的种种问题吗？长期以来，公立医院在卫生局的强势管理下，不断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医疗安全、医疗质量持续提高；社会医疗机构则处于弱势管理的状态，卫生局管不了，卫协却无权管。
赚钱不是社会医疗机构唯一目的
任何事物都存在矛盾的对立双方，办事要抓主要矛盾，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研究社会医疗机构设置动因，不难发现：赚钱不是社会医疗机构的唯一目的。
有些民营企业家挖了“第一桶金”之后，想在医疗行业积累资本，他们以为：世间万事万物中，人吃五谷杂粮，一代又一代的人口繁衍，医疗行业有源源不断的生机；少数企业家在资本市场获得成功后，希望在医疗行业投资，用慈善之心回报社会。
医生走向社会，开办诊所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有的医务人员出于体制、机制上的原因，希望跳出受抑制的公立医院，“下海”施展自己的才华；有的医务人员因私出国回不了公立医院，只能投身社会医疗机构。
有人把社会医疗机构俗称为“民营医院”，这个说法并不科学，容易混淆概念，造成错觉：民营的，就是赚钱的，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民营医院的最终目的。其实，社会医疗机构也有营利、非营利之别，非营利性医院等同于公立医院，区别仅仅是公办、民办，资金来源不同而已。
总之，社会医疗机构利益驱动并非千篇一律，有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者；有公立医院医务人员高风险、高技术含量得不到公正的待遇；也有国家政策上的问题，医疗收费、医保准入、医疗行业的过度监管，限制了医学事业的发展。
定位社会医疗机构作用和地位
社会医疗机构作为公立医疗机构的补充，是一种宝贵的医疗资源。我举个例子来说：近几年，静安区新设立的社会医疗机构，多有顶尖的、一流的。他们之所以涌向静安区，主要是静安区属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中心城区。事实证明：高品位的商务、商业区域经济，引来了优质医疗资源；优质医疗资源带来了高品质的医疗保健元素，反过来又促进了区域经济、人文环境的发展。
从口腔专业来看，静安区54家社会医疗机构，设置口腔医疗的有40家，具有高级职称、博士学位、本科学历的口腔医师数量和比率明显高于、多于公立医院，共有高级职称20名、博士6名、硕士8名、学士57名。社会医疗机构精良的装备、优美的环境、优越的条件、优良的品质，为病人提供一流的医疗、保健服务。私立诊所不是宾馆，胜似宾馆，面对静安区10万名外籍人士、高级白领，采取国际标准化服务、最新医疗技术，在与外国同行交流中，得到广泛的赞赏和认可，始终与国际水准保持同步。
有些人一谈到社会医疗机构，就用旧眼光看新事物，总以为私立的、个体的，都是“斩”人的。其实，这里有本质区别。少数私立诊所，或因服务对象定位不准；或因经营管理缺乏理念；或因任意招聘医生、护士，依靠虚假广告、急功近利，呈现医院面前门可罗雀。中国有句成语：“一粒老鼠屎坏一锅汤。”社会舆论对社会医疗机构产生偏见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证的、低档的私人诊所扰乱了人们的视线，当人们深入了解一流的社会医疗机构之后，当刮目相看，犹如进入崭新的天地，发现闪烁着的明亮珠光。
人民的健康需要更多保障
事实证明，一个好的医疗单位，必须具备八大基本要素：执照——具有卫生局核发的执业证书，开展的医疗项目符合许可范围；资格——医生取得《医师资格证书》，配备足够数量的注册护士；制度——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制度严密，人人遵守“游戏规则”；消毒——医疗器械消毒后一人一物一用，医疗质量、医疗安全有可靠的保障；服务——医护人员的举止谈吐、礼貌规范，医疗流程井然有序；环境——就医环境和医疗设备先进、舒适、方便、有效；价格——公开、合理，过于低廉可能减少了医疗流程、使用劣质材料降低成本；口碑——病人认为好的诊所，介绍给亲戚、朋友和同事，可信度比较高，会产生“滚雪球”现象，比医疗广告切实有效。
一个好的医生不在于高学历、高职称，不在乎男性还是女性，关键在医德和医术。医德：第一是诚信，真诚、老实、讲信誉，言必行、行必果；第二是责任心，尽最大努力治好疾病；第三是仁心，把患者视为朋友，视为亲人。医术：医疗技术没有人可以达到极限，却有明显的高低之分。第一，规范严格；第二，注重细节；第三，经常学习；第四，临床经验。此外，还有优质服务——做到迅速应对、随时联络、礼貌谦虚、信用安全，医患沟通时多听、多观察，解释时仔细、易懂，诊疗时耐心、细致、轻柔、质量高。
爱一个人、爱一件事，你就会用心去亲近她、呵护她。像一棵幼苗一样，去耐心地培育它。当我们正确地看待社会医疗机构，消除了对立情绪，用母爱之心去积极创造条件，营造良好环境，让更多的民间资本充实国家财力，让公立医院、非公立医院形成合力，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岂不得到更多的保障吗？在平时的广泛接触中，我发现：绝大多数社会医疗机构，主观上都想把工作做好，有时真的苦衷于怎么做才能让“父母官”满意。也有的社会医疗机构，缺乏现代医院管理理念，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机制不力，投资者不懂医；懂医者不懂管理；管理者有职无权，造成医院管理滞后。少数医疗单位受经济利益驱动，巧立名目，过度收费，需要加强监督，建立投诉渠道，规范执业行为。
国务院办公厅[2010]58号文件明确提出：“各地区、各部门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充分认识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重要意义；消除阻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障碍，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持续、健康发展。确保非公立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国家对社会医疗机构的政策可谓“尘埃落定”。可是，真正落实58号文件，不少社会医疗机构心存疑虑，亟待政府有关部门更新观念，抓紧落实国家有关政策。
（作者系上海市静安区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