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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吃着母亲晒的干菜长大的。每当吃炖干菜的时候，眼前便浮现出母亲晾晒干菜忙碌的身影。
东北的冬季漫长，有小半年的时间见不到绿色，吃不到新鲜的蔬菜。早年间不像现在交通运输这么便利，南菜可以北运，如今不少地方都建起栽种蔬菜的塑料大棚，不论什么季节都有鲜美可口的新鲜蔬菜供应。那个年代，解决冬季餐桌单调寡淡的办法，除了传统习俗挖地窖贮藏些白菜、萝卜、土豆之外，便是在秋季晾晒各种各样的干菜了。
从我记事起，立秋一过，瘦小娇弱的母亲便忙碌起来，一趟趟从菜园里往回摘菜。豆角、茄子、辣椒、西红柿、黄瓜、西葫芦、倭瓜，摊一院子。母亲把摘回来的蔬菜筛选分类，老熟的去皮，能切片的切片，能切丝的切丝，能切块的切块。较嫩些的豆角、茄子蒸熟了整个去晾晒。
晾晒干菜是挺辛苦的活计，先要选个晴朗温度高的太阳地儿，将切好的干菜摊开，一遍遍地反复翻动，使其快速地散发掉水分。晾晒干菜时最怕的是刮风下雨，一旦遇上连雨天，没晾干的干菜会腐烂，几天的辛劳将会前功尽弃。小时候，我曾不止一次冒雨帮着母亲往回抢收干菜。
秋天是母亲的季节，那一筐筐一篓篓的干豆角丝、豆角片、干茄片、西葫芦干、倭瓜干……那一嘟噜一嘟噜的干萝卜片、干辣椒，还有那在背阴墙角挂着的阴干的香菜辫子和萝卜缨子，无不浸透着母亲的汗水和对全家人的关爱。
在那漫长而干涩的冬季，在那青黄不接的苦春头子，是母亲晾晒的干菜丰富了我们的餐桌。
母亲嫁给父亲，也是因为干菜的缘故。
本来我们屯子和姥爷住的屯子相隔二十几里地，许是机缘巧合的缘故吧，爱喝酒的爷爷偏偏碰上了爱喝酒的姥爷，姥爷把我爷爷拽到家里喝酒。下酒菜是我母亲做的，因为是冬季，饭桌上除了酸菜猪肉炖粉条，其余菜肴大多都是干菜。几杯酒下肚，我爷爷连声夸赞说干菜做得好吃，姥爷把母亲叫过来见我爷爷。姥爷说我姥姥去世早，这个家全靠我母亲了。爷爷见我母亲个子虽然不高，但说话举止透着股干练利索劲儿，屋里屋外收拾得纤尘不染、井井有条。爷爷就跟我姥爷说，咱们做亲家咋样？让你闺女给我做儿媳妇吧。我姥爷说，行啊，你们找媒人，让你儿子过来和我闺女见个面，我也看看你儿子够不够格做我女婿。于是，母亲嫁给了父亲，母亲那年十七岁，父亲大母亲九岁。那是1947年冬，是姥爷家被划为地主成分，他家土地被分的第二年。母亲身下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大舅十二三岁，老舅不满十岁。
我奶奶死得也早，家里只有爷爷和三爷爷领着父亲和我老叔过日子，家里穷，两间破草房四面透风。没有女人的家，吃不像吃，穿不像穿，冬季里吃饭常常捧着干饭碗，很少有菜吃。母亲嫁过来便隔三岔五回娘家取些干菜炖着吃。
母亲过门两年后有了我，我是1949年初春出生的，我出生不久父亲参军走了，家里的事爷爷基本不管，他整天背着杆“洋炮”出去打猎，大事小情全靠母亲打理。为了改变家庭困境，母亲开始养猪，没钱抓猪崽，就和别人家“份养”猪。别人家出猪崽，我母亲负责饲养，到冬季腊月里将猪宰杀后一家一半分成。每天天蒙蒙亮，母亲就爬起来，捋回一麻袋猪菜再做早饭，忙完早饭又忙着烀猪食。烀的猪食一顿吃不了，母亲就把烀好的猪食舀到院子的大缸里和新鲜的猪菜放在一起发酵，供雨天或有事时备用。母亲除了晾晒大量的干菜，有空还往回撸草籽和野菜叶子，晾晒干了给猪做冬饲料。
第二年，母亲养了两头猪，一头和人家份养着，另一头是自家的。到年底，分得的半头猪肉留着吃，另一头猪卖掉换日常生活的零花钱。猪肉过年吃一些，炼了些猪油，大部分让母亲做成了腊肉，干菜里有了猪油和腊肉的加入不再寡淡无味;夏天豆角、茄子下来，用腊肉和猪油来炖，格外鲜美可口。母亲的勤劳，使日子变得越来越有滋味。
母亲读过高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算是有文化的人，能写会算，算盘打得极好，村里人读信写信都来找母亲。母亲曾有过当教师和进城工作的机会，都因爷爷和姥爷拖后腿而错过。姥爷跟我爷爷说，不能放她出去，放她出去就等于小鸟放飞了。
虽说母亲没能出去工作，在村里却当过妇女主任。母亲所以做妇女干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姥爷的保护。姥爷成分不好，属“五类分子”之列，是被管制的对象。由于母亲的关系，村里人对姥爷没有那么严厉，这使姥爷少吃了不少苦，少遭了不少罪。姥爷一直跟着我们，后来我们进城，把姥爷也接去了，直至姥爷病逝。应该说真正拖累母亲的是姥爷一家，如果不是母亲放心不下姥爷和老舅，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搬进城了。
那时，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吉林延边一个工厂上班，条件和环境都不错。为了母亲，父亲只得调回老家县城的工厂。当时，父亲把县城的住房都要好了，母亲却迟迟不愿搬去住，起因是老舅。
母亲常跟老舅说，你要想改变命运，就得好好念书，只有学习好了，才能有出息。老舅十岁到我们家，在母亲身边，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都是在母亲呵护与鞭策下成长的。老舅上初中以后视力下降，不知母亲从哪儿听说用鸡苦胆擦眼可以治疗。母親就到处为老舅收集鸡苦胆，听说谁家杀鸡了，会立马跑过去把鸡苦胆要来。母亲在老舅身上付出的精力可能比在我们身上付出的都要多。夜晚，煤油灯下母亲纳着鞋底陪伴老舅学习到夜深。有时，老舅心疼我母亲，抛开学习去帮着母亲捋猪菜或晾干菜或抢着干些农活儿，母亲就训斥他：“你赶快学习去，现在还不是你干这些活儿的时候。你若考不出去，屯子里的活儿有你干的，怕你一辈子干不完！”
老舅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高考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本来第一志愿是一所名牌大学，录取分数也够，但因家庭成分的因素而未被录取。老舅是我母亲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人。老舅在单位是高级总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职务做到了副厅级。
母亲没有白供老舅读书，在我们家下放到农村，生活拮据的时候，老舅每月都给我们家寄钱，算是报答母亲吧。
我跟母亲挖过野菜，撸过树叶，剥过树皮，永远忘不了那饥饿的年代。
记得集体食堂解散的那年冬天，母亲着实让我们肚子充实了几次。那一年雪大，庄稼收回不久，大雪就把大地覆盖了，这给母亲创造了机会，母亲相邀邻居大娘大婶到附近生产队地里拾荒。她们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跋涉，用二齿子、铁钩子扒开积雪，把黄豆茬子上残留的黄豆荚撸下来;把玉米秆棵里遗留的棒子掰下来;把甜菜地里残留的甜菜疙瘩刨出来;把白菜叶子、萝卜缨子、芥菜缨子捡回来。记得母亲第一次拾荒回来，顾不得冻得发麻发木的手脚，吩咐我们剥黄豆粒，洗芥菜缨子、萝卜缨子，连夜推石磨为我们做“小豆腐”吃。做法很简单，先把黄豆磨成粥状在锅里煮到一定的火候，再加入切碎的萝卜缨子、芥菜缨子以及盐和其他作料一起煮炖。等小豆腐做熟已经后半夜了，我们谁也没有睡意，都在锅台周围候着。母亲看着弟弟妹妹吃得那个香啊，她心满意足地微笑着。当我看到母亲冻得红萝卜似的手背时心是疼的。后来，母亲用玉米面混同甜菜丝蒸饽饽，用白菜叶子做馅蒸包子，我们有吃饱的感觉了。星期天，父亲和我也加入拾荒的队伍。很快，附近的地块被拾净了，我们向十里二十里的地方跋涉。
有了饥饿的教训，母亲把粮食看得更重了。在母亲的带领下，我们陆续在地边墙角开垦不少荒地，种上玉米、黄豆、谷子、糜子等农作物，种上各种蔬菜，秋天晾晒了不少干菜，从此我们告别了饥饿。
尽管我们兄弟姊妹陆续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但每个家庭都有晾晒干菜的习惯。二弟在南方发展，每次回来都要带走不少干菜。他用家乡的干菜招待东北的老乡，并告诉他们，我母亲做的干菜最好吃。干菜情结已经渗入到我们的骨髓，这种情结是母亲给我们的。
母亲十七岁到我们家，养育了我们兄弟姊妹五人，培养了舅舅，送走了姥爷，把一生奉献给了亲人，耗干了她自己。
我的母亲，只活了八十四岁。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曲光辉
东北的冬季漫长，有小半年的时间见不到绿色，吃不到新鲜的蔬菜。早年间不像现在交通运输这么便利，南菜可以北运，如今不少地方都建起栽种蔬菜的塑料大棚，不论什么季节都有鲜美可口的新鲜蔬菜供应。那个年代，解决冬季餐桌单调寡淡的办法，除了传统习俗挖地窖贮藏些白菜、萝卜、土豆之外，便是在秋季晾晒各种各样的干菜了。
从我记事起，立秋一过，瘦小娇弱的母亲便忙碌起来，一趟趟从菜园里往回摘菜。豆角、茄子、辣椒、西红柿、黄瓜、西葫芦、倭瓜，摊一院子。母亲把摘回来的蔬菜筛选分类，老熟的去皮，能切片的切片，能切丝的切丝，能切块的切块。较嫩些的豆角、茄子蒸熟了整个去晾晒。
晾晒干菜是挺辛苦的活计，先要选个晴朗温度高的太阳地儿，将切好的干菜摊开，一遍遍地反复翻动，使其快速地散发掉水分。晾晒干菜时最怕的是刮风下雨，一旦遇上连雨天，没晾干的干菜会腐烂，几天的辛劳将会前功尽弃。小时候，我曾不止一次冒雨帮着母亲往回抢收干菜。
秋天是母亲的季节，那一筐筐一篓篓的干豆角丝、豆角片、干茄片、西葫芦干、倭瓜干……那一嘟噜一嘟噜的干萝卜片、干辣椒，还有那在背阴墙角挂着的阴干的香菜辫子和萝卜缨子，无不浸透着母亲的汗水和对全家人的关爱。
在那漫长而干涩的冬季，在那青黄不接的苦春头子，是母亲晾晒的干菜丰富了我们的餐桌。
母亲嫁给父亲，也是因为干菜的缘故。
本来我们屯子和姥爷住的屯子相隔二十几里地，许是机缘巧合的缘故吧，爱喝酒的爷爷偏偏碰上了爱喝酒的姥爷，姥爷把我爷爷拽到家里喝酒。下酒菜是我母亲做的，因为是冬季，饭桌上除了酸菜猪肉炖粉条，其余菜肴大多都是干菜。几杯酒下肚，我爷爷连声夸赞说干菜做得好吃，姥爷把母亲叫过来见我爷爷。姥爷说我姥姥去世早，这个家全靠我母亲了。爷爷见我母亲个子虽然不高，但说话举止透着股干练利索劲儿，屋里屋外收拾得纤尘不染、井井有条。爷爷就跟我姥爷说，咱们做亲家咋样？让你闺女给我做儿媳妇吧。我姥爷说，行啊，你们找媒人，让你儿子过来和我闺女见个面，我也看看你儿子够不够格做我女婿。于是，母亲嫁给了父亲，母亲那年十七岁，父亲大母亲九岁。那是1947年冬，是姥爷家被划为地主成分，他家土地被分的第二年。母亲身下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大舅十二三岁，老舅不满十岁。
我奶奶死得也早，家里只有爷爷和三爷爷领着父亲和我老叔过日子，家里穷，两间破草房四面透风。没有女人的家，吃不像吃，穿不像穿，冬季里吃饭常常捧着干饭碗，很少有菜吃。母亲嫁过来便隔三岔五回娘家取些干菜炖着吃。
母亲过门两年后有了我，我是1949年初春出生的，我出生不久父亲参军走了，家里的事爷爷基本不管，他整天背着杆“洋炮”出去打猎，大事小情全靠母亲打理。为了改变家庭困境，母亲开始养猪，没钱抓猪崽，就和别人家“份养”猪。别人家出猪崽，我母亲负责饲养，到冬季腊月里将猪宰杀后一家一半分成。每天天蒙蒙亮，母亲就爬起来，捋回一麻袋猪菜再做早饭，忙完早饭又忙着烀猪食。烀的猪食一顿吃不了，母亲就把烀好的猪食舀到院子的大缸里和新鲜的猪菜放在一起发酵，供雨天或有事时备用。母亲除了晾晒大量的干菜，有空还往回撸草籽和野菜叶子，晾晒干了给猪做冬饲料。
第二年，母亲养了两头猪，一头和人家份养着，另一头是自家的。到年底，分得的半头猪肉留着吃，另一头猪卖掉换日常生活的零花钱。猪肉过年吃一些，炼了些猪油，大部分让母亲做成了腊肉，干菜里有了猪油和腊肉的加入不再寡淡无味;夏天豆角、茄子下来，用腊肉和猪油来炖，格外鲜美可口。母亲的勤劳，使日子变得越来越有滋味。
母亲读过高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算是有文化的人，能写会算，算盘打得极好，村里人读信写信都来找母亲。母亲曾有过当教师和进城工作的机会，都因爷爷和姥爷拖后腿而错过。姥爷跟我爷爷说，不能放她出去，放她出去就等于小鸟放飞了。
虽说母亲没能出去工作，在村里却当过妇女主任。母亲所以做妇女干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姥爷的保护。姥爷成分不好，属“五类分子”之列，是被管制的对象。由于母亲的关系，村里人对姥爷没有那么严厉，这使姥爷少吃了不少苦，少遭了不少罪。姥爷一直跟着我们，后来我们进城，把姥爷也接去了，直至姥爷病逝。应该说真正拖累母亲的是姥爷一家，如果不是母亲放心不下姥爷和老舅，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搬进城了。
那时，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吉林延边一个工厂上班，条件和环境都不错。为了母亲，父亲只得调回老家县城的工厂。当时，父亲把县城的住房都要好了，母亲却迟迟不愿搬去住，起因是老舅。
母亲常跟老舅说，你要想改变命运，就得好好念书，只有学习好了，才能有出息。老舅十岁到我们家，在母亲身边，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都是在母亲呵护与鞭策下成长的。老舅上初中以后视力下降，不知母亲从哪儿听说用鸡苦胆擦眼可以治疗。母親就到处为老舅收集鸡苦胆，听说谁家杀鸡了，会立马跑过去把鸡苦胆要来。母亲在老舅身上付出的精力可能比在我们身上付出的都要多。夜晚，煤油灯下母亲纳着鞋底陪伴老舅学习到夜深。有时，老舅心疼我母亲，抛开学习去帮着母亲捋猪菜或晾干菜或抢着干些农活儿，母亲就训斥他：“你赶快学习去，现在还不是你干这些活儿的时候。你若考不出去，屯子里的活儿有你干的，怕你一辈子干不完！”
老舅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高考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本来第一志愿是一所名牌大学，录取分数也够，但因家庭成分的因素而未被录取。老舅是我母亲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人。老舅在单位是高级总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职务做到了副厅级。
母亲没有白供老舅读书，在我们家下放到农村，生活拮据的时候，老舅每月都给我们家寄钱，算是报答母亲吧。
我跟母亲挖过野菜，撸过树叶，剥过树皮，永远忘不了那饥饿的年代。
记得集体食堂解散的那年冬天，母亲着实让我们肚子充实了几次。那一年雪大，庄稼收回不久，大雪就把大地覆盖了，这给母亲创造了机会，母亲相邀邻居大娘大婶到附近生产队地里拾荒。她们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跋涉，用二齿子、铁钩子扒开积雪，把黄豆茬子上残留的黄豆荚撸下来;把玉米秆棵里遗留的棒子掰下来;把甜菜地里残留的甜菜疙瘩刨出来;把白菜叶子、萝卜缨子、芥菜缨子捡回来。记得母亲第一次拾荒回来，顾不得冻得发麻发木的手脚，吩咐我们剥黄豆粒，洗芥菜缨子、萝卜缨子，连夜推石磨为我们做“小豆腐”吃。做法很简单，先把黄豆磨成粥状在锅里煮到一定的火候，再加入切碎的萝卜缨子、芥菜缨子以及盐和其他作料一起煮炖。等小豆腐做熟已经后半夜了，我们谁也没有睡意，都在锅台周围候着。母亲看着弟弟妹妹吃得那个香啊，她心满意足地微笑着。当我看到母亲冻得红萝卜似的手背时心是疼的。后来，母亲用玉米面混同甜菜丝蒸饽饽，用白菜叶子做馅蒸包子，我们有吃饱的感觉了。星期天，父亲和我也加入拾荒的队伍。很快，附近的地块被拾净了，我们向十里二十里的地方跋涉。
有了饥饿的教训，母亲把粮食看得更重了。在母亲的带领下，我们陆续在地边墙角开垦不少荒地，种上玉米、黄豆、谷子、糜子等农作物，种上各种蔬菜，秋天晾晒了不少干菜，从此我们告别了饥饿。
尽管我们兄弟姊妹陆续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但每个家庭都有晾晒干菜的习惯。二弟在南方发展，每次回来都要带走不少干菜。他用家乡的干菜招待东北的老乡，并告诉他们，我母亲做的干菜最好吃。干菜情结已经渗入到我们的骨髓，这种情结是母亲给我们的。
母亲十七岁到我们家，养育了我们兄弟姊妹五人，培养了舅舅，送走了姥爷，把一生奉献给了亲人，耗干了她自己。
我的母亲，只活了八十四岁。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曲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