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龚古尔学院秘书长迪戴尔·德科恩宣布最终获奖人选的时候，很多人感到惊讶，这个法语世界最负盛名的荣誉颁给了一部很难称之为小说的作品。这是2017年11月的某个星期一下午，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德鲁昂餐厅声音喧杂，人头攒动。
　　这本未能在规定时间出版的作品先是被破格提名，进入长名单，最终在决选的第三轮投票中，打败另外三部作品，赢得了这一年的龚古尔奖。龚古尔文学奖的奖金只有象征性的10欧元，但是获奖本身就意味着大量的加印和畅通的销路。
　　作品名叫《议程》，仅有160页，描写的是“二战”前希特勒崛起过程中的一次真实事件，24名德国工业巨头的负责人参与了一次秘密会议，他们的妥协与支持直接影响了纳粹在德国的统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作者用电影镜头般的文学语言为读者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现场。
　　作者叫埃里克·维亚尔，同时也是一名导演，借助第一手资料和文学的想象力，他向读者展示了一小群人是如何颠覆整个民族的。同时，他对真实事件的重构有着特殊的社会语境和现实指涉。
　　“历史并非是既定事实的数量累积，文学则是普遍理性和事实经验相互结合的产物，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会随着我们的焦虑和实践而不断更新。正因如此，过去从未消亡，历史需要被不断地审视。”埃里克·维亚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今年5月，《议程》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文学允许一切，作者说道，它填补了历史的缝隙，指向了我们在当下所处的危险状况，如果没有对过去足够的审视，曾经的狂热将再次占据我们的生活。“人们从来不会两次坠落同一道深渊，但人们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坠落到荒谬和恐惧之中。”作者这样写道。

当文学进入历史

　　阿道夫·希特勒走进客厅，面帶微笑，神情轻松，甚至让人愉快。这是维亚尔在《议程》中为这位纳粹独裁者描述的开场。最开始的时候，维亚尔虚构了更加戏剧化的场景，突出希特勒和他的副手戈林进场时的轰动。
　　然而，作者陷入了困境，停笔数月，也可能是一年，推翻了自己的设定。在最终的版本中，独裁者走进客厅，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一个场景，希特勒是许多人中的一个，而这正是历史可怕的一面。
　　许多人，不只是那些政治人物，还有客厅里的24位企业家。希特勒与他们一一握手，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这些工商业巨头里，包括知名的西门子、欧宝汽车、克虏伯、法本等等。
　　这一天是1933年2月20日，希特勒刚刚当选总理，半个月后的3月5日，国会将正式举行选举，纳粹党能否赢得多数选票，这决定了希特勒的未来，而未来的关键，在于钱。
　　没有人知道，这一天谈话的具体内容，维亚尔却用文学的想象打开了会议室紧锁的门。欧宝汽车创始人威廉很轻地嗽了一下嗓子，看看腕上的手表，嘴唇紧闭。银行家亚尔马·查赫特不时抬一抬他精致的眼镜，轻搓一下鼻子，伸出舌头在嘴唇边抿一下。军火公司克虏伯的古斯塔夫脸色有些红润，他感冒了。
　　最终，古斯塔夫捐了一百万马克，其他的在场者也捐出了几十万。这不过是一次寻常的捐款，将用于纳粹的游说、年赏和政党支持。当战争在12年之后结束，这些公司大多继续存活了下来。

　　而之所以写作《议程》也与社会状况有着内在的互动。在不平等现象加剧的欧洲，在威权与种族主义崛起的当下，文学如同历史警钟的某种回响，在书页间反复拍打，稍不注意，经济就有可能变成政治的帮凶。

　　至今，他们仍然在德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无论是汽车，还是洗衣机，又或者是房屋保险和手表电池，都有他们的身影。这些工业巨轮的桅杆轻轻晃动，就可能让一个国家的政治偏离航道。
　　在经济的助威下，政治的怪兽终于登场，并露出了真实的面目。国会纵火案、集中营的建立，然后是对周边国家的觊觎。5年之后的2月12日，希特勒与奥地利的总理许士尼格终于会面了。
　　没有人知道两个人究竟谈了什么，除了许士尼格本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奥地利安魂曲》记录了这天的情形。奥地利总统坐下来，两条腿时而交叉，时而松开，他有些焦虑，很不自在。面对德国元首的咄咄逼人，这位奥地利总理像是一位好脾气的学生，双手开始出汗。
　　读许士尼格回忆录的时候，作者维亚尔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局促与困惑。会面当天，希特勒指责奥地利从来没有为德国作过任何贡献，许士尼格赶紧搜肠刮肚，寻找历史上的证据。最后，许士尼格想到了贝多芬，一位音乐家。“贝多芬不是奥地利人。”希特勒回答说，音乐家是在德国波恩出生的。
　　“这个交谈的细节其实有些荒诞，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许士尼格的盲目无知和作为政治人物的肤浅。还有他的谄上欺下，遗憾的是，这已经造成了历史的恶果。”维亚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历史照进现实

　　作家维亚尔今年51岁。他出生的1968年，正是法国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维亚尔的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虽然不是左派，但也反对权威统治。维亚尔回忆说，他刚出生不久，他的母亲就抱着他到阳台上，指给他看那位正在打街垒战的父亲。当时流行存在主义哲学，父亲的书架上都是这些著作。
　　成年之后，维亚尔在学校里取得了法律和政治学文凭，又在巴黎的社会高等研究学院取得了“历史和文明”专业的学位。他的导师是德里达，著名的哲学家。维亚尔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德里达对于细节的关注，还有就是，思考和写作是无法分割的，这成为了维亚尔后来写作的某种准则。
　　31岁的时候，维亚尔出版了他的处女作，并由此结识了导演菲利普·格朗德里厄。两年后，两个人合作编剧了电影《新生活》。维亚尔用这一笔收入，环游了世界的许多地方。 　　当时，维亚尔乘坐火车从西欧出发，一路上不断失去他的“支座”。在东欧，原来那些拉丁语言里的词根失去了用途。到了俄罗斯，连拉丁字母也被俄语的西里尔字母所取代。到了哈萨克斯坦，当地的文化符号让他觉得陌生。而在中国，则是前所未有的眩晕。而在眩晕过后，他又在胡同里感受到了某种熟悉的气息。
　　跨界，这是维亚尔的兴趣，也是他写作的偏好，不局限于某种固定的文体。他在采访的时候，也频频引述中国的导演和作家。说到《议程》的跨界问题特征，维亚尔提到了陈凯歌的《黄土地》。
　　“这部电影区别于传统的浪漫叙述，通过面孔、肢体的色彩的并置，连续的空镜头，构成了比故事本身更深层次的语言。”维亚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电影语言也是他在《议程》中化用到文字的技法。
　　而谈到文学对社会生活和时代状况的回应，维亚尔则提到了巴尔扎克和老舍。“文学不是轻浮的文体，它不能无视当下公然地向权力妥协，社会的不平等加剧，财富越来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它就必须继续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中提到的那句话，土地不是任何人的，而果子属于所有人，不要忘记这一点，否则你将陷入歧途。”维亚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和维亚尔的许多文学前辈一样，他喜欢上午在咖啡馆的露台上写作，但不同于很多坚持文学本体的法国作家，维亚尔对现实问题有着持续的关注，历史领域成为了他坚持写作的固定题材。
　　2009年发表的《征服者》讲述了1532年皮萨罗征服秘鲁的历史。2012年出版的《刚果》背景是1884年西方列强瓜分非洲的历史会议。2016年出版的《7月14日》背景是1789年的攻占巴士底狱。
　　今年1月，维亚尔在法国出版了新作《窮人的战争》，背景是1524年的德意志农民。出版商本来计划在春天推出这本书，但维亚尔提议作品在1月就出来，以此响应法国社会面对的现实状况。当时，“黄背心”运动正酣。
　　而之所以写作《议程》也与社会状况有着内在的互动。在不平等现象加剧的欧洲，在威权与种族主义崛起的当下，文学如同历史警钟的某种回响，在书页间反复拍打，稍不注意，经济就有可能变成政治的帮凶。
　　为了写作此书，维亚尔不断搜集资料，进行“知识考古”，将碎片重新粘合在一起。对于德国吞并奥地利的历史，维亚尔在学校里的课本中也学到过，但却越来越感觉到官方历史的矛盾。而正是这些历史的盲区和裂隙成为了维亚尔书写的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