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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在这支长征队伍里，有一个骑着淡红色骡子的特殊人物，他叫张振汉，是国民党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中将军衔。
从1931年起，张振汉就带着“王牌”四十一师“包打红军”，从洪湖一直追到湘鄂边，赌咒发誓“要活捉贺龙”。然而，历史却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非但没有活捉到贺龙，反倒被贺龙、王震、萧克等指挥的红二、六军团活捉。于是，红军将领与被俘国民党中将之间发生了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在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别具风采的一笔。
贺龙与张振汉
1935年6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打破敌人的“围剿”，红二、六军团主动向鄂敌发起进攻，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12日在鄂西咸丰县忠堡地区，把张振汉纵队的3个支队9个团切成3块，经过3天的鏖战，打掉了其左支队的一大半。
张振汉身边只剩下司令部和特务营了，但他还想拼死一搏突出去。
贺龙岂能让煮熟的鸭子飞掉，他把在桃子溪战斗中缴获的一门“七生五过”山炮调来，炮兵连长刘彬连发4发炮弹，3发飞入了张振汉的司令部，他的参谋长、卫兵被炸死，他自己虽然幸免一死，但左脸颊被炮弹溅起的碎石划了一条口子，满脸血污，被红军活捉。
张振汉被押到设在黄泥篷的红军指挥部。贺龙摇着大蒲扇，朗声一笑：“久仰呀，张司令！你从1931年就吊在我贺某屁股后面转，天天喊‘活捉贺匪’，今天怎么被‘贺匪’活捉啦？”张振汉嘴上虽说“惭愧、惭愧”，但内心里并不服气，他认为这次失败，是因为那个觊觎他师长位置的一四四旅旅长黄新（即淮海战役中的黄伯韬），捏着3个团的兵力在忠堡镇坐视不救造成的。
不管张振汉服不服气，他的行动得服从战胜他的人摆布。贺龙把张振汉交由军团保卫局看押。保卫局握有生杀大权，张振汉十分紧张，担心自己被杀掉，因为4年前他的友军十八师中将师长张辉瓒被红军俘虏后，不久就被公审处决掉了。
几天后，红军在李家河召开忠堡大捷庆祝大会，张振汉被当作“战利品”“请”到台上亮相。张振汉以为要公审处决他，吓了一身冷汗。贺龙笑道：“只要将功折罪，死罪可免，活罪也免。”
忠堡战后，红二、六军包围湘西龙山县城，以制造新的围城打援战机。可围城长达1月，敌军大部队始终未能调动。贺龙决定打狠一点，打痛敌人，除加强部队攻击外，把山炮调了过来。可炮兵连长刘彬负了重伤，不能参战，炮连其他战士只会放，不会瞄准。贺龙想到了张振汉，张是保定军校炮科毕业的高才生。可张振汉迟疑了。贺龙看透了他的心思，说：“朝‘自己人’下不了手对不对？实话说，你那些‘自己人’救不了你的，你只有自己救自己。”张振汉听懂了贺龙的弦外之音，便应承下来。贺龙指着城头上那两个吐着机枪火舌的碉堡说，炮弹只有两发，就看你的本事了。张振汉目测指量，调好炮位角度，红军战士立刻引发，两声巨响，两个碉堡应声炸飞，机枪成了哑巴。 贺龙向他伸出大拇指：“你为红军立了一大功！”
国民党湘鄂川边“剿总”恐龙山有失，急调驻湖北利川的八十五师驰援。贺龙等率二、六军团主力赶到宣恩板栗园设伏，一举歼灭了八十五师，击毙其师长谢彬。
11月，红二、六军开始长征。张振汉被迫开始去体验只有伟大军队才能进行的伟大长征。当时红军只有军团级干部才专门配备骡马，副团以上干部三四个人共用一匹骡马，只能驮运行李，但贺龙下令给张振汉专门配给了一匹骡马。一个被俘人员竟享受到红军军团级干部的待遇，张振汉不禁心头一热。
1936年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金沙江畔，奔腾的江水挡住了红军的去路，船只早已被国民党军收缴一空。贺龙派人把曾当过北洋军工兵营长的张振汉请来，向他询问渡江之策。张振汉环顾四周，见对面山坡有一片竹林，便建议砍伐竹子扎排渡江。贺龙连称是个好主意，对身边的参谋下令：兵分两路，一路砍竹扎排，一路再去寻船。张振汉还亲自示范如何把竹筏扎紧不被江水冲散，保证了红军两万人马顺利地渡过金沙江。
翻越玉龙大雪山前，张振汉看见一群战士围着那门山炮议论着。原来为了轻装爬雪山，红军欲炸掉山炮。作为炮兵出身的他对炮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主动找到贺龙，说重装备对部队作战太重要了，带着山炮走了那么远，炸掉实在可惜，建议把山炮拆分背着走过雪山。
贺龙当即采纳了他的建议。看到张振汉主动为红军着想，贺龙十分欣慰，他把保卫局长吴德峰叫来当面交待：“前面会遇到意想不到困难，你们一定照顾好张振汉。我要让他活着过雪山草地。”
张振汉骑着骡马，跟着部队沿着“之”字路朝着玉龙雪山顶爬去，看着红军战士背的背、扛的扛，驮着山炮部件艰难地爬行，他心里很不自在，脸上透出明显的歉意来。后来，这门山炮硬是被英勇的红军带到了陕北，是长征中唯一一门到陕北的山炮，后陈列于北京军事博物馆。
雪山越往上路越难走，突然骡马失蹄，张振汉像一只沉重的麻袋滚下山去。保卫局的战士惊呼着，到谷底把摔得奄奄一息的张振汉找到。他已摔成重伤，双腿鲜血直流。保卫局的战士急忙找来急救包为他包扎，上级还特地增派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和保卫局的战士一道，咬紧牙关把他抬过了雪山。
进入茫茫无际的草地后，这位一向养尊处优的国军司令，又要经面临饥饿的考验。看护张振汉的战士，宁肯勒紧裤腰带，也要把为数很少的一点干粮和费很大劲才弄到的野菜留给张振汉吃。张振汉生了一身虱子，宿营时就自己捉，教导营营长陶汉章打趣地问他身上痒不痒，他非常乐观地回答：“虱多不痒！”
张振汉跟随红军不仅完成了肢体上的长征，而且完成了心灵上的长征，他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情感和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到达延安后，他对贺龙一吐肺腑之言：“从共产党和红军身上，我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希望。”
王震与张振汉
在红军将领中，张振汉最先接触的是王震。
那是忠堡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在张振汉的司令部所在地构皮岭，每一条田埂、每一个工事、每一摊石堆，几乎都要经过反复争夺。当张振汉的司令部被山炮打掉后，张部人马顿时乱作一团，四下逃窜，他们不停地把一支支长枪短枪扔进粪坑里。 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从指挥所冲出来，带领51团对张振汉司令部发起向心攻击，将溃敌压制到一片包谷地里。他威严地立在俘虏群前，犀利的目光像两架探照灯在俘虏群中来回扫射着，最后聚焦在一个扎眼的士兵身上，那高大的身躯被一套窄小的士兵服裹着，胸脯的肉从上衣缝里鼓了出来。王震厉声问：“你是张振汉？”
“鄙人张振汉。”张振汉只得硬着头皮承认，不情愿地走出俘虏群。他见王震年纪轻轻，一手提马刀，一手拎驳壳枪，腰束两颗手榴弹，料他是个连长，便说：“连长，我想见贵长官……”站在一旁的红军战士全乐了，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军团政委，张振汉的嘴惊成了一个“O”。仅此，王震便在他脑子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张振汉是个博学多识的军官。王震参加革命前，读的书不多，但他很敬重也很乐意跟文化人打交道。在行军打仗间隙，他经常与张振汉交谈，谈红军的宗旨和信仰，也谈排兵布阵、天文地理，还谈他战败的原因，帮助他消除不服气、抵触的情绪，在潜移默化中感化他、转化他。渐渐地，两人的关系融洽起来。
王震趁热打铁，与张振汉恳谈，希望他能为红军做些事。张振汉说我一败军之将，能做什么？王震说我知道你带兵很有一套，只需你跟我当个观察员就行。那段时间，王震把张振汉带在身边，时不时问他，这个连队怎么样？那个连长怎么样？他也坦言回应。对他的意见，王震认为可行，就立即采纳。张振汉由衷地敬佩王震，他发自内心地向贺龙赞叹：“有王政委这样的年轻将才，是贵军的造化啊！”有一次战斗红军处境危险，当大家惴惴不安时，张振汉却说：“不要紧的，王政委在那里。”红军果然化险为夷。
张振汉嗜书如命，当了俘虏也不忘带着他的一箱子书。某日，王震见张振汉不说话，面有愠色，便问其故。张振汉忿忿地说：“你的士兵太无知！”原来有的战士把他的书撕来当手纸擦屁股了。王震的火直往头顶上冲，把相干人等叫到一起狠狠地批了一通，说：“太没有文化了，说不定有一天你会把马克思的书也用来擦屁股！”
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长征进入贵州。29日拂晓，红六军团十六师作为先头部队，在师长周仁杰、政委晏福生率领下，从龙里快速赶到清水江支流顺岩河渡口。这条河虽不宽，但水流很急，必须架桥大部队才能顺畅通过。他们迅速取来十几匹布结成几十丈长布绳，由水性好的战士跳进冰冷刺骨的河中，拉到对岸固定起来。又从山上砍来一些树条，用藤条扎制成一个个三脚架作为桥墩，但三脚架放入水中，七八个战士都控制不住，被湍急的水流冲得七零八落。可后续部队已陆续到达，人员、马匹和辎重都汇集在狭窄的河谷地带，拥挤不堪。如果被敌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晏福生压力山大，亲自下水指挥，但桥还是没架成。
王震看着在河里执着而徒劳地与激流搏斗的战士们，冲他们大喊：“等着，我给你们请一个军师来！”不一会儿，张振汉急匆匆地跟着王震赶到河边。他观察了一下现场后说：“你们架桥的基础工作已经做了，现在关键是如何把三脚架固定住。”接着他简单讲了自己的想法。王震马上拍板：“我看行，就这么干。”大家按张振汉说的办法，用大石块绑扎在三脚架的三个支撑部位上，置于水中就稳稳地固定住了，用拉过河的布绳把三脚架拴牢，再把一根根木条与一个个三脚架绑连在一起，然后铺上木板，一座牢固平稳、人马皆可通过的简易木桥很快搭建成功。晏福生由衷地赞叹：“有学问还真管用呀！”王震非常高兴：“你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进步，不要以大老粗为荣，肚子里装点墨水才行啊！”
长征一路走来，王震时常关心、照顾张振汉。在一次夜急行军中，张振汉驮在骡子背上的书箱子掉到深不见底的山崖下找不回来了，其中有他最为心爱的《二十四史》，他懊恼不已。王震知道后一直挂在心里，后来到了陕北，他买了一套《二十四史》亲自送给张振汉。
萧克与张振汉
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是红军中著名的儒将，与同是儒将的张振汉交往自然更多一些，两人常在一起谈古论今，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1935年8月，红二、六军团打破敌人的“围剿”后，回师根据地休整，开办了红军学校，萧克兼任校长。学校有800名学员却缺少教员，萧克想到张振汉军事技术水平高，打算安排他任教。但有人反对：“打败仗的人怎么教打胜仗的？”萧克据理力争：“军事技术没有阶级性，一般战术原则，如行军、组织战斗、协同作战以及地形地物利用等都是军事科学，不管红军白军都要用。张振汉的长处我们应该利用。”贺龙支持萧克的意见。但张振汉的态度有保留，说自己是战俘，不便给红军讲课。萧克反复做工作说服了他。
张振汉换上了一套红军军装，走进了高级班教室。班上的学员都是红军营以上干部。讲课中，张振汉说军事理论是一门科学，在实战中军事理论运用得好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这时学员中有人发问：“有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讲理论你张教官一套一套的，可为什么你却让我们这些不懂什么‘理’呀‘论’的大老粗给活捉了呢？”有几个学员也跟着起哄：“是呀，张教官还是先把这个给我们‘理论理论’吧！ ”引起哄堂大笑。张振汉一张脸窘成了猪肝色，没等下课就匆匆离开了教室，并托病不去上课。
萧克亲自把张振汉请进教室，叫出几个“惹祸”的学员：“龙山打炮时，怎么没见你们抢着上呀？说说，打炮怎样才能击中目标？”几位学员面面相觑，摇头说不知道。“什么叫射程？”几位还是摇头。萧克向张振汉行了个军礼，请他解答。张毕恭毕敬地回了一个军礼，有条有理地进行了讲解。
从此，学员们对这位张教官折服了，张振汉也更加用心讲课，把自己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全部奉献出来。他用自己同红军打仗的战例，将深奥的军事理论阐述得通俗易懂，并亲自示范，讲解迫击炮、山炮的性能和操作技能，受到学员的欢迎和肯定。萧克后来说：“张振汉是当时红军学校公认的水平最高的教员。”
11月份，蒋介石集中130多个团对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新的“围剿”，红二、六军团决定突围长征。长征开始前，萧克几次找张振汉询问国民党兵力部署情况，并就红军突围方向征求他的意见。张振汉很是感动，红军没把他当外人，他也认清自己的命运已经和红军连在一起，保住红军也就是保住自己。他就其所知提供了有关情报，指出国民党布防的薄弱环节在南边，红军突围可走南线。红军指挥部经过慎重的分析研究，参考了张振汉提供的情况和意见，做出了南下湘中、突破沅（江）澧（水）防线的战略决策，掌握了长征的主动权。
在长征的队列中，昔日战场上的对手成了在长征中共患难的朋友。偶尔有了条件，萧克自做粉蒸肉，不忘请张振汉来一起“打牙祭”。长征到达延安后，张振汉被安排到红军大学任教，当时实行供给制，但张振汉享受了额外的优待，每个月另拿几块银元的“薪饷”。每当他发了“饷”，萧克就带上几个人上他那儿“吃大户”，到农家买些酒菜“搓一顿”。
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毛泽东在枣园接见张振汉，动员他回蒋管区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回到了蒋管区，任过国军中将高参，他现身说法向国民党高官做统战工作。1948年10月他迁居长沙，加入民革，为长沙和平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
全国解放后，张振汉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张振汉每到北京开会，萧克总要请他到家聚一聚，叙一叙。张振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萧克在回忆红二方面军的峥嵘岁月时，经常提及张振汉，晚年还与张振汉的后人保持着交往，对他的儿子张天佑说：“你父亲的世界观的改造是在长征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完成的。”
从1931年起，张振汉就带着“王牌”四十一师“包打红军”，从洪湖一直追到湘鄂边，赌咒发誓“要活捉贺龙”。然而，历史却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非但没有活捉到贺龙，反倒被贺龙、王震、萧克等指挥的红二、六军团活捉。于是，红军将领与被俘国民党中将之间发生了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在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别具风采的一笔。
贺龙与张振汉
1935年6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打破敌人的“围剿”，红二、六军团主动向鄂敌发起进攻，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12日在鄂西咸丰县忠堡地区，把张振汉纵队的3个支队9个团切成3块，经过3天的鏖战，打掉了其左支队的一大半。
张振汉身边只剩下司令部和特务营了，但他还想拼死一搏突出去。
贺龙岂能让煮熟的鸭子飞掉，他把在桃子溪战斗中缴获的一门“七生五过”山炮调来，炮兵连长刘彬连发4发炮弹，3发飞入了张振汉的司令部，他的参谋长、卫兵被炸死，他自己虽然幸免一死，但左脸颊被炮弹溅起的碎石划了一条口子，满脸血污，被红军活捉。
张振汉被押到设在黄泥篷的红军指挥部。贺龙摇着大蒲扇，朗声一笑：“久仰呀，张司令！你从1931年就吊在我贺某屁股后面转，天天喊‘活捉贺匪’，今天怎么被‘贺匪’活捉啦？”张振汉嘴上虽说“惭愧、惭愧”，但内心里并不服气，他认为这次失败，是因为那个觊觎他师长位置的一四四旅旅长黄新（即淮海战役中的黄伯韬），捏着3个团的兵力在忠堡镇坐视不救造成的。
不管张振汉服不服气，他的行动得服从战胜他的人摆布。贺龙把张振汉交由军团保卫局看押。保卫局握有生杀大权，张振汉十分紧张，担心自己被杀掉，因为4年前他的友军十八师中将师长张辉瓒被红军俘虏后，不久就被公审处决掉了。
几天后，红军在李家河召开忠堡大捷庆祝大会，张振汉被当作“战利品”“请”到台上亮相。张振汉以为要公审处决他，吓了一身冷汗。贺龙笑道：“只要将功折罪，死罪可免，活罪也免。”
忠堡战后，红二、六军包围湘西龙山县城，以制造新的围城打援战机。可围城长达1月，敌军大部队始终未能调动。贺龙决定打狠一点，打痛敌人，除加强部队攻击外，把山炮调了过来。可炮兵连长刘彬负了重伤，不能参战，炮连其他战士只会放，不会瞄准。贺龙想到了张振汉，张是保定军校炮科毕业的高才生。可张振汉迟疑了。贺龙看透了他的心思，说：“朝‘自己人’下不了手对不对？实话说，你那些‘自己人’救不了你的，你只有自己救自己。”张振汉听懂了贺龙的弦外之音，便应承下来。贺龙指着城头上那两个吐着机枪火舌的碉堡说，炮弹只有两发，就看你的本事了。张振汉目测指量，调好炮位角度，红军战士立刻引发，两声巨响，两个碉堡应声炸飞，机枪成了哑巴。 贺龙向他伸出大拇指：“你为红军立了一大功！”
国民党湘鄂川边“剿总”恐龙山有失，急调驻湖北利川的八十五师驰援。贺龙等率二、六军团主力赶到宣恩板栗园设伏，一举歼灭了八十五师，击毙其师长谢彬。
11月，红二、六军开始长征。张振汉被迫开始去体验只有伟大军队才能进行的伟大长征。当时红军只有军团级干部才专门配备骡马，副团以上干部三四个人共用一匹骡马，只能驮运行李，但贺龙下令给张振汉专门配给了一匹骡马。一个被俘人员竟享受到红军军团级干部的待遇，张振汉不禁心头一热。
1936年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金沙江畔，奔腾的江水挡住了红军的去路，船只早已被国民党军收缴一空。贺龙派人把曾当过北洋军工兵营长的张振汉请来，向他询问渡江之策。张振汉环顾四周，见对面山坡有一片竹林，便建议砍伐竹子扎排渡江。贺龙连称是个好主意，对身边的参谋下令：兵分两路，一路砍竹扎排，一路再去寻船。张振汉还亲自示范如何把竹筏扎紧不被江水冲散，保证了红军两万人马顺利地渡过金沙江。
翻越玉龙大雪山前，张振汉看见一群战士围着那门山炮议论着。原来为了轻装爬雪山，红军欲炸掉山炮。作为炮兵出身的他对炮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主动找到贺龙，说重装备对部队作战太重要了，带着山炮走了那么远，炸掉实在可惜，建议把山炮拆分背着走过雪山。
贺龙当即采纳了他的建议。看到张振汉主动为红军着想，贺龙十分欣慰，他把保卫局长吴德峰叫来当面交待：“前面会遇到意想不到困难，你们一定照顾好张振汉。我要让他活着过雪山草地。”
张振汉骑着骡马，跟着部队沿着“之”字路朝着玉龙雪山顶爬去，看着红军战士背的背、扛的扛，驮着山炮部件艰难地爬行，他心里很不自在，脸上透出明显的歉意来。后来，这门山炮硬是被英勇的红军带到了陕北，是长征中唯一一门到陕北的山炮，后陈列于北京军事博物馆。
雪山越往上路越难走，突然骡马失蹄，张振汉像一只沉重的麻袋滚下山去。保卫局的战士惊呼着，到谷底把摔得奄奄一息的张振汉找到。他已摔成重伤，双腿鲜血直流。保卫局的战士急忙找来急救包为他包扎，上级还特地增派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和保卫局的战士一道，咬紧牙关把他抬过了雪山。
进入茫茫无际的草地后，这位一向养尊处优的国军司令，又要经面临饥饿的考验。看护张振汉的战士，宁肯勒紧裤腰带，也要把为数很少的一点干粮和费很大劲才弄到的野菜留给张振汉吃。张振汉生了一身虱子，宿营时就自己捉，教导营营长陶汉章打趣地问他身上痒不痒，他非常乐观地回答：“虱多不痒！”
张振汉跟随红军不仅完成了肢体上的长征，而且完成了心灵上的长征，他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情感和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到达延安后，他对贺龙一吐肺腑之言：“从共产党和红军身上，我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希望。”
王震与张振汉
在红军将领中，张振汉最先接触的是王震。
那是忠堡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在张振汉的司令部所在地构皮岭，每一条田埂、每一个工事、每一摊石堆，几乎都要经过反复争夺。当张振汉的司令部被山炮打掉后，张部人马顿时乱作一团，四下逃窜，他们不停地把一支支长枪短枪扔进粪坑里。 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从指挥所冲出来，带领51团对张振汉司令部发起向心攻击，将溃敌压制到一片包谷地里。他威严地立在俘虏群前，犀利的目光像两架探照灯在俘虏群中来回扫射着，最后聚焦在一个扎眼的士兵身上，那高大的身躯被一套窄小的士兵服裹着，胸脯的肉从上衣缝里鼓了出来。王震厉声问：“你是张振汉？”
“鄙人张振汉。”张振汉只得硬着头皮承认，不情愿地走出俘虏群。他见王震年纪轻轻，一手提马刀，一手拎驳壳枪，腰束两颗手榴弹，料他是个连长，便说：“连长，我想见贵长官……”站在一旁的红军战士全乐了，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军团政委，张振汉的嘴惊成了一个“O”。仅此，王震便在他脑子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张振汉是个博学多识的军官。王震参加革命前，读的书不多，但他很敬重也很乐意跟文化人打交道。在行军打仗间隙，他经常与张振汉交谈，谈红军的宗旨和信仰，也谈排兵布阵、天文地理，还谈他战败的原因，帮助他消除不服气、抵触的情绪，在潜移默化中感化他、转化他。渐渐地，两人的关系融洽起来。
王震趁热打铁，与张振汉恳谈，希望他能为红军做些事。张振汉说我一败军之将，能做什么？王震说我知道你带兵很有一套，只需你跟我当个观察员就行。那段时间，王震把张振汉带在身边，时不时问他，这个连队怎么样？那个连长怎么样？他也坦言回应。对他的意见，王震认为可行，就立即采纳。张振汉由衷地敬佩王震，他发自内心地向贺龙赞叹：“有王政委这样的年轻将才，是贵军的造化啊！”有一次战斗红军处境危险，当大家惴惴不安时，张振汉却说：“不要紧的，王政委在那里。”红军果然化险为夷。
张振汉嗜书如命，当了俘虏也不忘带着他的一箱子书。某日，王震见张振汉不说话，面有愠色，便问其故。张振汉忿忿地说：“你的士兵太无知！”原来有的战士把他的书撕来当手纸擦屁股了。王震的火直往头顶上冲，把相干人等叫到一起狠狠地批了一通，说：“太没有文化了，说不定有一天你会把马克思的书也用来擦屁股！”
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长征进入贵州。29日拂晓，红六军团十六师作为先头部队，在师长周仁杰、政委晏福生率领下，从龙里快速赶到清水江支流顺岩河渡口。这条河虽不宽，但水流很急，必须架桥大部队才能顺畅通过。他们迅速取来十几匹布结成几十丈长布绳，由水性好的战士跳进冰冷刺骨的河中，拉到对岸固定起来。又从山上砍来一些树条，用藤条扎制成一个个三脚架作为桥墩，但三脚架放入水中，七八个战士都控制不住，被湍急的水流冲得七零八落。可后续部队已陆续到达，人员、马匹和辎重都汇集在狭窄的河谷地带，拥挤不堪。如果被敌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晏福生压力山大，亲自下水指挥，但桥还是没架成。
王震看着在河里执着而徒劳地与激流搏斗的战士们，冲他们大喊：“等着，我给你们请一个军师来！”不一会儿，张振汉急匆匆地跟着王震赶到河边。他观察了一下现场后说：“你们架桥的基础工作已经做了，现在关键是如何把三脚架固定住。”接着他简单讲了自己的想法。王震马上拍板：“我看行，就这么干。”大家按张振汉说的办法，用大石块绑扎在三脚架的三个支撑部位上，置于水中就稳稳地固定住了，用拉过河的布绳把三脚架拴牢，再把一根根木条与一个个三脚架绑连在一起，然后铺上木板，一座牢固平稳、人马皆可通过的简易木桥很快搭建成功。晏福生由衷地赞叹：“有学问还真管用呀！”王震非常高兴：“你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进步，不要以大老粗为荣，肚子里装点墨水才行啊！”
长征一路走来，王震时常关心、照顾张振汉。在一次夜急行军中，张振汉驮在骡子背上的书箱子掉到深不见底的山崖下找不回来了，其中有他最为心爱的《二十四史》，他懊恼不已。王震知道后一直挂在心里，后来到了陕北，他买了一套《二十四史》亲自送给张振汉。
萧克与张振汉
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是红军中著名的儒将，与同是儒将的张振汉交往自然更多一些，两人常在一起谈古论今，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1935年8月，红二、六军团打破敌人的“围剿”后，回师根据地休整，开办了红军学校，萧克兼任校长。学校有800名学员却缺少教员，萧克想到张振汉军事技术水平高，打算安排他任教。但有人反对：“打败仗的人怎么教打胜仗的？”萧克据理力争：“军事技术没有阶级性，一般战术原则，如行军、组织战斗、协同作战以及地形地物利用等都是军事科学，不管红军白军都要用。张振汉的长处我们应该利用。”贺龙支持萧克的意见。但张振汉的态度有保留，说自己是战俘，不便给红军讲课。萧克反复做工作说服了他。
张振汉换上了一套红军军装，走进了高级班教室。班上的学员都是红军营以上干部。讲课中，张振汉说军事理论是一门科学，在实战中军事理论运用得好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这时学员中有人发问：“有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讲理论你张教官一套一套的，可为什么你却让我们这些不懂什么‘理’呀‘论’的大老粗给活捉了呢？”有几个学员也跟着起哄：“是呀，张教官还是先把这个给我们‘理论理论’吧！ ”引起哄堂大笑。张振汉一张脸窘成了猪肝色，没等下课就匆匆离开了教室，并托病不去上课。
萧克亲自把张振汉请进教室，叫出几个“惹祸”的学员：“龙山打炮时，怎么没见你们抢着上呀？说说，打炮怎样才能击中目标？”几位学员面面相觑，摇头说不知道。“什么叫射程？”几位还是摇头。萧克向张振汉行了个军礼，请他解答。张毕恭毕敬地回了一个军礼，有条有理地进行了讲解。
从此，学员们对这位张教官折服了，张振汉也更加用心讲课，把自己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全部奉献出来。他用自己同红军打仗的战例，将深奥的军事理论阐述得通俗易懂，并亲自示范，讲解迫击炮、山炮的性能和操作技能，受到学员的欢迎和肯定。萧克后来说：“张振汉是当时红军学校公认的水平最高的教员。”
11月份，蒋介石集中130多个团对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新的“围剿”，红二、六军团决定突围长征。长征开始前，萧克几次找张振汉询问国民党兵力部署情况，并就红军突围方向征求他的意见。张振汉很是感动，红军没把他当外人，他也认清自己的命运已经和红军连在一起，保住红军也就是保住自己。他就其所知提供了有关情报，指出国民党布防的薄弱环节在南边，红军突围可走南线。红军指挥部经过慎重的分析研究，参考了张振汉提供的情况和意见，做出了南下湘中、突破沅（江）澧（水）防线的战略决策，掌握了长征的主动权。
在长征的队列中，昔日战场上的对手成了在长征中共患难的朋友。偶尔有了条件，萧克自做粉蒸肉，不忘请张振汉来一起“打牙祭”。长征到达延安后，张振汉被安排到红军大学任教，当时实行供给制，但张振汉享受了额外的优待，每个月另拿几块银元的“薪饷”。每当他发了“饷”，萧克就带上几个人上他那儿“吃大户”，到农家买些酒菜“搓一顿”。
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毛泽东在枣园接见张振汉，动员他回蒋管区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回到了蒋管区，任过国军中将高参，他现身说法向国民党高官做统战工作。1948年10月他迁居长沙，加入民革，为长沙和平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
全国解放后，张振汉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张振汉每到北京开会，萧克总要请他到家聚一聚，叙一叙。张振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萧克在回忆红二方面军的峥嵘岁月时，经常提及张振汉，晚年还与张振汉的后人保持着交往，对他的儿子张天佑说：“你父亲的世界观的改造是在长征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