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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部队青年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王宗槐（1915—1998），江西万载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1月，苏区共产主义青年团首届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王宗槐和卫生队的看护员李金生作为红三军七师代表参加了这次团代会。团代会共有300多名代表。会上，王宗槐认识了萧华、刘志坚等人，并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项英、萧劲光等首长。会议结束后，他回到团部，团政委吴章成对他进行了采访似的询问：“会上见到谁了？谁讲了话？讲了什么？叫我们怎么干？”好在那时王宗槐记忆力好，要点一点没落。不过这促使他对文化学习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出席这次团代会，使他与部队青年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3年2月底，红三军为贯彻上级有关青年工作指示，在江西信丰县举办了30多人参加的青年骨干训练班。四个月后结业，王宗槐被分到红七师政治部任青年干事。
1934年2月初，红军总政治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号召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加强政治工作，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以萧华为部长的总政青年部根据这些精神，提出了在红军部队开展“青年冲锋季”活动的建议。时任红二师政治部青年干事的王宗槐，在组织二师的冲锋竞赛活动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比如要识300字，不少人觉得困难，他就跟大家一块儿想办法：先认本连人的名字和行军经过的地点，让大家把不认识的字三个五个地写在前边同志的背包上，以便边走边认，休息时就相互测验。这样的竞赛活动，做到了有布置、有检查、方法对头，收到了明显效果。王宗槐学会了许多歌曲，走到哪儿教到哪儿。在苏区的两次演出中，他还男扮女装上台演戏。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1935年1月7日凌晨，王宗槐随先头营直插遵义新城。进城后的王宗槐，首要任务是根据师政治部首长的命令去打土豪。他带着警卫排两个班去了老城，老百姓都说：“那个柏拐子最坏，最有钱。”柏拐子即柏辉章，是贵州军阀中的一名师长，在遵义城里有所别墅。王宗槐根据群众的指点找到这所别墅，将其财产罚没处理，第二天就跟着师部向娄山关前进，一直北进到松坎地区。这时，后方传来了喜讯：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重要会议。好多年后，王宗槐来到遵义会议旧址一看，惊喜地对身边的人说：“这不正是柏拐子那座楼吗？当年我们还在这里打土豪呢！”
快过草地时，部队严重缺粮，团青年干事钟生溢在渡河作战中被河水冲走了干粮袋，好几天来一直靠大家的接济度日。王宗槐得知这一情况，便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炒面一分为二，又将杨成武给他的盐匀出一把。1964年，钟生溢在河南省军区任副政委，携爱人到北京看望王宗槐时感激地说：“要不是你那碗炒面，我是过不了草地的。”
到达陕北后，王宗槐任红一军团教导营政委。在一次打土豪战斗中，教导营缴获了一堆布匹。王宗槐和营长熊招来没有请示上级，就决定用这些布给全营每人做了两套衣服。当军团召开直属队大会时，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一眼看出了问题。他把王宗槐叫了出去，说：“你这是犯了本位主义。”王宗槐立即认了错，并一直铭记在心，不再重犯。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烽火岁月
为做好整训工作学抽烟
1937年8月，王宗槐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青年科科长。上任不久，组织部部长黄克诚即派他参加由司令部秘书长舒同带领的工作团，到山西定襄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定襄扩军任务完成后，王宗槐随舒同星夜赶到五台县河东村，向聂荣臻报到。随后，在聂荣臻率领下，以五台山为中心，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王宗槐便是落实此项工作的组织部门负责人。经过一番筹措，晋察冀军区于1937年11月7日正式成立，聂荣臻出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王宗槐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的基础上，晋察冀边区于1938年1月11日在阜平县隆重召开了军政民代表大会。王宗槐被选为八路军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选举代表过程中，王宗槐抽烟的故事在部队和当地群众中传播开来。
1937年12月中旬的一天，聂荣臻和舒同向王宗槐布置任务说：“吕正操带了人民自卫军的主力两个营和一个特种营，来到平汉路西的王快镇进行整训，你代表军区去慰问，并帮助他们整训并建党建政（政治机关）。”这支人民自卫军由吕正操任司令员，原属东北军第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大都是东北人。
接到任务后，王宗槐带慰问团到了王快镇，受到了人民自卫军的热烈欢迎。桌子上放了许多香烟，可是王宗槐不会抽烟，他只好“借花献佛”光给别人敬烟。几天后，找王宗槐聊天的人越来越少了，一名地下党员告诉他：“大家原先就听说八路军里规矩太多，连烟都不准抽，还以为是谣传。现在见你这位组织部长真的不抽，就信以为真了。他们担心将来改编后受约束，吃不消。”
王宗槐恍然大悟，于是立即学着抽烟。刚学抽烟时又辣又呛，滋味很不好受，但他把这事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强忍着吸进去，吐出来。来人越多，他抽得越凶。这样人来人往，你递给我一支烟，我给你点个火，烟一冒上，话匣子就打开了。聊天之际，他向大伙解释说：“抽烟伤身破财，八路军里不提倡，但也允许抽，靠自觉，不强迫。”这就解除了自卫军官兵们的顾虑，整编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慰问团返回阜平城后，聂荣臻听取了汇报非常满意。政治部的同志看王宗槐染上了烟瘾，就批评说：“你这个部长呀，怎么抽起烟来了？”他急忙说：“我改，我改！”
建立“头脑档案”
1940年8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晋察冀军区、一二九师、一二○师等发起了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大规模交通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后，日军将冈村宁次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一到华北就调集7万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首先“扫荡”北岳区，继而向晋察冀军区机关和边区腹地疯狂进攻。军区机关从灵寿县李家沟回到了平山县陈家院村。 一天，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发来一份电报，要晋察冀军区组织部上报一份营以上干部名册。难办的是，晋察冀军区组织部手头没有资料可查，不要说干部档案，连份花名册也没有。原因是1939年秋，晋察冀军区第一次反“扫荡”时，组织部根据军区首长指示，烧掉了所有不便携带又无法转移的文件、档案、资料，只搞了个干部履历表，埋在唐县稻园地里。不料，日伪军挖地三尺把它翻出来了，暴露了晋察冀部队一些实力。聂荣臻指示说：“往后，反‘扫荡’前要把文件、表格统统处理掉，反‘扫荡’之后再填表、整理。”而现在上级发来了急电要花名册，若等到统一制表发下去填，再汇总上来，显然来不及。
王宗槐拿出笔，把军区司政供卫机关及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列出了名单。然后，他又把一至五分区的营长、教导员、团特派员、总支书记、机关股长、科长、协理员等营以上的干部名单，按编制序列列了出来。两名干事一个制表，一个抄写，三人一齐努力，仅用了5个小时，一份全军区营以上干部花名册就出来了，总计近2000人。许多人为之惊讶，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朱良才表扬王宗槐是干部工作的“活辞典”。著名作家魏巍在50多年后曾以亲历者的身份赞扬说：“这种近似计算机的记忆力简直是神话了，然而这却是他的天赋和高度的责任心所养成的。”王宗槐则说，这种责任心“是在军区首长教诲和严格要求下锻炼出来的”。
晋察冀军区刚成立时，聂荣臻经常询问干部情况。谈到某个干部，他总爱问：“哪儿的人？哪年参加革命的？任现职多久了？有啥特点？”起初，王宗槐身上总带个小本本，记着这些情况，以便领导查问。有一回，他现翻现答忙作一团，聂荣臻说：“要记在脑子里。”王宗槐意识到自己工作离上级要求尚有差距，于是下功夫建立“头脑档案”。他加强了同干部的谈心活动，并且每次谈完话后都要从头回忆内容，直到记住了才罢休。1940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在评选先进个人时，一致推举王宗槐为“模范干部”，师以上干部能获此殊荣，足见其工作成绩的突出。
发动老百姓打狗
1942年5月，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扫荡”。这时，王宗槐向组织上请求到最艰苦、最危险的敌后去工作，聂荣臻批准他到三分区当政治部主任。三分区所辖区域包括河北省的阜平、唐县、完县、曲阳、望都、定县等地。这时，除了阜平县，其他县城都被日军占领，不少村庄也都成了游击区。王宗槐和战友们坚持在乡村山野寻机歼敌。
这一带本来就贫困，尤为被动的是，三分区的主力部队不能得心应手地开展游击战。白天行动，受到日伪军据点的监视和制约；晚上活动，老百姓家的狗汪汪叫，无形中成了敌人的报告员。于是，王宗槐和三分区领导发动各家各户顾全大局，打死自家的狗，为部队夜晚行动提供静悄悄的环境。此后，三分区军民端碉堡，割电线，平壕沟，抓“舌头”，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1942年9月，王宗槐调到滹沱河流域的四分区任副政委。在这里，他和战友们反“蚕食”，反“扫荡”，护秋收，拆碉堡，破坏封锁线，并派出一支又一支敌后武工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对扭转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底，王宗槐随聂荣臻到达延安，准备出席中共七大，被编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隆重开幕，王宗槐作为547名正式代表之一，参加了七大的全过程，并在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担任监票员。
1944年6月中旬的一天，王宗槐正在延安党校学习，未婚妻范景明突然出现在联防司令部招待所里。王宗槐喜出望外，过来与她见面。他俩相恋两年多了，红娘就是当时的晋察冀军区三分区政委王平及其夫人范景新。那时，王宗槐任三分区政治部主任，孑然一身。王平夫妇就把妹妹范景明介绍给他。范景明品貌出众，共产党员，原是三分区冲锋剧社演员、女生队队长，后来调到白求恩医科学校学医。几次接触后，他们情投意合，确定了恋爱关系。1943年8月，王宗槐来延安时已经28岁，够成婚条件了，但范景明尚在学习，故将婚事推迟了。1944年2月，范景明刚从学校毕业，就与西调的军区二旅的人员同行，历时三个多月才到延安。
解放战争中转战千里
驰援中央
抗战胜利后，王宗槐夫妇携带中央军委发给晋察冀军区的密电码来到机关所在地张家口市。这时，一大批军政干部急赴东北，张家口就成了延安方面和晋绥、晋察冀军区赴东北干部的中转站。王宗槐回到组织部部长的岗位，在这里每天都要接待三四十名过往干部。他一直住在办公室。短短两三个月中，他经手的中转干部少说在2000人以上，加上晋察冀军区干部的调进调出、伤残军人转地方的善后工作等事项，忙得不得片刻休息。知情者回忆说：“抗战后东北地区的形势发展得那么迅速，那么有利，张家口的干部中转站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
解放战争期间，王宗槐曾担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四纵队副政委、第三纵队政委、第六十三军政委。
1948年10月，华北国民党军密调两个军的快速部队，趁解放军冀中、冀西、冀南空虚之机偷袭石家庄，扑向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发动了所谓的“掏心战役”。他们配备400辆汽车，带着上百吨炸药，打算在四天后先集结于保定，然后向石家庄进发，企图炸平石门。中共中央命令第三纵队，必须在四天内赶到保定西边的满城县。这时，第三纵队正在怀来与敌人周旋，距满城尚有250多公里。王宗槐和郑维山司令员当即向中央保证：“按时到达。”
为了隐蔽，他们只在夜间行动，选择的还是崎岖的山路。此前，他们已经在平绥地区连续转战了3500余公里，现在每天还要走50多公里山路，这是何等的艰难！纵队领导跟战士一样徒步行军，他们深知行军的速度关系到中央的安危。毛泽东不时地问身边的人员：“三纵队到哪里了？”周恩来也一连三次向毛泽东报告第三纵队的行军进程。两天后，部队昼夜兼程赶了135公里，于10月28日下午翻过了紫荆关。毛泽东闻讯后，非常满意地说：“三纵队可以改为白天赶路晚间小息，只要在30日前赶到望都地区，破敌就有把握。”在郑维山、王宗槐的带动下，第三纵队提前一天在30日拂晓到达了满城以南30公里的望都县。
王宗槐（1915—1998），江西万载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1月，苏区共产主义青年团首届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王宗槐和卫生队的看护员李金生作为红三军七师代表参加了这次团代会。团代会共有300多名代表。会上，王宗槐认识了萧华、刘志坚等人，并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项英、萧劲光等首长。会议结束后，他回到团部，团政委吴章成对他进行了采访似的询问：“会上见到谁了？谁讲了话？讲了什么？叫我们怎么干？”好在那时王宗槐记忆力好，要点一点没落。不过这促使他对文化学习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出席这次团代会，使他与部队青年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3年2月底，红三军为贯彻上级有关青年工作指示，在江西信丰县举办了30多人参加的青年骨干训练班。四个月后结业，王宗槐被分到红七师政治部任青年干事。
1934年2月初，红军总政治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号召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加强政治工作，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以萧华为部长的总政青年部根据这些精神，提出了在红军部队开展“青年冲锋季”活动的建议。时任红二师政治部青年干事的王宗槐，在组织二师的冲锋竞赛活动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比如要识300字，不少人觉得困难，他就跟大家一块儿想办法：先认本连人的名字和行军经过的地点，让大家把不认识的字三个五个地写在前边同志的背包上，以便边走边认，休息时就相互测验。这样的竞赛活动，做到了有布置、有检查、方法对头，收到了明显效果。王宗槐学会了许多歌曲，走到哪儿教到哪儿。在苏区的两次演出中，他还男扮女装上台演戏。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1935年1月7日凌晨，王宗槐随先头营直插遵义新城。进城后的王宗槐，首要任务是根据师政治部首长的命令去打土豪。他带着警卫排两个班去了老城，老百姓都说：“那个柏拐子最坏，最有钱。”柏拐子即柏辉章，是贵州军阀中的一名师长，在遵义城里有所别墅。王宗槐根据群众的指点找到这所别墅，将其财产罚没处理，第二天就跟着师部向娄山关前进，一直北进到松坎地区。这时，后方传来了喜讯：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重要会议。好多年后，王宗槐来到遵义会议旧址一看，惊喜地对身边的人说：“这不正是柏拐子那座楼吗？当年我们还在这里打土豪呢！”
快过草地时，部队严重缺粮，团青年干事钟生溢在渡河作战中被河水冲走了干粮袋，好几天来一直靠大家的接济度日。王宗槐得知这一情况，便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炒面一分为二，又将杨成武给他的盐匀出一把。1964年，钟生溢在河南省军区任副政委，携爱人到北京看望王宗槐时感激地说：“要不是你那碗炒面，我是过不了草地的。”
到达陕北后，王宗槐任红一军团教导营政委。在一次打土豪战斗中，教导营缴获了一堆布匹。王宗槐和营长熊招来没有请示上级，就决定用这些布给全营每人做了两套衣服。当军团召开直属队大会时，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一眼看出了问题。他把王宗槐叫了出去，说：“你这是犯了本位主义。”王宗槐立即认了错，并一直铭记在心，不再重犯。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烽火岁月
为做好整训工作学抽烟
1937年8月，王宗槐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青年科科长。上任不久，组织部部长黄克诚即派他参加由司令部秘书长舒同带领的工作团，到山西定襄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定襄扩军任务完成后，王宗槐随舒同星夜赶到五台县河东村，向聂荣臻报到。随后，在聂荣臻率领下，以五台山为中心，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王宗槐便是落实此项工作的组织部门负责人。经过一番筹措，晋察冀军区于1937年11月7日正式成立，聂荣臻出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王宗槐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的基础上，晋察冀边区于1938年1月11日在阜平县隆重召开了军政民代表大会。王宗槐被选为八路军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选举代表过程中，王宗槐抽烟的故事在部队和当地群众中传播开来。
1937年12月中旬的一天，聂荣臻和舒同向王宗槐布置任务说：“吕正操带了人民自卫军的主力两个营和一个特种营，来到平汉路西的王快镇进行整训，你代表军区去慰问，并帮助他们整训并建党建政（政治机关）。”这支人民自卫军由吕正操任司令员，原属东北军第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大都是东北人。
接到任务后，王宗槐带慰问团到了王快镇，受到了人民自卫军的热烈欢迎。桌子上放了许多香烟，可是王宗槐不会抽烟，他只好“借花献佛”光给别人敬烟。几天后，找王宗槐聊天的人越来越少了，一名地下党员告诉他：“大家原先就听说八路军里规矩太多，连烟都不准抽，还以为是谣传。现在见你这位组织部长真的不抽，就信以为真了。他们担心将来改编后受约束，吃不消。”
王宗槐恍然大悟，于是立即学着抽烟。刚学抽烟时又辣又呛，滋味很不好受，但他把这事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强忍着吸进去，吐出来。来人越多，他抽得越凶。这样人来人往，你递给我一支烟，我给你点个火，烟一冒上，话匣子就打开了。聊天之际，他向大伙解释说：“抽烟伤身破财，八路军里不提倡，但也允许抽，靠自觉，不强迫。”这就解除了自卫军官兵们的顾虑，整编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慰问团返回阜平城后，聂荣臻听取了汇报非常满意。政治部的同志看王宗槐染上了烟瘾，就批评说：“你这个部长呀，怎么抽起烟来了？”他急忙说：“我改，我改！”
建立“头脑档案”
1940年8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晋察冀军区、一二九师、一二○师等发起了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大规模交通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后，日军将冈村宁次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一到华北就调集7万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首先“扫荡”北岳区，继而向晋察冀军区机关和边区腹地疯狂进攻。军区机关从灵寿县李家沟回到了平山县陈家院村。 一天，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发来一份电报，要晋察冀军区组织部上报一份营以上干部名册。难办的是，晋察冀军区组织部手头没有资料可查，不要说干部档案，连份花名册也没有。原因是1939年秋，晋察冀军区第一次反“扫荡”时，组织部根据军区首长指示，烧掉了所有不便携带又无法转移的文件、档案、资料，只搞了个干部履历表，埋在唐县稻园地里。不料，日伪军挖地三尺把它翻出来了，暴露了晋察冀部队一些实力。聂荣臻指示说：“往后，反‘扫荡’前要把文件、表格统统处理掉，反‘扫荡’之后再填表、整理。”而现在上级发来了急电要花名册，若等到统一制表发下去填，再汇总上来，显然来不及。
王宗槐拿出笔，把军区司政供卫机关及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列出了名单。然后，他又把一至五分区的营长、教导员、团特派员、总支书记、机关股长、科长、协理员等营以上的干部名单，按编制序列列了出来。两名干事一个制表，一个抄写，三人一齐努力，仅用了5个小时，一份全军区营以上干部花名册就出来了，总计近2000人。许多人为之惊讶，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朱良才表扬王宗槐是干部工作的“活辞典”。著名作家魏巍在50多年后曾以亲历者的身份赞扬说：“这种近似计算机的记忆力简直是神话了，然而这却是他的天赋和高度的责任心所养成的。”王宗槐则说，这种责任心“是在军区首长教诲和严格要求下锻炼出来的”。
晋察冀军区刚成立时，聂荣臻经常询问干部情况。谈到某个干部，他总爱问：“哪儿的人？哪年参加革命的？任现职多久了？有啥特点？”起初，王宗槐身上总带个小本本，记着这些情况，以便领导查问。有一回，他现翻现答忙作一团，聂荣臻说：“要记在脑子里。”王宗槐意识到自己工作离上级要求尚有差距，于是下功夫建立“头脑档案”。他加强了同干部的谈心活动，并且每次谈完话后都要从头回忆内容，直到记住了才罢休。1940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在评选先进个人时，一致推举王宗槐为“模范干部”，师以上干部能获此殊荣，足见其工作成绩的突出。
发动老百姓打狗
1942年5月，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扫荡”。这时，王宗槐向组织上请求到最艰苦、最危险的敌后去工作，聂荣臻批准他到三分区当政治部主任。三分区所辖区域包括河北省的阜平、唐县、完县、曲阳、望都、定县等地。这时，除了阜平县，其他县城都被日军占领，不少村庄也都成了游击区。王宗槐和战友们坚持在乡村山野寻机歼敌。
这一带本来就贫困，尤为被动的是，三分区的主力部队不能得心应手地开展游击战。白天行动，受到日伪军据点的监视和制约；晚上活动，老百姓家的狗汪汪叫，无形中成了敌人的报告员。于是，王宗槐和三分区领导发动各家各户顾全大局，打死自家的狗，为部队夜晚行动提供静悄悄的环境。此后，三分区军民端碉堡，割电线，平壕沟，抓“舌头”，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1942年9月，王宗槐调到滹沱河流域的四分区任副政委。在这里，他和战友们反“蚕食”，反“扫荡”，护秋收，拆碉堡，破坏封锁线，并派出一支又一支敌后武工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对扭转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底，王宗槐随聂荣臻到达延安，准备出席中共七大，被编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隆重开幕，王宗槐作为547名正式代表之一，参加了七大的全过程，并在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担任监票员。
1944年6月中旬的一天，王宗槐正在延安党校学习，未婚妻范景明突然出现在联防司令部招待所里。王宗槐喜出望外，过来与她见面。他俩相恋两年多了，红娘就是当时的晋察冀军区三分区政委王平及其夫人范景新。那时，王宗槐任三分区政治部主任，孑然一身。王平夫妇就把妹妹范景明介绍给他。范景明品貌出众，共产党员，原是三分区冲锋剧社演员、女生队队长，后来调到白求恩医科学校学医。几次接触后，他们情投意合，确定了恋爱关系。1943年8月，王宗槐来延安时已经28岁，够成婚条件了，但范景明尚在学习，故将婚事推迟了。1944年2月，范景明刚从学校毕业，就与西调的军区二旅的人员同行，历时三个多月才到延安。
解放战争中转战千里
驰援中央
抗战胜利后，王宗槐夫妇携带中央军委发给晋察冀军区的密电码来到机关所在地张家口市。这时，一大批军政干部急赴东北，张家口就成了延安方面和晋绥、晋察冀军区赴东北干部的中转站。王宗槐回到组织部部长的岗位，在这里每天都要接待三四十名过往干部。他一直住在办公室。短短两三个月中，他经手的中转干部少说在2000人以上，加上晋察冀军区干部的调进调出、伤残军人转地方的善后工作等事项，忙得不得片刻休息。知情者回忆说：“抗战后东北地区的形势发展得那么迅速，那么有利，张家口的干部中转站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
解放战争期间，王宗槐曾担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四纵队副政委、第三纵队政委、第六十三军政委。
1948年10月，华北国民党军密调两个军的快速部队，趁解放军冀中、冀西、冀南空虚之机偷袭石家庄，扑向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发动了所谓的“掏心战役”。他们配备400辆汽车，带着上百吨炸药，打算在四天后先集结于保定，然后向石家庄进发，企图炸平石门。中共中央命令第三纵队，必须在四天内赶到保定西边的满城县。这时，第三纵队正在怀来与敌人周旋，距满城尚有250多公里。王宗槐和郑维山司令员当即向中央保证：“按时到达。”
为了隐蔽，他们只在夜间行动，选择的还是崎岖的山路。此前，他们已经在平绥地区连续转战了3500余公里，现在每天还要走50多公里山路，这是何等的艰难！纵队领导跟战士一样徒步行军，他们深知行军的速度关系到中央的安危。毛泽东不时地问身边的人员：“三纵队到哪里了？”周恩来也一连三次向毛泽东报告第三纵队的行军进程。两天后，部队昼夜兼程赶了135公里，于10月28日下午翻过了紫荆关。毛泽东闻讯后，非常满意地说：“三纵队可以改为白天赶路晚间小息，只要在30日前赶到望都地区，破敌就有把握。”在郑维山、王宗槐的带动下，第三纵队提前一天在30日拂晓到达了满城以南30公里的望都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