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以来，正规出版社之外的个人私下纂书出版，一直是中国出版业的一个独特现象，是出版市场真正繁荣的主力。当年的个人纂书行为，至今大体已经形成公司化、规模化的正规化出版了，成了出版界出好书的主力。
　　中国的阅读市场是个很有意思的市场，正规出版社曾经大挣其钱，当然，他们的短视，最终也把自己的市场搞砸了。而个人纂书，曾经在中国出版界培养出了许多富翁，如果不是政策垄断保护，许多正规出版社估计早就烟消云散了，也不会靠卖书号维持到今天。
　　我的母校人民大学曾经在1990年代出现过许多“书商”，而我真正参与纂书，是在1990年代。当年我在北京印刷学院当马列老师，闲来无事，喜欢交朋友与朋友瞎聊天。我的同事兼好友T君，他的宿舍常有三教九流进出，我也因此相识了一些T君的朋友，其中一位D君，就在出版社工作。
　　1993年初，D君想出一套中华孝道丛书。他找到了T君和我，让我们一起参加。另外，也找了与我们相熟的学生，帮着设计封面。我其实啥也不懂，不过古汉语底子尚过得去，若手边有古汉语词典，把古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应是问题不大。于是应承下来。
　　D君把从图书馆翻印的古代各种家训给我送来了。什么《了凡四训》，什么《庭纬杂录》，什么《家诫要言》，什么《德星堂家订》、《孝友堂家规》，等等，我也都是第一次读到。
　　第一遍初读，虽然大致意思明白，但其中一些词、典故，却不是我非专业人士所能知道的。但是我很要强，不想做丢人现眼的糙活。此前，我正好给一同事上高中的孩子当家教，同事家书柜里有一套《辞源》。我便向同事借了过来。
　　于是，过去的古汉语底子，加上手边这四大厚本的《辞源》，还有一本在书桌上装模作样的《康熙字典》，一本《辞海》，让我信心满满。
　　那个春天，我跟我太座刚认识不久正在恋爱中。每个周末她下班来我学校找我，我都正躲在宿舍翻译这些家训。至今太座对当年的场景记忆犹新：桌上词典字典稿子堆得乱七八糟的，我鼻梁上架着眼镜，伏首桌上，哗啦啦翻查大厚本的词典，头也不抬对她说，你先坐，我一会儿忙完。
　　毕竟家训家教都是比较通俗易懂的东西，这些家训家教的注释翻译没花我多少时间精力，很顺利地交稿了。那年晚春的某个晚上，我饿着肚子把全部稿子审校完——用方格稿子一字一字写出来，大为高兴，绕着校园的花园跑了3000米——彼时我还没发福，然后跑到学校操场体育组老师开的酒吧，要了一瓶二锅头，一袋花生米，自己一人怡然自得地喝掉了！饿肚酒，回到宿舍便去厕所吐了个不亦乐乎。
　　D君对我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大为满意，很快便给我安排了另一个活：帮着审校一部明史方面的书稿。这本书稿，费尽了我的心血。我一头钻进了书稿，书桌上除了《辞源》，还有《辞海》，还有图书馆借来的不同明史读本，佛学大辞典，与古代地名、明代官制、礼仪、文化相关的各种词典书籍。我那时真正算得上废寝忘食，一一去查找出处，核对文稿，文稿中自己不懂的似懂非懂的全部去查阅史料核实，工作量之大，我后来再也没有遇到过。
　　不过，这本书稿时运不济，这本书最终未能出来，书稿放在了我宿舍墙上的柜子里，后来我搬家后未及拿走，不知被扔了哪儿。付出的心血全部泡汤。而此前的那些家训，收在孝道丛书里，还把我署上了编委，在1994年出版发行。但直到1998年冬天，才拿到自己的5000元稿费。
　　我虽然没有因此走上书商的道路，但这两件活，却让我在古汉语和历史知识方面，有了新的积累，也有了新的敬畏：自己不懂的太多了。这也算是真正所得，没有白费心血，远胜于那拖了多年的5000元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