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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优化区域空间结构是提高经济转型发展质量与效益的重要措施，开展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研究是解释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特殊性的重要视角。文章采用山西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从空间分异与空间联系两个角度分析区域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表现特征。进一步，构建“三部门三区域”分析框架，解释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形成机理。空间分异分析表明：山西省空间结构中核心区、外围区、边缘区均表现出显著的资源依赖型特征，核心区带动能力弱，外围区经济脆弱性明显，边缘区为集中连片贫困状态，这种空间结构不利于经济要素在各等级城市之间的流动，会进一步加剧区域“核心-外围-边缘”结构刚性特征，阻碍区域功能的转型升级；空间联系分析表明，山西省各行业空间网络联系差异显著，其中，采矿业已形成明显的多层级辐射状圈层结构；农业网络联系次之，形成极化显著的辐射状圈层结构；服务业中各行业联系普遍较弱，初步形成以核心区与次级核心区紧密联系为特点的点轴结构，但各种服务功能的互补性差，服务业功能联系弱；而制造业的区域联系最弱，资源型产业发展制约了制造业的发展，工业化发展质量低，“反工业化”倾向比较严重。通过“三部门三区域”分析框架认为，由于资源型经济具有自强机制，区域产业结构呈现刚性，核心区创新动力不足，外围区城镇化水平虚高，边缘区缺乏产业支撑。核心区、外围区、边缘区之间要素联系松散，空间结构演进的“推一拉”力不足，致使区域发展陷入“资源优势”陷阱。
关键词“核心-外围-边缘”结构；网络结构；“资源诅咒”；山西省
中图分类号 4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09-0110-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9.013
发展经济学认为，从较长时间范围来看，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反方向变化关系，即“资源诅咒”效应。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关键性难点之一是，如何破解“资源诅咒”的问题。十八大以来，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突出强调将优化区域空间结构作为提高经济转型发展质量与效益的重要措施。从“资源诅咒”效应角度研究区域空间结构的格局特征，并且解释其形成机理，是正确把握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特殊性的重要途径，对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多数资源型地区受到“资源诅咒”的困扰，转型发展举步维艰。对“资源诅咒”的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领域。1993年，Auty首次提出“资源诅咒”的概念。随后，Sachs与Warner对解释“资源诅咒”的三部门模型进行扩展，不仅从区域层面证实了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而且发现区域效应、地理因素等加剧了“资源诅咒”的空间影响。在中国，学者们针对资源型城市转型以及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等现实经济问题，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资源诅咒”的事实以及转型的困难，并且对其形成机理与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相关研究成果为国家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但是，已有研究主要是围绕“结构-增长”、“制度-增长”等方面展开的，针对经济活动空间层面的“资源诅咒”效应的深入研究还较少。
根据新经济地理模型，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是农业部门、资源部门、非资源部门等不同部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空间均衡狀态。已有研究表明，在需求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历史事件与路径依赖等因素作用下，资源部门的空间布局对非资源部门的区位选择具有深刻影响，资源型部门与城市、区域的空间关系具有明显的资源制约性，空间结构呈现出“资源诅咒”效应。但是，空间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有哪些特征，如何解释其形成机理，还需要更为深入的、系统的研究。空间分异与空间联系是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两个主要内容。本文拟从反映空间分异的“核心-外围-边缘”结构，以及反映空间联系的网络结构等两方面，分析区域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表现特征；进一步，构建“三部门三区域”分析框架，解释区域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形成机理。
1“核心-外围-边缘”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
1.1研究方法
根据生产力要素的质量和密度的空间差异，即区域内基本地域单元的功能分异，将区域空间结构为“核心-外围-边缘”三类地区。核心区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地区，就业人口的空间密度最大，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比重最高；外围区是经济次发达的城市地区，就业人口空间密度较大，第二产业以及一般服务业比重较高；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农业的就业比重较大，就业人口的空间密度最低。本文将山西省所辖的107个市、县级市（县）作为研究单元，根据就业结构的空间分异，对山西省“核心-外围-边缘”结构进行分析。首先根据每个研究单元各行业的就业比重和就业密度，构建的40×107数据矩阵，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揭示各研究单元的就业结构特征。据此，判断研究单元的区域类型。然后，将地理单元临近的区域进行聚类分析，进而对山西省区域空间结构的“核心-外围-边缘”结构进行划分。
1.2“核心-外围-边缘”结构分析
1.2.1“核心-外围-边缘”结构划分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各研究单元的就业结构特征，解释核心区域、外围区域、边缘区域的类型特征。主成分分析的结果为，前5个主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4.9%，接近理想值85%。第一主因子在金融、教育、制造业等行业就业密度，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的就业密度与就业比重等方面占有较大比重，体现出资源型地区区域中心城市在综合服务功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等方面所具有的显著特征。同时，第一主成分在农业与采掘业就业比重两个指标上均为负值，这体现了核心城市就业结构中农业与采掘业就业人口比重低的特点。第二主因子中金融、教育、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采矿业等行业的就业比重贡献率较大，同时，农业的就业比重和就业密度的贡献率仍为负值，表明次核心区域的中心性功能较弱，采矿业的就业比重较高则体现出资源型地区核心城市的资源型经济特征。第三主因子与第四主因子包括采矿业就业比重及就业密度、制造业就业比重、农业就业密度，同时，金融、房地产、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和就业密度的贡献率均为负值，体现了资源型地区外围区域以粗放式、低水平的采矿业、制造业为主导的地域特征。第五主因子为农业就业密度与就业比重，反映了不具有矿产资源优势的地区以农业为主导的区域特征，这类地区多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体现出空间结构中边缘区的特征。 将地理单元临近的区域进行空间类型的聚类分析，进一步将该结果反映在以城市为基本分析单元的地图上（见图1）。山西省空间结构可分为6种类型：以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导的核心地域，以采矿业和一般性服务业为主导的次核心地域，以制造业和一般性服务业为主导的次核心地域，以采掘业为主导的外围地域，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外围地域，以农业为主导的边缘地域。这6种类型构成了山西省核心-外围-边缘的空间结构体系。
1.2.2“核心-外围-边缘”结构特征
根据区域就业结构的空间分异，可以发现山西省“核心-外围-边缘”结构具有如下特征：
（1）核心区为太原，以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导，这体现出资源型区域中心城市的典型功能特征。太原为老工业基地城市，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生产功能逐步向服务功能转化。但是其产业结构中资源依赖型制造业占有相当比重，资源型产业仍然是太原市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心城市的区外竞争力，也会削弱其对省域其他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
（2）次核心区域可以分为两类，以资源型制造业产业与一般性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包括长治、晋中、运城、忻州、临汾、侯马；以采矿业与一般性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包括，大同、阳泉、晋城、朔州、怀仁、介休、霍州、吕梁等。这些区域多数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或者布局有老工业企业。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多数区域发展较慢，资源的开采和加工处于低水平、粗放式发展状态，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城市服务功能弱。因而，作为核心城市与外围地区、边缘地区的承接地带，山西省次级核心城市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不显著。
（3）外围区域也可以分为两类，以资源加工业为主导的城市共有13个，尤其以在太原、晋中、吕梁等城市周围呈现集中连片分布；以资源开采为主导的城市共有28个，在晋中东部、晋东南地区呈现集中连片分布。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与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显著相关性，“因矿（厂）设市、随矿建镇”是这些城市发展的直接原因和基本动力。煤炭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这些区域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但是受煤炭开采量和市场价格的影响，经济脆弱性很大。
（4）边缘地域以农业为主導，该类城市共有61个，占研究单元总数的57%，其中以晋北、晋西以及晋南地区分布较集中。边缘地域多数是资源稀缺的贫困县，属于黄土高原自然环境条件较差的区域，区域功能以发展特色农业为主导，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呈现集中连片贫困状态。
整体来看，山西省“核心-外围-边缘”结构中，核心区与次核心区具有明显的资源依赖性，区际竞争力较差，对省内区域的带动作用较弱；外围区域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经济发展脆弱性很大；边缘区域由于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工业化发展缺乏原始动力，区域发展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而且，核心、外围、边缘区的空间分布具有的明显的集中连片分布特征，这种空间结构不利于经济要素在各等级城市之间的流动，会进一步加剧区域“核心-外围-边缘”结构刚性特征，阻碍区域功能的转型升级。
2空间网络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
2.1空间联系强度
根据区位商理论，某项功能区位商大于1的城市是该功能的输出地，而两个功能上的输出地之间在该功能上的联系上应该是相互排斥的，因此本文借鉴重力模型的思路，构建如下模型：
为了突出重点，将联系量大于50的数据绘制成区域功能联系示意图（见图2）。进一步计算各项功能的联系总量，结果为：农林牧渔业5520.59，采矿业19658.39，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3061.1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767.77，金融业425.51，教育475.54，制造业394.13。计算各行业功能联系量的变异系数，分别为农林牧渔业1.62，采矿业1.15，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1.5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07，金融业1.08，教育1.15，制造业0.97。变异系数越大，则城市之间功能联系的互补程度越高，功能的极化现象越显著，反之亦反。
2.2空间网络结构特征
（1）各区域之间采矿业的功能联系最显著，其联系量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已形成的采矿业功能网络中，核心区太原是一级功能中心，形成了以太原为中心，联系次级核心区域、外围区域的多层级功能联系。其次，以次级核心区域临汾与运城为中心，形成了次一级的晋南地区采矿业功能联系网络。相比之下，矿产资源丰富的晋北与晋东南等区域的次级核心区、外围区的采矿业功能联系较弱。原因在于，晋南地区的临汾市矿产资源丰富，而运城市为贫煤区，因此临汾与运城两地采矿业功能的互补性较大，采矿功能区际联系较多；晋北与晋东南地区矿产资源富集，且矿产资源多数以向省外输出为主，因而区内采矿业功能联系互补性较小。这也表明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区内经济联系强度，难以形成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脆弱性。
（2）农业的功能联系次之，但是也形成了以核心区太原为一级中心的多层级功能联系网络。根据变异系数判断，农业的功能互补程度要高于采矿业，该功能的网络极化现象最明显。空间上形成以核心区太原为中心，连接次级核心区晋中、阳泉、孝义、古交、忻州、长治、大同等区域的辐射状点轴结构。其次，次级核心区域与外围区域汾阳与孝义，长治与潞城、晋城，晋城与高平，大同与朔州等区域农业功能联系较为紧密。究其原因，与区域农业资源空间分布的互补性较强有关。但是，农业功能的联系强度与区域交通条件紧密相关。一些区位偏离交通主干道的边缘区域，尽管具有农业发展的资源禀赋优势，但是与区外的功能联系并不强。
（3）服务业各行业中，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的功能联系较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教育等功能联系较小。表明当前山西省的服务业各行业中，以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功能的联系与互补水平较高，分布也较集中。初步形成以核心区与次级核心区紧密联系为特点的点轴结构。但整体来看，山西省服务业的空间分布较为分散，且发展水平较低，各种服务功能的互补性差，服务业功能联系弱。这体现出资源型地区城市服务功能模式落后，城镇化发展质量滞后的特点。 （4）在各行业中，制造业的联系强度与变异系数最小。山西省制造业发展水平低且空间联系程度弱，制造业比重较高的核心区、外围区，其制造业功能联系均不明显。这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对资源型产业过度依赖，会制约制造业的发展，工业化发展质量低，“反工业化”倾向比较严重。
3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机理分析
对“资源诅咒”形成的经济学方面的代表性解释是“三部门”模型。Corden和Neary将经济体系分为可贸易的能源部门（energy）、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manufactures）与不可贸易的服务业部门（services），探讨了资源部门的兴旺对非贸易部门、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的影响，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机制。在此基础上，Sachs和Warner扩展了“三部门”模型，表明资源部门的繁荣对非资源部门具有抑制作用，生产要素过度集中于资源部门，不能有效在资源部门与非资源部门之间流动，最终导致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甚至停滞。本文结合对山西省地域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实证分析，构建资源型地区“三部门三区域”分析框架，解释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形成机理（见图3）。
根据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空间系统发展的关键动力在于核心区的大量创新，进而由核心区逐渐向外围区、边缘区扩散，并且形成核心一外围一边缘区域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区域功能的整体提升。但是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的演变受资源型经济的影响，呈现出独特性。资源型经济具有自强机制，资源部门对经济要素具有吸纳效应、资源部门的扩张与延伸具有粘滞效应、工业化的沉淀成本与路径依赖对资源功能具有锁定效应。因此，资源型地区生产要素过度集中于资源部门中，不能在资源部门、制造业部门、农业部门之间合理流动，导致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刚性。
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核心-外围-边缘结构的演变。资源型经济的自强机制，使得资源型地区形成與一般区域不同的空间结构特征。资源部门的繁荣不仅会挤出制造业部门，而且会通过挤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等动力要素，削弱核心区的创新功能。同时，核心区集聚效应的弱化及偏态的城市功能，又制约制造业集聚，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得区域城镇化与工业化产生严重偏差。城镇化发展没有相应的工业化作为支撑，必然影响到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使得核心区对外围区、边缘区的带动能力不足。同时，资源型产业的自我繁荣、自我强化与资源依赖导致外围工矿区城市化水平虚高，城市化质量偏低，半城市化特征显著。边缘区由于缺乏产业支撑，不能与核心区、外围区形成高效的要素流动，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发展状态。核心区、外围区、边缘区之间要素联系松散，地域空间结构演进的“推-拉”力不足，致使区域发展陷入“资源优势”陷阱。
4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山西省为例，从“核心-外围-边缘”空间分异与空间网络联系等两方面分析空间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并且进一步解释“资源诅咒”效应的形成机理，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如下：
（1）“核心-外围-边缘”空间分异的“资源诅咒”主要表现在：核心区为太原市，生产性服务业与资源依赖型制造业比重较大；次核心区包括地级市以及几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县级市，以采矿业或制造业、一般性服务业为主导。核心区与次核心区资源型产业比重过高，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小，区际竞争力较弱。外围区域以采矿业或制造业为主导，经济发展脆弱性明显；边缘区域以单一农业为主导，表现出集中连片贫困现象。整体而言，山西省“核心-外围-边缘”结构的空间分异与煤炭资源的地理分布，以及资源型产业的空间布局紧密相关，各类型区发展能力普遍较弱，区域发展缺乏竞争力。若经济发展对煤炭资源的依赖程度得不到有效缓解，这种不合理的空间结构还将进一步加剧。因此，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逐步摆脱对资源的严重依赖，是优化区域“核心-外围-边缘”结构的重要途径；反过来，区域“核心-外围-边缘”结构的协调发展又会对推动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2）空间网络联系的“资源诅咒”效应主要表现在：山西省区域功能联系网络的极化现象非常明显，采矿业已形成以太原为核心的多层级功能网络结构，农业的功能联系网络规模次之，服务业各行业功能联系普遍较弱，制造业的空间联系强度最小。区域各行业的功能联系是空间结构网络化发展的重要表征。若制造业、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国民收入比重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将会制约区域空间结构的网络化发展。因此，充分发挥核心城镇的集聚效应，强化制造业、服务业对区域发展的引领作用，是推动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优化发展的关键环节。
（3）构建“三部门三区域”分析框架，解释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结果发现，由于资源型经济具有自强机制，区域产业结构呈现刚性，核心区创新动力不足，外围区城镇化虚高，边缘区缺乏产业支撑，空间结构演进的“推-拉”力不足，致使区域发展陷入“资源优势”陷阱。在未来空间结构的优化中，外围区域，即资源型工矿区域是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优化的关键环节。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的转型尤其应该关注工矿区域的转型发展。根据工矿区域的区位条件，依托原有中心地城镇，区位条件、建设条件相对较好的“向上工矿区”形成工矿城市，并逐步转型为区域中心城市；将区位不佳、建设条件差的“向下工矿区”将走向逐步衰退的边缘区，引导其区域发展其生态功能、农业生产功能、旅游功能等。以构建“矿-城-乡”的融合联动为重要举措，推动资源型地区摆脱“资源诅咒”效应，规避资源优势陷阱。
（编辑：田红）
关键词“核心-外围-边缘”结构；网络结构；“资源诅咒”；山西省
中图分类号 4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09-0110-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9.013
发展经济学认为，从较长时间范围来看，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反方向变化关系，即“资源诅咒”效应。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关键性难点之一是，如何破解“资源诅咒”的问题。十八大以来，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突出强调将优化区域空间结构作为提高经济转型发展质量与效益的重要措施。从“资源诅咒”效应角度研究区域空间结构的格局特征，并且解释其形成机理，是正确把握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特殊性的重要途径，对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多数资源型地区受到“资源诅咒”的困扰，转型发展举步维艰。对“资源诅咒”的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领域。1993年，Auty首次提出“资源诅咒”的概念。随后，Sachs与Warner对解释“资源诅咒”的三部门模型进行扩展，不仅从区域层面证实了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而且发现区域效应、地理因素等加剧了“资源诅咒”的空间影响。在中国，学者们针对资源型城市转型以及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等现实经济问题，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资源诅咒”的事实以及转型的困难，并且对其形成机理与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相关研究成果为国家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但是，已有研究主要是围绕“结构-增长”、“制度-增长”等方面展开的，针对经济活动空间层面的“资源诅咒”效应的深入研究还较少。
根据新经济地理模型，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是农业部门、资源部门、非资源部门等不同部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空间均衡狀态。已有研究表明，在需求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历史事件与路径依赖等因素作用下，资源部门的空间布局对非资源部门的区位选择具有深刻影响，资源型部门与城市、区域的空间关系具有明显的资源制约性，空间结构呈现出“资源诅咒”效应。但是，空间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有哪些特征，如何解释其形成机理，还需要更为深入的、系统的研究。空间分异与空间联系是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两个主要内容。本文拟从反映空间分异的“核心-外围-边缘”结构，以及反映空间联系的网络结构等两方面，分析区域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表现特征；进一步，构建“三部门三区域”分析框架，解释区域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形成机理。
1“核心-外围-边缘”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
1.1研究方法
根据生产力要素的质量和密度的空间差异，即区域内基本地域单元的功能分异，将区域空间结构为“核心-外围-边缘”三类地区。核心区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地区，就业人口的空间密度最大，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比重最高；外围区是经济次发达的城市地区，就业人口空间密度较大，第二产业以及一般服务业比重较高；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农业的就业比重较大，就业人口的空间密度最低。本文将山西省所辖的107个市、县级市（县）作为研究单元，根据就业结构的空间分异，对山西省“核心-外围-边缘”结构进行分析。首先根据每个研究单元各行业的就业比重和就业密度，构建的40×107数据矩阵，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揭示各研究单元的就业结构特征。据此，判断研究单元的区域类型。然后，将地理单元临近的区域进行聚类分析，进而对山西省区域空间结构的“核心-外围-边缘”结构进行划分。
1.2“核心-外围-边缘”结构分析
1.2.1“核心-外围-边缘”结构划分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各研究单元的就业结构特征，解释核心区域、外围区域、边缘区域的类型特征。主成分分析的结果为，前5个主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4.9%，接近理想值85%。第一主因子在金融、教育、制造业等行业就业密度，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的就业密度与就业比重等方面占有较大比重，体现出资源型地区区域中心城市在综合服务功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等方面所具有的显著特征。同时，第一主成分在农业与采掘业就业比重两个指标上均为负值，这体现了核心城市就业结构中农业与采掘业就业人口比重低的特点。第二主因子中金融、教育、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采矿业等行业的就业比重贡献率较大，同时，农业的就业比重和就业密度的贡献率仍为负值，表明次核心区域的中心性功能较弱，采矿业的就业比重较高则体现出资源型地区核心城市的资源型经济特征。第三主因子与第四主因子包括采矿业就业比重及就业密度、制造业就业比重、农业就业密度，同时，金融、房地产、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和就业密度的贡献率均为负值，体现了资源型地区外围区域以粗放式、低水平的采矿业、制造业为主导的地域特征。第五主因子为农业就业密度与就业比重，反映了不具有矿产资源优势的地区以农业为主导的区域特征，这类地区多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体现出空间结构中边缘区的特征。 将地理单元临近的区域进行空间类型的聚类分析，进一步将该结果反映在以城市为基本分析单元的地图上（见图1）。山西省空间结构可分为6种类型：以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导的核心地域，以采矿业和一般性服务业为主导的次核心地域，以制造业和一般性服务业为主导的次核心地域，以采掘业为主导的外围地域，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外围地域，以农业为主导的边缘地域。这6种类型构成了山西省核心-外围-边缘的空间结构体系。
1.2.2“核心-外围-边缘”结构特征
根据区域就业结构的空间分异，可以发现山西省“核心-外围-边缘”结构具有如下特征：
（1）核心区为太原，以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导，这体现出资源型区域中心城市的典型功能特征。太原为老工业基地城市，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生产功能逐步向服务功能转化。但是其产业结构中资源依赖型制造业占有相当比重，资源型产业仍然是太原市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心城市的区外竞争力，也会削弱其对省域其他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
（2）次核心区域可以分为两类，以资源型制造业产业与一般性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包括长治、晋中、运城、忻州、临汾、侯马；以采矿业与一般性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包括，大同、阳泉、晋城、朔州、怀仁、介休、霍州、吕梁等。这些区域多数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或者布局有老工业企业。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多数区域发展较慢，资源的开采和加工处于低水平、粗放式发展状态，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城市服务功能弱。因而，作为核心城市与外围地区、边缘地区的承接地带，山西省次级核心城市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不显著。
（3）外围区域也可以分为两类，以资源加工业为主导的城市共有13个，尤其以在太原、晋中、吕梁等城市周围呈现集中连片分布；以资源开采为主导的城市共有28个，在晋中东部、晋东南地区呈现集中连片分布。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与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显著相关性，“因矿（厂）设市、随矿建镇”是这些城市发展的直接原因和基本动力。煤炭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这些区域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但是受煤炭开采量和市场价格的影响，经济脆弱性很大。
（4）边缘地域以农业为主導，该类城市共有61个，占研究单元总数的57%，其中以晋北、晋西以及晋南地区分布较集中。边缘地域多数是资源稀缺的贫困县，属于黄土高原自然环境条件较差的区域，区域功能以发展特色农业为主导，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呈现集中连片贫困状态。
整体来看，山西省“核心-外围-边缘”结构中，核心区与次核心区具有明显的资源依赖性，区际竞争力较差，对省内区域的带动作用较弱；外围区域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经济发展脆弱性很大；边缘区域由于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工业化发展缺乏原始动力，区域发展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而且，核心、外围、边缘区的空间分布具有的明显的集中连片分布特征，这种空间结构不利于经济要素在各等级城市之间的流动，会进一步加剧区域“核心-外围-边缘”结构刚性特征，阻碍区域功能的转型升级。
2空间网络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
2.1空间联系强度
根据区位商理论，某项功能区位商大于1的城市是该功能的输出地，而两个功能上的输出地之间在该功能上的联系上应该是相互排斥的，因此本文借鉴重力模型的思路，构建如下模型：
为了突出重点，将联系量大于50的数据绘制成区域功能联系示意图（见图2）。进一步计算各项功能的联系总量，结果为：农林牧渔业5520.59，采矿业19658.39，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3061.1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767.77，金融业425.51，教育475.54，制造业394.13。计算各行业功能联系量的变异系数，分别为农林牧渔业1.62，采矿业1.15，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1.5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07，金融业1.08，教育1.15，制造业0.97。变异系数越大，则城市之间功能联系的互补程度越高，功能的极化现象越显著，反之亦反。
2.2空间网络结构特征
（1）各区域之间采矿业的功能联系最显著，其联系量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已形成的采矿业功能网络中，核心区太原是一级功能中心，形成了以太原为中心，联系次级核心区域、外围区域的多层级功能联系。其次，以次级核心区域临汾与运城为中心，形成了次一级的晋南地区采矿业功能联系网络。相比之下，矿产资源丰富的晋北与晋东南等区域的次级核心区、外围区的采矿业功能联系较弱。原因在于，晋南地区的临汾市矿产资源丰富，而运城市为贫煤区，因此临汾与运城两地采矿业功能的互补性较大，采矿功能区际联系较多；晋北与晋东南地区矿产资源富集，且矿产资源多数以向省外输出为主，因而区内采矿业功能联系互补性较小。这也表明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区内经济联系强度，难以形成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脆弱性。
（2）农业的功能联系次之，但是也形成了以核心区太原为一级中心的多层级功能联系网络。根据变异系数判断，农业的功能互补程度要高于采矿业，该功能的网络极化现象最明显。空间上形成以核心区太原为中心，连接次级核心区晋中、阳泉、孝义、古交、忻州、长治、大同等区域的辐射状点轴结构。其次，次级核心区域与外围区域汾阳与孝义，长治与潞城、晋城，晋城与高平，大同与朔州等区域农业功能联系较为紧密。究其原因，与区域农业资源空间分布的互补性较强有关。但是，农业功能的联系强度与区域交通条件紧密相关。一些区位偏离交通主干道的边缘区域，尽管具有农业发展的资源禀赋优势，但是与区外的功能联系并不强。
（3）服务业各行业中，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的功能联系较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教育等功能联系较小。表明当前山西省的服务业各行业中，以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功能的联系与互补水平较高，分布也较集中。初步形成以核心区与次级核心区紧密联系为特点的点轴结构。但整体来看，山西省服务业的空间分布较为分散，且发展水平较低，各种服务功能的互补性差，服务业功能联系弱。这体现出资源型地区城市服务功能模式落后，城镇化发展质量滞后的特点。 （4）在各行业中，制造业的联系强度与变异系数最小。山西省制造业发展水平低且空间联系程度弱，制造业比重较高的核心区、外围区，其制造业功能联系均不明显。这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对资源型产业过度依赖，会制约制造业的发展，工业化发展质量低，“反工业化”倾向比较严重。
3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机理分析
对“资源诅咒”形成的经济学方面的代表性解释是“三部门”模型。Corden和Neary将经济体系分为可贸易的能源部门（energy）、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manufactures）与不可贸易的服务业部门（services），探讨了资源部门的兴旺对非贸易部门、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的影响，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机制。在此基础上，Sachs和Warner扩展了“三部门”模型，表明资源部门的繁荣对非资源部门具有抑制作用，生产要素过度集中于资源部门，不能有效在资源部门与非资源部门之间流动，最终导致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甚至停滞。本文结合对山西省地域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实证分析，构建资源型地区“三部门三区域”分析框架，解释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形成机理（见图3）。
根据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空间系统发展的关键动力在于核心区的大量创新，进而由核心区逐渐向外围区、边缘区扩散，并且形成核心一外围一边缘区域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区域功能的整体提升。但是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的演变受资源型经济的影响，呈现出独特性。资源型经济具有自强机制，资源部门对经济要素具有吸纳效应、资源部门的扩张与延伸具有粘滞效应、工业化的沉淀成本与路径依赖对资源功能具有锁定效应。因此，资源型地区生产要素过度集中于资源部门中，不能在资源部门、制造业部门、农业部门之间合理流动，导致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刚性。
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核心-外围-边缘结构的演变。资源型经济的自强机制，使得资源型地区形成與一般区域不同的空间结构特征。资源部门的繁荣不仅会挤出制造业部门，而且会通过挤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等动力要素，削弱核心区的创新功能。同时，核心区集聚效应的弱化及偏态的城市功能，又制约制造业集聚，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得区域城镇化与工业化产生严重偏差。城镇化发展没有相应的工业化作为支撑，必然影响到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使得核心区对外围区、边缘区的带动能力不足。同时，资源型产业的自我繁荣、自我强化与资源依赖导致外围工矿区城市化水平虚高，城市化质量偏低，半城市化特征显著。边缘区由于缺乏产业支撑，不能与核心区、外围区形成高效的要素流动，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发展状态。核心区、外围区、边缘区之间要素联系松散，地域空间结构演进的“推-拉”力不足，致使区域发展陷入“资源优势”陷阱。
4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山西省为例，从“核心-外围-边缘”空间分异与空间网络联系等两方面分析空间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并且进一步解释“资源诅咒”效应的形成机理，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如下：
（1）“核心-外围-边缘”空间分异的“资源诅咒”主要表现在：核心区为太原市，生产性服务业与资源依赖型制造业比重较大；次核心区包括地级市以及几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县级市，以采矿业或制造业、一般性服务业为主导。核心区与次核心区资源型产业比重过高，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小，区际竞争力较弱。外围区域以采矿业或制造业为主导，经济发展脆弱性明显；边缘区域以单一农业为主导，表现出集中连片贫困现象。整体而言，山西省“核心-外围-边缘”结构的空间分异与煤炭资源的地理分布，以及资源型产业的空间布局紧密相关，各类型区发展能力普遍较弱，区域发展缺乏竞争力。若经济发展对煤炭资源的依赖程度得不到有效缓解，这种不合理的空间结构还将进一步加剧。因此，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逐步摆脱对资源的严重依赖，是优化区域“核心-外围-边缘”结构的重要途径；反过来，区域“核心-外围-边缘”结构的协调发展又会对推动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2）空间网络联系的“资源诅咒”效应主要表现在：山西省区域功能联系网络的极化现象非常明显，采矿业已形成以太原为核心的多层级功能网络结构，农业的功能联系网络规模次之，服务业各行业功能联系普遍较弱，制造业的空间联系强度最小。区域各行业的功能联系是空间结构网络化发展的重要表征。若制造业、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国民收入比重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将会制约区域空间结构的网络化发展。因此，充分发挥核心城镇的集聚效应，强化制造业、服务业对区域发展的引领作用，是推动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优化发展的关键环节。
（3）构建“三部门三区域”分析框架，解释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结果发现，由于资源型经济具有自强机制，区域产业结构呈现刚性，核心区创新动力不足，外围区城镇化虚高，边缘区缺乏产业支撑，空间结构演进的“推-拉”力不足，致使区域发展陷入“资源优势”陷阱。在未来空间结构的优化中，外围区域，即资源型工矿区域是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优化的关键环节。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的转型尤其应该关注工矿区域的转型发展。根据工矿区域的区位条件，依托原有中心地城镇，区位条件、建设条件相对较好的“向上工矿区”形成工矿城市，并逐步转型为区域中心城市；将区位不佳、建设条件差的“向下工矿区”将走向逐步衰退的边缘区，引导其区域发展其生态功能、农业生产功能、旅游功能等。以构建“矿-城-乡”的融合联动为重要举措，推动资源型地区摆脱“资源诅咒”效应，规避资源优势陷阱。
（编辑：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