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洋务运动，即自强运动，典出《易经.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用此一旧式语言概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改革，已暗示了面对传统时的瞻前顾后。李鸿章等人也自知必遭保守派攻讦，于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辩，解释改革目的仅为“富国强兵”，绝非动摇国本，卖国求荣。
传统王朝的洋跃进
主要由于奕、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的努力，清王朝不但从北京和南京均被攻占的窘境中幸存下来，还恢复为一个具有统治力的全国性政权。美国汉学家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这样评价这一阶段的“自强”运动：“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
以富国强兵为中心
虽然遭受着“以夷变夏”的谴责，但面对亡国危险，改革派几乎别无选择。更何况，他们还从几千年的中国史中找到了不少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其中最有名的一条时至今日仍被引用：“天下无敌”的西洋火器，其实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洋人只不过加以改进，以致“奇巧百出”。尽管对西方文明是持如此认识，改革派的改革宗旨依然明确：“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在之后数十年里，洋务运动尽管问题众多，但基本路线不脱这一“富国强兵”的范围。
坚持天朝上国地位
但和任何改革一样，洋务运动也有不容涉及的禁区。首先，即使是作为改革旗手的李鸿章，也不容人损害“天朝上国”的威严。当他被太平军的咄咄攻势逼入困境时，还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注明：“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洋人）出队帮助。”李鸿章的下属、洋枪队首领戈登的经历更能说明这一点：他在1864年就已注意到，尽管清朝军官们很欣赏西洋步兵阵列，“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这种阵势”。其原因主要源自被总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中心主义，它始终坚持把可量化的物质因素和难以量化的精神文化因素相区别。用戈登的话来说，就是“承认我们（西方）的炮兵是优越的，但却认为他们（中国）的步兵要先进得多”——大炮差距来自于“物”，步兵差距则来自于“人”，“天朝子民”怎能认为自己不如洋人？同样基于这一认识，淮军军官们虽喜欢大炮，但反对学习炮兵操练——如果学了，那就不是“器不如人”，而是承认“技不如人”了。于是，对中国国情难以理解的戈登向李鸿章抱怨：您的手下连“喊口令”也不想学。
当然，在洋务运动中，中西关系也出现过不和谐的事件。在组建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时，为了避免英国的控制，洋务派重臣文祥放出狠话——“清廷宁可退到长城以外”，也不接受这一结果。果然，为避免领导权旁落，清政府解散了这支海军。这一举动不但导致数十万两白银的损失，而且把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推迟了十几年。对外从来优柔隐忍的清政府，为何有决心“壮士断腕”？按照恭亲王奕的说法，洋务运动“事权悉由中国主持，方为妥善”。
题外话
几乎是在“洋务运动”的同时，日本也开始了“明治维新”。当李鸿章得知日本名门子弟甘愿去西方工厂作学徒，以获得“制器之器”时，颇为感动。他引用了《易经》名言：“生生不穷，事事可通”，建议朝廷在科举制度中对精通技术的应试者另设新科：“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遗憾的是，尽管李鸿章身为晚清第一重臣，但这一涉及体制问题的改革建议却从未被最高统治者认真考虑过。
数字上的强大国家
清政府内的洋务派为达到“自强”目的，提出了许许多多改革方案。尽管由于旧体制的掣肘，以及众所周知的中国特色，只有一小部分改革措施能够落实。“洋务”和“自强”也逐渐从一个为富国强兵而呐喊的呼吁，蜕变为一个用来为开支辩护和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借口。但无论如何，“洋务运动”的成绩毋庸置疑：经过三十年洋跃进，清朝陆军洋枪数量“甲乎天下”，海军位列“亚洲第一”，诸省竞相修路开矿建厂，地方暴乱也悉数被轻易镇压，天朝的江山看上去稳固了不少。
坚持清朝政府领导
除了要忍受这类抱怨以外，李鸿章对戈登很满意——这是个服从清政府领导的外国军事专家。李鸿章特意向中央政府声明，在坚持政府领导的前提下，“以洋御华”古已有之：唐朝就不乏“蛮夷名将”为天朝效忠的先例。戈登也投桃报李：他为了替清朝效忠，主动退出英军现役，担任了清军绿营总兵。与李鸿章并称的洋务领袖左宗棠，在坚持政府领导方面更有过之而不及：他麾下最善战的洋将德克碑为表示归心中国，甚至“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
迫不得已的改革
1865年11月6日，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英籍客卿赫德，向总理衙门提交了名为《局外旁观论》的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反复说明，铁路、轮船、电报、采矿、外交等“洋务”不但有种种好处，还能“使中國和西方建立起一种十分牢固的联系和使它能信心十足地从事革新事业，而不致有倒退之虞”。1866年，英国外交官、发明了第一种汉语拼音法的汉学家威妥玛，也向总理衙门提交了名为《新义略论》的建议书，阐述互派公使、兴办西学、西法练兵的必要。威妥玛还直言，今日之西洋诸国并非昔日之化外蛮夷，中国若不承认这一事实并采纳西方文明成果，那么中国的前途必定多灾多难。
“中国制度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
面对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清政府还能无动于衷；面对太平天国的西洋火器，他们就坐不住了。曾国藩上折奏报，火轮船“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左宗棠为曾国藩代拟的《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李鸿章也在《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中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而必须购买外国枪炮，设局制造枪炮，“以资攻剿”。
“师夷长技”终成现实
是时，在北京政府方面，御史魏睦庭也呈上一份著名的奏折：“谓火器为军营决胜之技，近年以西洋为最精。西洋以商贩为立国之本，英、法现皆愿助剿平乱，使洋货益为畅流……中国不少奇才异能之士，果实力讲求，则船炮军械，大可胜于西洋。”在此风靡全国的改革共识下，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奕、文祥等人的行事、兼采二十年前耆英、叶名琛羁縻抚夷的外交政策，以及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国防意见两者之长：“夷之专於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尔海邦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不过二十年前只是少数人的意见，此时已形成名为“洋务”和“自强”的跃进式变革。
李鸿章的洋务起点
李鸿章正是在上海战场亲眼目睹了西洋火器的威力后，才从一个传统的中国士人，转变为西方技术的终身信徒。他之所以能率领淮军在常熟、太仓之战中屡败太平军，主要得益于英籍军官戈登指挥的榴弹炮、科赫恩迫击炮，以及浅水铁甲舰“海生”号的火力。是时，李鸿章在寄给老师曾国藩的信函中自信地写道：“炮力所穿，无孔不入……西洋炸炮，战守攻具，天下无敌”。
攘外必先安内
其实在这两位“清朝政府的老朋友”上书前，清朝统治者已意识到搞“洋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过，能让他们下决心改革的并非两次鸦片战争中咄咄逼人的洋人，而是正试图改朝换代的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自军兴起，长期从他们的“洋兄弟”手中高价购入洋枪洋炮。早在1854年，太平军名将罗大纲驻湖口时，“身边即有洋鬼子四人”。1862年4月，上海一间洋行一月内就卖给太平军洋枪3046支、洋炮795门、火药10947磅、炮盖450万个。同年，忠王李秀成帐下已有“开花大炮多尊及洋枪二万杆，其火器精利远优于湘军百倍，”，作战时“挟西洋开花炮自空下击，子落则石裂铁飞”。时人评论，“贼无技勇，……只重洋炮。夷人过昂其值，兵火后贼所掠之金银，半归夷人。”
历史绕不开的李鸿章
曾国藩虽以理学大家自命，但也无可奈何地承认：治国平天下应考虑到“利”。他痛感自王安石言利变法失败以来，士人鲜有谈“利”之风。在洋务运动中，曾国藩更发现自己开始认同南宋实用主义思想家叶适（1150-1223）的观点，后者写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作为曾国藩最知名的学生，李鸿章比老师更进一步，他为官行事之道无不浸淫着叶适的思想——“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
造船还是买船？
但就李鸿章本人而言，“有敌自海上来”的观念是在19世纪70年代与左宗棠的“海防塞防”之争中具体化的。与汉唐宋明困于游牧民族侵攻所不同，清王朝在彻底解决了此一难题后，却两次被来自海上的西方国家击败。要想解决“海防”问题，自然非有军舰不可。经过洋务派的苦心经营，中国当时已有江南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局两家造船厂，但李鸿章拒绝在国内造船，原因是什么呢？在中国造船还不如去地球另一头的欧洲买船便宜，何况铁甲舰一类的新式战舰国内还造不了。于是他在中央支持下，从德国买来了“定远”和“镇远”，从英国买来了“致远”和“靖远”。
“造船不如买船”的问题在当时并非个例：李鸿章属下的江南制造总局在创办的第六年，开始量产先进的林明敦式后膛来福枪，但只造了不到五千支，明察秋毫的李大人就看出了问题：国产林明敦枪造价不但是进口林明敦枪售价近两倍，而且质量还远不如进口货。李鸿章本着对国防大计负责的态度，果断拒绝这种国产步枪在淮军列装，继续带头进口价廉物美的洋枪洋炮。
“中国特色”
这一情况并非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独有，左宗棠手创的福建船政局问题更为严重：高价买来的木材、煤炭和金属材料居然“不堪使用”；拖欠工人工资也是见怪不怪；局中职员多系福建达官显宦的亲友，连官居二品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处理人事时也深感“棘手”。江南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局，一处上海，一处福州，相距上千里，风土虽为迥异，贪腐却属雷同，只能归结为中国特色了。
在李鸿章看来确是如此，这位帝国的中流砥柱所关心的，只是轮船招商局能为“富国强兵”提供多少白银。至于那些入股招商局的民间资本的命运如何，日理万机的李大人是无暇顾及的。《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曾经积极入股轮船招商局，事后以苦主身份大谈血泪史：“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晚清几乎所有的官督商办企业——包括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概不例外：“商民虽入股，不啻途入（跟班），即岁终分利，亦无非仰他人鼻息，而局费之当裁与否，司事之当用与否，皆不得过问。”想来也是，在中国，区区商人即使被黑得倾家荡产，莫非还能对堂堂“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说半个不字？
富国强兵梦的破灭
李鸿章办了多年洋务之后，在给老师曾国藩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于后……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1884年6月，就在李鸿章为“富国强兵”大搞“国进民退”的同时，日本政府将最大的国有船厂——长崎造船所，以45.9万日元的惊人低价转让给了一家民营企业，这家企业在1893年更名为“三菱株式会社”。50年后，这个造船厂造出了世界最大的战列舰“武藏号”；而曾经的“洋务运动旗帜”——江南制造总局，已被侵华日军侵占，更名为“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
军事和经济两手都要硬
如前所述，李鸿章最初是为“天下无敌”的坚船利炮才开办洋务。他在1863年写信给老师曾国藩：“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但作为一个中国士大夫，他在上海与洋人多番接触后，对洋人在经济领域的骄横霸道深感愤慨，认为中国若要“自强”，必须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着手。持此观点的也并非他一人，李鸿章在1864年收到了上海道丁日昌的信，信中称：惟有凭借轮船，才能击败跨海而来的洋人，无论“兵战”“商战”，均是如此。
在贪腐中自强
洋务运动的产品确实如此——成本高昂、质量低劣——逼得李鸿章们不得不继续买外国装备来搞中国国防，原因何在？一是采购大吃回扣。中国商人给官员回扣自古天经地义，毋庸再提；洋商与中国官员打过几回交道，也入乡随俗了。克虏伯进入中国不久，就学会了在合同金中划出专门比例送回扣。痛心疾首的李鸿章专门出台规定：所有采购都要经总办（总负责人）以及采买、支应、会计三个有关部门共同签字才能生效。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李大人此举见效甚微。二是人力成本高企。来华工作的洋人工资远比在本国工作要高，这倒好理解。中国没有技术骨干，能不求着洋人吗？问题在于，很多有关系的中国人想方设法挤进这些“有钱途”的洋务单位：19世纪70年代初，江南制造局只有40个官员领导管理；到70年代末，就有80个官员吃拿卡要了。
清朝特色的国企改革
国营不行，公私合营总行了吧？在搞了多年的国营企业后，李鸿章也深知其中不堪，于是改搞“官督商办”。简单来说，就是先将启动资本借给商人，然后由商人借政府参股的信用集资办厂，盈利后按股份分红。李鸿章在1872年主持筹建的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在1878年主持筹建的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厂——上海机器织布局，以及煤矿、电信等各企业，多以此模式建成。多年以后，李鸿章仍將轮船招商局看作事业上的最大成功，自称“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传统王朝的洋跃进
主要由于奕、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的努力，清王朝不但从北京和南京均被攻占的窘境中幸存下来，还恢复为一个具有统治力的全国性政权。美国汉学家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这样评价这一阶段的“自强”运动：“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
以富国强兵为中心
虽然遭受着“以夷变夏”的谴责，但面对亡国危险，改革派几乎别无选择。更何况，他们还从几千年的中国史中找到了不少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其中最有名的一条时至今日仍被引用：“天下无敌”的西洋火器，其实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洋人只不过加以改进，以致“奇巧百出”。尽管对西方文明是持如此认识，改革派的改革宗旨依然明确：“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在之后数十年里，洋务运动尽管问题众多，但基本路线不脱这一“富国强兵”的范围。
坚持天朝上国地位
但和任何改革一样，洋务运动也有不容涉及的禁区。首先，即使是作为改革旗手的李鸿章，也不容人损害“天朝上国”的威严。当他被太平军的咄咄攻势逼入困境时，还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注明：“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洋人）出队帮助。”李鸿章的下属、洋枪队首领戈登的经历更能说明这一点：他在1864年就已注意到，尽管清朝军官们很欣赏西洋步兵阵列，“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这种阵势”。其原因主要源自被总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中心主义，它始终坚持把可量化的物质因素和难以量化的精神文化因素相区别。用戈登的话来说，就是“承认我们（西方）的炮兵是优越的，但却认为他们（中国）的步兵要先进得多”——大炮差距来自于“物”，步兵差距则来自于“人”，“天朝子民”怎能认为自己不如洋人？同样基于这一认识，淮军军官们虽喜欢大炮，但反对学习炮兵操练——如果学了，那就不是“器不如人”，而是承认“技不如人”了。于是，对中国国情难以理解的戈登向李鸿章抱怨：您的手下连“喊口令”也不想学。
当然，在洋务运动中，中西关系也出现过不和谐的事件。在组建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时，为了避免英国的控制，洋务派重臣文祥放出狠话——“清廷宁可退到长城以外”，也不接受这一结果。果然，为避免领导权旁落，清政府解散了这支海军。这一举动不但导致数十万两白银的损失，而且把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推迟了十几年。对外从来优柔隐忍的清政府，为何有决心“壮士断腕”？按照恭亲王奕的说法，洋务运动“事权悉由中国主持，方为妥善”。
题外话
几乎是在“洋务运动”的同时，日本也开始了“明治维新”。当李鸿章得知日本名门子弟甘愿去西方工厂作学徒，以获得“制器之器”时，颇为感动。他引用了《易经》名言：“生生不穷，事事可通”，建议朝廷在科举制度中对精通技术的应试者另设新科：“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遗憾的是，尽管李鸿章身为晚清第一重臣，但这一涉及体制问题的改革建议却从未被最高统治者认真考虑过。
数字上的强大国家
清政府内的洋务派为达到“自强”目的，提出了许许多多改革方案。尽管由于旧体制的掣肘，以及众所周知的中国特色，只有一小部分改革措施能够落实。“洋务”和“自强”也逐渐从一个为富国强兵而呐喊的呼吁，蜕变为一个用来为开支辩护和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借口。但无论如何，“洋务运动”的成绩毋庸置疑：经过三十年洋跃进，清朝陆军洋枪数量“甲乎天下”，海军位列“亚洲第一”，诸省竞相修路开矿建厂，地方暴乱也悉数被轻易镇压，天朝的江山看上去稳固了不少。
坚持清朝政府领导
除了要忍受这类抱怨以外，李鸿章对戈登很满意——这是个服从清政府领导的外国军事专家。李鸿章特意向中央政府声明，在坚持政府领导的前提下，“以洋御华”古已有之：唐朝就不乏“蛮夷名将”为天朝效忠的先例。戈登也投桃报李：他为了替清朝效忠，主动退出英军现役，担任了清军绿营总兵。与李鸿章并称的洋务领袖左宗棠，在坚持政府领导方面更有过之而不及：他麾下最善战的洋将德克碑为表示归心中国，甚至“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
迫不得已的改革
1865年11月6日，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英籍客卿赫德，向总理衙门提交了名为《局外旁观论》的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反复说明，铁路、轮船、电报、采矿、外交等“洋务”不但有种种好处，还能“使中國和西方建立起一种十分牢固的联系和使它能信心十足地从事革新事业，而不致有倒退之虞”。1866年，英国外交官、发明了第一种汉语拼音法的汉学家威妥玛，也向总理衙门提交了名为《新义略论》的建议书，阐述互派公使、兴办西学、西法练兵的必要。威妥玛还直言，今日之西洋诸国并非昔日之化外蛮夷，中国若不承认这一事实并采纳西方文明成果，那么中国的前途必定多灾多难。
“中国制度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
面对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清政府还能无动于衷；面对太平天国的西洋火器，他们就坐不住了。曾国藩上折奏报，火轮船“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左宗棠为曾国藩代拟的《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李鸿章也在《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中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而必须购买外国枪炮，设局制造枪炮，“以资攻剿”。
“师夷长技”终成现实
是时，在北京政府方面，御史魏睦庭也呈上一份著名的奏折：“谓火器为军营决胜之技，近年以西洋为最精。西洋以商贩为立国之本，英、法现皆愿助剿平乱，使洋货益为畅流……中国不少奇才异能之士，果实力讲求，则船炮军械，大可胜于西洋。”在此风靡全国的改革共识下，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奕、文祥等人的行事、兼采二十年前耆英、叶名琛羁縻抚夷的外交政策，以及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国防意见两者之长：“夷之专於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尔海邦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不过二十年前只是少数人的意见，此时已形成名为“洋务”和“自强”的跃进式变革。
李鸿章的洋务起点
李鸿章正是在上海战场亲眼目睹了西洋火器的威力后，才从一个传统的中国士人，转变为西方技术的终身信徒。他之所以能率领淮军在常熟、太仓之战中屡败太平军，主要得益于英籍军官戈登指挥的榴弹炮、科赫恩迫击炮，以及浅水铁甲舰“海生”号的火力。是时，李鸿章在寄给老师曾国藩的信函中自信地写道：“炮力所穿，无孔不入……西洋炸炮，战守攻具，天下无敌”。
攘外必先安内
其实在这两位“清朝政府的老朋友”上书前，清朝统治者已意识到搞“洋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过，能让他们下决心改革的并非两次鸦片战争中咄咄逼人的洋人，而是正试图改朝换代的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自军兴起，长期从他们的“洋兄弟”手中高价购入洋枪洋炮。早在1854年，太平军名将罗大纲驻湖口时，“身边即有洋鬼子四人”。1862年4月，上海一间洋行一月内就卖给太平军洋枪3046支、洋炮795门、火药10947磅、炮盖450万个。同年，忠王李秀成帐下已有“开花大炮多尊及洋枪二万杆，其火器精利远优于湘军百倍，”，作战时“挟西洋开花炮自空下击，子落则石裂铁飞”。时人评论，“贼无技勇，……只重洋炮。夷人过昂其值，兵火后贼所掠之金银，半归夷人。”
历史绕不开的李鸿章
曾国藩虽以理学大家自命，但也无可奈何地承认：治国平天下应考虑到“利”。他痛感自王安石言利变法失败以来，士人鲜有谈“利”之风。在洋务运动中，曾国藩更发现自己开始认同南宋实用主义思想家叶适（1150-1223）的观点，后者写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作为曾国藩最知名的学生，李鸿章比老师更进一步，他为官行事之道无不浸淫着叶适的思想——“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
造船还是买船？
但就李鸿章本人而言，“有敌自海上来”的观念是在19世纪70年代与左宗棠的“海防塞防”之争中具体化的。与汉唐宋明困于游牧民族侵攻所不同，清王朝在彻底解决了此一难题后，却两次被来自海上的西方国家击败。要想解决“海防”问题，自然非有军舰不可。经过洋务派的苦心经营，中国当时已有江南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局两家造船厂，但李鸿章拒绝在国内造船，原因是什么呢？在中国造船还不如去地球另一头的欧洲买船便宜，何况铁甲舰一类的新式战舰国内还造不了。于是他在中央支持下，从德国买来了“定远”和“镇远”，从英国买来了“致远”和“靖远”。
“造船不如买船”的问题在当时并非个例：李鸿章属下的江南制造总局在创办的第六年，开始量产先进的林明敦式后膛来福枪，但只造了不到五千支，明察秋毫的李大人就看出了问题：国产林明敦枪造价不但是进口林明敦枪售价近两倍，而且质量还远不如进口货。李鸿章本着对国防大计负责的态度，果断拒绝这种国产步枪在淮军列装，继续带头进口价廉物美的洋枪洋炮。
“中国特色”
这一情况并非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独有，左宗棠手创的福建船政局问题更为严重：高价买来的木材、煤炭和金属材料居然“不堪使用”；拖欠工人工资也是见怪不怪；局中职员多系福建达官显宦的亲友，连官居二品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处理人事时也深感“棘手”。江南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局，一处上海，一处福州，相距上千里，风土虽为迥异，贪腐却属雷同，只能归结为中国特色了。
在李鸿章看来确是如此，这位帝国的中流砥柱所关心的，只是轮船招商局能为“富国强兵”提供多少白银。至于那些入股招商局的民间资本的命运如何，日理万机的李大人是无暇顾及的。《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曾经积极入股轮船招商局，事后以苦主身份大谈血泪史：“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晚清几乎所有的官督商办企业——包括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概不例外：“商民虽入股，不啻途入（跟班），即岁终分利，亦无非仰他人鼻息，而局费之当裁与否，司事之当用与否，皆不得过问。”想来也是，在中国，区区商人即使被黑得倾家荡产，莫非还能对堂堂“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说半个不字？
富国强兵梦的破灭
李鸿章办了多年洋务之后，在给老师曾国藩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于后……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1884年6月，就在李鸿章为“富国强兵”大搞“国进民退”的同时，日本政府将最大的国有船厂——长崎造船所，以45.9万日元的惊人低价转让给了一家民营企业，这家企业在1893年更名为“三菱株式会社”。50年后，这个造船厂造出了世界最大的战列舰“武藏号”；而曾经的“洋务运动旗帜”——江南制造总局，已被侵华日军侵占，更名为“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
军事和经济两手都要硬
如前所述，李鸿章最初是为“天下无敌”的坚船利炮才开办洋务。他在1863年写信给老师曾国藩：“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但作为一个中国士大夫，他在上海与洋人多番接触后，对洋人在经济领域的骄横霸道深感愤慨，认为中国若要“自强”，必须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着手。持此观点的也并非他一人，李鸿章在1864年收到了上海道丁日昌的信，信中称：惟有凭借轮船，才能击败跨海而来的洋人，无论“兵战”“商战”，均是如此。
在贪腐中自强
洋务运动的产品确实如此——成本高昂、质量低劣——逼得李鸿章们不得不继续买外国装备来搞中国国防，原因何在？一是采购大吃回扣。中国商人给官员回扣自古天经地义，毋庸再提；洋商与中国官员打过几回交道，也入乡随俗了。克虏伯进入中国不久，就学会了在合同金中划出专门比例送回扣。痛心疾首的李鸿章专门出台规定：所有采购都要经总办（总负责人）以及采买、支应、会计三个有关部门共同签字才能生效。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李大人此举见效甚微。二是人力成本高企。来华工作的洋人工资远比在本国工作要高，这倒好理解。中国没有技术骨干，能不求着洋人吗？问题在于，很多有关系的中国人想方设法挤进这些“有钱途”的洋务单位：19世纪70年代初，江南制造局只有40个官员领导管理；到70年代末，就有80个官员吃拿卡要了。
清朝特色的国企改革
国营不行，公私合营总行了吧？在搞了多年的国营企业后，李鸿章也深知其中不堪，于是改搞“官督商办”。简单来说，就是先将启动资本借给商人，然后由商人借政府参股的信用集资办厂，盈利后按股份分红。李鸿章在1872年主持筹建的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在1878年主持筹建的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厂——上海机器织布局，以及煤矿、电信等各企业，多以此模式建成。多年以后，李鸿章仍將轮船招商局看作事业上的最大成功，自称“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