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蚕老一时，麦收一晌”。
又到一年的麦收时节！
大型农业机械已经替代了人们手持镰刀挥汗如雨的辛劳，紧张的收麦场景已经远离我们的视野，成为我們的乡愁。但记住这些中国人几千年来一贯的稼穑习俗，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乡土的中国。生产会改变，但人对土地的感情不应改变;风俗会改变，但人对生活的热望不会改变;文化会改变，但人对族群的皈依不会改变。
本刊特此编发一组文图，集中反映孔孟之乡——即鲁西南一带的农业生产及生活习俗，由著名民俗画家王世会先生绘图，文化学者李北山撰文。本专题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创新重大理论研究重点项目“孔孟乡俗研究及艺术表现”（15BZBJ02）的研究之一。
公元前602年，是有记载以来黄河第一次改道。故道中灾难伴随洪水褪去，鄫国以南茫茫湿地和浩瀚湖泊变成大面积的滩涂，成为可耕作的肥田沃土。这时期南方诸国趁势北上，抢占黄淮滩涂。鄫国弱小，无力阻止，只能依附强大的鲁国。此时鲁国执掌国政的是季孙行父（季文子），为维护鲁国利益和季孙氏费邑封地不受侵犯，他派鲁国军队、奴隶南下，占据今兰陵建立次室邑。同时，在鲁国、鄫国井田上耕作的奴隶也纷纷南下谋生，到泇水、泗水中下游的湖泊滩涂开垦“王土”。一时间滩涂上的私田大量增加，奴隶们成了自由人。前594年，鲁国推翻井田制而推行“初税亩”制度。《谷梁传·宣公十五年》中记载，“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也就是说田税既取之于公——藉田，也取于民——私田。原来私田之收全归自己，现在也要按亩纳税。从此以后，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田亩实数收税。推行“初税亩”，就须由自耕农以家庭单位登记纳税的姓氏。百姓，从此成为农民的别称。
黄河，农耕，百姓的生存与生活，民族的繁衍与生息，自此被定格在公元前602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上。
大河文明
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我国古代的《山海经》《禹贡》和《水经注》等书皆称它为“河”。因它的中游流经广大的黄土高原地区，这里的无定河、沁河、渭河等支流挟带大量泥沙汇入，使河水呈黄色，故名黄河。它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九个省区，注入渤海。主要支流有湟水、洮河、清水河、无定河、延河、北洛河、泾河、渭河、汾河、沁河、伊河、洛河、大汶河等三十四条。流域面积约为752000平方千米，居住约1亿多人口。
黄河流域能够成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同黄河流域古代适于人类生活和生产的优越地理环境紧密相关。据考古学研究，远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很温暖的。当时的安阳人种水稻，是从阳历的三月开始，比现在大约早一个月。在一块武丁时代的甲骨文上记载着人们曾猎获一头大象。因此科学家们推断，3000年前的黄河流域同今日的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湿润。上古时期，生产工具极为简陋，人们同自然作斗争的能力很低，对自然界的依赖程度更强，因此环境条件十分重要。
据古地理学研究发现，这一地区属中纬度暖温带季风气候环境，第四纪以来没有受到大陆冰川的直接侵袭。中亚的干燥气候对本地影响也不深，因此保留了第三纪植物区系的许多植物，形成本区植物种属繁多的特点。这对古人类的生活也是极为有利的。
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广大的黄土地带。这种土壤质地均一，结构疏松多孔，既利于简陋农具的耕耘，又利于作物根系的深入。土层毛细管发达，孔隙率达50%以上，持水性好，抗旱抗涝能力强。尤其是土壤中含有丰富的钙、磷、钾等矿物质，其中碳酸钙含量达8%～19%，含其他矿物成分不下五十种。这些对农业的发展极为有利。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植物和作物种类繁多。如小麦、玉米、棉花、豌豆、蚕豆、胡萝卜、洋梨、核桃、杏、葡萄、亚麻、甜菜、茄子等早已在这里广为栽种，而落花生、番茄、苹果、甘薯、烟草等则是明代以后才输入我国的，水稻是从我国南方逐步向北移栽的。
黄河在鲁西南地区为下游河段，因泥沙沉积而成为悬河，在带来便利的水利条件的同时，也因其历史上的多次决堤、改道、凌汛而对当地的生产生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为了发展生产，消除水患，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开始利用黄河并不断对黄河进行治理。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发生第一次决口，以后水患灾害相继发生，决口改道频率加快。据黄河水利委员会对有关历史资料统计 ，1949年以前，黄河决口泛滥达1593次，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三年两决。根据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记录在案的黄河决口、改道进行的统计，公元前602年至公元1938年的2541年中，黄河决口、改道共1024次，大规模的改道26次，其中重大的改道、迁徙共7次。上述千余次的决口、泛滥，在不同时段的发生频率上具有明显的规律性。
正是黄河造就了华北平原。黄河下游天然堤横贯平原中部，分平原为南北两部，以南称黄淮平原，以北称海河平原。鲁西南平原正是两大平原交界地。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以来，黄河下游大改道26次。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其中流路涉及菏泽的有12次。北宋咸平三年（1000）至金明昌五年（1196）黄河六次决口，在菏泽一带南北摆动近200年之久，致使境内河湖不断淤积。1855年黄河改道遗留下的旧河床形成了东明、曹县、单县三县全长140公里，总面积达24万公顷的黄河故道。光绪元年（1875年）山东巡抚丁宝祯创修南岸障东堤，黄河才受两岸堤防束范，形成现河道。黄河菏泽段属于宽河道，历史上形成了大面积的滩地，众多的居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黄河滩里。
农业小史
先秦时期，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牛耕的推广，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加之境内众多水系湖泽的灌溉之利，经济发展快速。尤其东周平王以后，“周室衰微，诸侯强显始，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史记·周本纪》），菏泽大地正式成为天下诸侯商业贸易的经济中心。司马迁至陶地考察后写道，“此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陶属于济水流域，菏水的开凿使得南北不同水道系统连接起来，战国时代鸿沟的开凿使得陶的水路交通更加便利。发达的陆路和水路交通，使陶成为四方贸易的枢纽。当时，陶陆路东通鲁都曲阜，齐都临淄;西通卫郑及中原各国;南通楚国;北通燕赵。在今天的定陶一带，有关于陶朱公范蠡的传说。在传说中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成就越王霸业后急流勇退，与西施隐姓埋名、泛舟五湖。范蠡第三次迁徙来到定陶，操计然之术以治产，“十九年间，三致千金”，被称为“陶朱公”。范蠡在商业活动中洞察物价的变化，探求市场规律，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平籴、平粜、积著之理的经商原则，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被尊为商业鼻祖，被民间尊为财神。 西汉著名农学家汜胜之（前一世纪）系汜水（今山东曹县）人。汉成帝时任为议郎、劝农使者，曾在三辅（关中平原）教民种田，后迁御史。他总结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创造了精耕细作的区田法，另还有溲种法、穗选法、嫁接法等，著有《汜胜之书》共2卷18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农业科学著作。这与当时鲁西南一带农业发达不无关系。
战国末期到西汉初年，菏泽历经战乱。西汉初年，设置薄县、冤句、蒙县、成阳、句阳、鄄城、定陶、单父、成武、都关等24县，人口达百余万，是人口最多、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充分说明当时政府对菏泽的重视和菏泽自身的重要性，也证明了菏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西汉著名农学家汜胜之（前一世纪），汜水（今山东曹县）人。汉成帝时任为议郎、劝农使者，曾在三辅（关中平原）教民种田，后迁御史。他总结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创造了精耕细作的区田法，另还有溲种法、穗选法、嫁接法等，著有《汜胜之书》共2卷18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农业科学著作。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鲁西南是山东重要的粮食生产供应基地。郓州在山东十四州中居第四位，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山东三大纺织业中心之一，是鲁西商业集散地。这种发展一直持续到宋元时期，统治者注重黄河水患的治理和兴修水利，大量荒地得到开垦，成为重要的粮食、酒类、中药和丝绸产地，定陶等地成为当时北方重要商业中心。
金元明清，由于黄河泛滥频繁，鲁西南一带的农业经济社会遭到巨大的破坏。但运河的漕运又为其带来400年的社会繁荣。1855年黄河改道，灾害最甚者其实是农业。黄河洪水及其所携带的泥沙，破坏了山东平原地区的自然面貌，毁坏了植被，造成了水系紊乱，河湖淤积，削弱了泄洪能力，在平地上留下了大片沙地、沙丘和岗地、洼地，恶化了当地的气候环境。“民变”与“闯关东”成为当时百姓寻求活下去的两个出路。1855年黄河改道夺大清河自利津入海，自此形成了以垦利县渔洼为顶点，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的现代黄河三角洲。新淤地草深林密，土地肥沃，自民国初年便有因洪水酿灾而失地的流民前来开荒种地，进而成为民国政府新的移民点，曾专门设立“滨（州）蒲（台）利（津）沾（化）广（饶）淤荒设治筹备处”，将灾区人民迁到黄河口开垦荒地，自谋生路。1935年，黄河在山东省鄄城董庄决口，淹及山东菏泽、郓城等15县，灾民达250万人。鲁西南向黄河口大量移民，大都分布于利津、沾化和垦利一带，至今还保留有鲜明的鲁西南特色。
1949年以来，黄河下游1800公里长的大堤每年都维护培修，保证了黄河若干年的安全行洪。防汛护堤是黄河两岸百姓的头等大事，尤其是在20世纪下半叶，更成为一种独特的时代记忆。每到汛期，黄河两岸的群众便动员起来，准备好车辆，抬筐、秫秸、柳枝、铁丝、绳子、石头、水泥，严阵以待。滩区的驻民人心惶惶，忙着把老人孩子、牲口粮食转移到大堤以外，此时的黄河堤上，人头攒动，红旗招展，一番大战来临的势头。防汛外，还要出河工。那时尚无大型工程机械，挖河工地上就成了河工的海洋，大家车拉肩挑，口号此起彼伏，工地上红旗飘扬，窝棚连成一片。黄河复堤，运河疏浚，淮河深挖，再加上地方的黄水灌区，提水工程，洼地排涝，动不动就动员成百上千万民工齐上阵，谓之大会战。鲁西南一带民谣曰：“社社红旗展，村村连成片，早起三点半，一天三送饭，推着星星走，赶着日头转，活着干，死了算，脚磨破，手磨烂，坚决完成大会战。”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几千年来，黄河在带给人们沃野千里，带给人们便利的水利，决定着他们的庄稼，他们的农具和牲畜，他们因之而衍生的种种生活的细节;但水患又成为一代代人挥之不去的噩梦，相比干旱洪涝，黄河水患是毁灭性的，具备一种神威的不可抗力。因此，鲁西南一带民俗事象与古老的黄河紧密相连，独具特色。黄河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习俗。人们既要与自然共存，又要与自然抗争，可能正是这种不可预知的来自自然的不安全感，决定了人们骨子里对生存的忧虑和对生命自身的终极关照。
亚细亚生产方式
大河文明社会的生产方式都具备同一个特点，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亞生产方式”。
19 世纪中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进程时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根据弗朗斯瓦·贝尔尼埃在《莫卧儿帝国游记》中的材料，得出结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他所指的“东方”是印度、中国、俄国、埃及、波斯、土耳其等。这种生产方式是由于东方大河谷地统一管理水利灌溉事业之需要而产生的。它将生活在大河流域内分散的人们尽可能组织起来，集中人力物力，统一指挥管理，分工协作，以治理水患和引水灌溉。否则，仅凭少数几个部落的人们是无能为力的。“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 国内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的认识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土地国有制、农村公社、自然经济和中央专制。其实，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便突破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废封建，开阡陌”“井田制”等一些措施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土地自由买卖得到了承认。但是专制主义却保留了下来，影响深远。关于专制与政府的存在，恩格斯认为由于单个公社或个体的孤立性，基于它们彼此发生联系的需要，以及管理灌溉渠道、交通工具等公共工程的需要，便产生了高居于各个小公社之上的君主专制政府或者说中央集权的政府。他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公共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以及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高居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就黄河流域的农业历史而言，对黄河水患的治理就是这个“更高的统一体”存在的决定性因素。对社会和风俗而言，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特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造就了社会形态的超稳定结构。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造就的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农业中又包含着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成分，成为一个高度集合的产业。
人与土地关系密切，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追求的是“衣食足而知荣辱”，甚至继承制度也是土地耕种权的继承。因此中国人自古讲求多子多福，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地耕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人被限制在土地上，特别容易认同安土重迁——“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对;人情所愿也。”（汉·班固《汉书·元帝纪》），反映的是中国文化中以“家”为中心的生活观念。当然安土重迁不是不外出，而是有分工。女子基本不外出，至少不鼓励其外出;男子可以有外面的事业，但也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考虑。其“方”不外乎三种：入仕、行军、从商。
“种庄稼”
长沮和桀溺两人正一起耕作，孔子经过，让子路去问渡口所在。长沮问子路说：“驾车子的那个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他该知道渡口在哪儿。”子路只好又去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子路说：“是仲由。”桀溺说：“你是孔丘的学生？”子路回答说：“是的。”桀溺说：“社会纷乱如洪水弥漫，天下皆如此，谁能改变得了呢？你与其跟着孔丘那样避人的人，是不是还不如跟着我们这些避世的人呢？”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往种子上盖土（“耰而不辍”），很忙的样子。子路回来把这些告诉孔子。孔子怅然若失，叹息说：“我们既然无法跟鸟兽同群，若不跟天下人待在一起又跟谁在一起呢？天下有道的话，我就不会和你们一起从事改变现实的事情了。”
还有一次。子路跟随孔子出行，落在后面，遇上一个老者，用拐杖扛着除草的工具（“以杖荷蓧”）。子路问他：“您看见我的老师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说着把拐杖插在地上，开始锄他的地。子路很尴尬，拱手站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老人留子路到他家里过夜，杀鸡做饭招待他，还让他的两个儿子拜见子路。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告诉孔子他的奇遇。孔子说：“这是个隐士呀！”急忙叫子路转回去看他。子路返回老者家时，他已经出门去了。
孔子周游列国，遇到耕作的隐者，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知道了那个时代一种叫“耰”的农具。“耰”是一种用以碎土的工具，是一种木榔头，头和柄都是木质的，在先秦文献中也叫做“椎”。它的开始使用自然是在春秋末年以前，并且可能是以前很久。这样猜测的理由是黄河流域的气候干旱，耕开的土容易结成坚块，必须使之破碎才好种植。这是人们在生产中应付自然的智慧发明。在鲁西南一带，这种工具，这个耕种的工序到今天还一直保存着。俗称“砸坷拉”。黄河沿岸的土地由黄河淤泥冲积而成，粘性很大，种麦时翻起的垡子地土坷垃又硬又大，不用木榔头砸碎，根本没法下种。因此，每张梨、耙的后面，都会有老人、妇女、儿童举着榔头跟着砸坷垃，这成了鲁西南一带独具特色的一道农业生产景观。当地儿歌这样唱——
收完豆，搂完叶，犁起地来晒半月，地里成了坷垃窝。
东洼里，坷垃多，枣木榔头砸成末;
西洼里，坷垃硬，枣木榔头砸不动;
北洼里，坷垃大，榆木榔头砸十下;
南洼里，坷垃软，榔头一砸成个扁。
东西南北都砸遍，磨得俺趼子连成片。
成了片，俺不怨，为的是明年吃白面。
《诗经》里还提到“銍”，这是镰的较早的名称。《说文》解释：“銍，获禾短镰也。”金属镰的更广泛的使用应该是在普遍用铁以后。农具，尤其是铁制农具的应用，是乡土中国的文明基础。铁制农具在战国时期开始大量出现并逐渐普及，进而最终将石和青铜农具从生产领域中排斥出去，使生产工具发生了第一次革命性变革，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农业文明的重要标志。
《管子·轻重·乙篇》说，“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推、一銍”。《海王篇》说，“耕者必有一耒、一耜 、一铫”。皆是农具的应用。鲁西南一带耕作历史悠久，主要粮食作物是小麦和玉米，主要经济作物有棉花、花生等。当地百姓一般称农业生产为“种庄稼”。种庄稼，主要是小麦种植，涉及这样三个主要步骤——
犁地。种庄稼的第一道活便是犁地，地犁的好，庄稼便能种的好，粮食才能收的多。犁是一种耕地的农具，由在一根横梁端部的厚重的刃构成，通常系在一组牵引它的牲畜或机动车上，也有用人力来驱动的，用来破碎土块并耕出槽沟从而为播种做好准备。犁以翻土为主要功能并有松土、碎土作用的土壤耕作机械。主要有铧式犁、圆盘犁、旋转犁等类型。中国的犁是由耒耜发展演变而成。最初可能仍名“耒耜”。用牛牵拉耒耜以后，才渐渐使犁与耒耜分开，有了“犁”的专名。犁约出现于商朝，见于甲骨文的记载。早期的犁，形制简陋。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出现铁犁，开始用牛拉犁耕田。西汉出现了直辕犁，只有犁头和扶手。而缺少耕牛的地区，则普遍使用“踏犁”。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生产已经全面进入牛拉犁耕的阶段，以耕—耙—耱为体系的精耕细作技术越来越成熟，直辕犁结构已经相当完善，应用更加广泛。至隋唐时代，犁的构造有较大的改进，出现了曲辕犁。除犁头扶手外，还多了犁壁、犁箭、犁评等。陆龟蒙《耒耜经》记载，共有十一个用木和金属制作的零件组成，可以控制与调节犁耕的深度。长达2.3丈，十分庞大，必须双牛才能牵挽。其后，中国的犁都是在曲辕犁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造，直到20世纪中期在全国各地的农业生产中还广泛应用。
耙地。耙，一种是用于把谷堆柴草堆扒开，使谷子和柴草附着在晒谷場地面的农具，读pá，较小，一般称为耙子，为一人独立操作。还有一种是用于表层土壤平整的农具，读bà，较大，由牲口或机动车牵引。耕作深度一般不超过15厘米。耙（bà）是名词，同时也作为动词使用，即耙地，通常在犁耕后、播种前或早春保墒时进行，用以弄碎土块，平整土地，疏松土壤，保蓄水分，提高土温。耙在中国已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称之为“铁齿楱”。元《王祯农书》记载有方耙、人字耙等。
还有一种一人独立操作的铁耙（pá），其实是耙（bà）的缩小版，其作用也是整理表层土壤。使用时，农民手握木把的一端，把耙举过头先往后，再往前甩，铁齿由于甩劲插入泥土，然后向后拉耙，把土翻松。虽然随着现代化工具的发明运用，许多传统农具都已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铁耙作为农家必备农具之一，用于牲口或机动车牵引耙地的补充。还有一种钉耙（pá），由农具演化而来，是中国武术器械之一。作为武器，耙齿锋利似钉，可击，可耙，攻击性很强。最著名的使用者就是中国神话中的猪八戒。
耩地。用耧播种，俗称“耩地”。鲁西南地区多种植小麦，耩地是小麦播种的重要工序。我国出土的小型铁楼铧，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世纪。耧车是现代播种机的始祖，但因播种幅宽不一，行数不同，汉武帝的时候，一个叫赵过的政府官员，在一脚耧和二脚耧的基础上，创造发明了能同时播种三行的三脚耧。一人在前面牵牛拉着耧车，一人在后面手扶耧车播种，一天就能播种一顷地，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正论》）并于公元前85年向京城地区推广。这种耧犁不仅能够一次完成开沟、下种、覆土等作业，大大地提高了播种的效率，同时还能保证行距一致，深度一致，疏密一致，便于出苗后的通风透光和田间管理，使得播种的质量也得以提高。
这种耧犁就是现在北方农村还在使用的三脚耧车。耧车有独脚（鲁西南一带谓“脚”为“腿”）、二脚、三脚、甚至四脚数种，以二脚、三脚较为普遍。王祯《农书·耒耜门》记载，两脚耧的具体结构为：“两柄上弯，高可三尺，两足中虚，阔合一垄，横桄四匝，中置耧斗，其所盛种粒各下通足窍。仍旁挟两辕，可容一牛，用一人牵，傍一人执耧，且行且摇，种乃自下。”耩地的耧，不仅有三腿、两腿之分，又有豁耧、轧耧之别，豁耧耩旱地，轧耧专耩低洼地。这种使用耧犁进行“条播”的生产方式是中国农业在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的重要原因。西方直到公元16世纪才出现条播机，在使用条播机之前，种子是用手点播的，这使得他们常常要把当年收成的一半谷物留作翌年播种。而且，撒播的种子在发芽长成植株不利于生长，而且无法进行有效的除草。
又到一年的麦收时节！
大型农业机械已经替代了人们手持镰刀挥汗如雨的辛劳，紧张的收麦场景已经远离我们的视野，成为我們的乡愁。但记住这些中国人几千年来一贯的稼穑习俗，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乡土的中国。生产会改变，但人对土地的感情不应改变;风俗会改变，但人对生活的热望不会改变;文化会改变，但人对族群的皈依不会改变。
本刊特此编发一组文图，集中反映孔孟之乡——即鲁西南一带的农业生产及生活习俗，由著名民俗画家王世会先生绘图，文化学者李北山撰文。本专题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创新重大理论研究重点项目“孔孟乡俗研究及艺术表现”（15BZBJ02）的研究之一。
公元前602年，是有记载以来黄河第一次改道。故道中灾难伴随洪水褪去，鄫国以南茫茫湿地和浩瀚湖泊变成大面积的滩涂，成为可耕作的肥田沃土。这时期南方诸国趁势北上，抢占黄淮滩涂。鄫国弱小，无力阻止，只能依附强大的鲁国。此时鲁国执掌国政的是季孙行父（季文子），为维护鲁国利益和季孙氏费邑封地不受侵犯，他派鲁国军队、奴隶南下，占据今兰陵建立次室邑。同时，在鲁国、鄫国井田上耕作的奴隶也纷纷南下谋生，到泇水、泗水中下游的湖泊滩涂开垦“王土”。一时间滩涂上的私田大量增加，奴隶们成了自由人。前594年，鲁国推翻井田制而推行“初税亩”制度。《谷梁传·宣公十五年》中记载，“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也就是说田税既取之于公——藉田，也取于民——私田。原来私田之收全归自己，现在也要按亩纳税。从此以后，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田亩实数收税。推行“初税亩”，就须由自耕农以家庭单位登记纳税的姓氏。百姓，从此成为农民的别称。
黄河，农耕，百姓的生存与生活，民族的繁衍与生息，自此被定格在公元前602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上。
大河文明
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我国古代的《山海经》《禹贡》和《水经注》等书皆称它为“河”。因它的中游流经广大的黄土高原地区，这里的无定河、沁河、渭河等支流挟带大量泥沙汇入，使河水呈黄色，故名黄河。它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九个省区，注入渤海。主要支流有湟水、洮河、清水河、无定河、延河、北洛河、泾河、渭河、汾河、沁河、伊河、洛河、大汶河等三十四条。流域面积约为752000平方千米，居住约1亿多人口。
黄河流域能够成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同黄河流域古代适于人类生活和生产的优越地理环境紧密相关。据考古学研究，远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很温暖的。当时的安阳人种水稻，是从阳历的三月开始，比现在大约早一个月。在一块武丁时代的甲骨文上记载着人们曾猎获一头大象。因此科学家们推断，3000年前的黄河流域同今日的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湿润。上古时期，生产工具极为简陋，人们同自然作斗争的能力很低，对自然界的依赖程度更强，因此环境条件十分重要。
据古地理学研究发现，这一地区属中纬度暖温带季风气候环境，第四纪以来没有受到大陆冰川的直接侵袭。中亚的干燥气候对本地影响也不深，因此保留了第三纪植物区系的许多植物，形成本区植物种属繁多的特点。这对古人类的生活也是极为有利的。
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广大的黄土地带。这种土壤质地均一，结构疏松多孔，既利于简陋农具的耕耘，又利于作物根系的深入。土层毛细管发达，孔隙率达50%以上，持水性好，抗旱抗涝能力强。尤其是土壤中含有丰富的钙、磷、钾等矿物质，其中碳酸钙含量达8%～19%，含其他矿物成分不下五十种。这些对农业的发展极为有利。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植物和作物种类繁多。如小麦、玉米、棉花、豌豆、蚕豆、胡萝卜、洋梨、核桃、杏、葡萄、亚麻、甜菜、茄子等早已在这里广为栽种，而落花生、番茄、苹果、甘薯、烟草等则是明代以后才输入我国的，水稻是从我国南方逐步向北移栽的。
黄河在鲁西南地区为下游河段，因泥沙沉积而成为悬河，在带来便利的水利条件的同时，也因其历史上的多次决堤、改道、凌汛而对当地的生产生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为了发展生产，消除水患，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开始利用黄河并不断对黄河进行治理。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发生第一次决口，以后水患灾害相继发生，决口改道频率加快。据黄河水利委员会对有关历史资料统计 ，1949年以前，黄河决口泛滥达1593次，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三年两决。根据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记录在案的黄河决口、改道进行的统计，公元前602年至公元1938年的2541年中，黄河决口、改道共1024次，大规模的改道26次，其中重大的改道、迁徙共7次。上述千余次的决口、泛滥，在不同时段的发生频率上具有明显的规律性。
正是黄河造就了华北平原。黄河下游天然堤横贯平原中部，分平原为南北两部，以南称黄淮平原，以北称海河平原。鲁西南平原正是两大平原交界地。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以来，黄河下游大改道26次。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其中流路涉及菏泽的有12次。北宋咸平三年（1000）至金明昌五年（1196）黄河六次决口，在菏泽一带南北摆动近200年之久，致使境内河湖不断淤积。1855年黄河改道遗留下的旧河床形成了东明、曹县、单县三县全长140公里，总面积达24万公顷的黄河故道。光绪元年（1875年）山东巡抚丁宝祯创修南岸障东堤，黄河才受两岸堤防束范，形成现河道。黄河菏泽段属于宽河道，历史上形成了大面积的滩地，众多的居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黄河滩里。
农业小史
先秦时期，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牛耕的推广，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加之境内众多水系湖泽的灌溉之利，经济发展快速。尤其东周平王以后，“周室衰微，诸侯强显始，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史记·周本纪》），菏泽大地正式成为天下诸侯商业贸易的经济中心。司马迁至陶地考察后写道，“此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陶属于济水流域，菏水的开凿使得南北不同水道系统连接起来，战国时代鸿沟的开凿使得陶的水路交通更加便利。发达的陆路和水路交通，使陶成为四方贸易的枢纽。当时，陶陆路东通鲁都曲阜，齐都临淄;西通卫郑及中原各国;南通楚国;北通燕赵。在今天的定陶一带，有关于陶朱公范蠡的传说。在传说中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成就越王霸业后急流勇退，与西施隐姓埋名、泛舟五湖。范蠡第三次迁徙来到定陶，操计然之术以治产，“十九年间，三致千金”，被称为“陶朱公”。范蠡在商业活动中洞察物价的变化，探求市场规律，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平籴、平粜、积著之理的经商原则，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被尊为商业鼻祖，被民间尊为财神。 西汉著名农学家汜胜之（前一世纪）系汜水（今山东曹县）人。汉成帝时任为议郎、劝农使者，曾在三辅（关中平原）教民种田，后迁御史。他总结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创造了精耕细作的区田法，另还有溲种法、穗选法、嫁接法等，著有《汜胜之书》共2卷18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农业科学著作。这与当时鲁西南一带农业发达不无关系。
战国末期到西汉初年，菏泽历经战乱。西汉初年，设置薄县、冤句、蒙县、成阳、句阳、鄄城、定陶、单父、成武、都关等24县，人口达百余万，是人口最多、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充分说明当时政府对菏泽的重视和菏泽自身的重要性，也证明了菏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西汉著名农学家汜胜之（前一世纪），汜水（今山东曹县）人。汉成帝时任为议郎、劝农使者，曾在三辅（关中平原）教民种田，后迁御史。他总结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创造了精耕细作的区田法，另还有溲种法、穗选法、嫁接法等，著有《汜胜之书》共2卷18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农业科学著作。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鲁西南是山东重要的粮食生产供应基地。郓州在山东十四州中居第四位，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山东三大纺织业中心之一，是鲁西商业集散地。这种发展一直持续到宋元时期，统治者注重黄河水患的治理和兴修水利，大量荒地得到开垦，成为重要的粮食、酒类、中药和丝绸产地，定陶等地成为当时北方重要商业中心。
金元明清，由于黄河泛滥频繁，鲁西南一带的农业经济社会遭到巨大的破坏。但运河的漕运又为其带来400年的社会繁荣。1855年黄河改道，灾害最甚者其实是农业。黄河洪水及其所携带的泥沙，破坏了山东平原地区的自然面貌，毁坏了植被，造成了水系紊乱，河湖淤积，削弱了泄洪能力，在平地上留下了大片沙地、沙丘和岗地、洼地，恶化了当地的气候环境。“民变”与“闯关东”成为当时百姓寻求活下去的两个出路。1855年黄河改道夺大清河自利津入海，自此形成了以垦利县渔洼为顶点，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的现代黄河三角洲。新淤地草深林密，土地肥沃，自民国初年便有因洪水酿灾而失地的流民前来开荒种地，进而成为民国政府新的移民点，曾专门设立“滨（州）蒲（台）利（津）沾（化）广（饶）淤荒设治筹备处”，将灾区人民迁到黄河口开垦荒地，自谋生路。1935年，黄河在山东省鄄城董庄决口，淹及山东菏泽、郓城等15县，灾民达250万人。鲁西南向黄河口大量移民，大都分布于利津、沾化和垦利一带，至今还保留有鲜明的鲁西南特色。
1949年以来，黄河下游1800公里长的大堤每年都维护培修，保证了黄河若干年的安全行洪。防汛护堤是黄河两岸百姓的头等大事，尤其是在20世纪下半叶，更成为一种独特的时代记忆。每到汛期，黄河两岸的群众便动员起来，准备好车辆，抬筐、秫秸、柳枝、铁丝、绳子、石头、水泥，严阵以待。滩区的驻民人心惶惶，忙着把老人孩子、牲口粮食转移到大堤以外，此时的黄河堤上，人头攒动，红旗招展，一番大战来临的势头。防汛外，还要出河工。那时尚无大型工程机械，挖河工地上就成了河工的海洋，大家车拉肩挑，口号此起彼伏，工地上红旗飘扬，窝棚连成一片。黄河复堤，运河疏浚，淮河深挖，再加上地方的黄水灌区，提水工程，洼地排涝，动不动就动员成百上千万民工齐上阵，谓之大会战。鲁西南一带民谣曰：“社社红旗展，村村连成片，早起三点半，一天三送饭，推着星星走，赶着日头转，活着干，死了算，脚磨破，手磨烂，坚决完成大会战。”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几千年来，黄河在带给人们沃野千里，带给人们便利的水利，决定着他们的庄稼，他们的农具和牲畜，他们因之而衍生的种种生活的细节;但水患又成为一代代人挥之不去的噩梦，相比干旱洪涝，黄河水患是毁灭性的，具备一种神威的不可抗力。因此，鲁西南一带民俗事象与古老的黄河紧密相连，独具特色。黄河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习俗。人们既要与自然共存，又要与自然抗争，可能正是这种不可预知的来自自然的不安全感，决定了人们骨子里对生存的忧虑和对生命自身的终极关照。
亚细亚生产方式
大河文明社会的生产方式都具备同一个特点，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亞生产方式”。
19 世纪中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进程时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根据弗朗斯瓦·贝尔尼埃在《莫卧儿帝国游记》中的材料，得出结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他所指的“东方”是印度、中国、俄国、埃及、波斯、土耳其等。这种生产方式是由于东方大河谷地统一管理水利灌溉事业之需要而产生的。它将生活在大河流域内分散的人们尽可能组织起来，集中人力物力，统一指挥管理，分工协作，以治理水患和引水灌溉。否则，仅凭少数几个部落的人们是无能为力的。“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 国内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的认识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土地国有制、农村公社、自然经济和中央专制。其实，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便突破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废封建，开阡陌”“井田制”等一些措施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土地自由买卖得到了承认。但是专制主义却保留了下来，影响深远。关于专制与政府的存在，恩格斯认为由于单个公社或个体的孤立性，基于它们彼此发生联系的需要，以及管理灌溉渠道、交通工具等公共工程的需要，便产生了高居于各个小公社之上的君主专制政府或者说中央集权的政府。他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公共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以及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高居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就黄河流域的农业历史而言，对黄河水患的治理就是这个“更高的统一体”存在的决定性因素。对社会和风俗而言，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特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造就了社会形态的超稳定结构。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造就的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农业中又包含着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成分，成为一个高度集合的产业。
人与土地关系密切，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追求的是“衣食足而知荣辱”，甚至继承制度也是土地耕种权的继承。因此中国人自古讲求多子多福，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地耕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人被限制在土地上，特别容易认同安土重迁——“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对;人情所愿也。”（汉·班固《汉书·元帝纪》），反映的是中国文化中以“家”为中心的生活观念。当然安土重迁不是不外出，而是有分工。女子基本不外出，至少不鼓励其外出;男子可以有外面的事业，但也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考虑。其“方”不外乎三种：入仕、行军、从商。
“种庄稼”
长沮和桀溺两人正一起耕作，孔子经过，让子路去问渡口所在。长沮问子路说：“驾车子的那个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他该知道渡口在哪儿。”子路只好又去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子路说：“是仲由。”桀溺说：“你是孔丘的学生？”子路回答说：“是的。”桀溺说：“社会纷乱如洪水弥漫，天下皆如此，谁能改变得了呢？你与其跟着孔丘那样避人的人，是不是还不如跟着我们这些避世的人呢？”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往种子上盖土（“耰而不辍”），很忙的样子。子路回来把这些告诉孔子。孔子怅然若失，叹息说：“我们既然无法跟鸟兽同群，若不跟天下人待在一起又跟谁在一起呢？天下有道的话，我就不会和你们一起从事改变现实的事情了。”
还有一次。子路跟随孔子出行，落在后面，遇上一个老者，用拐杖扛着除草的工具（“以杖荷蓧”）。子路问他：“您看见我的老师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说着把拐杖插在地上，开始锄他的地。子路很尴尬，拱手站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老人留子路到他家里过夜，杀鸡做饭招待他，还让他的两个儿子拜见子路。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告诉孔子他的奇遇。孔子说：“这是个隐士呀！”急忙叫子路转回去看他。子路返回老者家时，他已经出门去了。
孔子周游列国，遇到耕作的隐者，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知道了那个时代一种叫“耰”的农具。“耰”是一种用以碎土的工具，是一种木榔头，头和柄都是木质的，在先秦文献中也叫做“椎”。它的开始使用自然是在春秋末年以前，并且可能是以前很久。这样猜测的理由是黄河流域的气候干旱，耕开的土容易结成坚块，必须使之破碎才好种植。这是人们在生产中应付自然的智慧发明。在鲁西南一带，这种工具，这个耕种的工序到今天还一直保存着。俗称“砸坷拉”。黄河沿岸的土地由黄河淤泥冲积而成，粘性很大，种麦时翻起的垡子地土坷垃又硬又大，不用木榔头砸碎，根本没法下种。因此，每张梨、耙的后面，都会有老人、妇女、儿童举着榔头跟着砸坷垃，这成了鲁西南一带独具特色的一道农业生产景观。当地儿歌这样唱——
收完豆，搂完叶，犁起地来晒半月，地里成了坷垃窝。
东洼里，坷垃多，枣木榔头砸成末;
西洼里，坷垃硬，枣木榔头砸不动;
北洼里，坷垃大，榆木榔头砸十下;
南洼里，坷垃软，榔头一砸成个扁。
东西南北都砸遍，磨得俺趼子连成片。
成了片，俺不怨，为的是明年吃白面。
《诗经》里还提到“銍”，这是镰的较早的名称。《说文》解释：“銍，获禾短镰也。”金属镰的更广泛的使用应该是在普遍用铁以后。农具，尤其是铁制农具的应用，是乡土中国的文明基础。铁制农具在战国时期开始大量出现并逐渐普及，进而最终将石和青铜农具从生产领域中排斥出去，使生产工具发生了第一次革命性变革，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农业文明的重要标志。
《管子·轻重·乙篇》说，“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推、一銍”。《海王篇》说，“耕者必有一耒、一耜 、一铫”。皆是农具的应用。鲁西南一带耕作历史悠久，主要粮食作物是小麦和玉米，主要经济作物有棉花、花生等。当地百姓一般称农业生产为“种庄稼”。种庄稼，主要是小麦种植，涉及这样三个主要步骤——
犁地。种庄稼的第一道活便是犁地，地犁的好，庄稼便能种的好，粮食才能收的多。犁是一种耕地的农具，由在一根横梁端部的厚重的刃构成，通常系在一组牵引它的牲畜或机动车上，也有用人力来驱动的，用来破碎土块并耕出槽沟从而为播种做好准备。犁以翻土为主要功能并有松土、碎土作用的土壤耕作机械。主要有铧式犁、圆盘犁、旋转犁等类型。中国的犁是由耒耜发展演变而成。最初可能仍名“耒耜”。用牛牵拉耒耜以后，才渐渐使犁与耒耜分开，有了“犁”的专名。犁约出现于商朝，见于甲骨文的记载。早期的犁，形制简陋。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出现铁犁，开始用牛拉犁耕田。西汉出现了直辕犁，只有犁头和扶手。而缺少耕牛的地区，则普遍使用“踏犁”。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生产已经全面进入牛拉犁耕的阶段，以耕—耙—耱为体系的精耕细作技术越来越成熟，直辕犁结构已经相当完善，应用更加广泛。至隋唐时代，犁的构造有较大的改进，出现了曲辕犁。除犁头扶手外，还多了犁壁、犁箭、犁评等。陆龟蒙《耒耜经》记载，共有十一个用木和金属制作的零件组成，可以控制与调节犁耕的深度。长达2.3丈，十分庞大，必须双牛才能牵挽。其后，中国的犁都是在曲辕犁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造，直到20世纪中期在全国各地的农业生产中还广泛应用。
耙地。耙，一种是用于把谷堆柴草堆扒开，使谷子和柴草附着在晒谷場地面的农具，读pá，较小，一般称为耙子，为一人独立操作。还有一种是用于表层土壤平整的农具，读bà，较大，由牲口或机动车牵引。耕作深度一般不超过15厘米。耙（bà）是名词，同时也作为动词使用，即耙地，通常在犁耕后、播种前或早春保墒时进行，用以弄碎土块，平整土地，疏松土壤，保蓄水分，提高土温。耙在中国已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称之为“铁齿楱”。元《王祯农书》记载有方耙、人字耙等。
还有一种一人独立操作的铁耙（pá），其实是耙（bà）的缩小版，其作用也是整理表层土壤。使用时，农民手握木把的一端，把耙举过头先往后，再往前甩，铁齿由于甩劲插入泥土，然后向后拉耙，把土翻松。虽然随着现代化工具的发明运用，许多传统农具都已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铁耙作为农家必备农具之一，用于牲口或机动车牵引耙地的补充。还有一种钉耙（pá），由农具演化而来，是中国武术器械之一。作为武器，耙齿锋利似钉，可击，可耙，攻击性很强。最著名的使用者就是中国神话中的猪八戒。
耩地。用耧播种，俗称“耩地”。鲁西南地区多种植小麦，耩地是小麦播种的重要工序。我国出土的小型铁楼铧，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世纪。耧车是现代播种机的始祖，但因播种幅宽不一，行数不同，汉武帝的时候，一个叫赵过的政府官员，在一脚耧和二脚耧的基础上，创造发明了能同时播种三行的三脚耧。一人在前面牵牛拉着耧车，一人在后面手扶耧车播种，一天就能播种一顷地，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正论》）并于公元前85年向京城地区推广。这种耧犁不仅能够一次完成开沟、下种、覆土等作业，大大地提高了播种的效率，同时还能保证行距一致，深度一致，疏密一致，便于出苗后的通风透光和田间管理，使得播种的质量也得以提高。
这种耧犁就是现在北方农村还在使用的三脚耧车。耧车有独脚（鲁西南一带谓“脚”为“腿”）、二脚、三脚、甚至四脚数种，以二脚、三脚较为普遍。王祯《农书·耒耜门》记载，两脚耧的具体结构为：“两柄上弯，高可三尺，两足中虚，阔合一垄，横桄四匝，中置耧斗，其所盛种粒各下通足窍。仍旁挟两辕，可容一牛，用一人牵，傍一人执耧，且行且摇，种乃自下。”耩地的耧，不仅有三腿、两腿之分，又有豁耧、轧耧之别，豁耧耩旱地，轧耧专耩低洼地。这种使用耧犁进行“条播”的生产方式是中国农业在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的重要原因。西方直到公元16世纪才出现条播机，在使用条播机之前，种子是用手点播的，这使得他们常常要把当年收成的一半谷物留作翌年播种。而且，撒播的种子在发芽长成植株不利于生长，而且无法进行有效的除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