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常面对不同语言，定会觉察，不同的语言甚至方言，都有不同的声调。以我们中国人为例，普通话有四声，广东话则有八声甚至九声。拿来念旧诗词，广东话的频谱会阔许多。北方人学广东话，有几个声常发不出来，这是因为，这些声调，在北方人的语言习惯中已消失，反而在我们这些南蛮中还保留着。也许李白苏轼他们念自己的作品，和我们念来的调门会较接近吧？相对来说，南方方言的调门常较北方的平和，是故粤剧和京戏虽同出自昆曲，唱的本是来源相同的梆黄，但经过许多代人用语调不同的方言来唱，其旋律听起来便南辕北辙。南腔低回，北调高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味况。
　　音乐旋律写成怎么一个听法，表面看是随意的，其实不然。最初，它显然和语言息息相关。初民没有语言，在茹毛饮血的岁月，最初用声音来传情达意的意符，常出于情绪化的呼叫，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往往也和惊叹、恐惧和感慨混合在一起，且往往是情绪比理智走先一步，最早的语言便是这些情绪化声调的组合，是故歌吟一定比阐述更早，最早的语言也便是最早的旋律。而语言从来便是群体性的，因此，旋律也一定有社会性。
　　每代人都在写属于自己时代的旋律，但传承常起相当大的作用。有人说，纯器乐的出现已打破语调对旋律的拘束，但即使对着钢琴上一大排可随意纵横的白键黑键，谁也不可能完全抛离熟悉的旋律行进模式去写出一些只有外星人才能写出的音乐。心灵经验是世代传承的，传达的意符也常有历史的渊源，在最古老的意符那里，也一定有最前卫的因子，因为人心是古今如一的。是故历史上最后赢得了桂冠的人不是无视传统，而是深深地钻进传统去，细细咀嚼出一些什么来。听巴洛克时代的音乐，把巴赫与同时代的亨德尔、拉摩、韦华第或史卡拉第等等比较，你会发现，他比谁都在古老的旋律承传里钻得深，甚至可在他的旋律里意会到许多来自中世纪甚至更古老的讯息。这并非纯是音乐趣味上的复古，也不是在钻乐理的牛角尖，在古老的体裁和旋律背后，常浸透着一种自古一脉相承的精神性的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音乐的神秘就在这里，巴赫的魅力也在这里。

　　听巴赫，我常想起辛词有句说“学窥圣处文章古，清到穷时风味苦”。这话玄吗？何以好文字必近圣、近古、近清、近穷，甚至近苦？近来多听了点巴赫和同时代其他大师的唱片，多了点留意由中世纪到近代转化的那段长长的历史，西打东着，若有所悟。听得出来，这许多位当时红极一时的乐人比巴赫较重视愉悦时人，也爱以世俗的喜乐来愉悦自己，叫座力自然也比巴赫强得多。若有排行榜，排在巴赫前面的大有人在。其中有些人和巴赫有過交往，有些则不知巴赫为何方神圣（如亨德尔）。巴赫其实处于世风和乐风的转折关头，他不是感觉不到大势的趋向，也在不住研究同行的新作的好处，也向他们学习，但因为他的框架和趣味建基于更深沉的古奥传统，即使把人家的流行作品拿来改编，听起来便有不同深度和趣味，这也做成了许多人欣赏他的难处。是以巴赫最后一份差事（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和本城乐正），当局本来最属意由泰利曼领衔，泰另有高就，才轮到巴赫供职。而遴选者找不到更佳人选，才退而求其次让巴赫有口饭吃。结果若干年后，当局和信众还是对他不以为然，让他扫地出门，死于贫困。

　　这几天，我都在听巴赫的无伴奏器乐组曲。一般来说，法国人写的组曲通常都有四个乐章，调性相同，但拍子各异，这后来便发展成奏鸣曲式。但巴赫没有遵循这规例，许多时候，他的组曲会有六个乐章，所选的舞曲格式也不尽相同，调性也不一，但一定因写作时的心境，寄入不同的格调和情绪。例如，他的鲁特琴组曲就很有意大利趣味，大提琴组曲较有拉丁味道，而小提琴组曲则很有德国文化特有的苍桑感。这些曲子，相信都写于所谓的科登时期，即巴赫在威玛当宫廷乐长，到任职莱比锡之间，有六年在科登宫廷任乐长之职。其时巴赫32-38岁，可能是他一生最舒畅的黄金日子。当是时也，他的前妻突然因病亡故，次年续弦的是小他十六岁的安娜·玛格达雷娜，是个不俗的女高音，后来也是他事业上的好帮手。在威玛生活的后期，他与性格乖张的领主不和，想另谋高就，却因而给关进牢狱一个月，经有权势的友侪出头营救才幸免于难。他终于脱离了威玛到了科登，新老板喜爱音乐，和他很要好，这儿信的是加尔文教派，反对一切旧教遗下的文化基因，教堂里的音乐是愈简单愈好。巴赫乐得清闲，这段日子几乎没写过什么宗教作品，专心发展他的世俗音乐。
　　他用自己特有的心灵节奏和旋律编织了一张张音韵之网，向我们展示，人最内在的心理状态，可以内藏着怎么样的律动，一经点触，灵魂便可动作出怎么样的性情之舞。我也相信，古往今来许多性情中人的灵魂，都曾在类近这旋律的境界里翩翩起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