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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洵 原名怀麟、怀林,1935年生于南京,祖籍江苏扬州。出版《民国篆刻艺术》《民国书法史》《清代乾嘉学派与书法》《黄庭坚书论注》等。现为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西泠印社社员、山东省书画研究院研究员、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网学术顾问。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夏,在江宁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遵奉谕旨,酝酿创设新式学堂。首先是邀约知名学者与关心教育事业的社会名人讨论怎么办学。参与此类具体事项的有张謇(1853年~1926年,字季直,江苏南通人。光绪二十七年恩科状元)、缪荃孙(1844年~1919年,字筱珊,江苏江阴人,两榜翰林出身)、罗振玉(1866年~1940年,祖籍浙江上虞,生长于江苏淮安,曾在清政府学部任职)与李瑞清。事业初见端倪之际,刘坤一不幸病逝。原湖广总督张之洞继任两江总督,此公办事认真,雷厉风行。为考虑财政收入,又能解决日后师资问题,张氏同意以办师范学堂为适宜。当时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按:安徽曾一度称为江南省)。从文献查阅可见张氏有《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奏折》:“……此三省各州县应设中心学堂为数浩繁,需教员何可胜计……经督臣同司道详加筹度,唯有专力大举,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则目前之力甚约,而日后发展甚广。兹于江宁省城,北极阁前,勘定地址,创办三江师范学堂一所。凡苏、皖、赣三省士人皆可入堂受学……”学堂成立之初,由缪荃孙负责,后因另有重任,调离。此前,李瑞清由道员改任江宁提学使。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江师范学堂易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两江总督任命李瑞清出任该学堂监督(即校长)。说来也巧,是年八月,清政府正式下诏废除科举,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李瑞清引领学校,向崭新的教育方向发展。
弄清楚三江师范学堂这根主线,有利于阐明本文的宗旨与相关人物。
李瑞清(1867年~1920年)字梅盒,又字梅痴,江西临川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高祖李宗翰是清中叶当地资望甚高的收藏家、书法家。家中所藏的金石拓片与名家书画,使其从小就与钟鼎、碑碣结下了深厚情缘。父亲李必昌在湖南为官30年,曾任长沙司马摄武陵县令,人称荣禄公。故瑞清启蒙时读书取法比相同年龄之儿童要高。有“少洽《公羊》学,为文学司马迁、范蔚宗,诗宗汉魏,古直而苍凉……弱冠前乡梓远近即素有才名”。他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进士,旋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按清代沿明代建制,翰林院设庶常馆,选拔新进士之优于文学、书法者,入馆深造)。后为江苏候补道、江宁藩司等职。
我们后辈小子专题研究前贤者,务必辩证地剖析。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李瑞清遂客寓上海改儒服为道服,自号清道人,以鬻书画自给。不论他生前或殁后,金石书画界每言及清道人,几乎人人皆知,说其原名,不少人哑然。
好,回归原题。根据胡小石、陈中凡等老先生生前所讲,有关清道人的三件大事是应当载入史册的。
1.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的众多管理、实践经验,尤其在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与教育体制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1906年春,李瑞清赴日本考察教育。对于彼时日本现行学务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研究。从中发现日本很重视各级美术师资的培养。返国后为造就我中华民族的美术人才,特在学堂内创设“图画手工科”。可以想像“敢为天下先”就是“一张白纸”,全国高等师范学堂(如保定师范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也没有几所,倏然间要设立一个专科,谈何容易。从师资、教材、实习内容直至课程设置,一直到1907年方正式张榜招生。第一届招收的学员当中,即有后来成为著名国画大师、美术教育家、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系)首席教授的吕凤子(1885年~1959年,初名溶,字凤子,自署“凤先生”。江苏丹阳人)。
另据笔者所知,张大千从日本返国后在上海经常去李瑞清寓中求教,但非学堂图工科学生。其兄善仔善画虎,是否该科毕业,待考。
2.李瑞清出任监督后,常自开书画课程。分析碑本法帖时不仅详述字的结体、用笔、章法,也阐明各类风格特征,善于类比;尤为学员感兴趣的是,老人家侧重讲书法史、书法理论。最常讲的一句话是“目无二李、神游三代”(李斯、李阳冰,三代指夏、商、周)。
3.当时学堂延请日本教习八人,主讲化学、博物等自然科学范畴的课程。“图工科”的中国画老师是请的中国人(按:日本学中国画的人很多,称“南画”,简言之,中国画源头仍在中国)。胡、陈二老说中国画老师是我们本国一位画家。后来查阅文献时,才知道是曾熙(农髯)引见的萧俊贤。
陈中凡先生是该学堂学文学的,胡小石(1888年~1962年)先生是农博科毕业。入民国后,李瑞清在沪做寓公,胡先生专门去李府一面继续求学,一面在李家“课其子侄”。胡拜识沈曾植等老辈学者,也是李的推荐。可见师生间的友情深厚笃实。据胡先生本人讲,1934年金陵大学办国学研究生班,导师全为第一流学者。教育部就是因为小石先生是李瑞清入室高弟,才批准他在该班开书学课(其时方36岁)。
昆仑堂美术馆藏有“奇云扶堕石,秋月冷边关”一联,再三拜读当是清道人真迹。李自称“求分于石,求篆于金”。据小石先生讲,此老生前善逆锋行笔,运笔相对的慢、涩、顿挫加强了线条的弹性(曾有学人评说有意“颤笔”,误传也)。其方笔真书得《龙门》之刚,《刁遵》之柔,以汉简笔意写行草是独树一帜的(按:此联亦为1989年大地出版社《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收录)。有学者发现上款“仲子仁兄”系挖补者,不免疑虑。依笔者所知,只要弄清楚李瑞清、胡小石、杨仲子三者的关系与情谊,此虑则多余;况一时疏忽,写错了或原本卖或送与某人,某人未来取,转送另一友人,也在情理之中。
上文提到,入民国后李瑞清很快离开南京,在上海“鬻书画以自给”。自此以后在作品上署名“清道人”。日常生活中还改穿道服,留给后人一些难解之“谜”。有学者避长者讳,不谈这类专题,可谓讳莫如深。有人猜测“清”是老人家原名的最末字;也有人疑其以遗老自诩,肯定是不忘清王朝昔日皇恩浩荡的寓意,这也是可能的。请细读与之相关的史料,李瑞清在上海时与之交往频繁的有做过安徽布政史的沈曾植(寐叟)、广东学政朱古微(祖谋)等晚清太儒。沈的学识渊博,精研西北史地、历代律法与佛学,欧阳渐(杨仁山居士的高足,支那内学院、金陵刻经处的负责人)与王国维皆彼时著名学者,还经常请益于沈曾植。朱古微是词坛盟主,名气比况周颐、文廷式(珍妃师傅)还要响,但皆列位为清室遗老之列。李瑞清后来又邀约衡阳曾熙(龙髯)来沪卖字画谋生。总体上看还是保守,还是 不肯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交往,深恶痛绝于“二臣”之说,换句话说,就是不承认并与民国建交的欧美各国政府,甚至社会团体,亦宁可饿死,也不肯交往,诚然是封建士大夫保晚节的一种表现。当时不少洋人以各种收藏团体名义重金买李瑞清书法作品,竟声称不卖(据前辈讲,有精明洋人转请中国人出面,其实也能买到)。
相比之下,“海派”一代宗师吴昌硕,他毕竟在晚清无功名,只做过一个月的“安东令”(今江苏涟水)。就个人学养自不可与李瑞清、沈曾植等人相比拟。但缶翁思想开通,能顺应时代潮流。民国元年应美国友人邀请,吴昌硕写成“与古为徒”篆书漆匾赠给该国著名的波士顿博物馆,成为该馆镇馆之宝。相比之下,李瑞清老夫子以“清道人”之署名,或身穿道服,是老人家的一种“愚忠”而已。诚然,我们后人研究前贤时会正确地对待。
具有上述愚忠思想,所谓重晚节的李瑞清在书学研究、书法创作上理念是什么呢?
半个世纪之前,胡小石先生每谈到书史书论言必称“李师”。并详细例证了李瑞清(有时也包括沈曾植、曾熙等在内)是愈高古的愈要研究,愈高古的愈要写。在这种崇尚高古的精神追求中,出现了“神游三代、目无二李”,自称“求分于石,求篆于金”,前者泛指以汉隶为主的碑刻及汉简等,后者是确指三代与三代以来的青铜器。诚然,此老也兼参帖学之长,但是他按照个人的创作意图取帖学的营养以丰富、滋润个人的书法风格,他说过:“篆求古笺奏、文稿、尺牍,一切行草之中,以博其纵荡流丽之观。”从《玉梅花庵临古》等跋款中,处处张扬这些博与约、兼容并蓄的创作理想。
这里所刊“天眷老臣身,人钦黄发偶”款题“清道人敬颂乙盒尚书暨德配李夫人双寿”(现为嘉兴市博物馆珍藏,此乃沈曾植家乡)无疑,乙盒是沈老常用的号,李执为贤伉俪双寿挥毫,当是精品之作。学术界众多学人认为李以碑笔临帖,以涩笔写汉隶、魏书,以涩而顿挫之笔写篆。方笔真书得《龙门》之刚、《刁遵》之柔,又以汉简笔写章草,独树一帜。从源头上说,李的隶书受何绍基影响甚深。但能倍出新气象。篆书取法商周金文,最得力于《散氏盘》,实在是为“求篆于金”开辟新领域。
故而,笔者以为在书法上,李瑞清崇尚高古的精神实质符合这位历史名家的性格与学养。好就好在,他心目中的“高古”是时时刻刻有变化的,简言之,绝不泥古……这个与他主观上要不断开拓市场也是息息相关的。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夏,在江宁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遵奉谕旨,酝酿创设新式学堂。首先是邀约知名学者与关心教育事业的社会名人讨论怎么办学。参与此类具体事项的有张謇(1853年~1926年,字季直,江苏南通人。光绪二十七年恩科状元)、缪荃孙(1844年~1919年,字筱珊,江苏江阴人,两榜翰林出身)、罗振玉(1866年~1940年,祖籍浙江上虞,生长于江苏淮安,曾在清政府学部任职)与李瑞清。事业初见端倪之际,刘坤一不幸病逝。原湖广总督张之洞继任两江总督,此公办事认真,雷厉风行。为考虑财政收入,又能解决日后师资问题,张氏同意以办师范学堂为适宜。当时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按:安徽曾一度称为江南省)。从文献查阅可见张氏有《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奏折》:“……此三省各州县应设中心学堂为数浩繁,需教员何可胜计……经督臣同司道详加筹度,唯有专力大举,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则目前之力甚约,而日后发展甚广。兹于江宁省城,北极阁前,勘定地址,创办三江师范学堂一所。凡苏、皖、赣三省士人皆可入堂受学……”学堂成立之初,由缪荃孙负责,后因另有重任,调离。此前,李瑞清由道员改任江宁提学使。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江师范学堂易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两江总督任命李瑞清出任该学堂监督(即校长)。说来也巧,是年八月,清政府正式下诏废除科举,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李瑞清引领学校,向崭新的教育方向发展。
弄清楚三江师范学堂这根主线,有利于阐明本文的宗旨与相关人物。
李瑞清(1867年~1920年)字梅盒,又字梅痴,江西临川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高祖李宗翰是清中叶当地资望甚高的收藏家、书法家。家中所藏的金石拓片与名家书画,使其从小就与钟鼎、碑碣结下了深厚情缘。父亲李必昌在湖南为官30年,曾任长沙司马摄武陵县令,人称荣禄公。故瑞清启蒙时读书取法比相同年龄之儿童要高。有“少洽《公羊》学,为文学司马迁、范蔚宗,诗宗汉魏,古直而苍凉……弱冠前乡梓远近即素有才名”。他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进士,旋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按清代沿明代建制,翰林院设庶常馆,选拔新进士之优于文学、书法者,入馆深造)。后为江苏候补道、江宁藩司等职。
我们后辈小子专题研究前贤者,务必辩证地剖析。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李瑞清遂客寓上海改儒服为道服,自号清道人,以鬻书画自给。不论他生前或殁后,金石书画界每言及清道人,几乎人人皆知,说其原名,不少人哑然。
好,回归原题。根据胡小石、陈中凡等老先生生前所讲,有关清道人的三件大事是应当载入史册的。
1.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的众多管理、实践经验,尤其在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与教育体制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1906年春,李瑞清赴日本考察教育。对于彼时日本现行学务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研究。从中发现日本很重视各级美术师资的培养。返国后为造就我中华民族的美术人才,特在学堂内创设“图画手工科”。可以想像“敢为天下先”就是“一张白纸”,全国高等师范学堂(如保定师范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也没有几所,倏然间要设立一个专科,谈何容易。从师资、教材、实习内容直至课程设置,一直到1907年方正式张榜招生。第一届招收的学员当中,即有后来成为著名国画大师、美术教育家、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系)首席教授的吕凤子(1885年~1959年,初名溶,字凤子,自署“凤先生”。江苏丹阳人)。
另据笔者所知,张大千从日本返国后在上海经常去李瑞清寓中求教,但非学堂图工科学生。其兄善仔善画虎,是否该科毕业,待考。
2.李瑞清出任监督后,常自开书画课程。分析碑本法帖时不仅详述字的结体、用笔、章法,也阐明各类风格特征,善于类比;尤为学员感兴趣的是,老人家侧重讲书法史、书法理论。最常讲的一句话是“目无二李、神游三代”(李斯、李阳冰,三代指夏、商、周)。
3.当时学堂延请日本教习八人,主讲化学、博物等自然科学范畴的课程。“图工科”的中国画老师是请的中国人(按:日本学中国画的人很多,称“南画”,简言之,中国画源头仍在中国)。胡、陈二老说中国画老师是我们本国一位画家。后来查阅文献时,才知道是曾熙(农髯)引见的萧俊贤。
陈中凡先生是该学堂学文学的,胡小石(1888年~1962年)先生是农博科毕业。入民国后,李瑞清在沪做寓公,胡先生专门去李府一面继续求学,一面在李家“课其子侄”。胡拜识沈曾植等老辈学者,也是李的推荐。可见师生间的友情深厚笃实。据胡先生本人讲,1934年金陵大学办国学研究生班,导师全为第一流学者。教育部就是因为小石先生是李瑞清入室高弟,才批准他在该班开书学课(其时方36岁)。
昆仑堂美术馆藏有“奇云扶堕石,秋月冷边关”一联,再三拜读当是清道人真迹。李自称“求分于石,求篆于金”。据小石先生讲,此老生前善逆锋行笔,运笔相对的慢、涩、顿挫加强了线条的弹性(曾有学人评说有意“颤笔”,误传也)。其方笔真书得《龙门》之刚,《刁遵》之柔,以汉简笔意写行草是独树一帜的(按:此联亦为1989年大地出版社《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收录)。有学者发现上款“仲子仁兄”系挖补者,不免疑虑。依笔者所知,只要弄清楚李瑞清、胡小石、杨仲子三者的关系与情谊,此虑则多余;况一时疏忽,写错了或原本卖或送与某人,某人未来取,转送另一友人,也在情理之中。
上文提到,入民国后李瑞清很快离开南京,在上海“鬻书画以自给”。自此以后在作品上署名“清道人”。日常生活中还改穿道服,留给后人一些难解之“谜”。有学者避长者讳,不谈这类专题,可谓讳莫如深。有人猜测“清”是老人家原名的最末字;也有人疑其以遗老自诩,肯定是不忘清王朝昔日皇恩浩荡的寓意,这也是可能的。请细读与之相关的史料,李瑞清在上海时与之交往频繁的有做过安徽布政史的沈曾植(寐叟)、广东学政朱古微(祖谋)等晚清太儒。沈的学识渊博,精研西北史地、历代律法与佛学,欧阳渐(杨仁山居士的高足,支那内学院、金陵刻经处的负责人)与王国维皆彼时著名学者,还经常请益于沈曾植。朱古微是词坛盟主,名气比况周颐、文廷式(珍妃师傅)还要响,但皆列位为清室遗老之列。李瑞清后来又邀约衡阳曾熙(龙髯)来沪卖字画谋生。总体上看还是保守,还是 不肯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交往,深恶痛绝于“二臣”之说,换句话说,就是不承认并与民国建交的欧美各国政府,甚至社会团体,亦宁可饿死,也不肯交往,诚然是封建士大夫保晚节的一种表现。当时不少洋人以各种收藏团体名义重金买李瑞清书法作品,竟声称不卖(据前辈讲,有精明洋人转请中国人出面,其实也能买到)。
相比之下,“海派”一代宗师吴昌硕,他毕竟在晚清无功名,只做过一个月的“安东令”(今江苏涟水)。就个人学养自不可与李瑞清、沈曾植等人相比拟。但缶翁思想开通,能顺应时代潮流。民国元年应美国友人邀请,吴昌硕写成“与古为徒”篆书漆匾赠给该国著名的波士顿博物馆,成为该馆镇馆之宝。相比之下,李瑞清老夫子以“清道人”之署名,或身穿道服,是老人家的一种“愚忠”而已。诚然,我们后人研究前贤时会正确地对待。
具有上述愚忠思想,所谓重晚节的李瑞清在书学研究、书法创作上理念是什么呢?
半个世纪之前,胡小石先生每谈到书史书论言必称“李师”。并详细例证了李瑞清(有时也包括沈曾植、曾熙等在内)是愈高古的愈要研究,愈高古的愈要写。在这种崇尚高古的精神追求中,出现了“神游三代、目无二李”,自称“求分于石,求篆于金”,前者泛指以汉隶为主的碑刻及汉简等,后者是确指三代与三代以来的青铜器。诚然,此老也兼参帖学之长,但是他按照个人的创作意图取帖学的营养以丰富、滋润个人的书法风格,他说过:“篆求古笺奏、文稿、尺牍,一切行草之中,以博其纵荡流丽之观。”从《玉梅花庵临古》等跋款中,处处张扬这些博与约、兼容并蓄的创作理想。
这里所刊“天眷老臣身,人钦黄发偶”款题“清道人敬颂乙盒尚书暨德配李夫人双寿”(现为嘉兴市博物馆珍藏,此乃沈曾植家乡)无疑,乙盒是沈老常用的号,李执为贤伉俪双寿挥毫,当是精品之作。学术界众多学人认为李以碑笔临帖,以涩笔写汉隶、魏书,以涩而顿挫之笔写篆。方笔真书得《龙门》之刚、《刁遵》之柔,又以汉简笔写章草,独树一帜。从源头上说,李的隶书受何绍基影响甚深。但能倍出新气象。篆书取法商周金文,最得力于《散氏盘》,实在是为“求篆于金”开辟新领域。
故而,笔者以为在书法上,李瑞清崇尚高古的精神实质符合这位历史名家的性格与学养。好就好在,他心目中的“高古”是时时刻刻有变化的,简言之,绝不泥古……这个与他主观上要不断开拓市场也是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