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地记得，5月15日我在家里看电视时，央视某频道播出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当日8时许，全国有六地机场接到恐怖信息电话，声称在飞往深圳的五个航班上有人肉炸弹，后相关航班或推迟起飞，或返航，或备降，各地机场、安检、公安、消防等部门启用应急预案排查……职业的敏感，使得我意识到这是一起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故意扰乱社会秩序的案件，令我好奇的是，动机，犯罪嫌疑人用这种方式作案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
　　深圳警方迅速破案，案发次日便抓获了犯罪嫌疑人王洪亮，后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对其移送审查起诉，而我则是这个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承办人，在阅卷、提审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寻找当初那个疑问的答案。
　　拿到案卷后，我查阅了王洪亮的简历，这位来自内蒙古的小伙，初中辍学后，没有学历，没有技能，又向往大城市的生活，辗转从北京、上海来到深圳，从事过餐厅服务员、工厂普工等比较底层的工作，但干的时间都不长，中间多次走上犯罪道路，抢劫，盗窃，敲诈勒索。
　　他用几分钟时间，仅仅拨打了几个电话，造成了后来几个小时内，航班返航备降，旅客惊慌逃生，后续航班延误，航空公司损失巨大，公安消防进行防爆排查，国家资源极大浪费……他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说，他此举是为了报复社会。为什么要报复社会？为什么选择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我带着这些疑问，走进了看守所。我想象着，犯了这么大一件事，即将面临刑罚的制裁，他一定无比恐慌。但出乎我意料的是，进来的是一位淡定的年轻人，他甚至还带着微笑，有着强烈的倾诉欲望，没等我开口，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起看守所生活的艰苦，第一句话是跟我要烟抽。他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在说到犯罪动机的时候，他说就是为了报复社会，报复警察。
　　他说：我是有前科，但是我想悔过了呀，为什么要总是盯着我不放？我有些疑问，王洪亮有前科不假，但是公安机关也不至于老查他呀。后来，从该案的侦查人员那里得知，由于2006年，王某亮以声称放炸弹、投毒等方式对商场、游乐场所实施敲诈勒索，公安机关在人员信息系统里面将其备注为恐怖分子，列为重点监控对象。
　　至此，我的疑问找到了答案。他认为公安机关的频繁盘问，干涉了他的人身自由，他想申辩，于是过激地选择了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方式来引起注意，殊不知，此举将其再次送上犯罪的道路。我们同情他的遭遇，但不能因此宽恕他违法犯罪的行为。任何人，都应当理性维权，合法表达诉求，这是法治社会的底线，我们必须坚守。同时，我们也应当反思，对于有前科的人，社会如何更宽容地接纳他们？我们欣喜地看到，修改后的刑诉法，实行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这一制度是否可以逐步向成年人延伸？在打击犯罪的同时，预防犯罪和普法教育是否可以做得更好？在加强社会管理的同时，方式方法是否可以更人性化，民众表达诉求的途径是否可以更畅通？